网站搜索

东家做盐的生意。

  东家不问盐的事。

  十里盐场,上百顷白花花的盐滩,全都是他的大管家陈三和他的三姨太掌管着。

    东家好赌,常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赌。

  那里,有赌局,有戏院,还有东家常年买断的一套沿河、临街的青砖灰瓦的客房。赶上雨雪天,或东家不想回来时,就在那儿住下。

  平日里,东家回来在三姨太房里过夜时,次日早晨,日上三竿才起床,那时间,伙计们早都下盐田去了,三姨太陪他吃个早饭,说几件她认为该说的事给东家听听,东家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往耳朵里去,不言不语地搁下碗筷,剔着牙,走到小院的花草间转转,高兴了,就告诉家里人,哪棵花草该浇水了;不高兴时,冷着脸,就奔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去了。

  马车是送东家去镇上的。

  每天,东家都在那“哗铃哗铃”的响铃中,似睡非睡地歪在马车的长椅上,不知不觉地走出盐区,奔向去镇上的大道。

  晚上,早则三更,迟则天明,才能听到东家回来的马铃声。有时,一去三五天,都不见东家的马车回来。

    所以,很多新来的伙计,常常是正月十六上工,一直到青苗淹了地垅,甚至到后秋算工钱时,都未必能见上他们的大东家一面。

  东家有事,枕边说给三姨太,三姨太再去吩咐陈三。

  陈三呢,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想法子跟东家见上一面,说些东家爱听的进项什么的。说得东家高兴了,东家就会让三姨太备几样小菜让陈三陪他喝上两盅。

  这一年,秋季收盐的时候,陈三因为忙于各地盐商的周旋,大半个月没来见东家。东家便在一天深夜归来时,问三姨太:“这一阵,怎么没见到陈三?”

  三姨太说:“哟,今年的盐丰收了,还没来得及对你讲呢。”

  三姨太说,今年春夏时雨水少,盐区喜获丰收!各地的盐商,蜂拥而至,陈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三姨太还告诉东家,说当地盐农们,送盐的车辆,每天都排到二三里以外去了。

  东家没有吱声。但,第二天东家在去镇上的途中,突发奇想,让马夫带他到盐区去看看。

  刚开始,马夫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后追问了东家一句:“老爷,你是说去盐区看看?”

  东家没再吱声,马夫就知道东家真是要去盐区。东家那人不说废话,他不吱声,就说明他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当下,马夫调转车头,带东家奔向盐区。

  可马车进盐区没多远,就被送盐的车辆堵在外头了。

  东家走下马车,眯着眼睛望了望送盐的车队,拈着几根花白的山羊胡子,拄着手中小巧、别致的拐杖,独自奔向前头收盐、卖盐的场区去了。

  一路上,那些送盐的盐农们,没有一个跟东家打招呼的——都不认识他。

  快到盐场时,听见里面闹哄哄地喊呼——

  “陈老爷!”

  “陈大管家!”

  东家知道,这是喊呼陈三的。

  近了,再看那些穿长袍、戴礼帽的外地盐商,全都围着陈三递洋烟、上火。就连左右两个为陈三捧茶壶、摇纸扇的伙计,也都跟着沾光了,个个叼着盐商们递给的烟卷儿,人模狗样地吐着烟雾。

  东家走近了,仍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被冷落在一旁的东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那帮闹哄哄的人群后面,好不容易找了个板凳坐下,看陈三还没有看到他,就拿手中的拐杖从人缝里,轻戳了陈三的后背一下。

  陈三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这位小老头,到底是不是他的东家时,大东家却把脸别在一旁,轻唤了一声,说:“陈三!”

  陈三立马辨出那声音是他的大东家,忙说:“老爷,你怎么来了?”

    东家没看陈三,只用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不温不火地说:“看看我的靴子里,什么东西硌脚!”

