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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是否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全世界每年出版近七十万种期刊,六十余万种新书,登记四十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九百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三十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止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此,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联播”、“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是各类信息无孔不入。根据报道,台湾一家公司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

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开始搭盖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LX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很多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

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为什么要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换房子?为什么不断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中国观众都有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欧洲人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有关。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时刻想着关闭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地说,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 

过多的信息摄入或者过度的信息依赖让我的人生不自由。不是么?打开几个网页,关掉,一天过去了。打开无数个网页,关掉,一辈子过去了。十五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光阴都花在互联网上,花在了许多与我的人生并无关系的奇闻轶事上。

事实上,从我意识到我要守住自己的“第六种自由”时开始,我便想着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来源:《自由在高处》

乐观的人爱说,好人有好报。悲观的人爱说,好人没好报。

你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

无论你是哪一派,都是错的。

相信好人有好报,这是没头脑的乐观;相信好人没好报,这是没心肝的悲观。

相信好人有好报,自然见谁都当好人,成为滥好人,最后一定死得很难看。

相信好人没好报,见谁都当坏人,招来无尽的攻击也是必然,最后也死得很难看。

人当然要当好人,具备罗素先生说的三要素:爱、知识与同情心。

爱与同情心,我觉得人天然就有。知识才是一生需要不停学习,不停更新的。你知道一条原则,并不是从此再无烦恼,而是需要在每天的日常中实践它,就像大厨脑子里知道怎么做菜,但每天要做出一道菜,还是得工作,有时候出现意外,还要有随机应变的本事。

好人好有报,好人没好报,这两句话的共同点就是没有知识。

怎么当好人,其实是有知识含量的。

在我看来,就是会当坏人的好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昨天说到“上等人人帮人,下等人人踩人”,有读者理解成对人品不好的,也要容忍,甚至不幸遇上暴力渣男,也要顺从。这是完全理解错了,又陷回好人有好报的胡话中了。

人帮人的意思是,我帮你,你也帮我,我们交换的是“帮”,是互相提升,是各有所得。市场里的交易就是典型的人帮人,买是帮助卖的,卖是帮助买的,双方都开心,所以市场发达的地方人人过得更好。

把人帮人理解成我帮人,那就惨了,你不帮我,你害我,暴力我,我还要帮你,这就成为滥好人,变成招渣体质,你身边再无好人,只剩下闻风而至的坏人。我不希望你成为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人,我称之为人猪,猪养大,屠夫还要成本,人猪是父母辛苦养大,自己送给屠夫,零成本,负成本。

好人需要有当坏人的眼光、能力和勇气,才是合格的好人,不然只是好人猪。

人活着,会不停遇上坏人,这是显然的。天生邪恶者、嫉妒者、仇恨者、背信弃义者、恩将仇报者、寄生虫,比比皆是,你总碰得上几个。对这些人,你能够当坏人,才是最关键的,否则,陷在他们之中,你也没机会遇上其他好人。

坏人是善于掩饰的,发现需要过程,发现后需要应对,步骤应该是这样:

1、以好人的方式对待他人,微笑、伸出援手、帮助、分享。

2、你会得到两种反应,一是他人回报以微笑、援助和分享,二是他人回报以欺骗、寄生、伤害;前者是人帮人的上等人,继续以好人的方式对待他,后者是人踩人的下等人,要以坏人的方式对待他。

3、什么是坏人的方式?即用坏人的方法回报他,同态复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像教育孩子所说的:坏人是可以骗的。坏人知道你不好惹,占不到便宜,自然不敢继续伤害你。

同态复仇不能机械理解,现实层面的坏人,一般都是些小坏人,嫉妒你,说你坏话,占你小便宜,你无法回以嫉妒和占小便宜,成本最低的复仇是拉黑他,连基本的礼貌也不要给他,将他彻底从你的生活中剔除。

这些步骤每操作一遍,你都可留下人帮人的好人,踢掉人踩人的坏人,你的小环境越来越好,你生活的幸福度越来越高。

所以,对好人来说,怎么学会当坏人,才是核心。

中产阶级家庭,出产创造性人才的比例是最低的。巨富阶层与赤贫阶层产出比例较高。

几年前在一著作里看到这个结论,印象深刻,这几天一直在翻找具体的数据,可惜资料不知塞哪儿了。只好先告诉你这个结论。

创造性人才,多是反常规的天才。巨富阶层,其本身发家过程已具备大勇气,大智慧,基因是一方面,家长对孩子身上反常规的天赋,不觉得刺眼。还有,有钱就有教育,他们可以聘请最好的老师,不浪费孩子的任何一点天赋。

赤贫阶层,父母能把孩子喂饱,已不容易,无余力无闲心去规训孩子,天才型的孩子,得以自由自在成长。

而中产阶级娘炮,最有可能扼杀孩子的创造性。

先解释一下,并非所有中产阶级都是娘炮,中产阶级钢炮很多。在阶层上攀爬,中产阶级是其中一层,钢炮们可以轰开中产天花板。

近几天,深圳某企业离职员工的文章,传播甚广:

此人2001年本科毕业,和老婆都是农村孩子出身,10年在深圳坂田买了一套房,月供6000元;15年在深圳关内再入手第二套房,月供17000元,70万的抵押贷款,每月再还七八千。

他11年生了儿子,16年再生女儿,老婆因此辞职顾家。

不得不说,这篇文章真是该企业最强的招聘广告:只要你一个人认真在我这儿工作,可以供两套房,养四口人,还有大十几万的企业股票。我不开你,你就享有中产阶级的好日子。

可惜本文作者的娘炮大爆发,毁了自己的好日子:

他先是拒绝公司出国工作的安排,被公司劝退。然后,找不到工作,卖房子又心疼亏几十万。即使卖房成功,也只能找个工资更低的工作,全家生活水准将下降。

主人公最后发出天问:我不努力?企业给我待遇不好?还是房价太高?

他的问题全问错了。

他文中颇有暗示企业没有人情味的语句,甚至在16年生女儿之前,加了一句“响应国家号召”——说出这种话来,人就没治了,你为国生孩子?企业欠你孩子?

