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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纷扰的社交季节逐渐接近尾声,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忙着准备离开诚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计划把一家人带到诺佛克海滨去,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洗海水浴,丈夫可以打高尔夫球。我们告了别,说好秋天再会面。但是在我留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刚从陆海军商店里买完东西走出来,却又遇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带着她的一儿一女;同我一样,她也是在离开伦敦之前抓空买最后一批东西。我们都又热又累,我提议一起到公园去吃一点冷食。

    我猜想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高兴让我看到她的两个孩子,她一点儿也没有犹豫就接受了我的邀请。孩子们比照片上看到的更招人喜爱,她为他们感到骄傲是很有道理的。我的年纪也很轻,所以他们在我面前一点也不拘束,只顾高高兴兴地谈他们自己的事。这两个孩子都十分漂亮,健康活泼。歇息在树荫下,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一个钟头以后,这一家挤上一辆马车回家去了,我也一个人懒散地往俱乐部踱去。我也许感到有一点寂寞,回想我刚才瞥见的这种幸福家庭生活,心里不无艳羡之感。这一家人感情似乎非常融洽。他们说一些外人无从理解的小笑话,笑得要命。如果纯粹从善于辞令这一角度衡量一个人的智慧,也许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算不得聪明,但是在他自己的那个环境里,他的智慧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不仅是事业成功的敲门砖,而且是生活幸福的保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女人,她很爱她的丈夫。我想象着这一对夫妻的生活,不受任何灾殃祸变的干扰,诚实、体面,两个孩子更是规矩可爱,肯定会继承和发扬这一家人的地位和传统。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俩的年纪越来越老,儿女却逐渐长大成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结婚成家——一个已经出息成美丽的姑娘,将来还会生育活泼健康的孩子;另一个则是仪表堂堂的男子汉,显然会成为一名军人。最后这一对夫妻告老引退,受到子孙敬爱,过着富足、体面的晚年。他们幸福的一生并未虚度,直到年寿已经很高,才告别了人世。

    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以安详亲切之感。它使人想到一条平静的小河,蜿蜒流过绿茸茸的牧场,与郁郁的树荫交相掩映,直到最后泻入烟波浩渺的大海中。但是大海却总是那么平静,总是沉默无言、声色不动,你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怪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这种想法也常在我心头作祟),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象欠缺一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象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但是最后我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见面,并不是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的那种情况下。她请我吃饭的那天晚上,除了她丈夫以外,我还结识了另外几个人。这天早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派人给我送来一张条子,告诉我她当天晚上要请客,有一个客人临时有事不能出席。她请我填补这个空缺。条子是这么写的:

    我要预先声明,你将会厌烦得要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次枯燥乏味的宴客。但是如果你能来的话,我是非常感激的。咱们两个人总还可以谈一谈。

    我不能不帮她这个忙;我接受了她的邀请。

    当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把我介绍给她丈夫的时候,他不冷不热地同我握了握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情绪很高,转身对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

    “我请他来是要叫他看看我真的是有丈夫的。我想他已经开始怀疑了。”

    思特里克兰德很有礼貌地笑了笑,就象那些承认你说了一个笑话而又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人一样,他并没有说什么。又来了别的客人,需要主人去周旋,我被丢在一边。当最后客人都已到齐,只等着宣布开饭的时候,我一边和一位叫我“陪同”的女客随便闲谈,一边思忖:文明社会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莫解。拿这一天的宴会来说,你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女主人要请这些客人来,而为什么这些客人也会不嫌麻烦,接受邀请。当天一共有十位宾客。这些人见面时冷冷淡淡,分手时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了,这只是完成一次社交义务。思特里克兰德夫妇在人家吃过饭,“欠下”许多人情,对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丝毫不感兴趣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回请这些人,而这些人也都应邀而来了。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吃饭时总是夫妻对坐的厌烦,为了让仆人休息半天,还是因为没有理由谢绝,因为该着吃别人一顿饭?谁也说不清。

