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午后摘花生时突发昏厥。我收拾好行李,打点好工作所需的文档资料,订了飞往河南的机票,匆忙踏上回家的路。

我的老家在南阳一个边远小镇。到达机场时已是凌晨一点,我只得让好朋友先接我到漯河,第二天一早再坐去南召的唯一一趟大巴赶回家。

大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我的思绪起起伏伏。车窗外,白杨树和丘陵一闪而过,那个日夜牵挂的身影逐渐变得充盈和饱满。

母亲的名字叫郭思琪,这几个字我至今拿不准,只能根据她的发音辨清。她的出生日期是1944年4月7日,但她“四”、“十”发音不分,也可能是十月初七。籍贯四川,同样是根据她的口音判断。

是的,这些基本信息含糊不清,但不影响她成为我的母亲——她是重庆一起特大拐卖案的受害人之一。是父亲在婚姻受挫后,花六百块钱买回来的。

听长辈们说,身材矮小的母亲被拐到村子时,沉默寡言,长着一张西南山区普通妇女的面容。除了做木匠的父亲,同村另一个单身汉也想买走她。

母亲无法选择她的人生。人贩子问她愿意跟谁,她将视线从自己的布鞋上移开,看了看不苟言笑的父亲,移出脚步,从破布鞋里顶出大拇指示意。

父亲从内衣兜里掏出钞票,上前拉走她,如同牵着一头买来的牲口。后来母亲常常说,第一眼看到的男人是跟自己有缘的,就像婴儿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一样。

到我们家时,母亲已经是第三次被买卖,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她一直在尝试出逃,接着被抓,遭受毒打。

我是抱养来的孩子。父亲说,母亲郁郁寡欢的眼睛在见到我时才多出一点光。考虑到她的生活能力有障碍,祖母在我三岁之前都不准她碰我。

在那三年里,她到处收集哺乳期妇女的乳汁和用蚕茧换来的牛奶,灌养我成长。我却恩将仇报,跟村里其他小孩一样称呼她为“蛮子”,嘲笑她被镰刀砍断而曲折蜿蜒的左手食指,跟祖母一起对她大声吆喝,随意使唤。

父亲虽然脾气粗暴了些,但是温实敦厚。渐渐地,他顾及到夫妻之情,呵斥我的顽劣不羁,并要求祖母把我交予母亲抚养。

四岁那年冬天,村子里天寒地冻,河水结冰。祖母像往常一样吩咐母亲去河边洗衣,并尝试着让她照看我。

那是我记忆画壁上的第一幅画卷。她那天异常开心,用一大块石头将结实的冰面凿出一个洞,河水涔涔地冒出来,慢慢浸湿厚衣服和她通红的双手。她一边洗衣一边冲着我笑,表情像个情窦初开的姑娘。

我不懂她的意思,把肥皂水吹成泡泡,吹到她脸上,还在冰面上活蹦乱跳。用棒槌敲击着冰面,冰花四溅,冲她耀武扬威地挑衅。她还没来得及回击我,就惊慌地看到一道冰痕在我脚下划过。“咔嚓”一声,冰面破裂。冷冰的河水灌进我的棉衣裤,我身体下坠,掉进了冰窟窿里。

邻居们听到我的呼喊声后将我救起,并抱我到家里烘烤。祖母因为这事火冒三丈,数落了母亲好半天,我在旁边添油加醋,并指责她居心叵测,有意将我推下水。祖母不由分说掌掴了她,鲜红的巴掌印落在她挂满泪花的脸上。我在一旁窃喜。

大概是她本性使然,她对我的诬赖没有半点申辩。

后来我开始念书,有一次因为没有零用钱,偷走父亲上衣口袋里的十元钱,藏进了自己的布鞋里。父亲发现钱不见了后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来打我,我倔强地不肯承认,躲在母亲背后痛哭流涕,还为自己狡辩。

母亲神情淡然地转过身,将我拉到她跟前,脱掉我的鞋子,把那皱巴巴的十元钱伸展出来递给父亲,还振振有词地说:“钱是我偷给孩子的。孩子大了需要用钱,你为什么对她这么严苛。”父亲一时语塞,赤红着脸,目瞪口呆地盯着母亲,随即摸了摸我的头,不再追究。

从那以后,我开始觉察到我们家庭关系的微妙变化。我喜欢这个用她的方式疼爱我的母亲,开始帮她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喂养牲口,田间农作,还会对她嘘寒问暖。而她和父亲办了结婚证,正式在我们家里安顿下来,起早落夜,从此再无他心。这个支离破碎的家终于变得完整坚固。

生活完全独立后,我决定每年至少带母亲去旅行一次。

第一年去了我们的小县城。母亲听到我要带她去南召,顺口说出几个远房亲戚的名字,说去的话一定要探望人家,还要带上一包果子。带果子是父亲在世时探望亲戚的惯用方式,母亲牢记在心,接人待物丝毫不敢怠慢。

她不知道,那些亲戚从父亲过世后就不再有频繁来往了。我嘴上应和她,心里却盘算着带她去洗浴中心蒸桑拿,冲个淋浴,按个足底。

拖着她走到洗浴中心门口,她止步不前。我问她是不是不喜欢这种地方,她抖了一下嘴唇,表情为难地看着我说:“娃娃,这种地方还有男人,我们女娃娃怎么好去?”

