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

    小时看京剧《豆汁记》(即《鸿鸾禧》,又名《金玉奴》,一名《棒打薄情郎》),不知“豆汁”为何物,以为即是豆腐浆。

    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他带我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警告我说:“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我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学问:“怎么样?”我说:“再来一碗。”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过去卖生豆汁儿的,用小车推一个有盖的木桶,串背街、胡同。不用“唤头”(招徕顾客的响器),也不吆唤。因为每天串到哪里,大都有准时候。到时候,就有女人提了一个什么容器出来买。有了豆汁儿,这天吃窝头就可以不用熬稀粥了。这是贫民食物。《豆汁记》的金玉奴的父亲金松是“杆儿上的”(叫花头),所以家里有吃剩的豆汁儿,可以给莫稽盛一碗。

    卖熟豆汁儿的,在街边支一个摊子。一口铜锅,锅里一锅豆汁,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了。豆汁儿摊上备有辣咸菜丝——水疙瘩切细丝浇辣椒油、烧饼、焦圈——类似油条,但作成圆圈,焦脆。卖力气的,走到摊边坐下,要几套烧饼焦圈,来两碗豆汁儿,就一点辣咸菜,就是一顿饭。

    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有保定老乡坐下,掏出两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碗”,卖豆汁儿的告诉他,“咸菜呢?”——“咸菜不要钱。”——“那给我来一碟咸菜。”

    常喝豆汁儿,会上瘾。北京的穷人喝豆汁儿,有的阔人家也爱喝。梅兰芳家有一个时候,每天下午到外面端一锅豆汁儿,全家大小,一人喝一碗。豆汁儿是什么味儿?这可真没法说。这东西是绿豆发了酵的,有股子酸味。不爱喝的说是像泔水,酸臭。爱喝的说:别的东西不能有这个味儿——酸香!这就跟臭豆腐和启司一样,有人爱,有人不爱。

    豆汁儿沉底,干糊糊的,是麻豆腐。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加几个青豆嘴儿(刚出芽的青豆),极香。这家这天炒麻豆腐,煮饭时得多量一碗米,——每人的胃口都开了。

    八月十六日

她们回来了。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下,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一股白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西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觉得恍若幻影神秘莫测。在将近两年得时间里,这村庄,沟川,羊肠小道,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又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里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得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乡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一点儿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事为啥呀,二亚?”

  二亚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爷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又些冷。刚下车的时候,凉风扑面,怪舒服的;现在,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冷飕飕的。内衣好像还沾了汗,贴再身上,风灌近来,说不出的难受。她左右拧一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

  “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她伸出去试一试风。她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然后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儿。

  “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痛的吸溜吸溜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

  “我想哭。”二亚说。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

  “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没收到?”

  “不会。”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说成黑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她说:“我要唱歌。”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上只剩一点儿蜡烛光的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她们唱歌。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什么调子。

  “呀,”而二亚说,她突然住了声,“我们的脸!”

  不叫二亚的姑娘愣着。二亚顿了一下脚:“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爬我妈认不出来,说我是个妖怪。”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她看着二亚。她们互相看着。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但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儿的纸。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她们甚至用纸巾擦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玻璃,还擦了几次鞋,惟独没想到最后会用他来清楚嘴上的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但是,没有。沟川是干的。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和天蓝色的外套上不同颜色的斑迹。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她。”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了一圈儿,又转了一圈儿。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会有毒。”

  “不管她,”二亚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呀,抹呀,脸上已麻麻的,只是不知道此时脸上的样子。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早已熄灭了。她们想着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

山是慢慢被晨雾包裹了起来,没有包严实的地方便显露出它的雄性,但却让人看不透。深林中只有露珠落地的滴答声,很静。日头没有出来,并没有往日那偶然见到的炊烟,仍是那人迹罕至的蛮荒世界。首先醒来的是几只画眉,用懒洋洋的目光扫视了周围一眼,便扑楞楞地在竹林中穿了几个来回,弄出些儿响动。山鸡被惊醒了,也跟着起哄,拖着长长的花尾巴在林中旋飘,那样子十分的悠然自得。

那汉子就踏着露草,肩上扛着鸟炮,在鸟炮尖上,挂着几只野兔。他一边走着,一边举起手中的瓶子,灌上几口早酒。

汉子大概是有些微醉了,走路像走钢丝一般,身形便有些晃荡。只有在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早酒的可爱,在浓浓的晨雾中,在寂静的深林小道上,现在就他如神仙下凡一般地飘飘然来到人间。这里有人间吗?