他错在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娘炮,此类人有几个特征:

自视过高。分不清运气与实力,总以为话语权在自己这边。自己是企业可替代的十万分之一,他却认为自己能选择更舒服的方式,在谈判中选择自杀式攻击。

丧失危机意识。是战还是逃,是死还是活,这种危机意识,我们的祖先还在爬树时,就植入大脑,我们的大脑现在也是这么运作的,为更好的生活奋斗,每天都有些压力,这本应是人的常态,可惜,中产的安逸日子没过几天,危机意识就消失了。

这种员工,对企业来说,是毒瘤,“轻轻松松过好日子”,这种员工形象一出现蔓延,大企业就官僚化了,大家都混,企业离完蛋不远。

尊严不值钱。因为没有B计划,辞职把生活搞得很被动,这种事,换成你,有点尊严感,会哭喊吗?两套房子在手,承认损失,腾挪一下,完全没问题的。这不禁令人想起不久前骗捐的罗尔,宁愿尊严尽失,也舍不得卖掉一套房子。

有点尊严的人,不是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这次辞职傻逼了,我东山再起,牛逼回来。

煽情。娘炮的绝活就是煽情,煽情能转移焦点,把自己的错变成别人的错。“我错误离开一个收入丰厚的企业,生活陷入被动”,这样一件尴尬的小事,变成了“高房价压迫中产阶级”和“企业冷血,中产含悲”,黑白颠倒了。然后一堆没房的人同情这位两套房的人。

这种娘炮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创造性能得到培养吗?

不要同情这种人,不值得。还是多同情不得不开除他的企业吧。

阶层固化,是一个恐吓的常规武器,什么事都能拿出来制造焦虑。

买房,阶层固化!

教育,阶层固化!

医疗,阶层固化!

连基因编辑,这个还非常新鲜的话题,马上也被扯上阶层固化。

其实,太容易恐慌,可能还真是低阶层的一大特征,情绪多,理性少,天天自己吓自己。

阶层的流动,肯定是缓慢的,也应该是缓慢的。阶层剧烈升降,今天上等阶层,明天下等阶层,后天又上等阶层,那种社会并不正常,只有大动乱才可能出现,处于其中人,坐标系天天更换,无所适从,一起倒霉。

上等阶层,非富即贵,购买力强,影响力大,世上的好东西,他们先得到: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甚至更好的婚姻,更好的家庭。这么正常的事,有什么可生气的?不然为什么人们要竞争往上走?努力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就没人努力了。现在的日用品,50年前就是奢侈品,没有富人为奢侈品买单,汽车、空调、抽水马桶都不会成为穷人的日用品。

上等阶层,富贵人家,有更强的动力保持领先,他们是想永远固化在顶端,就像秦始皇,想传万世。早先的皇帝,天下是他的,可以动用一切资源,比现在的上等阶层牛逼多了,可仍然没有永远不垮的王朝。

上等比起下等,富贵比起贫穷,前者是复杂得多的系统,越复杂的系统,越容易出错。天赋、勤奋、勇气、运气,样样都足够,才能够稳居上层。越在上面的人,压力越大,他要和更多的熵增做斗争,没有什么上班下班之分,时时在工作,天天担心事业出错。反而是工薪阶层,下完班就没事了,炒几个菜,切盘卤料,喝点小酒,舒服得很。

没人知道未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保证了阶层不可能固化。很多大公司,有钱,有科研力量,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似乎不可战胜,但还是会没落,有时候它们甚至没犯什么致命的错误,纯粹是输在未来不可预测,关键机会恰好出现在别的地方。阶层的道理是一样的,很难有人永远霸占上等。

越不确定的事,越需要冒险。上等阶层,家大业大,在策略上,将追求赢的确定性,不会下重注,输不起。他们的命更值钱,在需要冒险时,这变成弱点。更多未知领域,尤其是风险大的,绝不会向下等阶层关闭,其中的胜利者,就将实现阶层大跃升。

要实现阶层的上升,拥抱不确定性,是必须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把稳定、安逸当成追求,任何一点不确定性,都令他恐惧。能量都用来追求福利了,凡是自己买不起的好东西,都希望政府免费,教育要免费、医疗要免费,房子要免费。这种状态,就是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也理解不了,你也承受不起,怎么可能阶层上升,不下滑就谢天谢地了。

没人能够锁死阶层,这是熵增定律决定的,这是不确定性决定的,只有你自己能够锁死自己。

  一个戴厚眼镜的,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告诉我的故事。 

  台湾的姑娘喜欢穿花裙子,光脚拖木拖板,爱玩爱笑爱打扮。可是她们的日子十分困苦,成千成万的女孩子,还没有长成少女,就要去谋生。又没有正经的生路,只好去当“下女”,去做“女招待”……每当夜深人静,我听着窗外马路上,格拉格拉的木拖板声音,一句半句南方海岛上的吟诗般的歌曲,爽朗的成串的笑声,我就寻思台湾姑娘的性格,可总是抓不住要点。直到认识了一位小姑娘,眼见她一二年间,忽然长大成熟,又忽然枯萎谢去,我才仿佛明白了一些道理。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为了生活,远离不愿意离开的大陆,渡海到台湾中部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学校远离城市,宿舍又远离学校。那是一座日本式的木头小房子,经过了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弄得围墙倒塌,门窗破败。荒凉的院子和寂寞的田野连接起来了。我怀念大陆上的火热的解放战争,又听不懂本地话,没有一个朋友,活像被充军到沙漠上去了。 

  有一天我上课回来,推开房门,不觉呀的一声,仿佛走错了人家。那挂在墙上的脏衣服不见了,摊在“塌塌米”上的被褥叠起来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最难得的是一股清凉的气味,那是“塌塌米”刚用凉水擦过了。我听见厨房里有响声,从破败的窗子里望进去,只见一个瘦瘦的姑娘,在低着头刷洗锅碗。只能够看见半边脸,脸色又白又干,仿佛石灰。她像是怯生生地看我一眼,没有抬头,也不说话。这就是好心的台湾同事,给我找的“下女”。可是这么小,行吗?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娃莫栽。” 

  “家住哪里呀?” 