我笑着对她解释说,没关系,男女分开的,你想多了。

她又问,那这么多人泡澡,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咱们。

她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她的意思。原来她想象中的洗澡不是淋浴,而是泡澡。常年劳作的人们洗澡的机会很少,基本都在大年三十的前几天。一洗就是大半日,泡在木桶里,把身上的灰垢全都泡开,然后搓背,再涂上肥皂冲洗。

我立刻领会她的意思,带着她开了一间带浴缸的酒店。给她放好消毒液和温水,示意她脱下衣服躺进去。她一脸羞赧,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袒露身体。我只好把她的衣服扯下来,扶着她躺好,然后散开她的头发,准备帮她打湿发丝。

她意识到我会帮她搓澡,拉住我在她头顶上的手,面露难色地说:“娃娃儿,你也进来,这里面很暖和。”

我推诿说:“你先来,冬天水冷得快。两个人洗,我怕你感冒。我等下冲一下就好了。”

她便不再拘谨,在水里使劲搓着自己的大腿和颈部,浴缸里的水变得浑浊起来。我把浴盐铺在她的肩颈上,老太太的肌肤在我的手里立刻变得光滑。看着她日渐憔悴的面容,我心中一阵生疼。

我又想起那个冬日,在冰面上满身肥皂泡的我们,情形是如此相似。岁月去除我们之间的罅隙,冰释前嫌,现在又来催老我的母亲。

第二年带她去了南阳,春和日丽,终于完成了我最初的心愿——带她泡一次温泉。她穿着大号女式泳衣,在鱼疗池里跟鱼聊天,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近才听见原来她担心自己会踩到小鱼,在祈求它们的宽恕。

她看见我在蓝色的游泳池里仰泳,就沿着游泳池边亦步亦趋地跟着我。我一睁眼,她那张惊恐担忧的脸让我呛到一大口水。她还浑然不觉地安抚我:“娃娃儿,你游不好的,不要去了。你小时候,村里头好多小孩都是在水里淹死的。”

她这么一声警示,马上招来不少游客的侧目。我赶紧大声附和道:“是啊,没错,每年都有呢。淹死的还都是会水的。”

我照着她的意思上了岸,她一脸欣然,似乎只需要得到我的认同就够了。旁人的嘲弄和喧哗,跟她并无多大关系。

第三年带她去了重庆。根据她的口音判断,她的老家在“云仓县”,普通话发音应该是“荣昌县”。我提前拟定好了线路,想带她找寻一些遗失掉的记忆。

没想到,她一听说我要带她去的是重庆,面如土色。我安慰说,只是带你走一走,不是要送你回去。你是我妈啊,我怎么能狠心送走我妈。她将信将疑地跟着我上了火车,一路上盯着窗外陌生的景色沉默不语。

我握了握她的手,再次安慰她:“你看,我都买了咱们回来的票,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我们还要一起回来的。”她看了看车票,这才安心躺下来睡觉。那一晚她蜷着身子,保持着惯有的睡姿,一直睡到了天明。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她不在床铺上,推开车厢门大声喊叫。我的叫声吵醒了不少熟睡的人,一位列车员走过来制止我说:“你家那位老太太在洗手间呢,她进厕所不知道关门,我看见她了。”

我拔腿冲进洗手间,看见蹲在马桶上的她一脸错愕。

“咦,这地方上茅斯(厕所)还都能看见啊。”

我闪过身,帮她掩好门,捏住鼻子,破涕为笑。

“我说妈啊,我就知道你不会上厕所的,你怎么就不叫醒我呢。”

“你都一夜没睡,我叫你干啥。”

“你怎么知道?”

“你的手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你四岁时我就记得你的手,睡着后是不会动的。”

我鼻子一酸,拿开捏着鼻子的手,抽出卫生纸递给她。

原计划在重庆逗留四日。我征询了母亲的意见,她执意不要回到荣昌。说怕见到以前的儿女,怕碰到村子里的熟人,怕他们再抢她回去。

时隔四十余年,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姑且不说能不能见到母亲原先的家人,能不能找到她的详细住址都是个问题。

听母亲说,那里地处山区,一贫如洗,卖妻卖女是普遍现象。外公早逝,外婆去世时,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跑到屋里喊外婆吃饭,喊几声不应,凑近一摸,才发觉她已经全身冰冷,早就断了气。

这之后,她被舅舅卖掉,生育了一男一女后,又被第一个丈夫卖掉。

关于母亲的过去,我尝试问过她,但她极少透露,后来干脆闭口不谈,我便不再触及她的伤痛。后来她再嫁,我每次回家都会带她把蓬乱苍白的头发染黑。

重庆之行的第三天,好朋友们相约和我见面。白天跟旅行团太多奔波,我嘱咐母亲单独留在酒店等我,还把她托付给一对同行的老夫妇。请求他们带她一起吃晚饭,再把她送回房间,帮她开下房门。那对老夫妇人很和善,爽快应允了。

我的朋友们听说我母亲来了,执意要来看望,说长辈远道而来,哪有不拜访的道理。我拗不过他们,一行人赶到酒店。唤醒母亲后,我告诉她有人来看她,要是困了就不要出去,外面刚下过雨,露水也很重。