    餐厅非常拥挤,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些人中有一位皇家法律顾问和夫人,一位政府官员和夫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和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还有一位议员的妻子。正是因为议员发现自己不能离开议院我才临时被请来补缺。这些客人的身份都非常高贵。女太太们因为知道自己的气派,所以并不太讲究衣着,而且因为知道自己的地位,也不想去讨人高兴。男人们个个雍容华贵。总之,所有这里的人都带着一种殷实富足、踌躇满志的神色。

    每个人都想叫宴会热闹一些,所以谈话的嗓门都比平常高了许多,屋子里一片喧哗。但是从来没有大家共同谈一件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同他的邻座谈话,吃汤、鱼和小菜的当儿同右边的人谈,吃烤肉、甜食和开胃小吃的当儿同左边的人谈。他们谈政治形势,谈高尔夫球,谈孩子和新上演的戏,谈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的绘画,谈天气,谈度假的计划。谈话一刻也没有中断过,声音也越来越响。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宴会非常成功,她可以感到庆幸。她的丈夫举止非常得体。也许他没有谈很多话,我觉得饭快吃完的时候,坐在他两边的女客脸容都有些疲惫。她们肯定认为很难同他谈什么。有一两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目光带着些焦虑地落在他身上。

    最后,她站起来,带着一群女客离开屋子。在她们走出去以后,思特里克兰德把门关上,走到桌子的另一头,在皇家法律顾问和那位政府官员中间坐下来。他又一次把红葡萄酒传过来,给客人递雪茄。皇家法律顾问称赞酒很好,思特里克兰德告诉我们他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我们开始谈论起酿酒同烟草来。皇家法律顾问给大家说了他正在审理的一个案件,上校谈起打马球的事。我没有什么事好说,所以只是坐在那里,装作很有礼貌地津津有味地听着别人谈话的样子。因为我知道这些人谁都和我无关,所以就从从容容地仔细打量起思特里克兰德来。他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认为他比较纤弱,貌不出众。实际上他生得魁梧壮实,大手大脚,晚礼服穿在身上有些笨拙,给人的印象多少同一个装扮起来参加宴会的马车夫差不多。

他年纪约四十岁,相貌谈不上漂亮,但也不难看,因为他的五官都很端正,只不过都比一般人大了一号,所以显得有些粗笨。他的胡须刮得很干净,一张大脸光秃秃的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他的头发颜色发红,剪得很短,眼睛比较小,是蓝色或者灰色的。他的相貌很平凡。我不再奇怪为什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起他来总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于一个想在文学艺术界取得一个位置的女人来说,他是很难给她增加光彩的。很清楚,他一点儿也没有社交的本领,但这也不一定人人都要有的。他甚至没有什么奇行怪癖,使他免于平凡庸俗之嫌。他只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索然无味的普通人。一个人可以钦佩他的为人,却不愿意同他待在一起。他是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令人起敬的社会成员,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一个恪尽职责的丈夫和父亲,但是在他身上你没有任何必要浪费时间。

夏天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见面的次数不算少。我时不时地到她家里去吃午饭,或是去参加茶会;午饭总是吃得很好,茶点更是非常丰盛。我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相投。我当时年纪很轻,或许她喜欢的是指引着我幼稚的脚步走上文坛的艰辛道路,而在我这一方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琐事也乐于找到一个人倾诉一番。我准知道她会专神倾听,也一定能给我一些合乎情理的劝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很会同情人的。同情体贴本是一种很难得的本领,但是却常常被那些知道自己有这种本领的人滥用了。他们一看到自己的朋友有什么不幸就恶狠狠地扑到人们身上,把自己的全部才能施展出来,这就未免太可怕了。同情心应该象一口油井一样喷薄自出;惯爱表同情的人让它纵情奔放,反而使那些受难者非常困窘。有的人胸膛上已经沾了那么多泪水,我不忍再把我的洒上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自己的长处运用很得体,她让你觉得你接受她的同情是对她作了一件好事。我年轻的时候在一阵热情冲动中,曾同柔斯·瓦特尔芙德谈论这件事,她说:

    “牛奶很好吃,特别是加上几滴白兰地。但是母牛却巴不得赶快让它淌出去。肿胀的乳头是很不舒服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的嘴非常刻薄。这种辛辣的话谁也说不出口,但是另一方面,哪个人做事也没有她漂亮。

    还有一件事叫我喜欢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的住所布置得非常优雅。房间总是干干净净,摆着花,叫人感到非常舒服。客厅里的印花布窗帘虽然图案比较古板,可是色彩光艳,淡雅宜人。在雅致的小餐厅里吃饭是一种享受;餐桌式样大方,两个侍女干净利落,菜肴烹调得非常精致。谁都看得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另外,毫无疑问她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客厅里摆着她儿女的照片。儿子——他名叫罗伯特——十六岁,正在罗格贝学校读书;你在照片上看到他穿着一套法兰绒衣服,戴着板球帽,另外一张照片穿的是燕尾服,系着直立的硬领。他同母亲一样,生着宽净的前额和沉思的漂亮的眼睛。他的样子干净整齐,看去又健康,又端正。

    “我想他不算太聪明,”有一天我正在看照片的时候,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性格很可爱。”

    女儿十四岁。头发同母亲一样,又粗又黑,浓密地披在肩膀上。温顺的脸相,端庄、明净的眼睛也同母亲活脱儿一样。

    “他们两个人长得都非常象你,”我说。

    “可不是,他们都更随我,不随他们的父亲。”

    “你为什么一直不让我同他见面?”

    “你愿意见他吗?”

    她笑了,她的笑容很甜,脸上微微泛起一层红晕;象她这样年纪的女人竟这么容易脸红,是很少有的。也许她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她的纯真。

    “你知道,他一点儿也没有文学修养,”她说,“他是个十足的小市民。”

    她用这个词一点儿也没有贬抑的意思,相反地,倒是怀着一股深情,好象由她自己说出他最大的缺点就可以保护他不受她朋友们的挖苦以的。

    “他在证券交易所干事儿,是一个典型的经纪人。我猜想,他一定会叫你觉得很厌烦的。”

    “你对他感到厌烦吗?”

    “你知道,我刚好是他的妻子。我很喜欢他。”

    她笑了一下,掩盖住自己的羞涩。我想她可能担心我会说一句什么打趣的话,换了柔斯·瓦特尔芙德,听见她这样坦白,肯定会挖苦讽刺几句的。她踌躇了一会儿,眼神变得更加温柔了。

    “他不想假充自己有什么才华。就是在证券交易所里他赚的钱也不多。但是他心地非常善良。”

    “我想我会非常喜欢他的。”

    “等哪天没有外人的时候,我请你来吃晚饭。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可是自愿冒这个风险;如果这天晚上你过得非常无聊,可千万不要怨我。”

在那些日子里,再没有谁象柔斯·瓦特尔芙德那样关心照拂我了。她既有男性的才智又有女人的怪脾气。她写的小说很有特色,读起来叫你心绪不能平静。正是在她家里,有一天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一天瓦特尔芙德小姐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在她的一间小屋子里,客人比往常来得还多。每个人好象都在和别人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很窘;既然客人们都在三三两两地谈他们自己的事,我就很不好意思挤进哪个人堆里去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是个很体贴的女主人,她注意到我有些尴尬,便走到我身边来。

    “我想让你去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以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

    柔斯·瓦特尔芙德处世采取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把生活看作是给她写小说的一个机会,把世人当作她作品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谁对她的才能非常赏识而且慷慨地宴请过她,她有时也会请他们到自己家招待一番。这些人对作家的崇拜热让她感到又好笑又鄙夷,但是她却同他们周旋应酬,十足表现出一个有名望的女文学家的风度。

