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是清川县城北门长巷里很出名的长发妹。每天清晨挂着钥匙，背着沉重的书包穿过巷子时，总有倚门坐在小竹椅上的老头老太对我喊道：“傅丫头，头发好好剪剪咯，再留长是要扫大gai（街）咩？”
不过七岁的人，头发已长过了腰，编成两条粗粗的辫子，走起路来在屁股上有节奏地拍打，厌人得很。外婆是保守的皖南旧派妇女，剪头发是绝不允许的。论起不能剪发的道理，她的口气也是不容置疑：“剪头？小屁丫头头发短了命就变坏，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命，哪个还敢给你剪头哦？”
也找我妈求过，站在米袋堆下面说的。她那时在北门粮站上班，说是出纳，码货的事也要做。她赤脚站在高高的麻包堆上，蓝色塑料凉鞋四仰八叉地横在地上。
我仰起头喊道：“妈！我能不能剪头毛？”
“能啊。去，找你小姨借一块钱，喊她带你到荷花塘剃头王家剪。”
堂弟得尿毒症五年了。
疾病来时毫无征兆。那个夏夜，堂弟吃饭时忽然昏迷不醒，叔叔婶婶将他送往县医院。县医院不敢收，转到了市医院。做完各项检查后，堂弟被诊断为先天性肾炎，已经转化成了尿毒症。
“除非换肾，否则活不过一年。”诊断室外，医生的话让婶婶差点晕倒。
换肾的几十万元，对一个年收入不超过两万元的农村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家里直系亲戚都在务农或打工，没人可以援手。
一个晴天的上午，七十岁的奶奶一咬牙，将堂弟背到了市电视台。在大门口干坐了一整天，哀求电视台做个报道，呼吁好心人捐捐款，让宝贝孙子活下去。
不少围观的人都看哭了，一位女主播抹着眼泪答应帮忙，让奶奶第二天下午两点到台里录节目。老人家不住地磕头道谢，回到家见人就笑，仿佛堂弟的病已经痊愈。
我不敢想奶奶在电视上哭诉的画面，但又怀揣着一些期待。第二天，全家人都默不作声，大概和我是一样的心情。下午两点，奶奶背着堂弟出现在荧屏上，放声痛哭，孱弱的堂弟对着镜头颤抖地说：“我，我不想死……”
电视里哀求的声音将全家击溃，叔叔和婶婶泣不成声，姑姑眼含泪花，爷爷蹲在外面，一个人抽旱烟。我心里羞愧万分——奶奶几十年来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现在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抛头露面。
奶奶哪里知道，市区居民都用上了闭路电视，没用的也装了卫星天线，平日都追各大卫视上的热播大剧。除了还在用普通天线的农民，谁还会看市电视台呢？就连我家都是转了一下午才找到一根普通天线。可我不忍心告诉奶奶这些。
果然，除了本村村民和亲戚，没有一个人知道奶奶上过电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给堂弟捐款。
叔叔和婶婶决定把自己的一只肾捐给堂弟，但医生说岁数大了不适合捐献，倒是我的肾年轻健康，可以考虑捐助。我妈当场牙咬得嘎嘣响，一把将我拽到身边，借口家里要喂鸡便带我走了，骂了一路，好长时间都不肯回老家。
接下来的一个消息给叔叔家雪上加霜。之前，镇里有户人家，男孩得了尿毒症，家里倾家荡产给换了只肾，仅仅过了一年，男孩死了。此后，叔叔家再也没有人敢提换肾。
不换肾，做透析就成了唯一选择。透析一周两次，每次三百元，合作医疗可以报销部分费用。医生说，透析后，堂弟起码能活五六年，甚至十年。
此后，堂弟开始了透析的岁月。同学们背着书包路过时，他只能坐在门口发一整天呆，度过清晨和微冷的黄昏。
我家离老家有几十公里路，平时很少见到堂弟，只听说他性格变得阴郁乖戾，经常歇斯底里，愤怒地咒骂家里所有人。村里的人也常常被他问候八辈祖宗，他们不好意思和这个绝症病人怄气，只能躲远点。
堂弟还在住院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他，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他情绪很不稳定，医生护士在他病房进进出出，直到我离开，他还在癫狂之中。
