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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三豁爹又来了。看门的不让他进,办公室留了话,三豁嘴再来,把他拦 在门外,别让他进楼,进来罗嗦。

  三豁爹跳起来骂看门的:”不让爷进?你们江山坐的谁人的?不是你爷八年打日本,四年打老蒋,炮弹把嘴炸成这样,你坐得成吗?你爷今天要来找有关部门,又没背炸药包来炸楼,你杂种为啥不让进?我进去就日你妈啦?“看门的挨了一火,吓得走进房子里,不敢出来,打电话问办公室。办公室说,让他进来。看门的放下

电话,大声说:”进去吧,别嚷嚷。“

  “进去吧,说话不腰疼,这楼上楼下十几层,你爷进去知道往哪找?你告诉我,有关部门在几楼,不能说一声?你那嘴,扁担头儿捣的?”三豁爹举着手里的纸,又嚷。

  看门的只好走出来,拿过他手里的纸,看看,是一张折得像手纸的伤残报告,上面有原市长钱友祥的亲笔批示:请有关部门协调处理。这有关部门,肯定是指民政局或残协之类。民政局和残协,早已经搬出去了,不在市机关大楼里面办公。这死老头,瞎子一样,还凶,就像抗过日的人,都成了焦大爷似的。于是,他不负责任地手一指:“在八楼,爬吧。今天,电梯没电。”

  有电,三楼。爹也不知道啥叫电梯。他就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爬得浑身出了一身透汗,才爬到八楼,喘得说不好话,抱着栏杆,问坐在对门办公室里的一个小姑娘:“丫、丫头,有关部门在哪、哪个办公室?”小姑娘不懂他说啥,瞪起两只描得黑黑的大眼睛,问:“你说什么?”

  “有关部门?”

  “哪个有关部门?你到底要找哪个部门嘛,这楼里上百个部门哩。”

  “不,我只找有关部门。你们在楼里做事的人,都不知道有关部门吗?都怎么 管事的,哎。”

  姑娘摇摇头,不想再跟这脏老头说话。就说:“我不知道,你到下边去看看。”

    三豁爹又沿着楼梯往下走。走到六楼,看见一扇门上贴着张白纸,上边有四个黑字:随手关门。他不识字,前边那三个字不认识,后边的那个字,一黄两竖,立在那儿,就象他家刚做好的杉木门框一样,门角上也有个小“门铃”,大概就是有关部门罢。进去以后,觉得办公室里很暖和,里边坐着四个人,两男两女,正在说话、喝茶、看报。一见来了个豁嘴老头,就都停住。看。

  三豁爹问:“这是有关部门吗?”

  四个人都不说话,不知道老头在说什么。一个年长一点的男干部,说:“老头, 你要找谁?”

  “有关部门。”

  “哪个有关部门?我们都是有关部门,我们又都不是有关部门,有你这么问地方的吗?”

  三豁爹一听,倒觉得这人说话像人话,到底是年岁大一点的管些事。手抖抖地,连忙拿出那报告,说:“请你看看同志哥,市长叫我找有关部门,我都找了两年了,才算找到你们。”

  那男干部接过报告一看,很果断地说:“嗨,这个市长早调走了,早提到省里去了。既然当时市长批了,你咋不找民政去?这是民政上的事,他们才是有关部门,你跑我们这里来干吗?我们是管精神文明的。”

  “他们在几楼?”三豁爹好像听懂了。

  “他们不在这座楼里,在外边。”

  “在外边?”三豁爹又从六楼下到一楼。

  经过门卫,看门的窃笑。问:“豁老头,找到有关部门了么?”

  “找到了。在外面。”三豁爹看也不看看门的球人一眼,走出大厅,去找有关部门。

县长的车子在龙王干沟边停下来,一道宽宽的土坝,把这条著名的泄洪排涝干沟,拦腰截为两段。县长走上土坝,用脚踏一下,坚硬得像混凝土。

    乡长从后边气喘喘吁吁地跑上来,用手指点着土坝,汇报说,下面埋有两孔水泥管道,不影响排水泄洪。

    县长仔细看着,沟里积蓄着一些污水,水面平静,纹丝不动,水泥管被没在水下,一点儿也看不见,青青的芦苇从水边钻出来。他拾起一块儿坷垃,投入水中,泛起一个水花,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疏通过没有?他问?

