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搜索

“张爱玲小说字里行间的那个冷,能传到我骨头缝里去。”在南京大学,毕飞宇居然从“冷”和“热”这个角度去阐释张爱玲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家”走进大学,用他们实践性的创作经验为大学生普及文学教育。比如,复旦大学中文系  聘请王安忆做创作专业教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为其主持国际写作中心,阎连科、刘震云等作家也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毕飞宇是一位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地球上的王家庄》、《青衣》、《平原》等作品,并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奖项。2008年,毕飞宇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推拿》。2014年,娄烨导演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摄成的同名电影《推拿》斩获了包括银熊奖、金马奖在内的国内外各大电影奖项。除了影视改编,毕飞宇的作品也多次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2016年,毕飞宇荣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毕飞宇爱小说是在文学圈里出了名的,但他对小说的情感又有些复杂。他有时候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比拟生命。有时候他又把小说看得很轻,就像一个玩具,一个手把件,他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2014年,毕飞宇来到了南京大学,为大学生们解读小说。在讲台上,他读蒲松龄的《促织》,竟从1700字的小说里读出了《红楼梦》的恢弘。这部清代年间的文言短篇在他的重新解读下,再次变得活色生香。“哪个地方特别打动我,我就会把它作为重点拎出来分析分享。”毕飞宇读小说特别注重个人化感受。

他认为,每个小说的美学呈现,都与作家自身的特点紧密相连。所以,读者们没有必要去寻找一种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小说范式,那个并不存在。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小说,你渴望写什么样的小说。这不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是一个从人到人的过程,也就是从作家这个人到写作者这个人的过程。

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的小说讲稿整理成《小说课》。毕飞宇表示,他希望自己的讲稿“能帮助渴望写作的年轻人”。

在毕飞宇看来,“写作是需要才华的,写作的才华首先是阅读的才华。”以往,我们在中学阶段接受语文教育时,教师们特别强调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毕飞宇认为,这是归纳式的训练,是必须的。当然,他补充说,如果要进行小说写作的教育,光有归纳式的训练还不够,小说写作需要的是演绎思维。

“每一个好作家的背后最起码有一个杰出的中学语文老师。”毕飞宇强调,中学语文教育对一个人思维的训练至关重要。

B=外滩教育

 F=毕飞宇

B:“小说家”的身份对于您解读小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F:《小说课》是我的讲稿,每一次上台之前,我会把所讲的作品再对一遍,通常是逐字逐句的。我很在意这个逐字逐句,我是写小说的,怎么写?不是一段一段地写,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不一样,小说家存在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细节,我们要落实,要一砖一瓦,这里少一块砖头,那里少一条钢筋,那是要出大事的。如果你告诉这个世界,我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可是,这个小说没有人物,没有结构,没有背景,没有语言,天下没有这样的小说。

话再说回来,上小说课,我要面对的是学生,所以,我必须用写的方式去读,也必须用写的思路去讲。只有这样,我才能给渴望写作的年轻人提供帮助。我得再说一遍,我讲小说,不是辅导年轻人写论文,而是帮助他们写小说。

B:您解读小说是从作者的“性格、智商、直觉、逻辑”来解读。一般来说,我们解读小说多是从“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角度来解释。这两种解读方式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

F:  解读小说是一项自由的事,我们没有必要拘泥。我个人认为,从“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角度去解读非常重要,它很经济,见效快。用这种方式去做普及工作,基础教育的工作,它是最好的方式,在许多时候,我也采取这个办法。你如果逼着我用三、四节课去讲《红楼梦》,同时要求我讲得比较完整,这个方式几乎就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它非常科学。

我儿子学工科,也喜欢小说,一般的时候,我对他讲小说通常就是归纳,四五分钟就把一部小说讲完。但是,如果你更专业一些,这个方式的局限性就出来了,它粗,它对具体的写作用处不大。

道理很简单,小说的思维不是“中心思想”的思维,“中心思想”是归纳思维,小说思维正好相反,是演绎的。所以,如果我的儿子决定写小说,我的讲法一定不同,一个字、一个词也可以讨论一个上午。

从“性格、智商、直觉、逻辑”这几个要素去分析作家和作品也不是我的首创,西方人大多这么做。实际上,对一个作家来说,所谓的要素并不局限于这些。比方说,价值观、阅历、见识、语感,这些都很重要。

我在解读小说的时候借用了四要素,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帮助年轻人写小说,所以,我在解读的过程当中有意识地突出这几个方面。

不过我也要强调,虽然小说写作主要依靠演绎,归纳能力也是必须的。一个没有归纳能力的作家走不高,也走不远。

B:所以,您认为演绎思维对小说创作至关重要?

