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写作练习已变成揣摩他人心意的练习 我读小学时,一次语文老师把我和另一名作文成绩好的同学A叫过去,说一家学生作文杂志正搞征文,命题是《最珍贵的礼物》,老师让我们写,并指点了一番写法。

第二天,我把作文交给老师,大概是这么写的:说圣诞节快到了,我想给我最好的朋友A(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想买好吃的食物送他,可一想,食物一旦吃完了,他不就忘了我吗?应该选一份有意义的礼物。于是我又想到买个好玩的玩具,可玩具一旦被玩腻了呢……最终我想到:他喜欢写作文,我为什么不送他一年的学生作文杂志呢?圣诞节那天,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总之,故事曲折,主题突出,老师看了很高兴,准备交给杂志去发表,可就在老师点赞时,我自己却看出问题来了,对老师说:我还是拿回去重写吧。

我作文开头写正发愁怎么给A送礼物,这是圣诞节前,可结尾却跑到圣诞节当天,开头、结尾的时间对不上。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整个故事是编出来的,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谎。

(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莫言形容其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大陆和台湾最相似的地方就是语文教学,大家都在搞命题作文,老师也都会教学生一些应试套路。我也做过一点功课,找了大陆高考优秀作文选来读,坦率说,他们的词汇量太丰富了,我同年龄时,可能连他们一半都达不到,直到今天,我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文章。

命题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引导学生揣摩出题者、阅卷者的想法,并装成是自己的想法。这其实是件很恐怖的事,从8岁开始写作文,到18岁高中毕业,这么10年训练下来,人就会养成“颂圣”的习惯,动不动就是“颂”,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作文只是为了获取功名,无法有效率地训练孩子的思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

如果所有写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教养,在根本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小学,一直没有判断或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率地培养孩子自己产生知见,而且能够训练思维或者辩证的习惯,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命题作文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让命题作文退场,让应试作文离开真正所谓的文章的世界。

可能家长们会想,按您的方法教育孩子,万一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那么,我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就是跟着老师走,老师说的可能不对,但有用,你心里明白就是了,一切等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后再说。

我有一个朋友搞作文培训,他有个高招,让学生背50到100句古人名言,随时套用到自己的作文中,阅卷老师一看,你竟然还读过这个,一下就把分给提高了,这可以算中策吧。虽然我觉得,一切作文套路都等于公开作弊,但为了通过高考,也不妨试试。

上策比较难,需要培养一个人在感觉与表达间灵活的转换能力。

总之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岁到18岁之间让一个孩子习惯于揣摩他人心意,并且发挥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有时候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一定要引起警惕。

平常的说话比有意的训练更重要 我从我的孩子进了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以前,因为我对古文字有兴趣,所以我经常想办法把个别字形象化、生动化地编成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级,他们开始写作文,写作文我不教的。我只有两招,第一招,我说,你每篇作文拿给我看,我不看你的意思,不改你的思想,也不评论你的想法或者情感,我只改你的错字。 他们两个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哥哥张容想开了,说不对了,四年级了,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事实上这也是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看我的作文、日记、周记,我都让他看,为什么让他看?他说他只看错字,他也始终确守他的承诺,从来没有对我的思想或者意见有任何看法,就说哪里有错字。所以我信守这个传给我儿子。

我们家孩子跟父母对话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每天在饭桌上,或者其他一起共处的时间,是不断讲话的,这个训练从他们上幼稚园开始,一直到他们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为止。 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求学阶段,被选为写作文的代表,作文分数大概在比较好的程度。 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有一个杂志向我的女儿邀稿,邀稿后她也不想写,她母亲就逼着她说人家向你邀稿,写五篇书评,我看五篇书评吓一跳,我以为是专业书评家写的,结果是她妈开车载她的时候,在路上她用手机打的,打了五篇书评。

真正的缺点显现了,每一段统统都是逗号加一个句号,标点符号没人教,她在学校也不好好学。但是表达意见之清晰,举证之明朗,而且在议论分析条理上没有瑕疵,我吓一跳。 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毕竟他们离写文章的人差得太远,可是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清晰,那么条理分明的表达,很重要的是基于平常的说话,跟他沟通的时间要长,面向要广,而且无所不谈。

现在孩子最常使用的动词是“买” 如果让我对孩子们作文有一条什么建议的话,我建议尽可能写简单,少用形容词、副词,多用动词。在作文教学中,一些老师会鼓励学生滥用辞藻,这是因为“五四”后很长一个阶段,白话文发展不太成熟,那时人们对副词、形容词比较宽容,在徐志摩、朱自清的文章中,都会有一些长句,但这种写法未必适合当代。

我觉得在今天汉语写作中,阿城的东西最干净,比如小说《棋王》,几乎没用什么形容词。

当然,写文章都会用到形容词、副词,但我写完东西后,会做一番减法,将没必要的词统统删掉。 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教现代散文课,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这些,我认为这些文章都还有着某种在白话文运动初期阶段,对于使用白话文无比兴奋而形成的没意义的、空泛的堆叠,有趣的是减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课上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只有名词、动词、介词和虚词,没有形容词,这些东西我在教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真有这样的文章,我后来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写任何事情,我都乐,他那种干净就是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也没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说他平铺直叙,你会因为他的那个减法,因为简洁干净,会记住他特别生动的某些语言。 

我记得他在《树王》里有那么两句话,听起来俗得不得了,可是传神了,我经常想起来。“我不过是个屁眼儿大的官”,“你还在我屁眼里”,非常鲜活。契诃夫的那个《小公务员之死》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那两句话,抵得过契诃夫一个短篇。 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短篇小说作家黄春明,我认为他是台湾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他70多岁的时候跟我说,“大春啊,你不觉得文学小说这些,会写的人越来越少,读的人越来越少吗?”当然这种感慨很寻常,可是我没想到他后面说,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孩子,脑子里面的动词太少,最常使用的动词就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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