    疏通过,疏通过。乡长连忙回答,我曾亲自安排这个村的村长进行疏通。

    村长来了,他小心地看一眼乡长,又满面笑容地看着县长,说,这个工程是我亲自带人干的,本应修一座桥,可村里没钱呀!村长口齿灵便,说话开口就来。

    我问你疏通没有!县长直视着村长的脸,说。

    村长毫不犹豫地回答,疏通过,疏通过。说完,又看看乡长。乡长说,老王是一个负责的干部,他办事尽可放心。

    噢?县长下了土坝,踩着沟坡上的杂草,走下沟里,在水边停下,他瞅了一眼乡长,又瞅他一眼,说,乡长大人,你愿意亲自下水摸一下吗?

    没等乡长开口,村长便着急地叫起来,不行不行,这水下不得,水里有蚂蟥,愣往肉里钻,还有水长虫,怪吓人的……

    县长笑了,说,老王,你这是吓唬乡长,还是吓唬我?

    乡长看一眼县长,县长丝毫没有改变语音的表示,他只好乖乖地下水了。水长虫倒没看见,蚂蟥却真的有,正往右腿肚子里钻,他用手抹了一下,右腿肚子又痛起来。传说,蚂蟥这东西厉害得很,如果它钻进肉里,就会一直往里钻,直到钻进心脏。乡长哆嗦了一下。

    乡长从沟里爬出来,小心地摘着粘在腿上的蚂蟥。

    怎么样?县长帮他揪下一个来。乡长犹豫了一下,看看村长,又看看县长,咬着牙答道,确实已经疏通。

    然而,县长要亲自下水了。从他观察到的情况看,他总有些怀疑。县长这一举动,实在出乎乡长和村长的意料之外,乡长慌了,村长急了,一边一个拉着县长,苦苦劝阻,不让县长下水。村长说,水里有蚂蟥。乡长说,你有关节炎啊!但是,这怎么能阻止得了县长呢?他下水了,一直向深处趟过去,水没到他的腰部,没到他的胸口,在他身后,水波呈V字形渐渐扩展。要命的倒不是蚂蟥,而关节炎,腿钻心般地痛起来,他简直迈不动腿了。他拼出全身力气,摸到了两个水泥管,然而,却被淤泥堵得死死的。他愤怒了,忍不住就要骂人了。

    县长是怎样从沟里爬出来的,连他自己也不觉得了,奇怪的是,他的腿一点儿也不痛了!

    他不动声色地向村长说,请你把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好吗?

    村长面红耳赤,舌头僵在嘴里,一点儿也不灵便了。

    乡长大人,你也说说你刚才说过的话。县长又面对乡长,乡长满脸冒汗。县长紧追不放,问道,我的乡长大人,我弄不明白,当你亲自下水,明白了真情以后,为什么还继续瞎说,欺骗我?

    乡长擦擦脸,嗫嚅着说,我以为,以为……

    县长冷冷地一笑,替乡长说下去:你以为我这次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你和村长说什么,我就会信什么,对不对?县长提高了嗓门儿:我不是昏官、糊涂蛋!

    乡长和村长霜打了似的,蔫头耷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马小却的足球观

  马小却想和每一个人谈论足球。

  这座城市的女人,也被小资悄然袭击多时。马小却目光所及,无不小资。马小却也想冲着那个目标奋勇前进,无奈,却总是达不到那种意境。马小却觉得首要问题,是她有了老公,小资女人多半独身。马小却想到这点,很愤恨自己,早早罩住一个老公,没了更多选择余地。而且,夜幕初上时,她手里牵的是女儿露易斯,而不是一团雪球般的宠物狗。还有,小资女人都像鱼一样游弋在精品店、麦当劳。马小却呢,多数时候,还是老公呀孩子呀,还得系了围裙,掌勺下厨。

  但这不妨碍马小却喜欢足球。

  马小却当然不会告诉老公陈非尘,她看球其实是暗地里喜欢贝克汉姆以及光头小子罗纳尔多。女人看球,多半是喜欢看那些奔跑在绿茵场上的男人,喜欢那块状的沉甸甸的肌肉、威武有力的手臂以及左盘右带的卡通一般的双腿。

  这个,当然也不能告诉陈非尘,这会打击他的男子汉信心。

  何况,陈非尘根本不喜欢足球。

  陈非尘的幸福生活

  从哪个角度去观察,陈非尘都是一个实用型的男人。他受儒家思想浸染至深。

  陈非尘在一家机关单位上班。他不想当领导,所以,省去了钻营的诸多麻烦。他对自己的身体倒是照料得异常仔细,健康杂志上提倡什么,他绝对照办。因而,他喝少量的酒,从不酗酒,烟是绝对不沾的。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起来,拿着收音机去慢跑,回来提着豆浆油条。晚上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但不看《焦点访谈》,怕受刺激,一受刺激,血液循环加快,不利于身心健康。

  因此,陈非尘不喜欢足球,就顺理成章。他不理解,一个小小的足球怎么会让这么多的人去发疯。而且,陈非尘从媒体上敏感地嗅到一丝异样,他看到“足球宝贝”后甚至大吃一惊。他觉得这世界有点乱套了。男人踢球,需要那么多的袒胸露乳的宝贝出现在足球场上吗?