  “娃莫栽。” 

  “不要害怕,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 

  “娃莫栽。” 

  我刚学会几句台湾话,知道“娃莫栽”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想必我说的话,她一句也不懂吧。我回到房里,拿一张纸,写上柴米油盐几个大字。再拿出十块钱,一起交到她手里。还没有解释什么,她就静静地一笑,把纸头和钱随便往兜里一塞。 

  我想我总要说上几句什么才好,就把刚学会的几句台湾话全部搬出来,再捎带上几个日文单字,外加指手划脚,向她说明早饭午饭的时间。晚饭早迟一点不要紧。穿衣服向来不讲究,用不着天天洗换。我看得出来她至少是听懂了大半的。可是必要回答的时候,总是一声“娃莫栽”,或者静静一笑。我疑心这笑里面多少有些狡猾。并且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啊,不是一个小姑娘,人家很有心眼儿哩。 

  从此,这个破败的日本式小房子上有了炊烟。荒凉的院子里挂起绳子,晾上衣服。白天有人把窗子打开,让阳光进来。有天晚上,我坐下来写字,叫她沏一壶茶。往后天天晚上一坐下来,就听见她从厨房里,格拉格拉走过来。到了房门口,甩去木拖板,赤脚走上“塌塌米”,双膝跪下,把茶盘放到矮桌子上。这跪下原是日本式的日常动作,既有“塌塌米”,又是矮桌子,好像也只有跪下比较合适。可是我总不习惯,觉得自己享受过分了。每天她放下茶盘之后,就把捏在手心里的一片极小的小纸头,往桌上随便一扔,一声不响地出去了。纸头上写的是柴米油盐几个大字,每个大字下面注着钱数。我费了许多口舌,说明用不着这种日报制度。她只是回答一声:“娃莫栽。”有一回我假装烦恼,当面把纸头撕碎,这才不再拿来了。可是我发现厨房墙上挂起一个小本子,那是日记账。啊,多么固执己见的姑娘呀。 

  我是一个流浪的光棍汉,人地两疏,却得到这样舒适的照顾,心里充满了感谢。可是一天又一天,从她嘴里只能听到一句“娃莫栽”。我觉着是故意对我疏远。她仔细地固执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仿佛对大陆上来的人,一概不信任。有回我苦脸告诉她,不知叫她什么,只好叫做“娃莫栽”吧。她先是静静一笑,接着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笑得直不起腰,两手捂脸,跌坐在台阶上。可是忽然打住了,笑容不见了。好像风筝断线,一下子飘得无影无踪。这一刹那间,她明明显出心事重重。不是这种年纪担当得起的心事,或者这种心事使她成熟得过早了。 

  我向台湾同事打听她的身世,只打听到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她是高小毕业生。家口重,就念不起书了。我想一个教书的人,自己的子女反倒失学,真是叫人难过。我打算每天晚上抽一点点时间,教她国文。可是这姑娘挺有心眼,我一时不敢乱说什么。有天我到厨房里去,看见她捧着本大书。见我来了就往抽斗里塞。我抢过来一看,却是日文的《安娜·卡列尼娜》。我吃了一惊,说了一句愚蠢的话: 

  “看得懂吗?” 

  “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知道说错话了,赶紧叫道: 

  “你很用功,好,很好。要学国文吗?我教你,我有时间,学吧,你学吧。” 

  “娃莫栽。” 

  此后每天晚上,我们上一小时的课。上课当中,我才知道一般的国语,她全听得懂。国文程度,也够高小毕业的了。 

  过了三个月,我第一次让她作文,不出题目,由她随意写写学习的感想。她写道: 

  “我要努力学习国文,赶快学好。明年我要考中学去。我的大哥被捉去当了兵,有了饭吃。我的二哥被捉去坐了牢,也有了饭吃。他们有饭吃,还使得我亲爱的母亲用不着吃饭了。 

  从此我笑不畅快,玩不起劲。人家说我成了小大人。可是我的爸爸对我说:‘这样很好,可以供给你上学去了。’上学本是我的梦想,可是料不到,美丽的梦想会是这样实现的。因此,我没有一点理由偷懒,我要赶快学好国文。” 

  我常年看作文卷子,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的动心。老实说,流下了眼泪。并且立刻背下来了。我是小心谨慎的人,平时牢牢记着,哪些话不能出口。可是给她上课时,我竟和她一起读报纸。向她介绍大陆上的真实情况,在字里行间,寻找大陆战场的真实局势。 

  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我有几个眼睛亮闪闪的,聪明伶俐的女同学。我们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许多接近的机会。可是我胆小,生怕句把难听的话,几下不得体的举动,损害了她们天仙般的美丽。离开中学以后,我过着贫穷的流浪生活。寒酸潦倒,简直不敢想象有一个知心的女朋友了。现在我竟得到这么舒坦的日子,天晓得她怎么摸透我的一些穷讲究:我不爱书桌上插花,花瓶得搁在窗户台上。衣服不摆在眼面前,是想不起换洗的。又怎么知道凉水擦过“塌塌米”之后,那一种清凉的气味,能叫我心醉。这些琐碎事情,我是从来不跟人家说的。 

  到了年关,正月初一的早上。她从家里赶来,穿了一条新做的墨绿裙子,上身是青缎外套。从青缎的年代上,可以看出本是母亲的衣服。她静静一笑,鞠了个躬,咬字分明地用国语说道: 

  “恭喜新年。” 

  立刻钻到厨房里去了。我赶紧叫道: 

  “不吃饭。早就说过的,初一到初三,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今天我要出去玩一天。对了,进城玩玩去。对了,你也去吧。 

  对了,去吧,一起去吧。” 

  在姑娘们面前,我永远只会慌里慌张地,装做偶然想起,才能提出要求。可是她好像没有听明白,一点反应也没有。管自格拉格拉走来走去,收拾屋子。我只好拿起报纸,闷闷看着。好一忽儿,听不见格拉格拉的声音了,抬头一看,见她笔直站在门口,静静地望着田野。我忽然想道:难道是等我出去吗?赶快走到她身边,说: 

