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是清川县城北门长巷里很出名的长发妹。每天清晨挂着钥匙，背着沉重的书包穿过巷子时，总有倚门坐在小竹椅上的老头老太对我喊道：“傅丫头，头发好好剪剪咯，再留长是要扫大gai（街）咩？”

不过七岁的人，头发已长过了腰，编成两条粗粗的辫子，走起路来在屁股上有节奏地拍打，厌人得很。外婆是保守的皖南旧派妇女，剪头发是绝不允许的。论起不能剪发的道理，她的口气也是不容置疑：“剪头？小屁丫头头发短了命就变坏，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命，哪个还敢给你剪头哦？”

也找我妈求过，站在米袋堆下面说的。她那时在北门粮站上班，说是出纳，码货的事也要做。她赤脚站在高高的麻包堆上，蓝色塑料凉鞋四仰八叉地横在地上。

我仰起头喊道：“妈！我能不能剪头毛？”

“能啊。去，找你小姨借一块钱，喊她带你到荷花塘剃头王家剪。”

“那家婆不让我剪怎搞呢？”

我妈笑了，把腿和腰荡出来，双手撑着两坨米袋，“砰”一下跳到我面前。她当时已怀了小妹，肚皮微隆，裤腿卷得老高，一头脸的灰。她抹了一把汗，脸脏得不像样，刚要伸手来拽我的辫子，被我“呀”一声躲开。

“家婆不同意，你还跑来问什么鬼？那就不要剪啊，还省一块钱。”

我撅着嘴调头就走，一路上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心里气这个灰头土脸的女人，没工夫理我的事，也没能力做我的主。

从此不再提剪发的事，心里还是计较。为这一头的累赘，六点不到就要起床，吸着煤油炉呛人的烟火气，坐在凉床边矮凳上昏昏沉沉地等。等外婆弄好铁砂子一般的蛋炒剩饭，就坐到凉床上给我梳头。

那时候还没有海飞丝和飘柔，都用圆筒装的肥皂膏，头发一个礼拜洗一回，涩得像农村扫麦场的大扫把梢子。偏偏外婆在梳头这件事上认真细致的程度匪夷所思，非要将一头乱发梳得条分缕析通畅无比。于是，梳头这件每日例行的小事变得比受刑还可怕。

在那十几分钟里，我声嘶力竭，鬼哭狼嚎，而无谓的挣扎只会让状况愈加惨烈。外婆被我嚎得急了，会在死命拉扯间用梳齿扎我脑袋，嘴里还骂：“小屁丫头，梳头又不是上杀场！嚎什么？给我坐好！”

等两条粗黑的麻花辫子编好，我已去了半条命，又被逼着吃下味同嚼蜡的炒饭，再也不能理解课本里“一天之计在于晨”之类的鬼话。那时候只想着，只要有一天不必过早晨就好了——因为要梳头，早晨成了一天里最难熬的时光。

二

早晨变明朗，是从有桂花头油那天开始的。方方的瓶子，亮晶晶的液体，有零落的桂花碎屑以及两支作装饰的桃红色布花。外婆将两滴头油在手心搓匀，从发尾往上摸到头顶，浓香四散，再用梳子一梳到尾，即使打结的地方，稍许用力就挣开了。洗头时也会用到，两滴头油入清水，一盆沁人桂花香，头埋进去浸一浸，原本凌乱如茅草的头发就变成柔光顺滑的黑缎子。

从此我免受梳刑之苦，去父母家过周末，桂花头油也必随身携带。母亲再嫁后搬去继父的宿舍，三十来平的瓦房紧邻水厂的泵房，机器的嗡鸣不绝于耳。房间大窗正对莲花巷里的大梧桐树，湛蓝色的纱窗上印着一只啃竹子的白熊猫。莲花巷是一条古老的巷子，冬日，人们傻瓜一样坐在门口磕着瓜子晒太阳，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夏天，男人赤膊在巷口打牌，女人抱着孩子串闲门子。这里永远是热闹的，给人气血两旺的感觉。