在亲朋好友的努力下，堂弟得以享受低保、残疾人补贴等，各种报销补贴下来，相当于透析没花多少钱，叔叔和婶婶终于松了口气，叔叔出门打工，婶婶和爷爷奶奶在家照顾堂弟。
尿毒症患者皮肤瘙痒难忍，我亲眼看到堂弟痒得把皮肉抓掉了一片，露出鲜红的肉，可还是忍不住地抓。尿毒症患者不能大量饮水，最多从三餐里摄取水分，堂弟总是偷偷喝水，身体受不了才告诉婶婶，最后被送到医院抢救。
到后来，堂弟被查出患有五六种并发症：心脏衰竭、肝脏衰竭、呼吸道疾病、胃溃疡等。
为了治疗他，家里还找来一些土方法。有一次，爷爷奶奶不知从哪儿听说毒蛇熬汤可以治肾病，于是，我陪爸爸在田野里抓了几天蛇，然后配上中药熬汤，谁料堂弟喝完当天就被送去医院急救，一路上都在咳血。
这之后，全家人终于绝望。
过了半年，婶婶又生了个男孩，不再担心香火断了。那天，新生命的到来让家里充满久违的喜气，只有堂弟在角落里焦躁地抓着痒，显得不合时宜。
在那些充满欢声笑语的夜晚，我想他一定也感受到了，无望的病痛正让家人们渐渐失去耐心。疲惫的希望马上要被转移到新生命那里了。
小弟弟成了家里的小皇帝，全家忙着泡奶粉、换尿布、做稀粥，生怕错过孩子每一个细微表情。堂弟像是被迫退位的前朝君主，越来越受到冷落——后背瘙痒时，没有人再会匆忙跑去帮他抓痒，而是怒骂：“你不会小声吗？知不知道弟弟在睡觉！”他说自己不想吃鸡蛋糕，要吃酸菜鱼，婶婶冷冷地回一句：“小家伙需要营养，我忙的要死，哪有空给你做鱼，不吃糕就啃馒头去。”
婶婶对堂弟的态度变了。我不安地发现，在希望耗尽后，大家像在等待着什么发生。
有天晚上，堂弟正在骂几个嫌弃他的亲戚，原因是他们把堂弟送还的扫把丢进了垃圾堆。叫骂中，堂弟突然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很快脸就发紫了，婶婶当时就站在堂屋里擦桌子，她看着堂弟倒地挣扎，却若无其事转身去楼顶找扫把。
直到堂弟拼命爬过来拉着婶婶的裤腿，哀嚎着求他妈快点救他，“我是你养了十几年的儿子啊”。婶婶这才打了急救电话。
当妈的都这样，其他人更不用说，全村人和所有的亲戚，都担心叔叔家会来借钱，甚至还担心尿毒症会传染，连堂弟碰过的东西都要拿出去丢掉。为了这借钱的事，大姑小姑还和叔叔家断了亲，在我们那里的农村，断亲意味着再也不是亲戚，哪怕你死了也不会上你家吊孝。
前两天，我在路上碰见姑奶了，她跟我聊了很久。
她问我你那个堂弟还在吗？
我说，当然在。
姑奶就长叹一声：
“真是个讨债鬼！非要把这家人全耗得一辈子翻不过身才罢休啊！”
有时候我想，如果是个老人，这种情况怕早就自杀了，可堂弟今年才十七岁，小时候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还说要给爷爷奶奶买世界上最长的火车，还没能看看这个世界，谁愿意就这样坐等命运的宰割？
傍晚时，天空中的火烧云层层叠叠，红光染透整个世界。屋内传来小弟弟的嬉笑声，堂弟照旧坐在家门口。
像是等待那一刻到来。
一
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生了四个儿子，却没有一个能为她分担生活重担。二儿子因车祸去世，距今已有十多年。三儿子坐过牢，出来之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四儿子整天沉溺于酒精之中，说话舌头都打架。
父亲是她的大儿子，性格非常木讷，永远剃着板寸，永远一身深色衣着，在藤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可就是这么一个木讷的人，做学生时居然“强奸”了女同学。
现在看来，当年的“强奸”更多是男女朋友间“你情我愿”。可在八十年代，男方很自然地被定性为犯罪——83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延续三年的“严打”风暴席卷 全国。期间发生了很多荒唐事：四川泸州一姓王的小伙，因为跟人打赌，亲了路上一女孩被枪毙；广西一男子因为看了一眼女孩洗澡被判重刑；据说连打扑克都有可 能被抓。