母亲一听,二话不说,翻身起床,洗了把脸,穿戴整齐,喜气洋洋地要随我出去。

她刚走到众人跟前,就抓住我一个朋友的手寒暄:“这么晚了,你们还跑起来咯,麻烦你们喽!”朋友的女友一脸尴尬,显然被母亲的举动吓了一跳。好在大家并不多心,也急忙喜笑相迎,同她聊天。

山城夜色静谧,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三点。我几次催促母亲回去睡觉,她不肯,只是默默作陪,对我们提出的每个话题都表示出好奇,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那一晚睡前,母亲偷偷告诉我,我出门后她就在酒店洗了澡,身上没有味道。“没有给你丢人吧。”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冲到卫生间一看,积了满满一地的水,地漏盖子没有打开,冷水水龙头也还开着。

“妈,你不会使用热水你就不能等我回来再洗吗?!这初春的天气你用冷水洗澡,要是生病了谁伺候你啊!”我又恨又气。

“不碍事,我都在被窝里暖热了。”她把自己裹起来,可怜兮兮地望着我。

我掀开被子钻进她的怀里,果真暖暖的,心里却一阵酸楚,对她的隐衷心疼得要命。

起身打开包,里面是我晚上在夜市上淘来的几件衣服。杏色菱形图案的衬衫,蓝底白蝴蝶的灯芯绒裤子,都是淘给她的。她喜欢穿五颜六色的衣服,那是粗茶淡饭外的调剂。

之后,我辗转到了上海,工作原因让我一再推迟和母亲的旅行。她不止一次地让别人传话问我:“是不是诓我啊,天都凉了,你也去上海了,怎么越走越远呢。”

我每次都会安慰她,会的,会的,天凉一点,我们就去。

“你最想去哪?国内随便挑,现在我可以带你坐飞机。”

“我就想去你住的地方瞧一瞧,坐不坐飞机都行。”她脱口而出。

可这一次,我还没来得及带她出去,她便卧倒在床。

那几日一直守在她身边,心中充盈饱满。我明白世事无常,唯有与她为伴,我才能如此幸福。

我夜晚写字,她支撑着力气不去睡,在我旁边念叨着邻里乡间鸡毛蒜皮的事。我索性关了电脑,侧卧在她身旁哄她入眠。小时候她的絮叨是我的催眠曲,现在却能把她自己催眠。

医生说她很快就能出院,特别是看到我回来后,她的病情明显好转。“老人啊,孩子才是最大的心病”。

突然想起母亲刚改嫁那一年的春节,亲戚们劝我不要去母亲家过年。

他们众口一词劝阻我,说她是改嫁的人了,提醒我别忘了自己姓什么。我回应说,我姓什么不要紧,她是我母亲。

有她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嘀嘀。”

大柴走在路上的时候,嘴里常常发出汽车鸣笛的声音,配合着转动方向盘的动作。他正在开一辆车。你若跟他说句话,他还会发出“呲”的刹车声,下车跟你打个招呼。

大柴本名王大柴,是我们社区里一个人尽皆知的精神病。

大柴的病遗传自他爹,据说他爹在世时举止就很奇怪。大柴四岁时,他爹撒手西去,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瘫痪在床,他吃着百家饭长大。

大柴平日里与常人无异,说他脑子不正常,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觉得自己是个司机,还有一辆凭空幻想出来的汽车。

第一次见到大柴是在我们家,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奶奶是辖区妇女主任,很受人尊敬。大柴有空就到我家闲坐,和奶奶寒暄一阵。

“再闹腾就让大柴把你拉走!”我们那一带父母训斥不听话的小孩时总会说这句话。每每哭鼻子的时候我妈这么一吓唬,我立马就收了声儿,任由鼻涕泡儿炸开也不敢擦。大柴到我们家的时候,我躲进里屋从门缝偷偷看他,等他走了才敢出来。

每次到我家门口,他总是伸出右手在身旁的空气中划拉一下,做一个向上提升的动作,嘴里发出“吱儿”的一声,大概是拉好了手刹。然后打开他的“车门”,向外跨出一步,算是下了车。等到要离开的时候,他会拉开“车门”一步跨进去,然后松“手刹”,双手打着“方向盘”离开。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伙小兔崽子变得胆大起来,放学路上只要看到他慢吞吞地“开车”,便会调侃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今天又开的什么车?”

我们不敢近他的身,只远远地冲他吐舌头做鬼脸,时不时吐个口水。更过分的,还会模仿他开车的样子,嘴里学着开关车门或摁喇叭的声音。被激怒的大柴龇牙咧嘴,捡起脚边的石头朝我们扔。我不幸被石头砸中过一次,头上砸出个大包,乌黑锃亮的。

我顶着大包回家跟奶奶哭诉,奶奶牵着我的手找上门,大柴正在烧锅做饭,奶奶叉腰站在门口。

“大柴,你为啥要用石头砸我们家小子!”