F:说白了,所谓的文学教育,就是思维方式的培育。写小说当然存在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那就是抓住人物,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物,它是具体的,形象的。我也读哲学,读哲学最要紧的却是抓住概念,没有概念就没有哲学。可是,你如果用抓概念的方式去写小说,比方说,本体、异化、存在、荒谬、那你就很难进入小说。

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加缪既是哲学家也是小说家,他有两本书,一本是《西西佛的神话》,一本是《局外人》,它们表达的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荒谬,前者是哲学,后者叫小说。

先说小说,《局外人》是如何推进的?一切都围绕着那个叫莫尔索的男人,——他的动态、他的感受、他的内心,并以此为依据,展开所谓的情节。通过这些情节,我们知道了一件事,这个世界是荒谬的。这个思维方式就是演绎的,它很具象,这个象就是莫尔索这个人。因为具象,文艺美学就把这种思维方式命名为“形象思维”。

再说哲学,《西西佛的神话》所说的问题同样是荒谬,但是,和具体的人物无关,就是“荒谬”这个概念。哲学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它具有很强的推导性和归纳性,也就是所谓的“理性思维”。读小说需要理性思维,但是,更多的部分在刺激想象,也就是形象思维。

B:那您觉得目前中学生所接受的语文教育能够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吗?

F:中学生练习写作文的重点不是写作能力,是一个孩子通过教育之后所具备的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作文写作有它的硬性要求,那就是你可以在一千个字里头完成你的逻辑小系统。有能力去完成这个逻辑系统,你就具备了社交与工作的能力。

设想一下,一个人,他到了高中毕业只会使用“爸爸”、“妈妈”这些简单概念,只会表达“我要吃饭”这样的简单判断,而不能完成一千个字的逻辑体系,这个人是不能走上社会的,他一定没有自理和自立的能力。所以,练习写作文,不是“写文章”的事情,更不是“写小说”的事情,是练习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它和你将来做不做作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许多中学很荒谬,邀请我们这些作家去辅导中学生写作文,太搞笑了。可以辅导中学生写作文的,不是我们这些作家,是经过师范大学培养的中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教育是非常专业的,作家不能胜任。

这么说吧,作家推的是铅球,中学语文教育打的是乒乓。如果你没有乒乓球的训练,你不一定有能力把轻微的乒乓球推过球网,你有再大的力气也没用。利用这个机会我再说一遍,我不去中学不是我傲慢,相反,是我谦卑,是我明白。

B:所以,您认为中学语文老师对于培养日后的作家是很重要的?

F:是的,好的高中语文老师的作用特别大,这个大不是高中语文老师比大学教授高明,是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和年纪有关,它是有阶段性的。比方说,一个人学说话是六岁之前的事情,过了六岁那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

在国际上,界定母语有它的标准,所谓的“母语”就是你六岁之前你所使用的语言,过了六岁,那就不能算母语,只能算外语。哪怕你的外语水平超过了母语,那也是外语,你语言的条件反射是很不一样的,母语是“长”在脑细胞里头的。

同样,思维的训练黄金阶段则是在高中,这个阶段你把握住了,你的思维能力甚至可以决定你的一生。我说高中语文老师的作用特别得大,原因就在这里。

B:有观点认为,阅读的作用就是培养思考力,有思考力的表现是会提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F: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老实说,能够清晰而又简洁地提问,那是高素质的体现,一,他有好的语言组织能力,二,他有很强的概括能力。

概括其实就是归纳,归纳能力其实是不好培养的,为什么在中学阶段老师们总是训练我们提炼段落大意?因为这个重要。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了,我从来不反对“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式的解读,它不会过时的,无论如何,归纳能力是逻辑能力的重要部分。

老百姓常说,和有些人说话愉快,和有些人说话费劲。为什么费劲?因为他没有归纳能力,他的归纳总是跑偏了,这就对不上了。驴头不对马嘴是表象,根子是你这个谈话对象没有归纳能力。

在我看来,中学阶段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也就是归纳。如果一个孩子会提问,能问到点子上,这就说明这个孩子具备了归纳能力。

B:我注意到,您在解读小说时,经常谈到“审美”一词。为何如此强调它?

