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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一共来过我的学校两次,两次都让我丢尽了脸面。

    第一次,爹送我报到,走到学校门口,突然停了下来,把行李从左边的肩膀换到右边,咳嗽一声,冲地上重重地吐一口痰,用他山里人的嗓门儿冲我吼道:“老丫头,给爹念念,这木牌字上写的啥玩意?”我看见好多道含义复杂的目光,全都落在我和我爹的身上,好像我们是怪物。这些目光烤得我脸红心跳,我跺跺脚,没理爹,逃也似的跑进了校园里。

    爹根本没发现我已经不高兴,迈着大步,“咕咚咕咚”地从后面追上来。走向宿舍的一路上,爹非常兴奋,只要遇到人,不管人家理没理他,他都扯着嗓门,用手指着身边的我,自豪地说我是他的老丫头,考上了某某大学。还说,我从小就是学习的材料。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带着怨气喊了一声“爹——”爹却不以为然。在宿舍里,对同学们又介绍了我一遍。然后爹卷起一支旱烟,心满意足地吸两口,又补充道:“俺家老丫头是个要强的孩子,这回小家伙有了大出息!”                                                                      

    爹第二次来是在一年前,像现在一样,正是五一节前夕。同宿舍的姐妹们都在说黄金周的假期,计划着去哪里旅游。爹没敲门,“咣当”一声推开宿舍们就闯了进来,惹得姐妹们顿时一阵惊呼,慌作一团——天气热,她们穿都穿得很少。爹一点也没意识到,一进门就喊我“老丫头”,问我,带的山野菜吃没吃光。对我说,妈让他给我又送了一袋子来。我看看姐妹们,再看看爹,脸上一阵发烧。爹打开口袋,用他的两只大手,从袋子里捧出一把把野菜,自作主张地放在姐妹们的床上,还不厌其烦地说,菜已经用盐腌好了,拿热水泡一泡,就能下饭吃。                                                                                

    爹送完了礼物,卷一支烟,毫不理会姐妹们捂住鼻子和嘴,还坐在我床上有滋有味地吸了几口烟,碰巧听见了姐妹们说黄金周旅游的事。他站起身,问她们:“黄金周是什么意思?”一个姐妹憋住笑告诉他,黄金周就是7天的长假,可以不用上课。爹就更加纳闷儿,问:“好端端的,学校干啥要放假?”那个姐妹轻声地笑了,另外两个姐妹也笑出了声。一个姐妹忍不住笑说:“因为要到节日,五一劳动节,所以学校才放假。爹问:“劳动节是什么节?”

    我无法忍受爹再这样问下去,抢着告诉他:“劳动节就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也叫五一节。”  

    爹似乎明白了,点着头,反复念叨着“劳动节”和“五一”,从嘴里吐出一口浓浓的烟,突然又问了一句:“劳动者是些啥人呢,谁答应让他们过节的?

    爹这句话说完,宿舍里的姐妹们再也忍不住,一齐发出了响亮的笑声。爹也咧开嘴笑了笑,摸着自己的脑袋问我:“老丫头,那个劳动节——五一是几号呢?”我羞愧得满脸通红,眼泪就流了下来。爹没看到我的泪水,又接着问姐妹们:“旅游一次得花多钱?”

    爹离开学校5天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300元钱,他在附言里写着“旅游”两个字。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爹的信。爹不识字,信是我的小学老师代写的。在信里,爹问我,寄的钱    是不是已经收到了?爹还说:“爹的老丫头和别人比,不缺啥也不少缺啥,人家去旅游,钱你也得去旅游,钱可能不太够,找便宜的地方去游吧!在信里,爹还说,他知道了“五一”是 5月1日;他还知道了,原来自己也是个劳动者。最后,爹还让我放心去旅游,不用惦记家里!在信纸的背面还写着一句话:祝老丫头劳动节快乐!

    我没想到,暑假回到家时,竟然看见爹瘸了一条腿。爹看见我,有些慌张,咧开嘴笑了笑,响亮地冲着屋子里喊:“她妈,赶紧杀鸡,咱老丫头回来了!”

    妈告诉我,爹的腿是在崖上采山野菜时摔断的,那面崖很陡,但长的野菜很新鲜,一看就知道能卖个好价钱。妈还说:“你爹盼着多采些野菜,好快点还上那300元钱的债!”