  “多好的天气啊。” 

  她就静静地跟着我走了。 

  一路上,我们遇见一些同事,还有邻近学校的教职员们。 

  不论是谁,她都点一个头,用国语或台湾话,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我奇怪她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不想她回道: 

  “认不认得,过年总要问好的。这是礼节。” 

  惭愧,我竟不懂得这么好的礼节。可是我觉得那些认得或不认得的人们,都用一种尖利的眼光看着我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惭愧,她好像不在意,照样静静地,咬字分明地说道: 

  “新年好。” 

  进了城,我慌忙带她走进一家清净的咖啡店。对面坐下之后,我发觉她的眼神里,透着猜疑,忧虑。可是她一字不提,全部埋在心里。可是又全部,叫黑白分明的眼睛泄露出来了。 

  我猜度着说道: 

  “别管人家,我们玩我们的。” 

  “什么?”她好像不懂,但又立刻明白了似的。说:“没管人家呀,管那些做什么呢?” 

  “看你好像有些不安心。” 

  “过年总要算算账的。昨天晚上我爸爸对着账簿,坐到下半夜,抽完一盒烟,说,我们家很穷啊。你大哥二哥都为着真理,给抓走了。我这个老牛,还可以拉几年车子。可是以后怎么办呢?你们也要有一个为着家,为着生活……”她停顿了一下,简简单单地说:“爸爸要我什么也别管,一心学医去。” 

  “学医也很好啊。” 

  “啊。”她闭上了眼睛。当睁开来时,神色很安静。说: 

  “老师,你留心没有?听说有时候校长偷听你讲课。” 

  我心里一跳,怎么她也知道了呢?我秉性谨慎,但又绝不说谎。到了真话不能明说的时候,就不作声。在课堂上讲近代史新文学史,都是只讲到“五四”,就声明讲不下去了。 

  可是作家总是要讲的,我介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几次发觉,校长悄悄闪在窗外,壁虎那样贴着墙壁站着,听我讲课。 

  生活经验告诉我,早晚要卷铺盖走路了。 

  “你怎么知道的?你听见什么风声了?” 

  她摇摇头,却说: 

  “也有的老师,课堂上不讲什么。课外找一些好学生,搞读书小组,读课外书。”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眼睛盯着桌面,声音轻悄悄的,样子多像个文静的女学生。可是说的话又很沉重。我竟不明白这是她自己的话,或是别人让她告诉我的。因为这一番谈话,我觉得我们互相间又多有了一些了解。我觉得她的内心比她的年岁要年长得多。但这一天玩得总不爽快,仿佛将有什么不幸的事情来到了。 

  正月初五,学校里摆酒席聚餐。那校长原是个小官僚,酒量可以跟酒缸比较的角色。从黄昏一直喝到十点钟,越喝说话越多。教员们轮流站起来向校长敬酒。最后有个教员竟把校长扶上凳子,有人叫好,有人跑过去帮忙,竟从凳子上又扶到桌子上面。叫我们大家围着桌子,举着杯子,为校长干杯。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但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放下杯子,从人堆里挤出来,走出屋子。我听见乱哄哄的声音中,校长冷冷地说道: 

  “共产党。” 

  我考虑了一夜,觉得俗话说得好: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清早起来就收拾行李,“娃莫栽”好像不觉得意外,什么话也不说,只管帮我捆捆绑绑的。当我雇好脚夫,回头却看不见她了。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我心慌了,走到厨房窗口,只见她笔直站在窗里,脸色石灰一样又干又白,脸上挂着两行眼泪。她一动也不动,只是手指头哆嗦着。手里抓着一张我的名片,那原是贴在房门上的,不知什么时候她拿下来了。看见这种情景,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全盘乱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反倒拔脚跑出院子。冬天的早晨,铁青的天色,荒凉的田野,哭泣的风,一挑行李,我踉踉跄跄上了路,走出里把地,终究忍不住了,猛的回头,从倒塌的围墙缺口,看见了破败的厨房小窗。窗里黑糊糊的,可是我好像清清楚楚,看见“娃莫栽”当窗站着。手里拿着我的名片,脸上挂着眼泪。我很难过,仿佛是一个丢下亲人,管自落荒而走的家伙。 

  进了城,我找一个朋友借路费。那朋友在职业学校教书。 

  职业学校正缺一个教员,就把我留下了。要我教国文之外,兼教两班地理。地理上头,我完全外行。可是朋友说,走上讲堂,拿起粉笔,随手画出一个省的轮廓。再添上主要河流,几条山脉,有这一手,就是地理教员。一个学期不过教三四个省,离开学还有半个月,还怕练不会这一手吗?我想想无路可走,只好去练画地图。我生怕日后闹笑话,就命令自己什么也不想,一天到晚画呀画的。 

  开学的那一天,我参加了开学礼回来。正打算坐下来准备三天之后的第一课。猛的听见格拉格拉的声音,直走到门口,甩去木拖板。听得这样真切,我的手都哆嗦了。我觉得有人站在房门外面,我背上发毛。猛的回头一看,啊,当真是“娃莫栽”。她静静笑着,见我回头,就双手放在膝盖前面,深深行了一个日本式的鞠躬。咬字分明地用国语说道: 

  “老师好。” 

  来得这样突然,我慌里慌张地招呼她坐,喝水。可是她不好意思地,把拿在手里的一个小包,随便往屋里一撂,就去看满墙的地图。一下子她又钻到厨房里去了,我听见打开水龙头又关上,揭开锅盖又合上。她从厨房里出来时,皱着眉头,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我赶紧说: 

  “不用忙,别着急。你看,叫我弄得乱七八糟。你休息休息再整理吧。” 

  她稍微一愣,随即静静地笑道: 

  “爸爸不让我当‘下女’了呢。” 

  “那好,那好。” 

  “我考职业学校好不好?” 

  “好啊,好啊。” 

  “今天来考,不就晚了吗?” 