F:审美这个词比较复杂,它牵扯到一门专业的学科,也就是《美学》。《美学》类属于《哲学》,可我们的哲学课一般都是由“集体学习”来替代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几乎就没有哲学的启蒙。直到现在,中国的大众几乎还不知道有《美学》这么一个东西,这个非常遗憾。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哲学》是中学生的必修课,哪有高中都毕业还没读过哲学的呢?我想说,《哲学》不是象牙塔,它是日常的,它比“奥数”重要多了。

一个真实的蒋勋

作者:蒯乐昊

“如果一个女子在怀胎的时候不快乐,她的忧伤大概会遗传给肚里的孩子。”

蒋勋就是那个曾经不快乐的孩子。兄弟姐妹6人,独他继承了母亲的悲伤与敏感,母亲把去国怀乡的幻灭感、婚姻不如意的悲凉感,通过血液、脐带和隐秘的基因,提前埋入他的身体。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

蒋勋的母亲是满族正白旗人,外曾祖父是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辛亥革命的时候,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才抢光。”蒋勋带母亲游览台北故宫,展出珍品中有清朝薄胎瓷器,瓷胎薄得仿佛半透明的蛋壳。学艺术史的儿子不无得意地向母亲介绍,母亲很平淡地说:以前,你外婆家,有好几柜子这样的东西,每次她发脾气就摔几个。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家境败落,房子还在,光是外祖父上朝的补服(官服前襟的刺绣)就有好几箱。外祖母带着母亲,寡母独女,生活在只余下一副空壳的府第之中。那个被抢空了的家宅依然占据着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10来岁的母亲每晚都要独自穿过一进一进的门廊,去私家佛堂上香,宗祠两旁列祖列宗的画像,在黑暗里严肃地注视着这个扶着蜡烛、战战兢兢的少女……这是母亲的叙述,也是蒋勋的想象,“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但那画面我熟得不得了,母亲身上因此始终有种奇怪的忧郁,她的心事我都懂。”

领教过繁华背后的幻灭,繁华就成荒谬。1949年,蒋勋随父母举家逃难到台湾,当时他只有两岁。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逃亡,所有身外之物全成为活命的负担,在慌乱的迁徙中被丢弃干净,曾经的贵族后裔沦落到身无分文。“我始终觉得台湾就像南朝,偏安一隅。”

后来,他爱上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爱上了南唐李后主的诗词,爱上了南宋的绘画……

出身北方高门望族的王羲之在永嘉之乱中举家逃亡南方,过江时看到无数尸首在江面漂浮——每次读到这一节,他就仿佛在阅读隔代的自己。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世的?

蒋勋:母亲一直不太愿意讲,因为国民党宣传辛亥革命,台湾教科书里一直写着“腐朽的满清”,她不愿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满清后裔,是被革命的对象。但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很高兴。那时我读小学五六年级,正开始读《红楼梦》,知道自己是正白旗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曹雪芹也是正白旗。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渊源,仿佛我背负了一个很久远的家族秘密,这是一种罪,我必须为此赎罪。

人物周刊:小学五六年级认识就达到这个深度?或者仅仅因身世与众不同而高兴?

蒋勋:特别复杂,是自负、骄傲和悲壮感交织在一起。我常常写字送朋友,写李后主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梦里还在欢乐,醒来却发现自己是罪臣,是俘虏。后来我就有意识地从母亲嘴里挖故事,她说革命军攻下西安城的时候,4个城门被守住,有些词汇满人跟汉人发音不同,比如汉人说馒头,满人说馍馍,如果发音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是满人,马上就被拉出去杀头。历史没有对错,但它有一种大的残酷,在这样的残酷里,个人的意义完全消失了。

人物周刊:这段过往于你有特殊的意义。

蒋勋:母亲经历过荣华富贵,也经历过没落,正如14岁被抄家的曹雪芹。她喜欢琴棋书画,喜欢戏剧,非常优雅。而我父亲是福建的底层农民,后来进了黄埔军校,事业很成功。母亲希望通过嫁他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但她内心那个花冢,他一辈子都不懂。