    陈三忙跪在东家跟前,给东家脱靴子。

  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陈大管家、陈老爷,怎么一见到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就跪下给他掏靴子。

  可陈三是那样的虔诚,他把东家的靴子脱下来,几乎是贴到自己的脸上了,仍然没有看到里面有何硬物,就调过来再三抖,见没有硬物滚出来,便把手伸进靴子里头抠……确实找不到硬物,就仰起脸来,跟东家说:“老爷,什么都没有呀!”

  “嗯——”东家的声音拖得长长的,显然是不高兴了。

  东家说:“不对吧!你再仔细找找。”

  说话间,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头发丝,猛弹进靴子里,指给陈三:“你看看这是什么?”

    陈三捏起东家那根头发,好半天没敢抬头看东家。东家却蹬上靴子,看都没看陈三一眼,起身走了。

秦大少,叫全了本该是:秦家大少爷。只因为秦家昔日辉煌已去,这秦家大少爷就变成了——秦大少。其中的一个“爷”字没了,可见其身价也就没了。好在祖上留下的两条南洋船还在他手上玩着。

  盐区人说的南洋,并不是地图上标的南沙、西沙、海南岛,而是指远离盐区南面的海洋,大概是指上海吴淞口,或舟山群岛那一代。那里的水温,相对苏北盐区来说,稍高一点。每年春、冬两季,鱼虾来得早,去得迟。

  早年,盐区的许多大渔船在本地海域捕不到鱼虾时,就三三两两地组成船队,到南洋一带海域去捕鱼。

  盐区,能到南洋捕鱼的三帆船,数得着的就是秦大少手中的两艘大船。

    秦家鼎盛时,日进斗金!大小船只几十艘,盐区下南洋,跑北海的船队,每回都少不了秦家的大船。可到了秦大少这一辈,黄鼠狼下小耗子,一代不如一代了。

  那个看似白白胖胖,长得富富态态的秦大少,别的能耐没有,典当起家产来,一个赛俩、顶仨!老祖宗给他留下的那点家底子,没等他小白脸上吃出胡须来,就已经差不多水干见底了。后期,那小子迷上了花街柳巷,家道算是彻底败落。好在,祖上留下来的两艘保命的南洋船,秦大少始终留在手上,小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秦大少虽然有船,但他本人不玩船。

  秦大少把他的船雇给别人到南洋去捕鱼,他在盐区坐享其成。

  每年春季,大多是春节刚过,各地来盐区混穷的汉子,三三两两地夹着铺盖卷儿,在盐河码头上晃荡,等着有钱人家来找他们挖沟,修船,或是到码头上扛大包。秦大少就是在那样的人群中,物色到年纪轻、身板硬、力气大的汉子,领到家中,先问问人家会不会玩船,得到的回答是会,或是还可以。秦大少就酒饭招待。

  秦大少会吃,也会做,他把肥膻膻的猪头肉,切成小方块,拌上翠绿的大葱片,浇上姜汁、香醋,撒上盐沫,放在一个黑红的瓷盆里,上下一搅拌,喊一声:“爷们,把我床底下的‘大麦烧’搬出来!”

    已经在码头上饿了几天的穷汉子们,一见到秦大少的猪头肉、大麦烧酒,外加香喷喷的麻底饼,一个个甩开腮帮子,大吃大喝一通。

  秦大少来回斟酒,递烧饼,笑呵呵,乐颠颠,时不时地也弄一块猪耳干在嘴里“嘎嘣嘎嘣”嚼着。

    回头,大伙儿酒足饭饱了,秦大少丢上一副黑乎乎的小纸牌,神仙一般,优哉游哉地让大伙陪他摸两把。

    那纸牌,秦大少不知摸过多少回了,窄窄长长的,猛一看,黑乎乎的一片,仔细辨认,好多牌都有了残角卷边,有的,还在背面掐了指印子。

  那些,都是秦大少爷摸牌的“彩头”。

  秦大少哄着那些初来乍到的异乡汉子:“来吧来吧,摸两把,输赢都没有关系。”等大伙儿真的跟他坐上牌桌,秦大少就会从茶桌底下,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晃动着一双白胖胖的大手,指指点点地说:“记账,记账,待你们南洋归来,统一算清。”