    爹从此再没来过我的学校。

汤红美是个很有点意思的主妇。

  她曾经是我的房东。当我随房屋中介者刚踏进她家的房门时,便听到她很鼓舞人心的笑声。哈哈哈哈,四节拍的。

  很可能是因为她自己耳背,所以也怀疑别人耳朵不太好使。这就使得她先生跟她说话须像吵架一样,轮到真正吵架时便没有了内容,一来二去,烦恼也就没有了。

  她先生比她大了十岁,她的儿子又比她小了三十岁。她在他们一大一小中间,爱他们,也被他们爱。久了,她活得似乎比先生幸福些,比儿子还霸道些。

  我见到她时,正是她发胖的时候。平白无故的日子,突然一天比一天胖起来,这真让她不开心并烦恼了。说实话她是不应该再胖的了,因为她的胸脯与腰已像馒头一样炸开了。幸而她的身材不太高,所以只显得可爱,倒并不可怕。有一段时间,我很奇怪她形体的变化竟一点也没损伤她面容的姣美,甚至有一段时间当她胖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她仍然是一张瓜子脸,面色光洁,五官秀美,笑容颇像一个二十岁女孩那样童叟无欺。这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得很。

  论起她的婚姻,也是令人奇怪的地方。她嫁给她丈夫老K的代价是被她家人真心诚意地逐出了家门。她说我到底喜欢他什么呀,我喜欢他的耳朵,我那时一见到他耳朵就想笑,笑得截不住。

  我正听着听着,她说着说着笑起来。哈哈哈哈,仍是四节拍的。

  知道了她的往事,从此我就很刻意地重视她先生的那双耳朵。一次两次,终于还是失望了。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吸引了汤红美,照现在看汤红美年轻时确乎是一个很美丽的人。比起她,我觉得即便老K长了一双金耳朵也会显得自愧弗如。

  然而,汤红美很爱她的先生。她叫她的先生老K。老K。老K。她常常用大大的声,很随意地喊;下了班换上拖鞋走在屋子的长廊中扭着胖胖的腰很妩媚地喊;有几次,夜里我也能听到她在卧室里很激动地喊老K的名字。

  老K会说,嘘,嘘,小声点。

  老K是皮鞋厂的一名工人。皮鞋的式样老得惊人,任何一只穿在脚上都能吓人一跳,工厂的效益与工人的工资可想而知。有几次每到月底发工资时,我便看到老K抱着几双皮鞋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老K的同事抱回皮鞋常常被老婆骂得要命,老K的命运真比他们好多了。汤红美一见到他抱皮鞋回来就笑。哈哈哈哈,四节拍一落,让老K心里真是惭愧极了,踏实极了。

  有一段日子,老K迷惘得很,全家人指望汤红美一个人拿工资——怎么办啊?

  但汤红美不这么想,并且她也不给时间让老K想。她整天充实极了,天天早晨要吃油炒饭,油炒饭炒好了,就亮起嗓门儿喊:老K。老K。小苗。小苗。叫嚷之中,先生老K和儿子小苗很不情愿地起了床吃了饭,然后三口人一块儿抹嘴出门了。老K的自卑全没了,汤红美的一叫一喊使他的上班像儿子上学一样,充满了一种神圣而又严肃的责任。

  有时候,老K感慨地想,没有了汤红美,或者换了另外一个汤红美,他的一切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有一次,汤红美坐下来认真地让我帮她分析长胖的原因。

  来来去去,列了以下两个理由。

  1.吃肉多;2.睡觉多。

  此时汤红美才悄悄叹一口气,说,没办法,累呀。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汤红美在单位干的不是轻松活儿。她在机械厂上班,以前靠的是智力,工作轻松,但拿钱不多;后来她就要求换了岗位,加入了搬运工的行列。逢到机器出厂、材料进厂都是她最忙累的时候。

  末了汤红美表功一样说,看,工资一下长了两百多。日子如果这样过,除了汤红美偶尔为胖烦恼以外,倒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这个家庭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一次在搬运过程中,一个工人一失手碰落了摆放的机器,噼里啪啦一堆沉重的铁物砸落下来,汤红美是伤势最重的一个,她被人抬出来时双腿已是面目全非。

  在漫长的医疗过程中,汤红美又向人学会了机织毛衣。

  初春的阳光常常照在汤红美的脊背上,一边的机器“吱吱”作响,粉红色的线团在她身边跳跃出各种各样的弧线,仿佛在给她从此沉寂的一生唱着赞歌。

  这时候,老K就会走过来,默默望着她,说:

  汤红美。

应朋友之约,去他家议事。这是我第一次上他家去。朋友住在城南一幢别墅里。别墅是为有私车的人准备的,因此与世俗的闹市区总保持一段距离。我没有私车,只得乘公交车去。下车之后,要到朋友的别墅,若步行,紧走慢赶,至少也要40分钟。眼看离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我顺手招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朋友体谅我的窘迫,事先在电话中告知:若坐三轮,只需3元。为保险起见,我上车前还是问了价。“5元。”车夫说。我当然不会坐,可四周就只有这辆三轮车。车夫见我犹豫,开导我说:“总比坐出租合算吧,出租车起价就是6元呢。”这个账我当然会算,可5元再加1元,就是3元的2倍,这个账我同样会算。我举目张望,希望再有一辆三轮车来。车夫说:“上来吧,就收你3元。”这样,我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

