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我读《时间简史》
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因为所有已知的科学定律在大爆炸奇点处失败，人们不能预言宇宙是如何开始的。 宇宙可以从一个非常光滑和有序的状态开始。这就会导致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定义很好的热力学和宇宙学的时间箭头。但是，它可以同样合理地从一个非常波浪起伏的无序状态开始。那种情况下，宇宙已经处于一种完全无序的状态，所以无序度不会随时间而增加。或者它保持常数，这时就没有定义很好的热力学时间箭头；或者它会减小，这时热力学时间箭头就会和宇宙学时间箭头相反。
——霍金《时间简史》第九章《时间箭头》
我一点也不怀疑专业人士可以读懂这样的论述，可是，我读不懂。因为读不懂，我反而喜欢这样的语言。我不知道这样的阅读心理是不是健康，——就一般的情况而言，一个人去读他完全读不懂的东西多多少少有一点自虐，很变态。可我依然要说，我并不自虐，也不变态。因为我知道，喜爱读《时间简史》的人是海量的，——在西方尤其是这样。我和许多人讨论过这本书，有一句话我问得特别多：“你读得懂吗？”得到的回答令人欣慰：“读不懂。”我很喜欢这个回答，直截了当。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上能够读懂《时间简史》的人，可我并没有做这样的询问：“读不懂你为什么还要读？”因为我知道，这样问很愚蠢。
读读不懂的书不愚蠢，回避读不懂的书才愚蠢。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那一年的四月，我去了一趟新疆，隔着天池，我见到了群峰背后的博斯腾峰。它雪白雪白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结晶体才有的炫目的反光。天上没有云，博斯腾峰彻底失去了参照，它的白和它的静让我很难平静。我就那么望着它，仿佛洞穿了史前。在那个刹那，我认准了我是世界上最圆满的人，唯一的遗憾是我不是石头，——可这又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我不是石头，我没有站在天池的彼岸，这很好的。当然，我流了一滴小小的眼泪。无缘无故的幸福就这样铺满了我的心房。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许多人问爱因斯坦，相对论到底是什么？和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一样，爱因斯坦是耐心的。每一次，爱因斯坦都要不厌其烦地解释他的相对论。但是，情况并不妙，权威的说法是，在当时，可以理解相对论的人“全世界不会超过五个”，怀疑爱因斯坦的人也不是没有。最为吊诡的一件事是这样的，1905年，《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编辑其实也没能看懂。天才的力量就在这里：看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看不懂，那就发表出来给看得懂的人看呗，哪怕只有五个。
人类的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见面就这样发生了：爱因斯坦，还有居里夫人，——两座白雪皑皑的、散发着晶体反光的雪峰走到一起了。他们是在一个亭子里见面的。《爱因斯坦传》记录了两座雪峰的见面。根据在场的人回忆，他们的交谈用的是德语。所有在场的人都精通德语，但是，没有一个通晓德语的人能听明白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说的是什么”。是的，他们只是说了一些语言。
然而，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
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也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就越大。火车的质量会伴随火车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火车的质量是相对的，它不可能赶上光。（大意）
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奇迹。但是，我立即就冷静下来了，我并没有创造奇迹。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一头驴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在那个刹那，爱因斯坦和歌德是同一个人，也许，从根本上说，他们本来就如同一个人。他们之所以是两个人那是上帝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上帝给了我们两只瞳孔。上帝在我们的一只瞳孔里装着歌德，另一只瞳孔里却装着爱因斯坦。一个玩笑，而已。
但问题是，只有在爱因斯坦诞生了相对论这个伟大思想的时候，他的眼前才会出现一列“追赶光的火车”，在爱因斯坦还没有诞生相对论这个伟大的思想之前，他最多只能算一个土鳖版的马雅可夫斯基——火车
你是光
在奔向太阳——
你列席了宇宙最为重要的
一次会议
你拼命鼓掌我没有读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热的分子运动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不，我不会去读这些。再自虐、再变态我也不会去读它们。可话也不能说死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读的。
该说一说毕加索，我那位西班牙本家了。毕加索几乎就是一个疯子。他疯到什么地步了呢？在晚年，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骗子”，他说自己根本就没有绘画的才能，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胡来”；所谓的“立体派”，压根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全世界都被他“骗了”。
我不知道毕加索是不是“骗子”，我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骗子”。但是，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毕加索不是一个疯子。他在晚年说出那样的话也许有他特殊的失望，或者说，特殊的愤怒。千万别以为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他就不会失望、他就不会愤怒。“认可”有时候是灾难性的。——你将不再是你，你只是那个被“认可”的你。“认可”也会杀人的。它会给天才带来毁灭性的绝望。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