  “是啊,晚了。” 

  “不晚,不晚,我早考了呀。” 

  “啊,啊,好啊,好啊。”我连声叫好。一边又因为自己总把人家当做“下女”,脸也飞红了。可她已经拖上木拖板,走出大门。我叫道: 

  “慢着慢着,考上没有?” 

  “娃莫栽。”她管自走了。 

  我回头看见撂在屋里的小包,叫道: 

  “慢着慢着,忘下东西了。” 

  “娃莫栽。” 

  我打开小包一看,却是一盒糕点。明明是一件礼物。我忽然想起她的对着账簿坐到半夜的老父亲,我的眼眶湿了。 

  以后有两天没有看见“娃莫栽”。我第一课教的是江西省,我把江西的轮廓画了几十遍,越画越像一个少女的头部剪影。 

  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道理。 

  第三天早上我到学校里去,看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好像一个市集。我走进教员休息室,看见同事们都一声不响地呆坐着。我的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昨天下午,台北爆发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人民反抗蒋政府的统治,包围了行政公署。罢工、罢市、罢课,今天连火车都不通了,恐怕全省都要响应了。——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起义。 

  上班钟响了,没有一个学生往教室里走,却在操场上排成队伍。一个大个子的学生上台喊口令,一个女学生向大家交代什么事情。不料这就是“娃莫栽”……我着了魔似的,从玻璃窗里看着学生们唱起进行曲,喊着口号,打上旗帜,齐步走出学校。刹那间,我的中学时代涌到眼前:高喊着抗日救亡,罢课,游行……当年的生活多么爽朗,生龙活虎。现在我却这样孤独,软弱,好像一条灰不溜秋的耗子。我的心头擂鼓一般跳动,我的眼泪涌出了眼眶。 

  我接到校方的通知,说是言语不通,可能引起误会,不要离开学校一步。我推磨似的在屋里团团转了一天。晚上,七八个学生推开我的房门,问我有手枪没有?有子弹没有?有别的武器没有?“娃莫栽”跟在大家的后面,站在角落里,眼睛盯着地面,仿佛我们从不相识。有一个学生解释说,恐怕引起误会,武器还是交给他们保管的好。我看得出来,这是变着法子搜集军火。听说话,他们仿佛把我归到敌人那一边去了。我无话可说。“娃莫栽”第一个走出屋子,学生们都跟着走了。 

  可是有一个问题,好像钉子钉到我脑子里去了。他们要手枪干什么呢?难道这是用枪的时候吗?嗐,没有一点学生运动的经验!不知道三五支枪,反倒会坏事的呀!“娃莫栽”,你怎么不问问我呀!我坐下站起,站起坐下。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跌跌撞撞摸到学校里,看见有个教室灯明火亮。我闯了进去,没错,这种景象我熟识得很。课桌都已拼凑到一起,铺开纸笔,有的在写标语,有的在画漫画。我故意不看“娃莫栽”,不看任何人,不管四面八方尖刀似的疑问的眼光。 

  我大声说明自己也当过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我有一点点经验,愿意贡献我的力量。说话之间,我的眼角觉察到“娃莫栽”跟几个学生咬耳朵。等我说完话,立刻受到学生们爽朗的欢迎。不知怎么的,“娃莫栽”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把我按到椅子上。听不清楚她说些什么,只见她笑着,笑着。就是这种场合,她的笑也带着静静的味道。 

  当晚,我们决定派出两组代表。一组到台北联系,一组去台中。“娃莫栽”是到台中去的一个。天蒙蒙亮时,他们上汽车走了。 

  我的青春回来了。虽说经过了特别寒冷的冬天,可是当大地醒过来时,冬天的冰雪也变成了泥土的营养了呀。我自信比学生们还要壮健。可惜,可惜我们还没有站定脚步,街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兵们随时随地可以实弹射击。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娃莫栽”还没有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学校里禁止我外出,就是不禁止我也无路可走。我把牙膏牙刷,换洗衣服,收拾在一个小提包里,准备随时被捕。有回我打开收音机,忽然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叫喊,虽说焦急万分,可还是咬字分明: 

  “……青年们,工人们,赶快到台中车站去,我们的人被包围了。学生会,学生会,赶快带领队伍,用一切交通工具,支援台中车站……” 

  卡擦一声,收音机不响了。无论怎么扭怎么摇,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当天下午,有两个打手请我到校长室谈话,其实却把我架上了汽车。当晚,我被抛进了一个秘密监狱。 

  这个监狱本来是几个连串的钢骨水泥的大厅。现在厅子和厅子之间,安上铁栅栏。每个大厅里,安上三排木头笼子。 

  每个笼子都是两面板壁,两面碗口粗的木头栅栏。人关在里面,活像动物关在动物园里。 

  有天早上,我和一个难友抬着尿桶上厕所去。经过中央的小厅,那是特务们办事的地方。那厅里有一面穿衣镜,只要门开着,我总要顺便照一照的。那天我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女孩子,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发。脚下撂着一个小包。这女孩子不慌不忙地梳着,好像在自己家里。这女孩子忽然往边上挪动一步。啊,镜子里照出了我,还有一个“娃莫栽”。她在镜子里静静一笑。厅里有个人咕噜一声,我抬着尿桶走了,但听见“娃莫栽”提高嗓子和人说话: 

  “是啊,我一点事情也没有,也送到这里来了。” 

  镜子里的形象,叫我久久不能忘记。我头发蓬松,脸色青白,潦倒得不像人样。可是我旁边梳着头发的“娃莫栽”,她那样安静,笑得那么平常。 

  常常三更半夜,特务们在小厅里审问新来的难友。夜深人静,我们可以听见一些声音。我等候他们审问“娃莫栽”,夜夜提心吊胆。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有天我头昏脑胀,矇眬睡去。梦见她就在我的面前,上下左右不知多少根皮鞭子,毒蛇一般缠咬她。可是她静静对着我笑。我心里针扎一般猛的惊醒,我听见远处有人喝道: 

  “还笑?还笑?” 