  那样的时刻,能坚持跟秦大少玩牌的人,大都酒劲上来了,晕晕乎乎的只想打瞌睡,顾及不到秦大少在牌上做了手脚,一个个迷迷糊糊地全都输给了秦大少。

  秦大少呢,一边摸牌,一边安慰输牌的汉子:“没得关系,没得关系的,到了南洋,你们好好捉鱼网虾,几天就捞回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秦大少往往是食指蘸着口水,玩得正起劲儿。可陪他玩牌的人,谁也没有料到,这是秦大少用人的一个计谋。

  你想想,牌桌上输了钱的汉子,跟船到了南洋之后,回想起自己在秦大少家吃的那顿肉菜酒饭,牌桌上迷迷糊糊输掉的冤枉钱,哪个不咬紧牙根,拼命地下网捉鱼虾,好把输掉的钱捞回来?这正好是秦大少抽取“油头”时所盼望的;而少数赢钱的汉子,大都是船上的掌舵人,想到秦大少还欠着他们的银子,无论大船开到天涯海角,也要想着返回盐区,找秦大少讨回银子呀。这又是秦大少放船给人家的一个抓手。

    所以,每年秦大少雇用船工时,必须先领到家中吃一顿丰盛的肉菜,喝一场醉生梦死的老酒,玩几把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纸牌。

  那样,一旦大船从南洋归来,秦大少搬出账本,三下五去二地扣掉船工们输给他的响银,舒舒坦坦地过一段好日子。待下一次大船下南洋时,他再变本加厉,重蹈旧辙。

    直到有一年,秦大少那两艘下南洋的大船一去不复返了,秦大少这才恍然大悟:纸牌玩大了——那帮王八蛋串通一气,驾船跑了。

  他奶奶的!

一进腊月,吴家大院里就开始忙年了。

  先是南来北往的牛贩子、羊贩子,主动上门订货,再就是附近三乡五里的,哪家有个稀罕物儿,比如院儿里打下的金丝蜜枣、甜水黄梨,以及漤透了的红柿子什么的,自家孩子舍不得上口,也要拣些大个儿的,色泽亮丽的,用筐子、篮子或是一方小手巾什么的提来,问吴家要不要,以便能换几个铜板,赶新年给孩子添件新衣裳,或是全家人能在年初一的早晨吃顿白面饺子。

  吴家的内务,全都是大太太掌管着。

  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提早告诉管家,进多少牛羊,杀几头肥猪。至于那些枣呀,梨呀,葵花籽什么的,都是些零嘴玩意儿,大太太交给她身边的一个叫兰枝的丫鬟管。

  大太太身边,一直都是兰枝、兰叶两个丫鬟伺候着。

  兰叶多居屋内,给大太太梳头、捶背,大太太好抽烟,她那杆乌亮亮的竹竿烟袋,足有二尺长,大太太自个儿是够不着点火的,全都是兰叶摇着火捻子,歪着头,鼓圆了樱桃小口轻轻地给她吹进火星儿。有时,那火星吹不旺,大太太反手就把那长烟袋抽在兰叶的脸上了。

  兰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担负起管家的重任。

  兰枝年纪虽轻,可她很懂事理!有事儿,大都站在堂屋客厅与东厢房相隔帘子旁说给大太太。大太太有事儿,由兰叶出来喊兰枝在门口的帘子旁听着。

    这一年,吴老爷捎过话来,说要领四姨太回来过年。家里杀的牛呀、羊的,相比往年都要多出好几倍来。

  大东家吴老爷自打娶了四姨太,就长年住在城里了。那里,有东家的钱庄和四姨太她父亲留下来的天成大药房。如今都是吴老爷一个人掌管着。

  大太太知道,吴老爷和四姨太一回来,就要请县上警察局、镇上治安员什么的,到家里来吃酒席。原准备杀两头牛的,又让管家再去牵一头来。吴老爷爱吃牛肉丸子。又让兰枝多去弄点白果、核桃什么的,为四姨太准备着。

  这样一来,家里的计划全打乱了,要杀的鸡呀,羊呀,所蒸的年糕、包子五花肠什么的,全都要再添份子。一时间,可忙坏了兰枝!