     车夫一面蹬车,一面以柔和的语气对我说:“我要5元其实没多收你的。”我说:“人家已经告诉我,只要3元呢。”他说,那是因为你下公交车下错了地方,如果在前一个站,就只收3元。随后,他立即补充道:“当然我还是收你3元,已经说好的价,就不会变。我是说,你以后来这里,就在前一站下车。”他说得这般诚恳,话语里透着关切,使我情不自禁地看了看他,他穿着这座城市经营人力三轮车的人统一的马甲,剪得齐齐整整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至少有55岁的年纪。

     车行一小段路程,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上好的公路,车身却微微颠簸,不像坐其他人的三轮车那么平稳,而且,车轮不是滑行向前,而是向前一冲,片刻的停顿之后,再向前一冲。我正觉得奇怪,突然发现蹬车的人只有一条腿!

     我猛然间觉得很不是滋味,眼光直直地瞪着他的断腿,瞪着悬在空中前后摇摆的那截黄黄的裤管。我觉得我很不人道,甚至卑鄙。我的喉咙有些发干,心胸里被一种奇怪的惆怅甚至悲凉的情绪纠缠着,笼罩着。我想对他说:“不要再蹬了,我走路去。”我当然会一分不少地给他钱,可我又生怕被他误解,同时,我也怕自己的做法显得矫情,玷污了一种圣洁的东西。

     前面是一带缓坡,我说:“这里不好骑,我下车,我们把车推过去。”他急忙制止:“没关系没关系,这点坡都骑不上去,我咋个挣生活啊?”言毕,快乐地笑了两声,身子便弓了起来,加快了蹬踏的频率。车子遇到坡度,便倔强地不肯前行,甚至有后退的趋势。他的独腿顽强地与后退的力量抗争着,车轮发出“吱吱”的尖叫,车身摇摇晃晃,极不情愿地向前扭动。我甚至觉得这车也是鄙夷我的!它是在痛恨我不怜惜它的主人,才这般固执的吗?车夫黝黑的后颈上高高绷起一股筋来,头使劲地向前耸,我想他的脸一定是紫红的,他被单簿的衣服包裹起来的肋骨,一定根根可数。他是在跟自己较劲,与命运抗争!

     坡总算爬上去了,车夫重浊地喘着气。不知怎么,我心里的惆怅和悲凉竟然了无影踪。

     待他喘息稍定,我说:“你真不容易啊!”

     他自豪地说:“这算啥呢!今年初,我一口气蹬过八十多里,而且带的是两个人!”

     我问怎么走那么远?

     他说:“有两个韩国人来成都,想坐人力车沿二环路走一趟,看看成都的风景。别人的车他们不坐,偏要坐我的车。他们一定以为我会半路出丑的,没想到,嘿,我这条独腿为咱们成都人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

     车夫又说:“下了车,那两个韩国人流了眼泪,说的什么话我不懂,但我想,他们一定不会说是孬种。”

     离别墅大门百十米远的距离,车夫突然刹了车。“你下来吧。”他说。我下了车,给他5元钱。

     他坚决不收,“讲好的价,怎么能变呢?你这叫我以后咋个在世上混啊?”

     我没勉强,收回了他找给的两元钱。

     我正要离去时,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本来应该把你送进门的,可那是一幢高级别墅,往别墅里去的人,至少应该坐出租车啊……我怕被你朋友看见……”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天生是不大流泪的人。

     朋友果然在大门边等我。他望着远去的车夫说:“你为什么不让他送拢,那些可恶的家伙总是骗一个是一个,你太老实了。”

     议完事,朋友留我吃饭,我坚决拒绝了。我徒步走过了那段没有公交车的路程。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两条腿这般亲近过,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两条腿这般有力过。

最近,将军总感到他的身后有个人站着,待他回头看时,这个人又无影无踪了。有这种感觉,是在将军离休以后。离休后的将军,在家侍花养鸟,闲下来时,就爱在逝去的往事中徜徉。将军喜欢仰靠在软椅上,闭目回想那些往事。将军想得最多的是他年轻时的事。那时的人,活得特坦诚,坦诚得就如一道简单的加减法—打仗+胜利=解放全中国。一想到打仗,将军的脑子里就闪现出千军万马,就听到了枪声和战场上的拼杀声。将军兴奋起来,忽地从软椅上站起,口中喊:“班长!”喊声未落,蓦地将军就又感到身后有个人站着;将军就急转身看,那个人又无影无踪了。将军骂:真他娘的怪!将军就又坐在软椅上。将军想起一件事。那时,将军还不是将军,将军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土。