大柴探出脑袋,一看是我奶奶,赶紧跑出来,挠着头冲我奶奶傻笑。

“嘿嘿,魏姨,我不认识你家小子,怪我怪我,以后认准了,肯定不砸他。”

既然他已表态,奶奶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他是个精神病,能讲理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事儿也就这么了了。从那以后大柴果然再也没拿石头砸我——如果我身边有其他孩子,他会把石头扔得离我远点。

奶奶警告我不要去得罪他,脑子有问题的人真把我弄出个好歹也没地方说理。我不再喊他“柴可夫斯基”,算是礼尚往来,相安无事。

大柴总是跟人炫耀今天又开了什么车,“车”成了他的代步工具。社区有谁需要临时捎个信儿,只要给他递上一支烟,他就美滋滋地开着他的“车”帮人带信,不管路途多远。

上高中后,离家远了,我没再见过大柴。后来上大学,毕业,在外面工作,他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

今年调动工作回到家乡后,我又一次遇见他。依旧是在我家里,他把“车”停在我家门口,煞有介事地拉上手刹,打开车门横侧一步下来,满面堆笑地走进门来。

“哟,柴师傅,今儿个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熟练地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了一支给他。大柴把烟叼在嘴上,我摁下打火机凑上去,他用双手蒙住火,点燃了香烟。

“好久不见,你小子都长这么高了!”

大柴一边说一边比划。他手放在腰部往上一点的位置,似乎在告诉我当年我只有那么高。

“人都是要长的嘛,您这些年倒是老样子,还是这么精神劲儿。”

我给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吐出几个圈圈。

“怎么着,今儿个又开的什么车?”往空空如也的院子里望了望,我假装打量起他的“车”来。

“今天开的沃尔沃,大客车,怎么样,还可以吧。”

大柴一脸得意,眼睛发光。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眼睛里的确有一辆气派的沃尔沃大客车。

“得劲儿!注意安全哦。”

“那是,我开了这么多年的车了,你见我出过事儿吗?”

寒暄几句后,奶奶在屋子里叫他。他冲我一笑,钻进里屋跟奶奶唠嗑去了。

我踱步到院子里,深秋时节,飘落的树叶铺了一地。我突发奇想,学着他平时的样子,打开那扇看不见的车门,跨到那个未知的空间,松下手刹,摁了几下喇叭,嘴里发出“嘟嘟”两声。

“诶,快下来!”

我正在自娱自乐,大柴从屋里冲了出来,把我拉到一边,然后回到“主驾驶位”,熄火,拉手刹。

“小子,这车你玩不转。”大柴下车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记住,可别再动我的车。”转身他又回到里屋,剩下我一个人在原地发愣。

那里真的停着一辆车吗?

大柴走时,我站在院子里,他嘴里发动了车,我冲他摆摆手,他回我一个笑容,然后舞着方向盘离开了。

初冬的一天,我带着儿子铜铜坐火车去山东玩。

我们从南京站上车,铜铜跑在前面,用他刚学会的数字寻找座位,然后兴奋地叫起来:“这边,爸爸,这边。”

铜铜所说的“这边”已经有人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和一个同样干瘪的布包。我对铜铜说,先随便坐吧,反正很空。但老太已经挪开了,往里面靠了靠,我和铜铜便在她旁边坐下来。

这是一列慢车,不急不忙地由南向北驶去。冬天的傍晚来得很早,风景从窗外掠过,夕阳染红了河水、田地。

“小朋友你几岁了?”

老太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铜铜专注叠纸没有听见,我代他回答:“四岁还差三个月。”

“三四岁啊,正是好玩的时候呢。”老太说话时目光一直落在铜铜身上。

这孩子太皮了,我说。

“皮才好呢,皮聪明着呢,我两个儿子小时候都皮。我大儿子叫大军,真叫个皮呢,有次把家里的小桌子都锯了,做木枪,他就喜欢枪。”

“那是挺皮的。”我附和道。

“我小儿子更皮,你想都想不到,他把我的线衣拆成线放风筝去了。那时穷,你晓得的,我好不容易攒钱买的线衣,多不容易啊。哎,把我心疼的!”

我“呵呵”笑了两声,倒不是觉得有趣,而是出于礼貌。老太大概受了鼓舞,又继续说起来。她的姿势已经变换了,从原先的缩在角落到完全面对着我。

我仔细看着这张脸,其实不是很老,只是显得有点干枯。我想她应该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或许有一个和铜铜差不多大的孙辈。

“你也有孙子了吧?”我打断她。

老太愣了一下,看向铜铜,若有所思了一会儿。

“差不多也这么大了呢。皮着呢,两个儿子都那么皮,孙子孙女不知道要皮成什么样呢。皮好呢,皮代表聪明,大军和小军上学的时候哪个老师不夸呢,每次考试都拿第一。”

我发觉自己不太善于聊天,聊天要学会倾听,而我没有兴趣,我甚至后悔刚才“呵呵”了两声。

老太见我看向窗外,又歪着头和铜铜说话,问他叫什么名字。铜铜嘟着嘴说,我有两个名字呢。

“真厉害,有两个名字啊。”她说话的样子有些夸张,是那种逗孩子的夸张。铜铜说了大名,又说了小名,然后继续专注叠纸,对老太的赞扬不大领情。

冬日暖阳软绵绵地照进来,我很快迷糊了过去。火车到达一个小站时,我醒了过来。铜铜已经睡着了,被老太抱在腿上。我伸手推了推她,她慌张地把铜铜交给我,有些不好意思。

对面坐下一对夫妇,头发有些花白,年纪大概也不小了。男人去倒热水,女人收拾包裹。老太一直专注地看着,不时提醒她“东西要掉了”、“厕所在那边”。

男人倒水回来后,他们聊开了。老太不断重复着那些雷同的内容,半个车厢的人都耳熟能详了。比如“她大儿子叫大军,在邹城当兵”、“小儿子在丹阳,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比如“她三十多岁就守寡了,两个儿子长得都不像她,都很高大,像他们的爹……”