  眼看就要到年根儿底了,三四个厨子昼夜不停地炒呀煮的,还是少个杀鸡剖鱼择菜的。

  兰枝想到了往年来帮过厨的东街田嫂,就去请示大太太,问是不是叫田嫂来帮帮忙。

  田嫂有二十出头,瘦高个儿,雪白的脖子,干活很利落,杀鸡、宰鹅、油炸狮子头,样样都能拿得下来,尤其是揉馒头、压卷子时,她把两只衣袖高挽着,揉起面团来,总踮起脚尖往下用力气。

    这几年,吴老爷很少回来过年,家中不再做太多的菜,一般不再去叫田嫂来了。

  这两年,田嫂的运气不佳,先是生了个豁嘴的小丫头,接下来,她丈夫的腿又在今年秋天运盐的时候磕断了,已经三个多月不能下地干活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变卖给她丈夫吃药了,可那腿还是不敢着地儿。

    大太太可能也忌讳田嫂的孬运气,兰枝在门口问她的时候,大太太半天都没吭声。

  大太太也在想,这都年根儿底了,不叫田嫂来,又好再去叫哪个呢?再说,换个新手来,她一时半会儿,还插不上手哩!大太太就没有干预这件事。

    兰枝呢,听大太太没有回话,也没听大太太反对,就知道大太太是默许了,随即派人去找田嫂。

  田嫂来的时候,满脸都是喜悦。她在家里,正在为过年发愁哩!

    吴家人若是再晚叫一步,她就要把头发剪下来,拿去小店换两个铜板,好过年了。

  多亏了吴家让她来帮厨。这样,等到年根儿底,离开吴家时,多多少少的给她一点鸡呀、鱼的也就好了。若赶上老爷、太太们高兴了,没准还能给她几个热肉丸子哩!

  田嫂满怀着希望,来到吴家。

  当天,田嫂顶着一个灰白的花手巾,穿一件紫花的小夹袄。那小袄,没准是结婚那会做的,前几回来帮厨,也都穿着它,紧箍在身上,衣角还翘巴着,正好有个脏围裙,给她一扎,刚好把那小袄翘起的衣角给扎住了。尔后,田嫂就被指派到当院的污水窝前拔鸡毛。

  田嫂挽起两臂,从屋里的大锅里提来一大木桶热水,往那大盆里一倒,抓过一只鸡往那热水盆里一打旋儿,热气还在直冒呢,田嫂就大把大把地往下扯鸡毛了,她旁边有个专门用来蘸手的冷水盆,手烫得受不了时,就往那冷水盆里一蘸,立马又去拔鸡毛了。要不,盆里的热水一凉,鸡毛就不好拔。田嫂干这样的活,是很有些经验的。

  接下来,田嫂又被喊去和面、剁肉馅、打年糕,等到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吴家已经没有多少事了。也就是说,那时间田嫂可以回去了,可吴家还没有开口说给她点什么东西,田嫂就没急着走,她自己给自己找些事情做,把炸鱼、炸虾剩下的碎鱼、乱虾与玉米面儿、鱼粉面儿和在一起,为吴家的狗呀、猫呀,也都准备了“年夜饭”。

  等到吴家大院在风雪里贴上红对子,挂上大红灯笼时,街上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喜迎新年的鞭炮声。那时间,已经是大年三十的夜了。

    吴老爷与四姨太,因为那场暴风雪,临时取消了回盐区过年的计划。城里捎信来,说他们年后,等天气好转了再来。

  大太太知道这个结果,连晚饭都没吃,歪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

    后来,等兰枝领着田嫂,站在帘子外面喊她时,大太太似乎是睡着了。兰枝连喊了两声:

  “大太太,田嫂要回去了!”

  “田嫂要走了,大太太?”