“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
说这句话的人不可能是疯子，至少，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疯，我估计，他的魂被上帝吹了一口气，晃了那么一下。
——明白了别的东西？实在是太棒了。
无论是爱因斯坦或者霍金，他们的领域太特殊了。相对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过于独特的世界。问题是，他们的资质与才华唯有天才可比拟，他们的思想深不可测。然而，无论怎样地深不可测，他们到底还是把他们的思想“表达”出来了。思想和表达只能是一对孪生的兄弟，最为独特的思想一定会导致最为独特的表达，我估计，毕加索一定是给爱因斯坦独特的“表达方式”给迷住了。有时候，“懂”和“不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含糊；而另一些时候，“懂”和“不懂”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乡村的卖大葱的大妈、一个来自中国乡村的修自行车的大叔，完全可以因为意大利歌剧的美妙而神魂颠倒。他们不可以神魂颠倒么？当然可以。神和魂就是用来颠倒的。
我就是那个来自中国乡村的、上午卖大葱、下午修自行车、晚上写小说的飞宇大叔。
我喜欢读《时间简史》哪里是求知？哪里是对理论物理感兴趣，我喜欢的只是那些稀奇古怪的语言。语言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特殊的魔方，所有的奥妙就在于语词与语词之间的组合。它是千变万化的和光怪陆离的。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政治；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文学；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经济；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军事；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幸福；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灾难；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爱情；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诅咒；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滥觞；
一种语词与一种语词构成了最终的宣判。
是语词让整个世界分类了，完整了。是语词让世界清晰了、混沌了。语词构成了本质，同时也无情地销毁了本质。语词是此岸，语词才真的是彼岸。语词像黄豆那样可以一颗一颗捡起来，语词也是阴影，撒得一地，你却无能为力。语词比情人的肚脐更安全，语词比鲨鱼的牙齿更恐怖。语词是堆积，语词是消融。语词阳光灿烂，语词深不见底。语词是奴仆，语词是暴君。
心平气和吧，我们离不开语词。我们离不开语词与语词的组合，那是命中注定的组合。
是的，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仁慈的，你是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我真的不自虐。正如我喜爱文学的语言一样，我也喜爱科学的语言。科学的语言在我的眼里始终散发着鬼魅般的光芒，它的组合方式构成了我的巨大障碍，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它的背后隐藏着求真的渴望，它的语法结构里有上帝模糊的背影。
自从我知道相对论是一列“追赶光的火车”之后，科学论文在我的眼里就不再是论文，它们是小说。小说，哈，多么糟糕的阅读，多么底下的智商，多么荒谬的认知。然而，天才的科学论文是小说，这是真的。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因为翱翔，它的角“翘起来”了。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软绵绵的，四周都是云。这可比坐飞机有意思多了。我要说，“时间—空间”真他妈的性感，都翘起来了。
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一本科学图书告诉我：宇宙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这是多么无聊的表述。但是，不管怎么说，宇宙的两大要素是确定了的，第一，时间，第二，空间。作为一个人，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和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我要说，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满足的不是人类的正面情感，相反，是负面的。它满足的是我们的贪婪。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的精神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它把贪婪合法化了、游戏化了。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上规矩”，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看看所谓的“世界纪录”吧，它不是空间上的数据就是时间上的数据。而那些既不能争夺时间也不能争夺空间的项目就更有意思了，它们会把你限定在假设的时间与空间里头。就这么多的时间、就这么大的空间，很公平。你们玩吧，最能够利用时间或最能够利用空间的人最终都会变成所谓的“赢家”。我想说的是，这个被争夺的时间与空间其实是虚拟的，这一点很关键，它不涉及你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房屋、私人领地；不涉及你妻子、你女儿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腹部。所以，兄弟们、姐妹们，来吧，来到现代奥林匹克的旗帜下，打吧，好好打！使劲打！更高，更快，更强。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有一件事情却奇怪了，我的母亲有一块瑞士手表，叫“英纳格”。方圆几十里之内，那是唯一的。不是唯一的“英纳格”，是唯一的手表。我爱极了那块“英纳格”，它小小的、圆圆的，散发出极其高级的光芒。“英纳格”，它神奇而又古怪的名字完全可以和“英特纳雄耐尔”相媲美。因为这块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我的母亲，我母亲口吻客气而又平淡，其实是不容置疑，这让一个做儿子的备感幸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时间，没有人知道时间在哪里，我母亲知道，就在她的手腕上。我的母亲是通天的。