    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同她谈了十来分钟的话。除了她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房子,正对着没有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也住在那一带,我们两人就觉得亲近了一层。对于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同圣杰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好象是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又过了几天我收到她一张请吃午饭的请柬。

    我的约会并不多,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到她家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因为我害怕去得过早,围着大教堂先兜了三个圈子。进门以后我才发现客人都已经到齐了。瓦特尔芙德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杰伊太太、理查·特维宁和乔治·娄德。在座的人都是作家。这是早春的一天,天气很好,大家兴致都非常高。我们谈东谈西,什么都谈到了。瓦特尔芙德小姐拿不定主意,是照她更年轻时的淡雅装扮,身着灰绿,手拿一支水仙花去赴宴呢,还是表现出一点年事稍高时的丰姿;如果是后者,那就要穿上高跟鞋、披着巴黎式的上衣了。犹豫了半天,结果她只戴了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使她的情绪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么刻薄的语言议论我们都熟识的朋友呢。杰伊太太知道得很清楚,逾越礼规的言词是机智的灵魂,因此时不时地用不高于耳语的音调说一些足能使雪白的台布泛上红晕的话语。

理查·特维宁则滔滔不绝地发表荒唐离奇的谬论。乔治·娄德知道他的妙语惊人已经尽人皆知,用不着再施展才华,因此每次张口只不过是往嘴里添送菜肴。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一句合适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施用化妆品的,但是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样她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餐室是按照当时的艺术风尚布置的,非常朴素。白色护墙板很高,绿色的糊墙纸上挂着嵌在精致的黑镜框里的惠斯勒①的蚀刻画。印着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线条笔直地高悬着。地毯也是绿颜色的,地毯上白色小兔在浓郁树荫中嬉戏的图画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利斯②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的装演同这里一模一样,淡雅,别致,却有些沉闷。

    ①杰姆斯·艾波特·麦克奈尔·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和蚀刻画家,长期定居英国。

    ②威廉·莫利斯(1834—1896),英国诗人和艺术家。

    离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时候,我是同瓦特尔芙德小姐一同走的。因为天气很好,又加上她这顶新帽子提了兴致,我们决定散一会步,从圣杰姆斯公园穿出去。

    “刚才的聚会很不错。”我说。

    “你觉得菜做得不坏,是不是?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同作家来往,就得请他们吃好的。”

    “你给她出的主意太妙了,”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要同作家来往呢?”

    瓦特尔芙德小姐耸了耸肩膀。

    “她觉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迎合潮流。我看她头脑有些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不管怎么说,她喜欢请我们吃饭,我们对吃饭也没有反感。我喜欢她就是喜欢这一点。”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些惯爱结交文人名士的人中,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算心地最单纯的了,这些人为了把猎物捕捉到手,从汉普斯台德的远离尘嚣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柴纳街的寒酸破旧的画室。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的时候住在寂静的乡间,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不只使她阅读到不少浪漫故事,而且也给她的脑子里装上了伦敦这个大城市的罗曼史。她从心眼里喜欢看书(这在她们这类人中是少见的,这些人大多数对作家比对作家写的书、对画家比对画家画的画兴趣更大),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生活于其中,感到日常生活所无从享受到的自由。当她同作家结识以后,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脚灯了望的舞台,这回却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人粉墨登场,好象自己的生活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而且居然闯进这些人的重门深锁的幽居里去。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伦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论一样,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有没有一位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啊?”我问。

    “怎么没有啊。他在伦敦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没有什么风趣。”

    “他们俩感情好吗?”

    “两个人互敬互爱。如果你在他们家吃晚饭,你会见到他的。但是她很少请人吃晚饭。他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为什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嫁给蠢物啊?”