我的小说《早春》里有个角色影射母亲。那个角色一生几次落难,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家产被抢光了,但房子还在,房产和田地租出去,收回的面粉从地板堆到屋顶。1949年放弃一切家产逃到台湾,才知道连房产也带不走,所以她经历了好几次觉悟,这种觉悟比读佛经还管用——曹雪芹经历的抄家据说是片甲不留,连金陵12钗都充军做了官妓。如果还给他保留了房产,估计也写不出《红楼梦》这样彻底觉悟的作品了。

后来我回大陆,他们说有政策可以申请发还当年的房产,我说不用了。站在二府街头,我拍了一张路牌的照片,寄给当时远在加拿大的母亲——当年的房子现在住着100多户人家,为了要回房产把他们赶出去?何必呢。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

母亲临终,蒋勋一直把她抱在怀中,在她的耳边念《金刚经》。她很安静地走了,在此之前,她已因为频繁洗肾,失明失聪。

父亲去世的时候,蒋勋问医生,“我可不可以帮他清洗身体?”征得医生同意后,他一件件地脱掉父亲的衣服,把父亲擦洗得干干净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裸体。”记忆里父亲行武而严厉,是威权的象征,因此难以亲近。此刻父亲仿佛缩小了,死亡让他失去了温度。

受之于父母的肉身仿佛一个魔咒,父亲死后,他密集地画了一系列作品《肉身的觉醒》。画面上,一个少年全身赤裸,明净无邪,或打坐,或拈花,或侧卧,仿佛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处理肉体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这批画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蒋勋的自画像,起码是精神自画像。作画时他请来了裸体模特,自己也脱到一丝不挂——他已人过中年,正在大学担任美术系主任,无数次坦然描画人体模特的经验在这一刻完全救不了他,他心跳如雷,呼吸也失去了节奏,慌乱到几乎不能脱下自己的衣服。

在他的新书《孤独六讲》里,“情欲孤独”作为第一章,赫然列于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独、伦理孤独之前。

“我拥抱着一个挚爱的身体时,我知道,自己是彻底孤独的,我所有的情欲只是无可奈何的占有。”蒋勋写道,“……我看到暴力者试图以枪声打破死寂,但所有的枪声只是击向巨大空洞的孤独回声。”

在美学课上,他跟学生一起做感官研究,他要求这些年轻孩子在洗澡前认真观察自己的身体,体会所有的感官与触觉,否则,他们不但难以画好人体肖像,甚至难以与自己和平共处。

在法国结识的专业品酒师,蒙着眼睛轻啜一口,就能准确无误地写出葡萄酒的34项参数:什么地区的酒,波尔多还是勃艮第、葡萄种在向阳还是背阳的山坡、什么季节采收、采收以后是否放在橡木桶里、经过多长时间的发酵。

品酒师告诉蒋勋,每个人都先天具备这能力,只不过你们读书读太多蒙蔽掉了。为了验证感官的天然丰沛,蒋勋带着学生,蒙着眼睛在夜间空旷的菜市场凭嗅觉而行,先后找到了鱼摊、肉摊、蔬菜摊……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

蒋勋:前年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两个医生找到了人类的嗅觉中心,在鼻翼的发端,有一个大拇指盖大的腺体,可以分辨大约1万多种不同的气味。法国找了10个身高体型差不多的男人,打网球到臭汗淋漓,然后把这堆带着汗味的衣服放在一起,请他们的太太来认,结果她们用鼻子闻,竟然全找对了。其实我们有很强的嗅觉能力,但长期不用,不好意思用,因为我们不可能一认识人就在对方身上闻来闻去。

人物周刊:你们的实验成功吗?

蒋勋:台湾的菜市场管理很严,到晚上必须清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我们用手巾把眼睛蒙起来,挨个去闻,第一个找到的是卖鱼摊,空气中还有鱼和蛤蜊的腥味,但摘下手巾,地上连一片鱼鳞都没有找到。我们就坐在那里讨论:气味是什么?鱼已经死亡,可能早被人吃到肚子里去了,气味却没有消失,还在空气里坚持。后来我们还找到了羊肉、牛肉、猪肉、姜、葱、香菜、韭菜、茼蒿的气味。

人物周刊:这与美学有何关联?