不幸中的万幸，父亲并没有被冠以“流氓罪”扭送公安机关，爷爷奶奶拿出所有积蓄与女方家庭达成了和解。
作者：（美）大卫·欧文
怀特森先生教的是六年级的科学课。在第一堂课上，他给我们讲了一种叫做凯蒂旺普斯的东西，说那是种夜行兽，冰川期中无法适应环境而绝迹了。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大骨传来传去，我们都做了笔记，后来又进行了测验。
他把我的试卷还给我时，我惊呆了。我答的每道题都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测验不及格。
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我是完完全全按照怀特森先生所说的写的呀，接着我意识到班里的每个人都没及格。发生了什么事？
很简单，怀特森先生解释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这种动物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我们笔记里记下的那些都是错的。难道错的答案也能得分吗？
不用说，我们都气坏了。这种测验算什么测验？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
我们本该推断出来的，怀特森说道。毕竟，正当传凯蒂旺普斯的头骨(其实那是猫的头骨)时，他不是告诉过我们有关这种动物的一切都没有遗留下来吗？怀特森描述了它惊人的夜间视力，它的皮毛的颜色，还有许多他不可能知道的事实。他还给这种动物起了可笑的名字。可我们一点都没有起疑心。
他说我们试卷上的零分是要登记在他的成绩记录薄上的。他也真这么做了。
怀特森先生说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当中学到点什么。课本和老师都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人一贯正确。他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一旦认为他错了，或是课本上错了，就大胆地说出来。
上怀特森先生的课，每一次都是不寻常的探险。有些科学课我现在仍然能够差不多从头到尾地记起来。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他的大众牌轿车是活的生物。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才拼凑了一篇在他那里通得过的驳论。他不肯放过我们，直到我们证明我们不但知道什么叫生物，且还有坚持真理的毅力时，他才罢休。
我们把我们这种崭新的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课的课堂。这就给那些不习惯被怀疑的老师带来了问题。我们的历史老师讲着讲着，会有人清清嗓子，说道：“凯蒂旺普斯”。
如果要我给我们的学校危机提出个解决办法的话，我一定会提出怀特森先生。我没做出过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我和我的同学们从怀特森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种同样重要的东西，一种正视着某个人的眼睛，告诉他他错了的勇气。怀特森先生还让我们看到，这么做有时候是很有趣的。
这里面的价值并非每个人都能觉察到。有一次我把怀特森先生的事讲给一位小学老师听，他惊骇极了“他不该像这样捉弄你们的。”那小学老师说道。我正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全错了。
【请思考】
1.“班里的每个人都没及格”是什么原因？（表面原因和实质原因）
2.当历史老师上课时，有人说“凯蒂旺普斯”，这意味着什么?