  那人念咒似的呜噜呜噜了一阵,我听见一声熟悉的回答: 

  “娃莫栽。” 

  我飞快爬到栅栏旁边,耳朵塞在栅栏空子里。我听见拍桌子,跺脚,骂娘。还是一声平静的回答: 

  “娃莫栽。” 

  我听见有人狼一样大嗥一声,我从地上猛的跳起,可是听见那句平静的“娃莫栽”,我又爬下了。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音,铁器碰撞的声音,木头敲打的声音,我跳起爬下,爬下跳起,咬牙咬得牙关酥了,攥拳头攥得手抽筋了。我的心那样翻腾,仿佛一下子要从喉咙里冒出来了。每当我忍受不了的时候,都听见那一声平静的“娃莫栽”。不知经过多少时候,忽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浑身的冷汗,可是抬不起手来擦一擦,立刻昏过去似的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又忽然针扎一般惊醒,夜正深沉,可是再也睡不着了。我暗暗发誓,跟这些野兽战斗到底。我觉得从这一夜起,我才去清算贪生怕死的念头。从这时开始,才变成一个有决心的人。 

  此后没有“娃莫栽”的消息。一天中午,一个小看守大步走到我的笼子外面,咣唧打开牢门,恶狠狠地喝道: 

  “出来!” 

  我毫不害怕,也狠狠瞪了那看守一眼,走出笼子。他带我走到通往另一个大厅的铁栅栏旁边,趁打开铁栅栏的工夫,低声说道: 

  “顶多三分钟,左手第二间。” 

  我赶紧跑过去,“娃莫栽”靠着木头栅栏坐着。脸是这样白,下巴颏这样尖,眼睛这样亮。我仿佛第一次从厨房窗口看见她,心想多小的小姑娘啊。我心里一酸,眼泪出来了。可是她对着我静静一笑,我勉强忍住眼泪,并且有些害臊。她问我吃得下不?饱不饱?三分钟就过去了。当小看守过来催我走时,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眼,叫道: 

  “啊呀,脏死了,脱下来脱下来。啊呀,鞋也破了,脱下来脱下来。” 

  我来不及考虑,脱得赤膊光脚跑回笼子。第二天,我收到干净衬衫,鞋子也缝上口子了。真像是奇迹。 

  这是一个秘密监狱。可我们要是出得起够多的价钱,也能够让小看守从犯人的家属那里拿进来一些东西,也做得到把必需品送给难友。这种互相赠送日渐增多,不知什么道理,“娃莫栽”常常能够走到铁栅栏旁边去,她那里成了两个大厅的交换站。这种活动,解决了一些难友的物质困难。重要的是,给了人体贴的鼓舞,日常的亲切的快乐。而更重要的是,借着衣物来去,交换了消息,传递了字条。我也利用各种机会,走近铁栅栏,跟“娃莫栽”说上几句话。当我积极参加这种活动之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在做好事,内里是有组织的。当然活动只能在个别小看守当班时进行,绝不能够叫看守长知道。有天早上,我们排着队抬尿桶上厕所去时,“娃莫栽”塞过来一条内裤,一个新来的难友接过去了。“娃莫栽”嘱咐道: 

  “传过去,传给十八号。” 

  可是那位难友却揣到自己的怀里去了。“娃莫栽”看见我在十步开外,大声叫道: 

  “快来快来,裤子裤子,给十八号的。” 

  当我放下尿桶,超过队伍往前去时,听见一声断喝: 

  “嚷什么?谁叫你上那儿去?上那儿去干什么?” 

  原来看守长来了,他好像立刻要吃人似的瞪着“娃莫栽”,我站住了脚。大约“娃莫栽”以为我没有听明白,用眼角望了看守长一眼,不慌不忙地盯着我说: 

  “你们看见一条裤子没有?刚才撂在这儿的。穿都穿不得了,可是裤腰还是好的,我舍不得丢了。” 

  我马上想到裤腰里塞着什么字条吧。 

  那看守长大吼一声,伸手一推,我就看不见“娃莫栽”了。 

  当我从厕所回来时,听说“娃莫栽”已被押到黑牢里去了。黑牢在地下室里,不知那里是什么景象。传说关上三个月,人会神经错乱的。我们等候了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还不见“娃莫栽”回来。起初还天天打听,后来提也不敢提起了,为的怕说穿那悲惨的结局。我常常在夜里,心口无数针扎一般惊醒。轻轻叫着她的名字,眼睁睁到天明。有天夜里,我听见墙外飞过一只布谷鸟,叫了一声布谷。好容易忍耐到天亮,我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到别的笼子里去。可是从别的笼子里,却传来一个压倒一切的消息:“娃莫栽”回来了,并且就在我们这个大厅里,在第三排转角的那一个笼子里。 

  啊,我每天早上醒来,海边涨潮一般,涌上来无数的浪头,心里边涌现许多计划,怎样走到第三排转角那里,看上一眼,说两句话。我们住在一个厅子里,可是任凭我千方百计,总共只见到她四次。 

  第一次—— 

  我三脚两步往那里去时,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木头栅栏,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轻脚轻手走到她面前。她的脸色石灰那样干燥苍白,她睁开眼睛看我一眼,又闭上了。仿佛我们天天见面,一点也不稀奇。我禁不住吃惊,“啊”了一声。她又睁开眼睛,她的脸上这才闪电一般出现了兴奋的表情: 

  “你来了,来了,看见你了,不是做梦,真的看见了。” 

  “刚才你好像没有认出我来。” 

  “不是,不是,我当是做梦,我常常做梦,闭上眼睛就是梦。” 

  她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断成两三句。她的嗓子沙哑,必须用力说出来,才有常人的声量。我心里一哆嗦: 

  “黑牢里很苦吧?” 

  “不,不,没有什么,不要紧的。”静静一笑。“我不是好好的吗?”这句话没有用力,就沙沙地,勉强才听得清楚。 

  “听说那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不,不,那里晚上亮一点,晚上比白天亮。走廊里有些路灯,漏进来一条光,总有手掌宽。晚上我是不睡觉的,我看书。凑着那一条光,把‘唐诗三百首’里,读得懂的都背下来了。” 

  “唐诗?” 