他们的声音愈发大了,不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睡觉的人被吵醒,无精打采地看着窗外,也有人转过脸看着他们,眼神里露出一些愠怒。

不过,那对夫妇坐了两站就准备下车了。老太怏怏地站起来,帮着把大大小小的包裹从椅子底下拖出来。

几个上车的年轻人填补了对面的位置,他们放好行李后便低头把玩手机。老太依然兴奋地和他们寒暄,想继续往下说,见他们毫无倾听的意思,只好停歇片刻。车厢安静了许多。

好几次她想和铜铜说话,但铜铜一直专注手里的玩具。她低下头,在那个干瘪的布包里摸索一阵,掏出一个包子给铜铜。铜铜接过去又还给她,小孩子对玩具以外的事物不感兴趣。

餐车经过之后,车厢里躁动起来,充斥着方便面缭绕的气味和各种咀嚼的声音,有人开始大声说话,聊起了天气。老太把脑袋高高昂起,越过椅背,想加入聊天。她说今年的立冬比哪一年都冷,又说她生小儿子那天正好是立冬,一点都不冷。后来没人接茬了,原先说话的那个人开始低头看杂志。

“小军生下来八斤多重呢,接生婆都没给他包裹一下,结实着呢。小军身体一直很好,后来到工地上,个个都夸他,别人抬不动的他抬得动。大军身体也很好,要不然怎么能验得上兵呢,部队里去抢险,他都冲在第一个。十六岁就去当兵了,在邹城,就坐这趟车……”

我有些后悔坐这趟车了,还有好几个钟头才能到山东,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身边却坐了这样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太。

她的目光一会儿落在对面几个学生身上,一会儿落在匆匆经过的行人身上,有时候落在我身上。她看向我的时候,我总会动一动身子,像是要掸掉灰尘一样。

她还在捕捉一些看过来的目光,如果目光不那么坚硬,就会搭讪。她说,大军最喜欢吃的那种包子,邹城是没有的,然后摸了摸自己的布包。

有人变得不耐烦了,开始抱怨车速的缓慢。

“坐慢车真不舒服,怎么这个年代还有慢车呢。”

“快了,有这个规划了,听说这趟车再过几个月就要取消了。”

一直自言自语的老太停了下来,茫然地望着说话的两个人,嘴唇哆嗦了一下,问道:“取消了怎么办啊?”

“怎么办?高铁啊。”被问的人显然有些不屑。

老太又问高铁怎么坐。

“怎么坐,就这样坐呗,高铁快,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这回轮到老太沉默了,她看着暮色四合的窗外,半晌才冒出一句:慢车好。

我的腿被铜铜压得有点麻木,我站起身,嘱咐铜铜不要乱跑,然后走向卫生间。卫生间的门关了,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我走向下一节车厢。门依然紧闭,外面两个面容淡定的人等候着。我继续向前,像和谁赌气似的,不知道走了多少节车厢,直到看到绿色的“无人”两个字才停下来。

我把门关上,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感到非常疲惫。或许是坐火车本身的疲惫,或许是其他。

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老太不见了,剩下铜铜一个人吃着零食。

她应该是在邹城站下的车。窗外黑黢黢的,浓郁的黑色涂满玻璃。再过一会儿,火车即将驶入一个大站,车厢里的人活络起来,抡胳膊伸腿,手机铃声也陆续响起。

列车员提着扫帚开始打扫卫生,她们不慌不忙地倾倒垃圾,收拾桌子。突然,我们都发现了那只干瘪的布包,像我第一次看见时那样,瑟缩在座椅角落里。一个列车员“唉”了一声,另一个也跟着叹了口气。

我第一次对老太来了兴致,问他们为何叹气。

“这个老太太是个苦命人,这趟车她不知坐过多少次了,车上的列车员几乎都知道她。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军,一个叫小军,小军是丹阳的一个建筑工人,大军在邹城当兵。这两个儿子早死了,大军死在一次抢险中,小军死于一次工伤。后来她经常坐这趟火车,也不知道做些什么。”

说着,列车员拎起布包。一个东西掉了出来,是大军爱吃的那种包子。

“报告警官,说起来实在惭愧,我这已经是‘三改’了。”陈老大端端正正地蹲在我面前大约两步的距离,开始思想汇报。

“三改?什么意思?”刚进监狱工作,我没听明白他的这句行话。

“三改就是三次改造,一共坐过三次牢。”陈老大语气诚恳地向我解释。

“警官你放心,我也是老改造了,规矩我都懂,平时的表现你一定放心,他们下面有什么情况我也绝对第一时间向你反映。监狱嘛,不是逞威风提虚劲的地方。”

陈老大的直接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提了些改造要求后,我就让他回去了。

我当时刚考上监狱司法警察,分到监区里带组,陈老大是我所管的生产小组的质量检查员。作为狱警,首先要了解的就是生产小组里担任特殊岗位的罪犯。监狱里管这种向警官汇报情况的方式叫“汇报思想”。