  陈非尘觉得,金钱、性与暴力与足球结为亲家了。

  所以,陈非尘不喜欢足球。

  世界杯期间的外遇

  在美国队出人意料放倒葡萄牙队的那场球开赛之前,马小却钻进这座城市最大的一个影视沙龙。那里,聚集了许多疯狂的球迷,在寻找现场感觉。

  马小却坐在那里开始读一份杂志。

  马小却读得很激动。

  马小却眼睛一亮,她看到一个奇特的观点,一场球赛就是一场**。她脸红了。

  沙龙里面男女比例差不了多少,这说明女性看球者不在少数,而且,女人发出的尖叫,给沙龙带来别样的生机。马小却起初并不叫,但后来终于还是叫喊了。在美国队3∶0领先后,马小却激动得脸色通红,她觉得那句话对极了,一场球赛就是一场**,充满了激情、诱惑、悬念,都是玫瑰色的。

  中场休息给了这些足球评论家展示个人观点的机会。马小却和一个大男孩愉快而激动地交流着,大男孩给马小却的印象奇佳,不仅是他的球论高明,还因为他有点像贝克汉姆。

  两支球队各进一枚乌龙球,给这场球赛添加了兴奋剂,美国队以弱胜强,更是爆冷。马小却激动得浑身血液突突地窜,球赛结束很长时间,仍激动着。大男孩也很激动,大男孩甚至在终场哨响的时候,把马小却拥抱起来。

  我希望每一支弱旅都能赢。男孩的声音吹进马小却的耳朵。

  接下来的一切让马小却始料不及,马小却梦幻般地跟着大男孩来到一个贴满足球明星挂图的房间,他们愉快地谈着,谈着。马小却发现大男孩的眼神异样起来,马小却在大男孩的眼睛里也读出了自己的惶恐与兴奋。

  马小却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男孩摆布的时候,耳朵里却响起主裁判的哨音;边裁的旗子高高地举着;马拉多纳带球晃过两名后卫;罗纳尔多左脚一扣,球高高地划起一道内弧线,落点是里瓦尔多,头球,射门!

  韩乔生或者黄健翔的声音高涨起来:球进了!

    补充两条与本文有关的信息

    一、马小却与陈非尘1995年夏天结婚。两人属青梅竹马,婚前马拉松式相恋10年。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觉得他们是上世纪末最佳配偶。

  二、那事情发生后,马小却再也不想看足球了。

  有一天,不喜欢足球的陈非尘突然问马小却,什么叫越位?老婆。

  马小却面上一红。

  马小却无法回答。

新书记刚从外省调来,大家都很敬重他,工作也万分谨慎,谁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出纰漏。

    可偏偏文印处碰上了棘手的问题。新书记在一份文件的指示上,竟把擅长的“擅”字,写成了“善”字,而且还要打印下发。

    材料到了文印处,可把处长难住了。直接改过来,他不敢,敢给书记改错这还得了!况且书记刚来,他也摸不透书记的脾气呀!不改,照此印发下去,万一闹出笑话,书记再责难下来,他这个文印处长,连这个关都把不住,处长还当不?

    他翻了很多字典,希望这两个字能通用,可是所有的字典都板着脸不答应。

    他向几位副处长征求意见,他们也都大眼瞪小眼,拿不出个主意。

    这使他饭吃不香,觉睡不安。唉!怎么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了这么件难办的事。

    不承想,这时处里一个刚分配来的小科员笑了,他说:“这有何难?”

    处长忙问咋办?

    只见这个小科员,把书记的批示拿过去,在那个“善”字上点了个墨点,把它盖得严严实实。

    处长吓了一跳:把书记的批示给毁了,这还得了!他忙抢过来:“我的天,你怎么这么干呀?”