蒋勋:“美学”这个词一直都被误解了,这个词的原意是“感觉学”,日本翻译时用了“美学”这个词。它不限于视觉美感,研究的是2000种色彩,10000多种嗅觉,各种分贝的听觉,及味觉和触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美”的定义是“羊大为美”,“善”字里也有“羊”,这可能都出于味觉系统,描绘的是吃羊肉时肥美的味觉体验。

人类有一个口腔期,小孩子爬来爬去的时候,拿到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小猫小狗闭着眼就可以索乳,婴儿也是。人类的视觉发育相对比较晚,味觉和嗅觉比较早。而我们的很多文化记忆和情绪经验,比如爱人是甜,妒忌是酸,伤心是苦,其实都跟味觉有关。

人物周刊:在人生的六种孤独里面,为什么你把“情欲孤独”列于首位?

蒋勋:台湾1988年解严后,终于有机会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你讨论这些话题是会被抓去坐牢的。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头发留长一点都会被警察当街剪掉。因为我头发天然卷曲,父亲特意写信给教官说明绝非烫发,教官一把把信撕了:“你们还撒谎!”

儒家传统里对身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回避态度,身体是不断被掩盖的,赤裸是不允许的,它等同于罪恶。只有一个刘伶,敢于全裸,却变成一个大嘲讽,变成佯狂作怪。

人物周刊:听说你在东海大学担任美术系主任时,主持的人体绘画课程在学校引人侧目。

蒋勋:每周有一堂课要画裸体模特,闲杂人等就来了,在外面走来走去,问他有什么事,要不要进来跟学生一起画,他忙说没事没事,赶快溜了,又好奇又恐惧。后来逼得校长跟我讲:我听说你们那个裸体模特课一大堆人都挤在那边,你可不可以把门关起来画?我说我不希望关起来,那样只会引起更多的偷窥。

我常对学艺术的学生讲,中国艺术家从徐悲鸿这一代开始画裸体,但是少有让人感动的作品。雷诺阿画的裸体为什么动人?早年他是底层的工人,画的女性都是富贵家庭正在弹琴读书的少女,那是他的向往。但暮年中风以后,他完全瘫痪,连手指都无法伸开,请佣人把油画笔绑在蜷曲的手上,坐着轮椅作画,一个健壮、红润的农村少女成为他的人体模特。他垂垂老矣,男性机能完全丧失,面对着她无比丰沛温暖的肉体,那是他无法拥有的青春。这时候,他的人体画开始动人。

人物周刊:你画《肉身的觉醒》,用了多长时间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裸体?

蒋勋:前后用了两三个月,特别困难。我画过那么多次裸体模特,但等到自己也必须与被画者裸裎相对时,我紧张到不行,只画了一小会就要求出去休息一下。但我知道这是必须做的功课,我要破解掉一个从青春期就开始的、对肉体的魔咒。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处理死后的肉身?

蒋勋:我60岁的时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大家都是同龄人,共同签了一份意愿书:临终之时“绝不插管,绝不电击”。签完我很高兴地在那里切蛋糕,突然一个朋友说:“哎,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无能为力,连从抽屉里拿出意愿书的办法都没有。”我又紧张起来,难道要在胸口刺青说“绝不插管”?

人物周刊:这还是临终之时,死后怎样处置身体更是你无法控制的事。

蒋勋:所以我特别羡慕我妈妈,她早早地签了放弃最后救治的意愿书,存在家庭医生那里。大限到来之时,我们6个孩子聚在一起,医生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意愿书宣读给我们听。她活到87岁,不想浑身插满管子延续全无质量的生命,也不想让孩子们为难。我常常想,不如我从现在起就修一个好死吧。

“烦恼即菩提”——佛偈

在台湾享有“文化教父”地位的蒋勋,始终与他的青年学生保持平等的朋友关系。他常对学生们说:怎样的人生都值得体验,永远不要用预设的道德关上体验之门。于是,学生带着善意的挑衅来了,笑眯眯地放了几片名叫“蝴蝶”的药片在桌子上,“蒋老师,这是摇头丸,要不要试试?”