这次对话后我知道,这个家伙很老练,不是我这种新来的毛头小子能对付的。

得知需要下到监区一线直接管理罪犯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带我的老干警,也就是我的师父告诉我,每个新进来的干警都会有这样的焦虑,习惯了就好。每天与服刑人员打交道,很快我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恐惧和不安减退,好奇心占了上风。

跟陈老大见面后没多久,我把监区每个服刑人员的资料翻看了一遍。我所在的监区关押的都是盗窃或者抢劫一类的轻刑犯,不过陈老大的罪名十分醒目,令人难忘。

罪名:聚众斗殴、开设赌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刑期:15年

主要犯罪事实:X年X月X日,在X地开设赌场获取赌资X元;X年X月X日,在X地与X聚众斗殴,双方持枪互射,造成1人死亡;X年X月X日,在X地殴打X,后X经抢救无效死亡。

陈老大四十六岁,身材高大,体格健硕,长着一张方正的国字脸,眼睛虽小但炯炯闪光。他的右臂上纹着一只下山猛虎,左臂上纹着一条盘柱青龙。

同事告诉我,他是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头目,在当地颇具影响力,陈老大的名号由此而来。他的团伙主要活动在省城郊区,随着城市不断扩大,陈老大从土地上获得了不少利益,团伙也不断壮大。

不过他一直不肯承认。有时候民警跟他开玩笑:“陈老大今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他总是先老老实实汇报情况,然后抱怨道:“警官你不要这么说,中国是没有黑社会的,我又怎么能算老大呢?我们只是乡里乡亲,大家合得来经常在一起玩而已。说起来,我只是个郊区农民,简称‘郊农’而已。”

每次说到这里,他都会把重音放在“郊农”上。在我们这边的方言里,“郊农”和“蛟龙”是一样的发音。犯人中间,也有不少人直接称他为“郊农”。

陈老大两年前本该刑满出狱。他原来的罪名只有“开设赌场罪”和“聚众斗殴罪”,判了8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坐了6年的牢,期间,他在监狱内表现良好,挣的分数刚好够减2年的刑。监区已经向法院提请了减刑,等法院的裁定下来,陈老大就能恢复自由身了。

就在法院核实减刑材料时,陈老大又出事了。

陈老大的主要犯罪事实中有一项是“双方持枪互射,造成1人死亡”。跟他爆发冲突的是当地另一伙势力,双方在划分地盘问题上谈崩火并,还上了新闻。陈老大这边开枪的不是他本人,而且死亡的也是他的人,所以刑期不是很长。

对方那位老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亲手开枪打死一人,判了死缓。得知陈老大快要刑满出狱,他安排人向公安机关告发了陈老大身上的一桩命案。

陈老大满怀希望等来的不是法院的减刑裁定,而是外提重审。最后审定,他是这起命案的从犯,减刑撤销,考核计分清零,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追加6年半刑期。

“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一次我问陈老大。

“其实根本就不关我的事啊。他们告诉我有个年轻小伙子在我老婆开的茶铺(赌场)闹事,我就叫了几个人过去看看。我们过去时那个小伙子情绪有点激动,我就让他坐下慢慢说,结果没说几句他又激动了,还把桌子掀了。我看他那么激动,就走了。”

陈老大一副特别委屈的表情,向我“鸣冤”。

“走了?然后呢?”我对他这段没头没尾的故事表示不解。

“然后,他就死了嘛……”陈老大露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腼腆笑容。

“他把桌子掀了,你走了,他死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

“哎呀,就是他很激动,我旁边的朋友就围上去把他打死了嘛。”陈老大笑得更腼腆了,像在说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

那个笑容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想起来,脊背还是发凉。

陈老大在监狱里的改造表现一直很好。生产上他是技术骨干,担任质检员的岗位,还主动报名成为技术培训教员,负责给新入监罪犯授课。

身为改造模范,陈老大的江湖气息还是会不时显露。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讲一讲当年在外面的“光辉事迹”,就能引来一群人膜拜。虽然严格的管理制度限制了“结党纳羽”的空间,但这样一个人在监区里总归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对陈老大的监控也一直处于最高级别。

有一次,监区一名服刑人员的父亲得了重病急需救治,这名服刑人员是个惯偷,在社会上没背景没能力,身处监狱之中,连尽孝的机会都没有。

监区了解情况之后做他的思想工作,稳定其情绪,但是毕竟治标不治本。第二天我再找他谈心的时候,他告诉我父亲已经在省城最好的医院住院治疗,病情已基本稳定。

我很惊讶,一个身处监狱而又无钱无势的人,是如何做到的?原来,他将父亲的情况告诉了陈老大,陈老大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因为监狱内服刑人员只能与直系亲属通话,他又将这个电话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妻子找到这个电话的主人后,父亲的治疗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监狱里不限制服刑人员与外界的书信往来,但是每封信件都必须经过干警的审查。一是检查信件里有没有夹带违禁物品,二是审查有没有不合适的或者涉及到犯罪的内容。