    小科员不慌不忙,拿过批示,在那个墨点上,用笔拉出一条线,然后模仿书记的笔迹,写了个“擅”字。他说:“就拿这个去打印吧!若问这里怎么出了个墨点,就说是我不小心弄上的。这既不伤书记的面子,又不会将错字下达,岂不两全其美?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一切由我担着。反正我头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怕。”

    处长有些犹豫,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了。

    指示打好送上,书记也未细看。这个墨点竟无言地遮盖了一切,也成全了一切。至此,处长心头的一片乌云也终于散了!

    处长高兴地拍着小科员的肩膀说:“小老弟,你真是位智多星,可为我们处解了难了。”

    这件事在办公厅不胫而走,书记的秘书听了不敢隐瞒,直接汇报给了书记。

    书记听了不由得心中一震,他以掌击头说:“这都怪我。这么一点事,怎么弄得这般复杂,看来我们上下级之间,还缺乏真诚和信任啊!”

    这天,离休的老书记来看新书记,新书记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老书记。老书记看了打印材料后,一时心血来潮,禁不住在上面写了四句话:

    错字不稀罕,墨点真新鲜。

    世上无难事,只怕疑虑深。

    老书记写罢掷笔于案。两位书记面面相觑,一时空气凝固,诸多感慨交织在一起,却又说不出口。

“你说说,为什么一提蒋介石你就立正?是不是……”

    我的话还未说完,那个国民党军队的被俘连长,又“叭”一下子来了个立正,因为他听到我提蒋介石了。

    这可把我气坏了,若不是解放军的纪律管着,早就给他一撇子了。

   “你算反动到底啦!”

   “长官,我也想改,可不知为什么,一说到那个人就禁不住这样做……”

   “我看你要为他殉葬啦!”我狠狠地说。

   “不,长官,我要改造思想,我要重新做人哪!”那个俘虏连长很诚恳地说。

   “就凭你对蒋介石这个迷信的态度,你还能……”

    谁知我的话里一提蒋介石,他又“叭”一下子来了个立正。

    这回我终于忍不住了,一杵子把他打了个趔趄,并且厉声说:“你再立正,我就打断你的腿!”

    “长官,你打吧!过去我这也是被打出来的。那时我还是个排副,就因为说到那个人没有立正,被团政训处长知道了,把我弄去好一顿揍,揍完了对我进行‘单兵训练’,他说一句那个人的名字,我就马上来个立正,稍慢一点就挨打。有时他趁我不注意冷不防一提那个人的名字,我没反应过来便又是一顿毒打……从那以后落下来这个毛病,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一说到那个人或一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就立正,弄得像个神经病似的,可却受到嘉奖,说这是对领袖的忠诚……长官,你打吧!你狠狠地打一顿也许能打好了呢。长官,你就打吧!打吧!”俘虏连长说着就痛苦地哭了,而且恳切求我打他。

    这真怪了!可听得出来,他连蒋介石三个字都回避提,生怕引起自己的条件反射。不能怀疑他这些话的真诚。

    他闹得我也有些傻了,不知该怎么办啦!

    一九四八年我在管理***军队俘虏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当时那个俘虏大队里都是***军队连以下的军官,是想把他们改造改造好使用,未曾想竟遇到了这么一个家伙。

   “政委,咱们揍他一顿吧!也许能揍过来呢。”我向大队政委请示说。

   “不得胡来,咱们还能用***军队的办法吗?你以为你揍他,就是揍他一个人吗?!”

    嗬!好家伙,政委把问题提得这么高。

   “那么?”我问。

   “你去让军医给他看看。”

    当时医护水平有限,自然看不出个究竟来,也没有啥医疗办法。以后集训完了,其他俘虏作了安排,他因这个问题未解决,便被打发回了家。

    事隔三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我到河北一个县里去参观,意外地在街上遇到了他。他坐在一个轮椅上,隔老远他就认出我来。

    “教导员,教导员!”他挺有感情地扯着嗓子喊我。

    他头发花白,面容憔悴,显得非常苍老,而且两条腿已经坏了。我问他腿怎么坏的,他说因为那毛病没改掉,叫“红卫兵”给打的,若不是有位关在“牛棚”的医生给说一句话,差一点儿就要他的命啦!

    我听了毛骨悚然,生活竟是这样一部史书!打断了他两条腿,当然就没法立正了,这倒是一种彻底的改造办法。这时,我情不自禁地说:

   “你这辈子,算叫蒋介石给坑啦!”

    天哪!我非常难过地注意到:在我说蒋介石三个字时,他那在轮椅中的上身,仍然向前一挺,做了个立正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