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写作练习已变成揣摩他人心意的练习 我读小学时，一次语文老师把我和另一名作文成绩好的同学A叫过去，说一家学生作文杂志正搞征文，命题是《最珍贵的礼物》，老师让我们写，并指点了一番写法。
第二天，我把作文交给老师，大概是这么写的：说圣诞节快到了，我想给我最好的朋友A（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想买好吃的食物送他，可一想，食物一旦吃完了，他不就忘了我吗？应该选一份有意义的礼物。于是我又想到买个好玩的玩具，可玩具一旦被玩腻了呢……最终我想到：他喜欢写作文，我为什么不送他一年的学生作文杂志呢？圣诞节那天，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总之，故事曲折，主题突出，老师看了很高兴，准备交给杂志去发表，可就在老师点赞时，我自己却看出问题来了，对老师说：我还是拿回去重写吧。
我作文开头写正发愁怎么给A送礼物，这是圣诞节前，可结尾却跑到圣诞节当天，开头、结尾的时间对不上。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整个故事是编出来的，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谎。
（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莫言形容其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大陆和台湾最相似的地方就是语文教学，大家都在搞命题作文，老师也都会教学生一些应试套路。我也做过一点功课，找了大陆高考优秀作文选来读，坦率说，他们的词汇量太丰富了，我同年龄时，可能连他们一半都达不到，直到今天，我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文章。
命题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引导学生揣摩出题者、阅卷者的想法，并装成是自己的想法。这其实是件很恐怖的事，从8岁开始写作文，到18岁高中毕业，这么10年训练下来，人就会养成“颂圣”的习惯，动不动就是“颂”，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作文只是为了获取功名，无法有效率地训练孩子的思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
如果所有写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教养，在根本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小学，一直没有判断或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率地培养孩子自己产生知见，而且能够训练思维或者辩证的习惯，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命题作文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让命题作文退场，让应试作文离开真正所谓的文章的世界。
可能家长们会想，按您的方法教育孩子，万一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那么，我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就是跟着老师走，老师说的可能不对，但有用，你心里明白就是了，一切等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后再说。
我有一个朋友搞作文培训，他有个高招，让学生背50到100句古人名言，随时套用到自己的作文中，阅卷老师一看，你竟然还读过这个，一下就把分给提高了，这可以算中策吧。虽然我觉得，一切作文套路都等于公开作弊，但为了通过高考，也不妨试试。
上策比较难，需要培养一个人在感觉与表达间灵活的转换能力。
总之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岁到18岁之间让一个孩子习惯于揣摩他人心意，并且发挥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有时候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一定要引起警惕。
平常的说话比有意的训练更重要 我从我的孩子进了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以前，因为我对古文字有兴趣，所以我经常想办法把个别字形象化、生动化地编成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级，他们开始写作文，写作文我不教的。我只有两招，第一招，我说，你每篇作文拿给我看，我不看你的意思，不改你的思想，也不评论你的想法或者情感，我只改你的错字。 他们两个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哥哥张容想开了，说不对了，四年级了，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事实上这也是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看我的作文、日记、周记，我都让他看，为什么让他看？他说他只看错字，他也始终确守他的承诺，从来没有对我的思想或者意见有任何看法，就说哪里有错字。所以我信守这个传给我儿子。
我们家孩子跟父母对话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每天在饭桌上，或者其他一起共处的时间，是不断讲话的，这个训练从他们上幼稚园开始，一直到他们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为止。 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求学阶段，被选为写作文的代表，作文分数大概在比较好的程度。 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有一个杂志向我的女儿邀稿，邀稿后她也不想写，她母亲就逼着她说人家向你邀稿，写五篇书评，我看五篇书评吓一跳，我以为是专业书评家写的，结果是她妈开车载她的时候，在路上她用手机打的，打了五篇书评。
真正的缺点显现了，每一段统统都是逗号加一个句号，标点符号没人教，她在学校也不好好学。但是表达意见之清晰，举证之明朗，而且在议论分析条理上没有瑕疵，我吓一跳。 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毕竟他们离写文章的人差得太远，可是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清晰，那么条理分明的表达，很重要的是基于平常的说话，跟他沟通的时间要长，面向要广，而且无所不谈。
现在孩子最常使用的动词是“买” 如果让我对孩子们作文有一条什么建议的话，我建议尽可能写简单，少用形容词、副词，多用动词。在作文教学中，一些老师会鼓励学生滥用辞藻，这是因为“五四”后很长一个阶段，白话文发展不太成熟，那时人们对副词、形容词比较宽容，在徐志摩、朱自清的文章中，都会有一些长句，但这种写法未必适合当代。
我觉得在今天汉语写作中，阿城的东西最干净，比如小说《棋王》，几乎没用什么形容词。
当然，写文章都会用到形容词、副词，但我写完东西后，会做一番减法，将没必要的词统统删掉。 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教现代散文课，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这些，我认为这些文章都还有着某种在白话文运动初期阶段，对于使用白话文无比兴奋而形成的没意义的、空泛的堆叠，有趣的是减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课上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只有名词、动词、介词和虚词，没有形容词，这些东西我在教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真有这样的文章，我后来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写任何事情，我都乐，他那种干净就是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也没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说他平铺直叙，你会因为他的那个减法，因为简洁干净，会记住他特别生动的某些语言。
我记得他在《树王》里有那么两句话，听起来俗得不得了，可是传神了，我经常想起来。“我不过是个屁眼儿大的官”，“你还在我屁眼里”，非常鲜活。契诃夫的那个《小公务员之死》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那两句话，抵得过契诃夫一个短篇。 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短篇小说作家黄春明，我认为他是台湾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他70多岁的时候跟我说，“大春啊，你不觉得文学小说这些，会写的人越来越少，读的人越来越少吗？”当然这种感慨很寻常，可是我没想到他后面说，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孩子，脑子里面的动词太少，最常使用的动词就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