一次,在执行任务中,遭到敌人的追捕。是苇子沟的张妈和她的儿子,把他掩藏在茅屋中的假间壁墙里,才免遭一难。他虽然免遭一难,但张妈的儿子却被敌人带走了。当时由于任务紧急,他未及等到张妈的儿子是死是活的消息,就匆忙赶回部队。全国解放后,将军给苇子沟的当地政府去信查询过张妈家的消息。政府给将军的回函是:查无此人。因此,将军现在也无法知道张妈和她的儿子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想到这儿,将军哭了。哭时,将军就又感到那个人又站在了他的身后。这次,将军没有转身去看。将军坐在那儿,手抵额头一阵沉思。

翌日,将军从银行取出自己几万元的存款,寄给了苇子沟政府的民政部门。

将军在汇款单附言栏内写道:“我忘不了在战争年代,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为解放全中国而做出的牺牲。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我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仅高出本科录取线3分。如果幸运垂青我,我会走进大学的校门,而一旦稍有闪失,我就会名落孙山。

  我的忐忑在逼人的暑热里不断发酵、膨胀,我开始失眠。接着,我的饭量迅速减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久,我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父亲常年在外,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陪爸爸到乡下转转吧。”父亲说。

  我不大情愿,但又不愿让父亲失望。

  我们骑着车,穿过郊区,一直到了县城。

  父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总骑在我前面。后来,我们到了一条河边。说是河,水却枯了,裸露的河床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对岸一片树林,蓊蓊郁郁的。父亲说:“咱们到那儿乘凉。”沙子被日头烤得炭一样烫,脚刚踏上去,就被烧得跳起来。

  我唏嘘着,下意识地调转车头。父亲说:“都大男子汉了,还那么娇气?”说着,顾自在前边深一脚浅一脚走,虽吃力,却沉稳。我无奈,只得跟随。脚上的感觉渐渐只剩下了热,后来,连热也没有了,只有麻木。半个小时后,父亲上了岸,我还有段距离。我不能不钦佩父亲。父亲向我招手,给我加油。我也上岸了,一霎间,我有点想哭。

  树林里的确是个好地方,荫凉很厚,而且有风,把疲惫一点点地舔了去。坐下来拿出双脚,才知父亲和我都有了轻微的灼伤。父亲说这算个什么呀,他小时候天天就这样光脚跑,一点事没有。但是父亲还是从附近掐了一些草,揉碎了,敷在我的脚上。过了会儿,父亲变戏法似地从沙子里扒出一个花生来。这是农民收割遗留下的,父亲说这么大的沙滩,再翻找一遍至少能装满一个麻袋。父亲剥开花生,露出粉白的仁,放进嘴里,轻轻一嚼,由于沙子的烘烤,竟格外的香甜。

  我们拣了截树枝,不停地在沙土里翻拣着,果真找到了不少花生,品尝了一顿天然的美味。

  父亲说:“现在感觉怎样?”

  我笑了笑。我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了。

  父亲说:“再难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休息了一阵后,父亲还未尽兴。我们骑上车,又启程了。

  这次,我们进了一片农民收摘后的果林。父亲说:“这树上肯定还有果子,你能给爸爸摘一个解解渴吗?”我点点头。我很快发现了一个果子,但长得很高。我不怕,脱下鞋子爬树。爬到了粗大的树杈上,再爬,树枝越来越细,心里面越来越虚。我不能再爬了,但我多想把果子摘下来。这时,父亲在下边叫我:“下来吃果子了。”我循声望去,父亲的手里竟托着好几个果子!我爬下树,心灰又自惭。父亲拍拍我的头:“长果子的树不止一棵啊,总有适合你摘的,人活着,怎么能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默然无语。

  第二天,父亲走了,我的心情却好了一些。我开始冷静地想一些事情,比如落榜后该怎么走,比如理想的院校未录取该怎么办。我有了思路,心中渐渐踏实了。

  一段日子后,父亲又回来了。父亲拎着网,说:“咱们去河里捉鱼吧。”父亲过去捉鱼捉得上瘾,只是这些年调往异地,少有闲暇,很少下河了。

  我们沿着过去经常捉鱼的河走着。该下网了,可父亲不下。父亲说:“走,往上游走。”这是我极熟悉的一条河,却又是我极陌生的一条河。人工的防护堤没了,花坛和草坪没了,代之以古朴的桑树、老槐,一人高的藤草,和愈来愈分不清路的小径。一股沟汊,两股沟汊……蜿蜒着,交汇起来。水清得像空气一样透明,螃蟹在临水的洞口和水中的石块上悠然地爬行……

  我有些沉醉了。

  父亲说:“多走几里路,不一样了吧?”

  我使劲点点头。

  忽然,父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一下子痴得手足无措: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幸运之神站在了我的身边!

  父亲说:“祝贺你,孩子!以后,还要走得再远一些,像这河,追求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