在我的童年我就肯定了一件事，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这存在秘不示人，它类似于“上级的精神”，需要保密。手表的外壳可以证明这一点，它是钢铁，坚不可摧。好奇心一直在鼓动我，我一直渴望着能把那只叫“英纳格”的手表打开来。我知道的，“时间”就在里头，乡村孩子的想象奇特而又干瘪，时间像蛋黄么？像葵花籽么？像核桃仁么？我这样想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不知道手表的本质在它的表面，我一厢情愿地认定了手表的本质在它的内核。——用我的手指头打开“英格纳”，这成了我童年的噩梦。我努力了一回又一回。我的手指头悲壮了，动不动就鲜血淋漓，它们却前赴后继。然而，我没有成功过哪怕一次。等我可以和我的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了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不幸的事情终于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发生的。——消息说，一个同学从他的香港亲戚那里得到了一块电子表。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求知欲让我跑了起来，我知道“英纳格”也就是机械的表达方式，我当然希望知道“电子”——这种无比高级的东西——是如何表达的。拿过电子表，一看，电子表的中央有一个屏幕，里头就是一组墨绿色的阿拉伯数字。我吃了一惊。我再也没有想到时间还有这样的一种直接的发式，就是阿拉伯数。我在吃惊之余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电子”怎么可以这样呢？一点难度都没有。多么粗俗！多么露骨！多么低级趣味！时间，一个多么玄奥多么深邃的东西，居然用阿拉伯数字给直通通地说出来了。这和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困觉”有什么两样！我对“电子”失望极了。
但是，这个世界不只有坏事，也有好事。同样是在高中阶段，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兴化五日大楼的百货商场里头闲逛。我在柜台里头意外地发现了一款手表。它不是圆的，是长方的。这个造型上的变化惊为天人了。我惊诧，同时也惊喜。上帝啊，在圆形之外，时间居然还有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表达方式。谁能想到呢？时间是方的，这太吓人了。——这怎么可能？可是，这为什么就不可能？我被这块长方形的手表感动了好几天，到处宣扬我在星期天下午的伟大发现，“你知道吗，手表也可以是方的”。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香港机场的某一个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手表，非常大。但这块手表的特殊完全不在它的大，而是它只有机芯，没有机壳。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完整地目睹“时间”在运行，我在刹那之间就想起了我童年的噩梦。那块透明的“大手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在动。有些动得快些，有些动得慢些。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还是老老实实承认了吧，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了，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我内心的喜悦，太感人了，我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在我，那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消耗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须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我想这样说，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我甚至愿意这样说，回避难度阅读的人，你很难指望，虽然难度阅读实在也不能给我们什么。
2015年4月9日于南京龙江
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
——读哈代《德伯家的苔丝》
阅读是必须的，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的书太多。读得快，忘得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我调整了一下我的心态，决定回头，再一次做学生。——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大概从前年开始，我每年只读有限的几本书，慢慢地读，尽我的可能把它读透。我不想自夸，但我还是要说，在方面，我已经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读者了。利用《推拿》做宣传的机会，我对记者说出了这样的话：“一本书，四十岁之前读和四十岁之后读是不一样的，它几乎就不是同一本书。”话说到这里也许就明白了，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旧书，也就是文学史上所公认的那些经典。那些书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我热爱年轻，年轻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不靠谱，那就是。