莲花巷里最出名的女人叫九毛妮，是个疯子。这一带小孩没有不认识她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妈妈们总说“再不听话就喊九毛妮把你逮走”，她是止哭止闹的良方。等我们大一点，女孩见到她绕道走，男孩远远地朝她扔石头吐口水。

她木然地站在梧桐树下，蓬乱的头发盖住脸，露出两只凄恻的眼睛。跟一般疯子不同的是，九毛妮穿戴整洁，偶尔几分雅致，当然是她家人的功劳。记忆中她甚至有一条鸭蛋青的斜襟罩衫，放到今天便是复古良作。如果不是“恶名”远播，单是阴郁寡言的她，我或许根本不怕。

某个夏日上午，我睡眼惺忪地坐到写字台前，等妈妈给我编辫子。窗台上的桂花头油竟然不见了。纱窗被人抠了个很大的破洞，九毛妮在梧桐树的阴影里举着那瓶桂花头油笑意盎然——想必是被她从洞里掏走的。

我“哇”一声哭了，妈妈挥手“去去去”一阵轰赶，九毛妮才三步一回头地远离了窗口。

“怎么放疯子走啦？头油是她偷的！”我喊道。

妈妈一脸厌弃，“算了，再买就是。”

再买遥不可期，我的头发又开始受刑，简直不知道如何熬过炼狱般的早晨。

三

一个星期后，一天中午放学，我远远看见有个女人站在莲花巷口，走过她身旁时被她猛“喂”一声唬一大跳。她捂着嘴花枝乱颤笑起来，一边斜眼看我，这不正常的笑让我意识到她是谁。她常年蓬乱的头发梳得油黑光亮，齐齐垂在两肩，面孔白得吓人。她的脸洗干净后倒有几分标致，一双桃花眼，唇色深红。

她再漂亮也是个疯子，我揪着书包带子没命地跑，把她毛骨悚然的笑声远远甩在身后。然而吃过午饭她又来找我，站在窗边咿咿呀呀地哼歌，把《世上只有妈妈好》唱得荒腔走板。父母不在家，我不敢轰她。她唱了一会儿，捡了块瓦片敲铁栏杆，一下比一下用力，看我没反应终于生气地说：“还你东西！”

我马上想到了桂花头油，问：“在哪儿？”她说，你出来拿啊。也不晓得我怎么那么大胆，一口气跑到后巷，脖子上还挂着家门钥匙。那年头大家都缺乏危机意识，县城小，出门转一圈都是熟脸，小学生三五成群结伴上学家长都不必接送。如果九毛妮不是疯子的话，叫我去她家串个门吃餐饭也没什么不可以。

她站在我面前，没有笑，像个正常人。我手一摊，“头油还来。”

“在我家里，你跟我来。”

我吃错药一般懵懵懂懂跟着她走，两人谁都没说话，从巷口走到巷尾，记忆里只有聒噪的蝉鸣。那间瓦房竟然很整洁，和普通人家没什么不同，有凉床和竹椅，也有水缸和锅台，瓷盆里浸着碧绿的黄瓜，凉床上摊着大捧栀子花……至今回想，我仍不能相信那是一个疯子的家。

她轻巧地坐到凉床上，把桃红色的裙摆理一理，齐整地盖住膝盖，上身是荷叶领白色短袖褂，乌发俊容，小家碧玉的样子。她伸脚撩过一条小板凳，举举手里的木梳，示意我坐她前面去，她要给我梳头。

我拼命摇头，两条长辫子甩来甩去。她轻叹一口气，语调温柔地说：“来吧，就梳几下。”