  “有天夜里,我听见地板上有个东西在抓在爬,啊呀,好像大得不得了,总有一头熊那么大吧。那东西爬到光里面来了,原来并不大,是个小耗子,滚圆精壮。它见了光,眯起眼睛,两支爪子扒拉扒拉胡子,有趣极了。我笑了出来,可它一点也不害怕。想是先先后后的难友们,把它喂惯了吧。它跟我捉迷藏似的,一忽儿出来了,一忽儿不知哪儿去了。我满地里找耗子洞,却找到一块活动的地板,弄开来一看,有一本唐诗……” 

  她累了,静静一笑,闭上眼睛。 

  “你躺躺吧。” 

  “不,不,不。” 

  “白天呢,尽睡觉吗?” 

  “尽做梦。睡一忽儿,梦一忽儿,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是梦着呢,还是醒着呢。” 

  “都做些什么梦?” 

  她静静笑了一忽儿,眼睛里闪着快乐的火花: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家里。我用凉水擦过了‘塌塌米’,屋里清凉清凉的。我站在窗边,等我哥哥回来。啊呀,院子里围墙早已修好了,爬了一墙的牵牛,一墙的紫的玫瑰的白的蓝的小喇叭。香蕉树有房子高了,椰子树碰着云了。地上满是五色草,紫的白的绿的墨绿的。土名字叫没根活。掐下一节往哪里一插,它就能活。真是好东西。我抬头一看,怎么你来了……” 

  “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怎么这样说呢?不,不,这样说也没有什么……” 

  她一低头,头顶顶着木头栅栏。不知道是她累了还是我说话莽撞了。我说: 

  “对不起,我说了没有意思的话。” 

  “不,不,不要紧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在家的时候,也种花草,可也不见得特别喜欢。偏偏来到这种地方,常梦见花园,看见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花朵……”她静静一笑:“是不是那时候我还小,现在我长大了。” 

  “一共也没有多少日子吧。” 

  她笑笑,轻轻地沙沙地说: 

  “这些花朵叫人多喜欢哪。” 

  我听见几声咳嗽,由远而近。那是难友们传递过来的信号。有什么家伙来了吧。 

  “你走吧,走吧,慢着,老师,‘浑欲’是什么意思?” 

  “浑欲?”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哦,白首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是呀,是呀。” 

  “差不多,几乎,快要。” 

  ……………… 

  第二次—— 

  我拿着一包烟卷大小的牛肉干,急急转过弯。“娃莫栽”盘腿坐在地上,脸儿嵌在木头栅栏中间,望着我的来路。没等我走到面前,就急急叫道: 

  “九天了,等了你九天。前回一句要紧的话都没有说,问你,一冬天你做了些什么?” 

  “做是做了些事情。” 

  “做的顶多的是什么呢?” 

  “瞎想。” 

  “想的顶多的是什么呢?” 

  “生和死。” 

  “啊!”她叫了一声,好像见到一样叫人受不了的脏东西。 

  “怎么了?不舒服吗?” 

  “不,不,不要紧的,没有关系的。你为什么不画地图呢?” 

  “地图?” 

  “你是地理教员呀!” 

  “那是笑话。” 

  “不,不,你的地图画得不错。想办法画几张,画一张东北,画一张山东。画上战线,画上由哪里打到哪里了……”她张了张嘴,忽然说不出声音来了。我赶紧说: 

  “我画,画。你休息,休息。” 

  她喘了口气,静静一笑,用力提高嗓子,可是我只听见轻轻的沙沙的声音: 

  “不要紧的,刚才说急了一点。你读了些什么书?” 

  “哪有什么书读呢?” 

  “为什么不学日文?” 

  “怎么学呀?” 

  “你的环境这样好。” 

  “环境好?” 

  “是呀,你跟大家住在一起,大家差不多都会点日文。连看守骂人,都会用上几句日本话的。为什么不学呢?” 

  “恐怕就是因为这个,我听见日本话就心烦。” 

  “不,不,不对,那不对。你教我国文的时候,跟我说,学好一种语文,就好像灵魂上打开一面窗子。你看你的条件又这么好,……” 

  “什么条件?” 

  “有时间呀。” 

  “好,学吧。这是牛肉干,拿着。” 

  “不,不,我不要,我有吃的东西。我吃得很香,你拿回去吧,谁送我东西我都不要的。” 

  “你身体弱,你要保养。” 

  “不,不,大家都要保养。我也不弱。真的,我身上哪儿也没有毛病。我很快活,真的,做了那么多梦,没有一个不是快活的。” 

  “拿着吧,这点东西来得不易。” 

  “怎么来的?” 

  “一个难友的妹妹,花了不知多少钱,才送进来一点东西。 

  听说那妹妹在外面出卖肉体……” 

  “啊!”她干叫一声,闭上眼睛,低下头,顶着木头栅栏。 

  想不到这么句话,使她这样受不了。 

  “对不起,我说了句粗话。” 

  “不,不,不要紧的,没有关系的。到了这里,什么粗话没听见过呢?可你,可你说的是难友的妹妹呀,……” 

  我听见值班小看守大吼一声,那也是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有人来了。 

  “去吧,回去吧。第二排有个病号,你带给他去。慢着,你别说怎么来的。你告诉了人家,叫人家怎么咽得下呢?” 

  ………… 

  第三次—— 

  我轻轻走到她的笼子前面,她闭着眼睛靠在栅栏上。她的头发齐齐盖住半边脸。这头发是一种奇迹,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整齐的。她这样安静,这样苍白,仿佛坐在窗口看月亮,看着看着睡着了。我一向觉得她长得美丽,可是说不出来美在哪里。仿佛只是五官匀称,此外没有什么特征。这一回我发现她脸上的线条特别细致特别明确。眼睛的弧线,鼻子的直线,嘴唇的弓形线,都是明确端正,又细致柔软的。我轻轻叫了一声,她立刻睁开眼睛,一下子睁得那么大,一下子就完全清醒了。我从侧面看出,啊,美丽的眼窝深深凹下去了,眼球又像是离开了眼皮,凹在尽里面。可又黑白分明,没有一根红丝,没有一点点肮脏。 

  “又梦见什么了吧?” 