当然是有了。现在汉子就来到山腰的两间土木房前了。小房子孤零零地呆在山腰,没有半点声息。

汉子就两眼呆呆地盯着土房的窗口,窗口被厚薄膜遮严实了。汉子喘着粗气,不时扬起瓶子仰头又灌上一口高梁酒。汉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将枪横放在双腿上,看着尚没有完全僵硬的野兔,眼前就又幻化出那个夜晚的情境。

在野兔经常出没的山口子上,是两条汉子的身影,他们是好朋友,白天各干各的活计,晚上两人便在相同的时间来到这个山口,碰上运气了,打上七八只野兔,让婆娘赶几十里山路去小乡镇上卖了换油盐。他们情同手足,临走分野兔时,互相谦让,谁出手拣兔都把大个儿的递到对方手上。

就在这可诅咒的夜晚,他们的枪口下竟然逃脱出一只野兔,它被打伤了,跑起来瞎蹦乱跳的,一个身影就飞跑了上去,很快,山腰便是一声异样的声响,伴了一声惨叫。

好伙伴摔死了。

山口上只剩下一个汉子的身影。

一晚又一晚,汉子就想守久一些,多打几只野兔。

一个人在深夜蹲在山口,没了伴儿,汉子开始喝酒,让酒成了他的伙伴。时不时灌上一口想心事,总是想不完,一边想着一边等那活物。不时山口上便有嘎咚的鸟炮声响起。

今儿个来早了?怎么还不见灶房冒烟?汉子就又站了起来,将枪尖上挂着的野兔取了下来,一点数是七只,他挑了四只大的,来到房门前,像往常一样,将野兔放在门前。

汉子提起鸟炮,走到离土木屋十丈开外的地方,抬起鸟炮对天冲了一炮。然后他快步躲进了灌木丛。

一会儿,便听门吱嘎一声响了,一个女人披着衣服出了门,将地上的野兔捡了起来,倚在门前,呆呆地望着前方。望着那条老山道。

好久好久,女人终于提着野兔进屋去了,门吱嘎一声又关上了。

汉子从灌木丛中钻出来,扬起酒瓶仰头又灌了一口,走上了那条老山道,一路上便是哼哼:又是那个三月天嘞,爷们儿我出了山嘞,走到那个响滩子哎,碰到了妹子你嘿……

中午我刚要下班,妻来电话说叔父不见了。我一听心里直发毛,叔父到这里来治眼疾,人生地不熟的,他视力那么差,街上那么多车,能跑到哪里去呢?

  叔父是前天被父亲送来的,由于家里农活儿忙,父亲住了一晚就走了,临行嘱咐我:“一定要把你叔的眼睛治好!”叔父40岁才结婚,我们兄妹三个能顺利读小学、念中学、上大学,全靠叔父了。叔父没啥大手艺,就是干活儿不惜力,一直辗转着帮人在建筑队干活儿。叔父原本视力不好,20年前外出打工时,左眼又不幸被钢筋刺瞎了。前些日子父亲说叔父的右眼患了白内障,我赶紧让父亲把他送到城里来医治——一个农村老人,看不见东西怎么行?

  没办法,我和妻只好各自骑上单车,到附近几条街道去找。饿着肚子在街头晃荡到下午三点,毫无进展的我回到家里,正准备喝口水再出去,客厅的电话响了。对方说自己是秦楚酒店的保安,在酒店发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老人,这电话号码是老人想了半天才回忆起来的。我一听,忙问老人是不是眼睛有些看不见?保安不耐烦地答:“眼睛看不见还能溜进酒店,如果视力好,我们这些保安还不得被经理解雇了?”