作者：洪烛
在城市里有几件事物是少见的：鸟、野生植物、民歌、水井以及农田。作为一位酷爱古典意象的诗人，我怎能不感到寂寞呢？住在北京城东北角一幢塔楼第七层的位置，我常常失眠，总是在这时候，那远道而来的乡愁如同潮汐，会横渡层出不穷的铁轨、桥梁、红绿灯，准确地寻找到我灯火通明的窗户。
钢筋铁骨的城市是从来不做梦的。梦永远属于我麦浪翻卷、风景如画的乡村。乡愁使我流泪。对于一位被人间烟火熏陶得麻木困惑的城市居民而言，乡愁是我精神生活的调味品。只有走出城门，我才会觉得：这是到民间去，这是到人类的记忆中去。
永远不可能习惯灯红酒绿的生活，因为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
即使行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缝隙，我风尘仆仆的灵魂依旧把朴素与自然视若至上的法则。于是我像这个时代任何一位硕果仅存的诗人那样，歌颂土地、阳光、雨水以及所有类似的事物。并且把在古老的风车下散步作为幸福的象征。我告慰自己，毕竟还记得谷粒是怎样从春播秋收中兑现的，把这些金黄的字眼托付在掌心，就能够判断出生活中可以承受或无法承受的重与轻。这注定了我不至于背叛隐现在布景中的农业，勇敢地以农业的儿子自居，而有别于周围绅士们的苍白虚弱。我完全有资格教导他们到户外去接受锻炼。让劳碌的灵魂溜达溜达吧，哪怕在喷香的麦草垛上打一个滚，醒来之后便会发觉自己强壮了许多。
其实整个人类都是农业的儿子，人类的精神需要一片重温的家国：篱笆、辘轳、锈迹斑驳的农具，男耕女织的画面，都会伴随袅袅的炊烟，帮助我们意识到勤劳、善良、坚毅之类的品质。沧海桑田，我们的心灵荒芜了多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旷古的牧歌如同强弩之末。人们喝自来水长大，在水泥地上行动，靠化妆品挽留青春，不知不觉就失落了自己原始的根。他们不相信花朵比香水更重要，粮食才是金钱的上帝。红尘滚滚，然而我的灵魂与众不同，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时常选择夜深人静逃离这座布满齿轮的城市，到远处的山野寻觅昔日的空巢。那里有小桥流水、鸟语花香，那里有祖祖辈辈刀耕火种的痕迹。没有握过最粗糙的劳动工具的手，没资格真正地和严峻的生活比腕力。
苏童的一篇小说我记忆犹新，名字叫做《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很多次了，我寄希望于这种灵魂的回归，两袖清风，像鸟一样无牵挂地横渡千里之外的山山水水。熟稔的村落星罗棋布，陌上桑的蓬勃绿意令我臆想出罗敷的欢颜，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一切都如同逼真的传说生生不息。而远方城市里的世俗尘嚣，简直可以当作风吹过耳来看待。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类似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那种“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随即“一夜飞度镜湖月”的浪漫潇洒，恰是羁绊重重的灵魂所朝思暮念的。其实很简单，超凡脱俗——以免给自己的翅膀增添过重的负担——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灵魂需要一双合脚的鞋子，它随时愿意以浮名虚誉作为交换。这样即使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它也无怨无悔。
于是每当送走一个喧嚣的白昼，我就有倾听一段小夜曲的愿望，清贫而易于满足的愿望。月光如水，空谷来风，给负重的心提供了沉思冥想的间歇——那一瞬间我常常走神，像茶叶经历了浸泡而舒展开来。我把那短促的空白比喻作“灵魂停电了”，高速运转的电梯蓦然滞留在空中，而有所顿悟。头脑里什么都没想，又仿佛飞越了千山万水。一闪即逝，灵魂又返回自身，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但谁也无法否认瞬息的恍惚——瞬息的忘我——所给予全身心的滋润。
我难忘美国乡村音乐《带我回家的路》，我相信这正是流离失所的灵魂的请求。穿一双简便的草鞋，轻盈飘忽的灵魂就能乘风而去，遵循熟悉的旧路回返一灯如豆的温柔之乡——万籁俱寂。你几乎能聆听到它匆促中空中的足音，灵魂的足音。归去来兮，田园将芜？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堪以证明乡愁之恋蓬乱如草的原因：“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你一定要告诉我的爱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困惑于都市繁华的灵魂在寻找出路，因为霓虹灯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光明，也无法给予真正的慰藉。
【请思考】“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在文中反复出现，请分析其含义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