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7日 07:56

本文为2014年12月25日凤凰新闻对阚凯力的访谈。阚凯力，1945年生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任美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特别顾问；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被称为“电信业的大炮”。

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阚凯力：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孩子的叛逆，对很多家长来说，是个艰深的话题。尤其对中国父母而言，“建立家长式权威”是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家长问孩子要服从和威信，孩子问家长要权利和自由。一旦孩子进入叛逆期，亲子间的冲突往往会更加惨烈。

　　每个孩子都会经历“叛逆期”，而且还不止一次。“叛逆期”是心理学家们的一个说法，代指这个阶段孩子的自我意识快速发展，对独立、自主、自由有了迫切需求。其实，若父母能够读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心理需要，学会尊重孩子，亲子冲突就不再是必然的结果了。

　从个体心理发展来看，孩子从幼年到成年，会经历3个特别的时期，期间都会表现得很逆反——父母可根据自家孩子的年龄特点区别对待。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引导孩子的行为，才能更好地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第一逆反期：两岁半到三岁左右，自我意识萌发

　　孩子的第一个逆反期出现在自我意识萌发的时期，一般是在两岁半到3岁左右。不过现在的孩子大约1岁前后就开始表现的“叛逆”了。就这一点，我的分析是：一方面现在孩子的确越来越聪明了；另一方面是父母们养孩子更加小心，也因此对孩子更早、更多说“不”。孩子们说出的第一个“不”，就是从父母这里学来的。

　　这个时期的孩子，行动上，常常会用“打人”来表达自己不同意、反对的态度；语言上，则开始说“不”，什么都是“不”，做与不做都是“不”。这是孩子从意识上最早开始的与父母的分离。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和态度，感受与他人分离的快乐，并由此建立和派生出孩子优秀的个人品质。

　　比如一位妈妈问：

　　静博士，您好！我的女儿两岁八个月了，一个月前我刚送她上半天制的幼儿园。在此之前，她不执拗，不爱发脾气，凡事有商有量；但这之后，她好像突然就叛逆、任性起来，稍不如意就撇嘴，甚至做出打人或者拍打东西的动作，“不”“就不”时刻挂在她的嘴边，仿佛时刻等着反驳大人似的。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她的这种变化呢？她很爱幼儿园，从未表现出抗拒上学。但是这突然性情大变，我该如何引导？

　　案例里这个孩子，其实就是进入了她生命里的第一个逆反期。

　　说“不”，是她新学会的一种能力。这说明，孩子长大了，而且心理非常健康！

　　了解到这一点后，父母还需要反思。想一想，是不是平日面对孩子的所作所为经常采取命令、要求的态度和语气，甚至简单粗暴地打断孩子的行为？那孩子习得的，也将是粗暴的处理方式。

　　简言之，面对叛逆期孩子，父母不能限制，更好的办法是接纳，并引导。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即给孩子提供两个选择，让孩子做一道选择题。如，进家后，父母与其命令孩子：“不要把鞋子放在床上”，不如换成可供孩子选择的陈述句：“你可以把鞋子放在床边或是放在鞋架上。”睡觉的时候，父母给出的选择可以是：“咱们是现在上床，还是五分钟后上床？”

　　父母给出的选择其实是事先筛选过的，并且自己可以接受的。这样做有两点好处：一方面，父母可以对孩子的行为做到良性引导；另一方面，孩子也不会产生被控制感，相反还可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自我。

　　如果孩子不要你给出的选择，而想要额外的，可你不能接受，那就直接告诉孩子，他们所提出的不是一项选择。然后再重复你给出的选择，让孩子决定。

　　除了粗暴回应孩子，我还注意到有一部分父母，他们对孩子过于耐心、“民主”，经常会反复问孩子“好不好”“行不行”。如：“我们现在出门了好不好？”“你自己穿衣服好不好？”等。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事实是，多数情况下孩子都会回答：不好，不行。其实，父母所做的只是给孩子提供了又一次说“不”的机会。这些父母还需花费大量的口舌，向孩子解释、劝告、讲道理。他们其实已被孩子左右，并未起到很好地引导孩子行为的作用。