写给陈老大的信,大部分都是跟他一起坐过牢的人寄来的。信件的内容多半是向陈老大介绍自己的情况,怀念“共患难”的情谊,期待他早日重获自由。

陈老大每次抱着一堆“前狱友”的信,都会昂着头走回监舍。他什么话也不说,神情像是一位骄傲的将军。

也有极少部分写信者表示要等陈老大出狱跟他一起干,甚至有人直接说“我的命都是你的了”。这部分信件就被扣了下来。

我跟师父说,陈老大一向表现良好,犯群中服他的人也很多,完全可以让他担任更加重要的改造岗位,比如生产组长或者监督岗之类。

师父白了我一眼。

“你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条人命么?你知道他在社会上都有些什么手段?这种人你不严格监控他限制他,还要信任他提拔他?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陈老大有个小他8岁的老婆,是他的第四任。还有3个女儿,每个女儿的妈都不一样,最大的一个已经读高中了,最小的一个也快小学毕业了。他父母都在,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档案显示,这些亲属都是农民,没有什么明确的职业。

我曾经问他,在监狱里待了那么多年,外面家人的生活怎么解决。

“我老婆现在没什么事做,当地人都叫她‘收租婆’,每天去铺子上收收租就好了。”

“你们一大家子那么多人,收个租能养活吗?”

“铺子多了就能养了嘛。”

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大名下有四十多间商铺。

去年上半年,陈老大刑满出狱。15年的刑期他坐了12年,减过两次刑。出狱前我最后一次找他谈话,问他出狱以后的打算,他依旧是那副诚恳又恭敬的面容。

“报告警官,我这次出去了绝对不乱搞事了,自己年龄大了,娃娃也大了,父母也老了,就老老实实在家本本分分过日子,安度晚年。”

“那你以前那些小兄弟怎么办呢?”

“哎呀,警官你别这么说,我哪有什么小弟,都是关系好的朋友。他们自己有办法混口饭吃,不用我操心,我进来那么久了也没听说他们哪个饿死了啊。”

“还有那些在监狱里面喊着出去后跟你混的人呢?”

“他们就是闹得凶,出去了以后谁还认识谁啊。反正我是下定决心,这回出去绝对‘退隐江湖’。我这辈子能活到这把年纪也算是幸运。生活嘛,我在牢里那么多年也看透了,平平淡淡其实也挺好的。”

陈老大出狱后没多久,一天上班,师父扔了份报纸给我。

“看右下角。”

X月X日,X地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当地居民陈某某与张某某、王某某等6人在X茶楼门口遭身份不明人员袭击,据现场目击者描述,场面十分血腥,陈某某当场身亡,其余5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目前警方正全力搜捕犯罪嫌疑人,案情也在进一步调查中。

陈老大死了,又上了新闻,监狱里原本追捧他的人都唏嘘不已。

犯人中间关于陈老大的死有很多种说法。稍微靠谱一点的说法是,他在里面这么多年,老婆孩子都被人欺负了,地盘也被瓜分了大半。出狱后,他组织了一群人想要“收复河山”。陈老大向来喜欢“先礼后兵”,去跟人谈判。谁知,刚出门就被暗算。

他最后还是没能离开江湖。

若不是看《舌尖上的中国》,我大概要忘记在广阔的三秦大地,有过“麦客”这种职业。他们像珍稀动物一样濒临灭绝,或者,已经灭绝了。

小时候,一望无垠的金黄麦田就是他们收割的。他们瞬间侵入别人家的麦田,把庞大的田地玩弄于股掌之间。老练的麦客下刀速度和准确性不亚于刀客,动作舒展性不亚于舞蹈家。

他们在麦田里起舞,几镰刀下去,一大片麦子倒在怀里,两手一拧便成了一捆。那些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子,就这样被一捆一捆地运往碾麦场。

那时候王虎娃就站在地头,看着别人割麦子,一看一下午。那年从甘肃回来后,他就变得很懒。自家的麦子熟透了,他才晃晃悠悠拿镰刀去割,一亩地能割好多天。由此得了个外号叫“王懒子”。

有时候我会和王虎娃坐在一起看上一会儿。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赶上父亲的割麦速度,不过在下了一次麦田后,我的梦想就破灭了,顶着烈日割麦太痛苦了。

麦收时太阳总是毒辣的。麦客们一般都带着白帽子或大草帽,他们大致分为两拨:戴草帽是陕西本地的,戴白帽是宁夏、甘肃那边过来的。这群人从家乡一路割过来,麦子也一路熟过来,到我们这里几乎是最后一站。割完我们的麦子他们就该回家了。

七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女麦客。她晒得跟男人一样黑,腰身不粗但结实有劲,头发打结,手握镰刀,架势丝毫不输男人。

她跟着一帮男人从甘肃、宁夏过来,一路上割平了浩浩荡荡的麦田。她干起活来异常狂野,似乎只有庄稼地才能显示她的自由与劲头。一旦停下来她又变得很沉默,眼神里带着生涩。

她的头发和眼睛很黑,有着农民特有的粗糙皮肤,一双粗大的手,跟我周围的村妇并无两样。唯一的区别是那个孩子——她背着一个不足两岁的女娃。村里的妇女和爷们儿都觉得她不容易,有空就帮忙。