我在年轻的时候无限痴迷小说里的一件事，那就是小说里的爱情，主要是性。既然痴迷于爱情与性，我的时候就只能跳着读，我猜想我的阅读方式和刘翔先生的奔跑动作有点类似，跑几步就要做一次大幅度的跳跃。正如青蛙知道哪里有虫子——蛇知道哪里有青蛙——獴知道哪里有蛇——狼知道哪里有獴一样，年轻人知道哪里有爱情。我们的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它概括的就是年轻人的阅读。回过头来看，我在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到底能不能算作“读过”，骨子里是可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座迷宫，迷宫里必然有许多交叉的小径，即使迷路，年轻人也会选择最为香艳的那一条：哪里有花蕊吐芳，哪里有蝴蝶翻飞，年轻人就往哪里跑，然后，自豪地告诉朋友们，——我从某某迷宫里出来啦！
出来了么？未必。他只是把书扔了，他只是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德伯家的苔丝》是我年轻时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严格地说，小说只写了三个人物：一个天使，克莱尔；一个魔鬼，没落的公子哥德伯维尔；在天使与魔鬼之间，夹杂着一个美丽的，却又是无知的女子，苔丝。这个构架足以吸引人了，它拥有了小说的一切可能。我们可以把《德伯家的苔丝》理解成英国版的，或者说资产阶级版的《白毛女》：克莱尔、德伯维尔、苔丝就是大春、黄世仁和喜儿。故事的脉络似乎只能是这样：喜儿爱恋着大春，但黄世仁却霸占了喜儿，大春出走（参军），喜儿变成了白毛女，黄世仁被杀，白毛女重新回到了喜儿。——后来的批评家们是这样概括《白毛女》的：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这个概括好，它不仅抓住了故事的全部，也使故事上升到了激动人心的“高度”。
多么激动人心啊，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我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喜儿，她绷直了双腿，在半空中一连劈了好几个叉，那是心花怒放的姿态，感人至深。然后呢？然后当然是“剧终”。
但是，“高度”是多么令人遗憾，有一个“八卦”的、婆婆妈妈的，却又是必然的问题《白毛女》轻而易举地回避了：喜儿和大春最后怎么了？他们到底好了没有？喜儿还能不能在大春的面前劈叉？大春面对喜儿劈叉的大腿，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是“人”就必然会有“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高处”，不在天上，它在地上。关于“人”的问题，有的人会选择回避，有的人却选择面对。
《德伯家的苔丝》之所以不是英国版的、资产阶级版的《白毛女》，说白了，哈代选择了面对。哈代不肯把小说当作魔术：它没有让人变成鬼，也没有让鬼变成人，——它一上来就抓住了人的“问题”，从头到尾。
人的什么问题？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
我要说，仅仅是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依然是浅表的，人的忠诚、罪恶和宽恕如果不涉及生存的压力，它仅仅就是一个“高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低级”的问题。对艺术家来说，只有“低级”的问题才是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高级”的问题是留给伟人的，伟人很少。“低级”的问题则属于我们“芸芸众生”，它是普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绕过去，这里头甚至也包括伟人。苔丝的压力是钱。和喜儿一样，和刘姥姥一样，和拉斯蒂尼一样，和德米特里一样。为了钱，苔丝要走亲戚，故事开始了，由此不可收拾。
苔丝在出场的时候其实就是《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这个美丽的、单纯的、“闷骚”的“刘姥姥”到荣国府“打秋风”去了。“打秋风”向来不容易。我现在就要说到《红楼梦》里去了，我认为我们的“红学家”对刘姥姥这个人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以为刘姥姥这个形象是《红楼梦》最成功的形象之一。“黄学家”可以忽视她，“绿学家”也可以忽视她，但是，“红学家”不应该。刘姥姥是一个智者，除了对“大秤砣”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有所隔阂，她一直是一个明白人，所谓明白人，就是她了解一切人情世故。刘姥姥不只是一个明白人，她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红楼梦》里反反复复地写她老人家拽板儿衣服的“下摆”，强调的正是她老人家的体面。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和体面人，为了把钱弄到手，她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糟践自己。她在太太小姐们（其实是一帮孩子）面前全力以赴地装疯卖傻，为了什么？为了让太太小姐们一乐。只有孩子们乐了，她的钱才能到手。因为有了“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我想说，曹雪芹这个破落的文人就比许许多多的“柿油党”拥有更加广博的人心。
刘姥姥的傻是装出来的，是演戏，苔丝的傻——我们在这里叫单纯——是真的。刘姥姥的装傻令人心酸；而苔丝的真傻则叫人心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真傻的、年轻版的刘姥姥“失贞”了。对比一下苔丝和喜儿的“失贞”，我们立即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喜儿的“失贞”是阶级问题，作者要说的重点不是喜儿，而是黄世仁，也就是黄世仁的“坏”；苔丝的“失贞”却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作者要考察的是苔丝的命运。这个命运我们可以用苔丝的一句话来做总结：“我原谅了你，你（克莱尔，也失贞了）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