　　孩子在面对固定的那个照顾者（比如妈妈）时更容易出现逆反行为，建议家中其他人多参与到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来，特别是爸爸要多陪伴孩子。爸爸陪的少，孩子缺乏规矩、不能等待、脾气大的情况，会更容易发生。

　　而爸爸参与孩子成长的要点，即多带孩子玩，而非找问题、苛求孩子改正某个行为习惯。和孩子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做好榜样，孩子会自然地模仿爸爸的行为，并且更容易建立规则意识，因为爸爸的一言一行里都是规则。

　　第二逆反期：7-9岁，准大人期

　　这个阶段的孩子不同于婴幼儿时期的宝贝，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人，是一个小大人了，不再是孩子”了，如不愿意让家长拉手，不让父母叫自己“宝贝”或小名了，要求叫他的全名；凡事都喜欢跟家长对着干，大人说东，他偏往西；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依赖大人、不讲道理，爱哭、比较娇气等。

　　一位妈妈就曾这样问我：

　　罗老师，您好！我女儿快9岁了，过去一直比较听话，近几月不知怎么了，总顶嘴。什么事都要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理由，哪怕是巧克力明明是她吃完的，非要说是爸爸妈妈吃完的，她只吃了三四颗。写作业、弹钢琴，我让她做，她总要找个理由跟我辩解。今天我陪她听写单词并帮她记不会的，她不是抠鼻子就是抠手，我制止她，她不听。我生气之下打她手两巴掌，她又哭又闹跟我吵，还要摔我的手机。我很伤心，我在她身上下了那么多心血，可她怎么变成这样——处处挑剔、厌恶、指责。我该怎么办？

　　脾气秉性的突然转变，以及强烈的逆反心理都是这个阶段孩子的常见现象。孩子进入学校后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们急于想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因此会开始要求独立，行为上想要脱离爸爸妈妈的掌控，表现为说话做事老气横秋、独立、有个性。

　　此时，父母是时候转变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互动模式了。放弃家长一言堂的方式，涉及到孩子自身的事不妨多与孩子商量，也可试着逐步将自主权交还给孩子，并在孩子遇到挫折和困惑的时候，帮助和引导孩子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比如对于兴趣爱好的培养，孩子不喜欢弹钢琴，妈妈可以和孩子商量：是不是有别的爱好、是否想要发展这方面的爱好等，沿着孩子的兴趣方向培养，孩子高兴，妈妈也轻松，学习动机增强，才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家长所反映的“不听话”的孩子，大都还会出现学业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亲子关系的不和，让他们缺少有效引导，缺乏好的学习动机；另一方面，是他们将精力都用在了与父母对抗上。

　　就此，父母首先要改变自己与孩子的互动模式，化解与孩子的对峙状态；其次，要知道，7-9岁的孩子出现学习问题，更多的是学习习惯不好所致。如，该看的书不看，该做的作业不做，看书时惦记着玩。

　　还有很多家长将孩子的学习全权揽了过来。正如上面案例中的那位妈妈所说：“天天盯着孩子学习”。这样，学习就完全成了父母的事，跟孩子无关。

　　与其天天盯着孩子学习，不如帮孩子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比如制定好固定的作业时间、地点、正确姿势等；孩子因为磨蹭作业没写完，也要定时收作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不去打扰更不去点评，除非孩子求助；帮孩子确保规律的作息等。