他脖子上须臾不离一块先秦的古玉,这是他的通灵宝玉,奇妙的是这块玉的形状跟他曾经的一款iPod一模一样。他把这看成一个隐喻,提醒自己,要极古典,但也要极现代。

做了7年美术系主任,一日,经过学校草坪,阳光下一个年轻男孩穿着破牛仔裤躺在草地上读诗,蒋勋突然下了决心要辞职。他有多久没有这样逃了课躺在草坪上读书了?“竹林七贤”在文化史上那么重要,其实不过是一帮挣脱了主流的道德和生活模式,跑到山林里“逃课”的人。

每年7、8两月,他会到巴黎作画。波尔多地区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皇帝的马厩,一度是他的画室。他25岁负笈巴黎,当时巴黎仍在“五月风暴”余波之中,整个法兰西浸泡在一种自由、蓬勃、浪漫的革命荷尔蒙中,仿佛一个酒酣耳热、踉踉跄跄的青年。对蒋勋来说,中年以后他需要不断地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的25岁。既然有一个年纪你注定回不去,那起码在形式上要极力靠近它。

下飞机,买一瓶红酒、一包cheese,直奔画室作画,穿破牛仔裤的蒋勋没有年龄。马英九曾力邀他出任台北文化局长,他拒绝了,并推荐了好友龙应台。

每天黎明即起,打坐、抄经,“仿佛七八十岁的老僧”,书法笔意里带出法师的味道。9点钟开始一天事务性的工作,这时他是温厚的中年人。晚上,学生常常带他去年轻人的夜店和欢场,他在那里看到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浪掷的青春。晚上的蒋勋20岁,他在夜里写小说。

他定期去山林中的庙宇吃斋,禅修。在宁静的佛思中,他感到自己“一清如水”,但下得山来,依然万丈红尘如海深。不断往复,不断破功,是一辈子都修不完的功课,“如果没有万丈红尘的诱惑,一清如水就是假相。”

人物周刊:你会出家吗?

蒋勋:大概不会了,我已经不在意那个形式,不在意戒不戒。出家是一种心灵的形式,贾宝玉也是出家的状态。他那些情爱纠葛,都是人间历劫,都是修行,在凡俗生活中了悟生命的苦难与涅槃,比真的住到庙里更难。

人物周刊:如果精神可以分类,你跟贾宝玉大概是同类,你是个很多情的人吗?

蒋勋:应该是吧,年轻时有很多这样的纠缠,修行也是在修这个“情”字。现在越来越多“同情”,在热闹中也能看出并懂得另一人的心事。就像我看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那些奸淫、偷盗、凶杀,仿佛是他人代我犯罪,我因为贪名、贪利、贪美,也可能犯下同样的罪孽。所以说“哀矜而勿喜”,所以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人物周刊:母亲去世时你说,你与母亲在未来还会以其他因缘关系相见,你相信前世今生?

蒋勋:绝对相信!我想所谓的前世今生,无非是科学尚不能证明的一种物质存留,骨殖烧掉了,会有灰烬留下来,心灵的灰烬是什么?我读苏东坡的诗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似曾相识”,熟悉到不可解释。《红楼梦》里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宝黛初见,贾宝玉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我一辈子都在讲苏东坡的《江城子》,赏苏东坡的《寒食帖》。有一天别人告诉我,用万年历考证出苏东坡的生日是1037年的1月8日,吓了我一大跳,我的生日是1947年1月8日。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文化经典的传播传承工作,在不同的场所反复地讲苏东坡,讲竹林七贤,讲书法汉字之美,讲《红楼梦》,有审美疲劳的时候吗?

蒋勋:老实说,每次讲之前都有疑虑,但只要一开口,都像是第一次讲述,动情程度完全没减少,有时甚至在增加。所以科学无法解释两样东西,一是爱,一是美,它们跟物质性的东西不同,爱不是越分越少,而是越分越多,美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为什么坚持不出任文化局长?

蒋勋:我的性格并不适合从政,龙应台就比我适合得多。儒家通常把人放到一个大的社会家国关系中去讲忠孝,但我只想做自己。我也曾经想过,为了一个大的文化理念或者文化目的,我是不是牺牲一下自己?但那个牺牲其实是假的。与其让贾宝玉去当文化局长,还不如就让他当个公子哥儿,跟他的姊姊妹妹谈谈恋爱,最后留下一本好的作品。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这样迷恋南朝?南朝对你来说到底承载着怎样的寓意?

蒋勋: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一直是输家,但它赢了文化,赢了历史,而且南朝文化往往成为下一次国家统一时重要的文化指标:唐朝稳定之后,唐太宗最喜欢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北宋稳定之后,词的文学地位其实是由南唐李后主的作品带动起来的。人类历史上,成功的革命往往变成政治,导致杀戮或威权,而失败的革命却变成审美的革命,成为一种浪漫。

end.

第 1 页 共 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