她轻手解开我的辫子。我用的是粮站绑钱用的黄皮筋，外婆和妈妈都是赶时间的人，平时松辫子不晓得多痛，到她这里一点感觉都没有。木梳轻巧地在我发间摩挲，从头顶一寸一寸下移。她又哼起没调的歌，仍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辫子绑好，她拿圆镜照给我看。一根粗马尾分出两股，分别编了辫子，是我想要又一直没人会梳的发型。她真是个心灵手巧的疯子。我满意地点点头，她高兴得脸都红了，忘乎所以地大笑。她一笑就一股疯劲，声音尖利。我对她“嘘嘘嘘”，她用手拼命捂嘴，笑声从指缝里钻出来。她又梳自己的头发，手势熟练地挽一个髻，剪两支栀子花分别插在我和她头上。

因为欣赏她梳头的手艺，我尝试了好几种发型，每一种都很美。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几乎忘了她是妈妈们挂在嘴边会“逮小孩”的可怕人物，和她啃起了黄瓜。她用一条红色毛线不厌其烦教会我翻绳的游戏。她是个聪明的疯子，也是个耐心的疯子，那些翻绳的花样后来使我在班级女生里一度小有名气。黄昏来临时，我在竹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她一直用芭蕉扇为我送徐徐凉风，吹来一个短而甜美的梦。

四

梦醒是另一番情景。我在剧烈的摇晃和暴躁的叫骂中睁开眼，天已黑透，橙黄色灯泡悬在头顶刺得我眩晕。摇醒我的大妈愁容满面地说：“妹妮，怎么睡这了？还不赶快起来回家！”

一个大爷指着九毛妮不停地骂，她明明不是哑巴，却只“呕呀呕呀”声嘶力竭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起身跟大妈往门口走，没忘记带上桂花头油。九毛妮冲过来拉我，狰狞的表情吓得我尖叫，连再见也不想说。她疯狂地推搡大妈，大爷拿起锅台下的篾条举高了要抽她，她一声怪叫缩到竹床下面，呜呜哭了。进门时我以为她想占有我的宝贝梳头油，出门时，却清楚地听到她哭喊：“你们别抢我女儿！别抢我女儿啊！”

回到家，我妈已经急疯了，一见面先是两个耳光扇得我满眼金星，继而抱着我嚎啕大哭。九毛妮的父母低眉顺眼地赔礼，说搞不清我怎么会在他们家，强调还好没出事。我妈愤怒地大吼：“我女儿就是我的命，出了事一起死！以后管好你们家疯子，疯狗要拴，疯子要关……”

后来，听说九毛妮曾经被丈夫抛弃，没几年女儿又掉进水塘淹死，所以才会变成疯子。

从此，莲花巷极少见到九毛妮的身影。天气特别好的日子，她父母会一左一右夹着她出来放风，蓬乱的头发盖住她的脸，眼神凄楚又漠然。我再也没用过桂花头油——从九毛妮家回来的第二天，外婆带我去荷花塘王家剃头铺剪掉了一头长发。短发的我显得更加聪明伶俐，偶尔经过那间瓦房，一把大锁横在木门上，窗户玻璃上映出一张变形的脸，呆滞地看着陌生的世界。即使我走近点，甚至对她挥手，她也没有任何回应。

我猜，失了长发，她已经彻底不认得我了。

家人常常把我被她“逮跑”的这段经历添油加醋地讲给别人听，描述得好像我命悬一线。时间长了，连我也紧张起来，每每提起，莫名后怕。长大后，愧疚占了上风，因为我妈一句气话，她失去许多年的自由。

前段时间逛田子坊看见有桂花头油卖，包装精致复古让人爱不释手。打开盖子，一缕清香袭来，叫醒了关于九毛妮的回忆。

我最后一次见九毛妮是2003年，她两鬓斑白地站在梧桐树下，将捡起的玻璃渣往嘴里塞，年迈的父亲“啪”一下打了她的手，她孩童般“呜呜呜”地哭了。

想起来，我还做过她半天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