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一个教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因为学生翘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贱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头脑，就咔察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地区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哪里？
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的规定，我只是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识分子还要问： 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7跟我所学的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标？
学校不是军队， 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 要判断。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归根究底，当然要问：是谁作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他要负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笑话，在中国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这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导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轻轻就上丁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教育土壤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虑地要把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
勇敢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流体力学的解释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生，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 他们在“智” 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
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对这个僵死的紧箍咒框框其实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纵的机器人，这个框框很实用、很有效，越紧越好。但是如果制造机器人并不是我们的长程计划，如果我们想为这个民族栽培的其实是思考活泼、创新大胆、质疑勇敢的下一代，那么这个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开不可。“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
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脏又乱又挤的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地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八
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
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拷”，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拷，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在面对刑讯的哀号之时，我不敢去制止，是对其时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九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致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当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强掳而来的平民互虐致死，当街头城管人员可以肆意追打小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当士兵可以毫不顾虑地开枪射杀学生而没有罪恶感……这样无视人的天良的种种恶行，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所致吗？
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甚至不知道1989，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假设一代恶的政府真的从他们之中产生和拥戴出来，那这个国家真不知道还要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