  放下电话,我慌忙出门打的直奔秦楚酒店。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争执,我边走边约上几位朋友——人多势众嘛,一旦起争执可以解决得顺当些。

  秦楚酒店在老城区,离我居住的地方挺远。从打的费用估计,至少离家十几里。我想不出,几乎双目失明的叔父是怎么摸到那里去的。

  急急忙忙赶到时,几个朋友已骑摩托车先到了。我找到保安室,问老人在哪里。一个胖保安打量了我一眼:“看来老兄混得不错呀,怎么能让老头子这样呢?”我说:“老人不就乡下人穿得土了些吗,我让他怎样了?”胖保安不无讥讽地说:“问题是他溜到我们餐厅偷吃客人的剩饭哪!”

  “偷吃剩饭?”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怎么也不信保安的话,我知道叔父穷,但他绝对不是贪小便宜的人。年轻时他外出打工回家,上百里山路,为了节省钱,他总是挑着重重的行囊饿着肚子走路。路边什么吃的没有?顺手牵羊搞几个瓜果或拽几颗花生吃,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可叔父没有。他的行囊里还掖着打工时舍不得吃的干馒头和给我们兄妹买的糖果饼干,而他只是一次次喝着路边溪涧里的水回家。多刚强的人哪!

  我们在酒店一个角落找到了叔父。他满头稀疏白发,蜷身蹲在那里,冷冷的风吹得他紧缩着满是皱褶的脖颈。我埋怨他为啥一个人跑到这里,要搀他站起,他却忽然无声地哭了。他狠狠擂了一拳自己的脑袋:“我给你们出丑了,让娃们陪我丢人了!”

  我问他是不是吃了餐厅的剩饭,叔父又擂了自己一拳,痛悔地说:“我只吃了半个剩馒头呀。那是别人剩的,我以为不要了……”我蹲在叔父面前,一直到他情绪稍稍稳定,才问:“您老是不是迷路了?”叔父摇摇头:“我年轻时常在这一带干活儿,哪条街道我都熟。我是专门到这里来看这座大楼的。”叔父顿了顿又说:“我这只左眼就是建这座大楼时被钢筋扎瞎的,右眼如今又得了白内障,手术后不知能不能看得见。”

  我愣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和许多农民工一样,叔父把力气和汗水留在了这里,甚至把他的血和一只眼睛永远留在了这里。而当一幢大楼、一座城市建成后,叔父他们便被城市遗忘了。尽管城市遗忘和冷漠了他们,他们却惦记着这座城市,因为那是他们生命和血汗的一部分。

  我扶起愧疚的叔父,告诉他:“今天咱们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这里吃最好的饭菜,喝最好的酒,我们陪您将这座大楼好好地走一走看一看!”

  叔父嘴唇哆嗦着哭了。当晚,我们在秦楚酒店吃饭。经理和许多客人知道了原委,纷纷过来向叔父敬酒。那是叔父吃得最舒心的一顿饭,他在灯红酒绿中笑着,在人们的致意中笑着,我却分明看见,有一串泪水从笑着的叔父的右眼里溢出来。

他是一个木匠。

  是木匠里的天才。

  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儿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说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了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个木碗吃饭。

  他对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子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他的眼力就这样厉害。

  长大了,他就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就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他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才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雕的蝴蝶、鲤鱼,让那要出嫁的女孩看得目不转睛,真害怕那蝴蝶飞了,那鲤鱼游走了。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让他修饰为鲤鱼的眼睛。树死了,木匠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

  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

  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

  我在老家的时候,有段时间,常爱看他做木工活儿。他快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自由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移……他给爱好写作的我以启示:我的语言要像他的斧子,越过浮华和滞涩,直击那“木头”的要害;我要细致而完美地再现我想像的艺术境界……多年努力,我未臻此境。

  但是,这个木匠,他,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

  村里人叫他懒木匠。

  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外,请他做一些小活儿,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他都回答:没空儿。

  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我从郑州回去,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

  我有些生气。

  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没听人说,他是懒木匠?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说走了的木匠:“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等人家找他木匠活儿,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

  我说:“这人,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女大学生网上发帖要做“二奶”的。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我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天赋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他只是孤独。

  去年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你哪儿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5000元呢。”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不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