是啊，都是“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我”原谅了“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上帝那里，还是性别那里？性格那里，还是心地那里？在哪里呢？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我完成了《推拿》。三天之后，也就是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因为地震，《推拿》的出版必须推迟，七月，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做了《推拿》的三稿。七月下旬，我拿起了《德伯家的苔丝》，天天读。即使在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放下它。我认准了我是第一次读它，我没有看刘翔先生跨栏，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肯放过。谢天谢地，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哈代了。在无数的深夜，我只有眼睛睁不开了才会放下《德伯家的苔丝》。我迷上了它。我迷上了苔丝，迷上了德伯维尔，迷上了克莱尔。
事实上，克莱尔最终“宽恕”了苔丝。他为什么要“宽恕”苔丝，老实说，哈代在这里让我失望。哈代让克莱尔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几年我吃了许多苦。”这能说明什么呢？“吃苦”可以使人宽容么？这是书生气的。如果说，《德伯家的苔丝》有什么软肋的话，这里就是了吧。如果是我来写，我怎么办？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克莱尔在“吃苦”的同时还会“做些”什么。他的内心不只是出了“物理”上的转换，而是有了“化学”上的反应。
——在现有的文本里，我一直觉得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而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我希望看到的是，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直接就是苔丝！
我说过，《德伯家的苔丝》写了三件事，忠诚、罪恶与宽恕。请给我一次狂妄的机会，我想说，要表达这三样东西其实并不困难，真的不难。我可以打赌，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或大学教授可以把这几个问题谈得比哈代还要好。但是，小说家终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的困难在于，小说家必须把传教士的每一句话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日子”，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去“过”——设身处地，或推己及人。这才是艺术的分内事，或者说，义务，或者干脆就是责任。
在忠诚、罪恶和宽恕这几个问题面前，哈代的重点放在了宽恕上。这是一项知难而上的举动，这同时还是勇敢的举动和感人至深的举动。常识告诉我，无论是生活本身还是艺术上的展现，宽恕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的追寻：克莱尔的宽恕（虽然有遗憾）为什么那么感人？原因在于克莱尔不肯宽恕；克莱尔为什么不肯宽恕？原因在于克莱尔受到了太重的伤害；克莱尔为什么会受到太重的伤害？原因在于他对苔丝爱得太深；克莱尔为什么对苔丝爱得那么深？原因在于苔丝太迷人；苔丝怎么个太迷人呢？问题到了这里就进入了死胡同，唯一的解释是：哈代的能力太出色，他“写得”太好。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从《德伯家的苔丝》的第十六章开始读起，一直读到第三十三章，差不多是《德伯家的苔丝》三分之一的篇幅。——这里所描绘的是英国中部的乡下，也就是奶场。就在这十七章里头，我们将看到哈代——作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全部秘密，这么说吧，在我阅读这个部分的过程中，我的书房里始终洋溢着干草、新鲜牛粪和新鲜牛奶的气味。哈代事无巨细，他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写，苔丝如何去挤奶，苔丝如何把她的面庞贴在奶牛的腹部，苔丝如何笨拙、如何怀春、如何闷骚、如何不知所措。如此这般，苔丝的形象伴随着她的劳动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
我想说的是，塑造人物其实是容易的，它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有能力写出与他（她）的身份相匹配的劳动。——为什么我们当下的小说人物有问题，空洞，不可信，说到底，不是作家不会写人，而是作家写不了人物的劳动。不能描写驾驶你就写不好司机；不能描写潜规则你就写不好导演，不能描写嫖娼你就写不好足球运动员，就这样。
哈代能写好奶场，哈代能写好奶牛，哈代能写好挤奶，哈代能写好做奶酪。谁在奶场？谁和奶牛在一起？谁在挤奶？谁在做奶酪？苔丝。这一来，闪闪发光的还能是谁呢？只能是苔丝。苔丝是一个动词，一个“及物动词”，而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有的秘诀就在这里。我见到了苔丝，我闻到了她馥郁的体气，我知道她的心，我爱上了她，“想”她。毕飞宇深深地爱上了苔丝，克莱尔为什么不？这就是小说的“逻辑”。
要厚重，要广博，要大气，要深邃，要有历史感，要见到文化底蕴，要思想，——你可以像一个三十岁的少妇那样不停地喊“要”，但是，如果你的小说不能在生活的层面“自然而然”地推进过去，你只有用你的手指去*。
《德伯家的苔丝》之大是从小处来的。哈代要做的事情不是铆足了劲，不是把他的指头握成拳头，再托在下巴底下，目光凝视着四十五度的左前方，不是。哈代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克制，按部就班。
必须承认，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我现在迷恋的是古典主义的那一套。现代主义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义讲究的则是“可以感知的形式”。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这个物质癫狂的时刻，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意味”，我多么在意“可以感知的形式”。窗外没有大雪，可我渴望得到一只红袜子，红袜子里头有我渴望的东西：一双鞋垫，——纯粹的、古典主义的手工品。它的一针一线都联动着劳动者的呼吸，我能看见面料上的汗渍、泪痕、牙齿印以及风干了的唾沫星。（如果）我得到了它，我一定心满意足；我会在心底喟叹：古典主义实在是货真价实。
2008年8月于南京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