  喊声中,田嫂正两眼茫茫地站在门外的风雪里。

  田嫂想,今年东家做的肉、鱼丰盛,怎么也该给她一点带上。田嫂自打到吴家来忙年,家中的瘸腿丈夫,还有那个豁嘴的小闺女,没准几天都没进汤水。田嫂家的年怎样过,就指望吴家大太太的恩赐了!

  哪知,大太太里屋发话,说:“窗台上的枣儿,给她几个吧。”

  兰枝和田嫂还在等大太太的下文,可大太太不吱声了。

  兰枝低着头,从屋里出来时,田嫂已捂住哭声跑出了吴家大院,兰枝一个人,站在吴家大院的雪地上,许久,没动。

  第二天,大年初一早晨,吴家大院里一阵喜庆的鞭炮响过之后,少爷、姑奶奶以及吴家的奶娘、奶妈、丫鬟们,一拨一拨来给大太太磕头拜年。等临到兰枝、兰叶时,兰枝跪在大太太床前磕过头后,退到门外的帘子旁,告诉大太太,说田嫂昨晚在回去的路上,投井死了!

  大太太听了,半天没有吱声。末了,大太太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不识抬举!”随后,责成吴家大院里的人,谁也不许去看热闹,权当吴家不知道那回事情。

江南大学是一所老资格的大学,中文系又是江南大学的名系。中文系之所以声名赫赫,是因为有一批久负盛名的老教授,在许多专业上可说是一言九鼎,领风气之先。

  名圣臣字散木的贺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他喜欢着青色的衣裤,加上布鞋布袜,乍一看,俨然一乡下农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贺先生喜欢独来独往,以书为伴。上课之外,不串门,不交际,不嗜烟酒。唯一的爱好是在休息日,带一两本古书和一些干粮到郊外的僻静处,赏玩山水后,坐在树下读书。他的眼睛真好,读了这么多书,却无须戴眼镜。他曾以诗嘲弄那些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辈:“终日耳边拉短纤,何时鼻上卸长枷。”

  “文化大革命”说来就来了。

  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儿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很奇怪的是贺先生对做饭炒菜十分内行,尤其是炒菜。虽说少荤腥,蔬菜由场部统一发放,也不多,但贺先生却能变通烹调之术,或凉拌,或爆炒,或清煮,做出陶淘从没有品尝过的美味。特别是春夏之间,贺先生识得许多野菜,比如马兰头、蕨菜、地菜、马齿苋……他亲自去采,以补蔬菜之不足。

  陶淘问:“您怎么识得这么多野菜?”

  贺先生说:“我不是出生于书香世家,我的父亲是农民,是祠堂资助我上的学。另外,我看过许多这方面的书,孔子说多识鱼虫草木之名,想不到现在用上了。”

  陶淘说:“您很有童心,我却没有,惭愧。”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被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

  陶淘觉得日子短了,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

  陶淘一边工作,一边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

  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

茶几上两只茶杯,一只大,一只小。大的是爷爷的,墨绿色,搪瓷的,部队用的那种。那只不锈钢保温杯自然是孙子的。茶是刚刚泡上的,汤色碧绿透亮,不大的客厅氤氲出几缕毛尖的清香。爷爷端起杯轻抿一口,把身子靠在沙发背上,微微闭上眼睛,很舒服很自在的样子。孙子也喝了一口,喉咙那儿便有“咕咚”一声响。爷爷不满地看了一眼孙子,说,有你这么喝茶的吗?你那是饮牛!孙子说,这有什么,我们支队的人都这样喝,痛快。

  爷爷说,可你的活儿做得却不痛快 ——你当狙击手有四年了吧?孙子说,四年零三个月了。爷爷嘴角浮上一抹讥讽的笑意,说,你好像还没立过功吧?

  没有。孙子说,还了爷爷一个坦然的笑。爷爷说,还好意思笑!这说明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狙击手!孙子说,恰恰相反,我认为我是最优秀的狙击手。屁!爷爷说,能一枪毙命的狙击手才是最优秀的,懂吗?