　　第三逆反期：12-15岁的青春期

　　一位父亲曾找到我咨询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家孩子十五岁了，近一年来他站着都比我高了，与个子成正比的是，他的脾气也渐长，对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师三五不时地反映孩子逃学，为这，我没少抽他，他也不反抗，就硬着脖子让我打，每次打得我手酸、一肚子气，末了他恨恨地来一句：“再打我就不上学了。”我还发现他在外面学会了抽烟喝酒，真怕他在外面结交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他妈妈为这都愁得睡不着觉，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会跟他妈妈说：“我没有交坏朋友，就是上个网什么的。”心情不好要么爱搭不理，要么就用一句“我烦着呢”堵你。

　　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已发育成熟，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大”了，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常常遭遇到各种挫折感，这样，在身体与心理矛盾的自我纠结和成长中，孩子开始有了更多样的情绪体验。对女孩来说，会变得内向并体验到自我怀疑、愧疚或抑郁等情绪；对男孩而言，则更多地体验到暴躁和愤怒。正如这位父亲所说，青春期的孩子大都处于“烦着”的状态。

　　孩子的角色和身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他们开始寻求同龄人的支持。表现为，青春期的孩子大都很好面子，自尊心强；重视同伴关系，易受同伴影响，可能会做一些并非自己意愿但同伴认同的事，如抽烟、喝酒，这些行为虽然父母不认可，但对孩子来说，可能是成人的象征，代表他们摆脱了对父母的依赖等。这也意味着青春期的孩子会面临一些危险，如网络成瘾、早孕、酗酒、犯罪等。

　　有的父母会过度忧虑孩子可能面临的危险。希望孩子顺利度过这一时期，我们必须首先要学会信任孩子有这个能力。事实上，大多数孩子也的确能顺利度过这个特别的时期。

　　除了信任，还有什么呢？我们要做好孩子们坚实的后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与孩子保持亲密而有间的亲子关系：将孩子当作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支持孩子渴求独立的尝试，在孩子失败时给予鼓励、安慰，在孩子成功时给予肯定和表扬。

　　要重点提醒的是，针对这个阶段的孩子，父母很有必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交氛围。不要以为孩子大了就不用陪了。带孩子去参加一些团队活动，多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走动。别让孩子们把自己封闭起来，或者经常宅在家里玩电游。孩子们有自己的社交，拥有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有自己尊敬的长辈等，这些都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有些话，即使不能跟父母说，他们也还能有别的倾诉渠道。

　　同时，父亲的功能尤其显得重要。父亲最好能够跟这个年龄的男孩做朋友。记得，对你的男孩来说，要紧的不是你如何说他、批评他、指点他，而是他信任不信任你，在你身上，他能否看到一个成熟、有责任感的男人的样子。

　　对于女孩来说，父亲不能刻意疏远。女儿长大了，不少父亲不会再像对待假小子一样亲近女儿了。保持一定距离是对的。但是仍然需要保持对你的女孩情绪和情感上的关注、支持。这对她们很重要。

　　总之，不同时期的孩子有不同的困扰。对于他们的不听话、叛逆，父母要有清醒的认识。下面是一些原则性的提醒，更是很多父母容易疏忽的：

　　不当的教育方式容易导致孩子逆反。孩子是成长中的个体，每天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父母的教育方式也需适时调整，切不可因孩子与自己的想法相左，而强行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这样做实际上漠视孩子真正的需要，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教育孩子不能采取高压政策，更不能讽刺挖苦孩子，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孩子，肯定和鼓励孩子的进步和努力。研究表明，用低声细语的方式教育孩子更能获得好的效果。

　　对于不同逆反期的孩子，父母需区别对待。对较小的孩子，可通过转移注意力，给出选择等方式引导；对于较大一些的孩子，可通过讲道理、正面引导和肯定的方式引导。

　　父母言行不一或身处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的孩子更容易逆反。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引领者和榜样，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自己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只会招来孩子的不满孩子还怎么听从大人的话呢？另外，父母关系紧张，经常吵架，孩子要么厌恶父母的行为，要么逃避这样的氛围，父母将无法在孩子面前树立权威，孩子只会越走越远。

来源：静观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