干活时她将孩子放在一旁或者背在身上,孩子的脸也晒得黝黑。王虎娃看不下去,说将孩子放在他家里,他来照顾。

“你干脆替她干活得了呗!”麦客们起哄。

他果真帮她干起了活。

王虎娃人虽不错,但这两年变懒之后,自家的农事都不怎么上心,这次却一口气割完了一亩地,完成了女麦客的那份活。其他麦客调侃让他帮忙,他死活不肯,说给钱才干。

后来听村里人说,女麦客叫云秀,刚死了丈夫,家里没其他人,便跟着出来割麦。起初麦客们死活不答应,因为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苦累不说,她还带个孩子,万一有什么事,他们也担待不起。

但她非要跟着割麦,一行人无奈带上她,一路割麦一路走,一路吆喝一路唱。其他麦客对这个小寡妇很照顾,也很担心,几次劝她回去,都被她倔强地拒绝。

王虎娃帮忙后,几个麦客对云秀说,你干脆跟着他得了,跟着我们走南闯北也不是事儿。

她不言语,脸上没有表情。王虎娃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更沉默了,总是不停地搓手。

王虎娃看着她喂孩子,给她打了两个鸡蛋,说孩子需要营养要多吃,然后蹲在一边不说话,使劲搓手。

她看看他,也不说话。两个人在不言不语间把所有该说的话都说了。

其他麦客走时,她说自己不走了,累了,想休息。

他们明白她的意思,一对母子总不能一直浪迹天涯。一个女人跟他们出来,还带着孩子,就预示着不想再回去了,那地方在她心里已经灰飞烟灭。母女俩守着一间破烂的土屋也没啥意义。最主要的是她临走前连粮食都卖了,就差一把火烧了那间屋子。

跟王虎娃办事儿的时候,她的孩子就充当花童。王虎娃在婚礼上哭得稀里哗啦,这个一直沉默的光棍,那天很动情,像是压抑了很久。

大家拉他坐下,说不要扫兴,这是喜事儿,哭哪门子?多不吉利。

村里人发现,王虎娃婚后勤快起来,像变了一个人。大家都说他白捡了一个媳妇,撞了大运。

“王虎娃都能娶上媳妇,你怎么这么窝囊?”后来很多领不回来女朋友的男娃就这样被父母数落。

“你倒是给我找个女麦客撒?”男娃被说急了便如此回应。

后来,麦客绝迹江湖,取而代之的是巨兽般的收割机。收割机轰轰隆隆扫过麦田,还将麦子弄干净装进袋子,连碾麦场都省了。

云秀出了名的能干,一个人独揽家政,为人也很热情。村里人都说幸亏有了她,村里才少了一个懒汉。

她经常让王虎娃帮邻里干活,有时候自己也去,大家都觉得她能当选女村长。但她不愿意,她只想守着自己的小院子。

她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水果树,秋季收获的时候总会给左邻右舍送一些。我一有空就去她家,一来跟她的女儿玩,二来蹭点水果吃。好几次我玩累了睡着了,她给我盖上被子。梦里闻见饭香味醒来,她已经做好饭了。母亲见我老是在她家吃饭,就送了一袋面过去,但她死活不收。

母亲叫我带她的女儿到我们家吃饭,但我觉得还是她做饭好吃。她会做很多不重样的饭菜,简单的土豆都能做出好多花样。

除了水果,她还在院子里种满了花,她很喜欢花。有一年夏天指甲花开了,她摘下红红的花朵,混着白矾揉碎,涂抹在我和她女儿的指甲上,再用核桃叶包裹,用线缠起来,睡一夜,拨开,我们就有了红红的指甲。

我们俩在路上大呼小叫,挥舞着双手,引来一群小伙伴的艳羡。云秀真是一个巧手的媳妇,我暗下决心长大也要娶这么一个巧媳妇。我看着她胖乎乎的女儿,捏着脸问道:“你长大会像你妈妈一样聪明么?”她点点头。

王虎娃在她的调教下也干得风生水起,不几年便盖了瓦房,喜气洋洋。

我十三岁那年,有次王虎娃喝醉了酒,说出了一件让我们唏嘘不已的事。他说,他其实很早就认识云秀。那年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甘肃定西打小工,给一个村子盖学校。一天,他口渴进厨房找水,遇到了负责给学校做饭的云秀。此后他就隔三差五去喝水,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

学校盖好的时候,他们私定终身,但那时云秀的二叔为了一点彩礼钱硬要让她嫁给几十里外的一个光棍。她说二叔将她养大,她必须报答。

后来云秀丈夫因病去世,她想投奔王虎娃,但又怕人说闲话,于是就以麦客的名义出门,一路寻来。

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给王虎娃介绍对象他一个也看不上,办事那天却哭得稀里哗啦。

云秀后来没再生孩子,两人又承包了一大片地,种了很多庄稼。正当一切都走向幸福美满的时候,她生了病,病了整整一年。王虎娃服侍一年,庄稼也荒芜一年。她最终没能挺过来,全村人都很悲伤,说这么好的女人,却没有好命。

王虎娃将妻子埋进了麦田,好几个星期都没出门。我想去看看他家姑娘,门也关得紧紧的。几天后他背着行囊,带着孩子走了,没留什么话,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反正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去了城里打工,也有人说他回了云秀老家。

多年以后,我从外地回乡。王虎娃家的田地早已荒芜,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得像森林一样。风吹叶动,我又听到了挥刀割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