  孙子再次笑了,摸出烟盒,递给爷爷一支,自己点了一支。白色的烟雾升腾起来,扑上天花板,马上散开,成为非马非驴的不规则图形。爷爷说,我听说,你经手的几个案件,没有一个罪犯死在你的枪下?孙子说,的确是这样。爷爷说,你可真有能耐呀!你该检查一下枪上的准星是不是安偏了。孙子知道爷爷在笑话他,却并不恼,反而回以一笑,说,你不懂。

  爷爷恼了,气得胡子一撅一撅的,拉起孙子去了卧室。

  爷爷的卧室不大,四面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奖状,1945年、1948年、1951年的都有。奖状大多已经退色变黄,但墨黑的字迹依然清晰醒目。爷爷指着其中一张说,这张是济南战役的,我一枪把敌方团长敲掉了,他的队伍立马成了没王蜂,没费一枪一刀,咱们部队就占领了那个制高点。这张是淮海战役的。爷爷说,你知道我击毙的是谁吗?

  孙子说,知道,你说过一百遍了,少将,师长。

  回到客厅,爷爷有了那么一丝沉重,他说,可我还是没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差一个没能达到毙敌一百的整数。你知道为什么吗?孙子说,不知道。爷爷说,我本来可以完成的,可犯了狙击手的大忌:心软。那是在朝鲜的清川江边,那个美国兵是个新兵蛋子,老兵油子没有爬出堑壕解手的。那孩子太年轻,嘴边的绒毛还没完全变黑,我心软了一下。也就犹豫了半分钟,那小子出溜一下没了……

  孙子知道,往下,爷爷要说到他经手的案件了。这是爷爷的老套路,像末流导演拍出来的肥皂剧,看过三两集,结果已经了然于胸。

  果然,爷爷问,那个毒犯,你为什么不一枪敲了他?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警察在一个居民区发现了那个毒贩,这个人是公安部通缉的惯犯,这座城市的一半毒品是经他手运进来的。可他隐身在一户人家,把刀架在一个小女孩的脖子上,和警察对峙。孙子的狙击位置在毒贩对面三楼,毒贩的半个脑袋正处于孙子的枪口之下,被瞄准镜的十字套得牢牢的。

  爷爷说,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咱们狙击手有句行话,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当时犹豫什么呢?孙子说,的确是这样,可我等待的不是他的脑袋,而是他握刀的右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爷爷说,蠢!你想没想过?击伤右臂,毒犯还有左臂,仍然可能对人质造成伤害。到那时,你小子可就惨了。

  孙子说,爷爷,你还要回答我的问题呢。

  爷爷茫然地看着孙子:什么问题?人上了年纪,容易忘事。

  孙子说,我等待毒贩握刀的右臂出现。

  爷爷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孙子说,我怕断线。击毙他太容易了,这也正是贩毒团伙想要的结果。可他的上线呢?下线呢?他这个环节一断,整个案件就没法破了。还有,把毒贩送到审判席上不是更有意义?

  爷爷长长“哦”了一声,说,有道理。可是,前天呢?那个劫持人质的歹徒呢?不会也是害怕断线吧?孙子说,当然不是,是我觉得他太屈。别人欠了他一万块钱工资呀,他在工地风刮雨淋日晒,整整干了一年,却拿不到一分钱,才铤而走险出此昏招。从瞄准镜里我看得很清楚,他一直在掉泪,亮晶晶的,珠子一样,一颗一颗往下掉。当时我就想,他也许有老婆,有儿子,判个三年五载,出来了,不是一个家?爷爷,假若是你,你会往死里打他吗?

  爷爷说,不会。可你是在执行任务。完不成任务,领导不怪罪你呀?

  孙子说,不会。虽然我没立过功,可我们支队长一次也没责怪过我,对我挺好。每次执行任务回来,他都把手搭在我肩上使劲按按捏捏,那双手热乎乎的,让人想哭。你是不知道,我们支队长眼睛很大,清得像一汪潭水。

  爷孙俩正说着,电话铃响了,是打给孙子的,可能又有新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