    “因为有脑子的男人是不娶讨人喜欢的女人的。”

    我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于是我就把话头转开,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两个人都在上学。”

    这个题目已经没有好说的了。我们又扯起别的事来。

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之言。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非常年轻,但由于偶然的因缘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想要同我结识。

    我刚刚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时候,心情又是热切又是羞涩;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况,不无凄凉之感。很久我没有到伦敦去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里面的描写是真,伦敦一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了。文人聚会的地点已经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廷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就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物,如今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羞于使自己的感情外露,因为怕人嘲笑,所以都约束着自己不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放浪的诗人作家执身如何端肃,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文艺界有今天这么多风流韵事。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荒诞不经的行为遮上一层保持体面的缄默,并不认为这是虚伪。我们讲话讲究含蓄,并不总是口无遮拦,说什么都直言不讳。女性们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取得绝对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我到一些殷勤好客的文艺家庭中去作客总要乘车在市区兜很大的圈子,因为羞怯的心理作祟,我往往在街上来来回回走好几遍才鼓起勇气去按门铃。然后,我心里捏着一把汗,被让进一间高朋满座、闷得透不过气的屋子。我被介绍给这位名士、那位巨擘,这些人对我的著作所说的恭维话让我感到坐立不安。我知道他们都等着我说几句隽词妙语,可是直到茶会开完了,我仍然想不出什么有风趣的话来。为了遮盖自己窘态,我就张罗着给客人倒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到人们手里。我希望的是谁都别注意我,让我心神宁静地观察一下这些知名人士,好好听一听他们妙趣横生的言语。

    我记得我遇见不少身材壮硕、腰板挺得笔直的女人。这些女人生着大鼻头,目光炯炯,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好象披着一挂甲胄;我也看到许多象小老鼠似的瘦小枯干的老处女,说话柔声细气,眼睛滴溜溜乱转。我对她们那种总是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怪毛病常常感到十分好笑;她们认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偷偷在椅子上揩手指头,这让我看着也十分佩服。这对主人的家具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我想在轮到主人到这些人家里作客的时候,肯定也会在她朋友的家具上进行报复的。这些女人有的衣着入时,她们说她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一个人为什么只因为写了一本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的身段苗条为什么不能尽量把它显示出来呢?俊俏的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稿件。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不够庄重,这些人穿的是艺术性的纺织品,戴着具有蛮荒色调的珠宝装饰。男士们的衣着一般却很少有怪里怪气的。他们尽量不让人看出自己是作家,总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是老于世故的人。不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办事员。这些人总显出有些劳累的样子。我过去同作家从来没有接触,我发现他们挺奇怪,但是我总觉得这些人不象真实的人物。

    我还记得,我总觉得他们的谈话富于机智。他们中的一个同行刚一转身,他们就会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我总是惊讶不置地听着他们那辛辣刻毒的幽默话。艺术家较之其他行业的人有一个有利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讥笑朋友们的性格和仪表,而且可以嘲弄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评论恰到好处,话语滔滔不绝,我实在望尘莫及。在那个时代谈话仍然被看作是一种需要下功夫陶冶的艺术,一句巧妙的对答比锅子底下噼啪爆响的荆棘①更受人赏识,格言警句当时还不是痴笨的人利用来冒充聪敏的工具,风雅人物的闲谈中随便使用几句会使得谈话妙趣横生。遗憾的是,这些妙言隽语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最舒适顺畅的谈话莫过于这些人谈论起他们从事的行业的另一方面——谈起进行交易的一些细节来。在我们品评完毕一本新书的优劣后,自然要猜测一下这本书销售掉多少本,作者得到多少预支稿费,他一共能得到多少钱。以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这个人的慷慨和那个人的吝啬。我们还要争辩一下是把槁件交给这一个稿酬优厚的人还是哪一个会做宣传、善于推销的人。有的出版商不善于作广告,有的在这方面非常内行。有些出版商古板,有些能够适应潮流。再以后我们还要谈论一些出版代理人和他们为我们作家搞到的门路。我们还要谈论编辑和他们欢迎哪类作品,一千字付多少稿费,是很快付清呢,还是拖泥带水。这些对我说来都非常富于浪漫气味。它给我一种身为这一神秘的兄弟会的成员的亲密感。

    ①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笑声,好象锅下烧荆棘的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