  “你去过阿里山没有?你没见过那里的云海?没到过原始森林吧?我在山上住过一夜。那一夜光想一辈子在森林里工作。我们的森林工人里有各种各样的好人,有学校课本里所说的懂得鸟语的公冶长,瘦高条,山羊胡,戴高帽子,穿宽袖大袍。有‘猎人笔记’里面外号叫做跳蚤的小老头儿。森林里没有路,公冶长叽啾叽啾地问鸟儿们:‘哪儿去?往哪去?’鸟儿们叽啾叽啾地好像回道:‘往西,往西。’要知道树是不能乱砍的,有一定的尺寸。还要留下母树,让她撒种子。跳蚤小老头儿走路一跳一跳的,老是弯下腰,招下这个花那个草,揣在怀里。一路上嘟嘟囔囔跟树木商量,让谁留下谁又愿去。有天晚上,我们并排躺在帐篷里,呼噜呼噜,大家睡得好香好深沉。可是我不知为什么,迷迷糊糊的睡不踏实。半夜,我并不知道是在做梦,听见一声一声替拖替拖的声音,仿佛一个高大沉重的巨人,拖着拖鞋,一步步往我们这里来了。 

  一掀帐门,进来的却是个瘦骨伶仃的小老太婆。头发雪白,眼珠子绿幽幽的,手里拿着一根麦秆。她从门口起,挨着个儿,用麦秆往我们头上吹气。我睡在当中,眯着眼睛看她一个一个吹过来。到我这里时,赶紧闭上眼睛,忍住呼吸。只觉得她这口气冷森森跟冰水似的,把我浑身冻僵了。我这才想起她就是森林妖婆啊!我知道应该立刻爬起来,要是我一起来,大家就会一个跟着一个起来的。我们冲到帐篷外面,绕着帐篷跑三圈,就没有事了。要是起不来呢,大家全会冰凉僵硬了。可我怎么起得来呀,手脚全不听话,身体软得跟棉花团一样。我想叫,张了张嘴,一点声音也出不来。啊呀,森林妖婆已经吹到最后一个人了,再起不来就晚了,晚了。我急出一身大汗,还是动弹不得。忽然想起,咬一咬舌头试试。一咬舌头,我就刷地坐了起来,挨着我躺着的,也刷的跟着起来了。我想对了,行了。一骨碌就冲出帐篷,一个跟着一个,公冶长,跳蚤小老头,都冲出来了。他们都闭着眼睛,都还没醒呢。我领头绕帐篷跑了三圈,回头一看,森林妖婆也跟在后面跑。不对,不能站下来,我就再跑,再跑,跑得气也喘不上来了。可是森林妖婆还在跑呀,我想完了,再也跑不了了,腿抬不起来了,要晕倒了。可是我若跌倒,大家都会随着跌倒的。还得跑呀跑呀,哈,森林妖婆一个跟斗,栽在地上。我只多跑出一步,也摔倒了……” 

  ………… 

  第四次—— 

  “啊,你怎么来了呢?快走,快走,今早大检查。你们不知道吗?快通知大家。” 

  “知道,我们都知道。可是十二天没有看见你了,就是会把我弄到黑牢里去,也要看看你。这十二天里头,我想了上百个办法,都没有来得了。真他妈的……” 

  “啊!”她闭上了眼睛。 

  “对不起,我嘴上也学脏了。” 

  “不,不,不要紧的,没有关系的。”她静静一笑:“我看见你画的地图了。有一张还有两句日文说明,你学了日文了。” 

  “别提那个。我想了十二天,一定要告诉你,要跟你说,你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有你在一起,我……” 

  “我不懂什么力量,别说了。不,不,今天你很高兴,一定带来了喜信。不,不,今天是大检查的日子呀,说了可惜了。”我看她说话比往日更加用力了,额上竟渗出一些汗珠。 

  可是声量比往日还要弱些。 

  “那我不说了。你躺着吧,我走了。” 

  她用力提高嗓子: 

  “慢着。你觉不觉得,我们好像住在一条轮船上?” 

  “哦?” 

  “这里是一间一间轮船上的房间。不过是在顶底下的一层,好像在货舱里。我从前坐过这样的货舱。这条轮船走得慢极了,死沉沉地。人呢,天天闷着。弄得好些人不知道往374小说B林斤澜:台湾姑娘哪儿去了,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拢岸。” 

  “我们要多做些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指南针。” 

  “对,指南针。” 

  “是啊,你多想想这件事吧。”她把头顶在栅栏上,喘了一忽儿,轻轻的沙沙的说道: 

  “听我爸爸说,我家祖先,从福建坐上木头帆船,什么机器也没有,光有一个指甲大的指南针,就飘过大海,到台湾来了。我常常梦见这么条船。”“我也做了个梦了,也梦见一条船。船上有许多人,有你,有我。这船开到大陆,我这个地理教员带你逛上海,杭州,……” 

  她浑身一松,低下头,快要伏在地上了: 

  “我也做过跟这一样的梦。”忽然直挺挺跪了起来,把两手伸出栅栏,我也赶快伸出两手。我们隔着栅栏紧紧握着,她的眼角有一颗泪珠,可又静静笑着说: 

  “我们到北京,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了,你说,你快活不快活?快活不快活?”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升起,万物苏醒。 

  戴厚眼镜的,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说完了故事,迟疑了半天,静静笑道:“什么样的性格呀!” 

(选自《人民文学》195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林斤澜(1923—2009),男,1923年6月1日出生于温州市。1950年到北京市文联工作,任文学创作组成员,创作小说、剧本等多种。代表作品有 《春雷》、《飞筐》、《山里红》、《石火》、《满城飞花》等。一生经历丰富,创作颇丰,曾与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

【请思考】这篇小说是林斤澜的成名作,体会他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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