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绝对地怀疑父母的教育能使人变好或者变坏，《三字经》所谓“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其实含有不少胡说八道的成分。我崇拜反叛父母的孩子，因为我认为敢于最早地举起反叛义旗的孩子必定是乱世或者治世英雄的雏鸟。一般来说，伟大人物的性格一定有反叛的因素，在成为英雄之前，首先要成为叛逆之人。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身上自有一种天才的素质，但这种素质被视为劣质，是要孜孜不倦地进行清洗和剔除的，于是多少天才被扼杀了！当然真正的天才是有顽强生命力的，犹如大水，淤东流西，湮南涌北。人的可恶就在于，一旦成为父母，就忘记被父母压迫的痛苦。
但更多的孩子千方百计地想成为父母的好孩子，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有一个前提：父母必须具有相当的质量。文化水平高不一定质量高，官大更不一定质量高，高贵者未必愚蠢也未必不愚蠢，卑贱者未必聪明也未必不聪明。鲁迅先生早就呼吁对父亲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可虐的酷政。
据斯诺《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的父亲专制、冷酷，毛泽东很小就敢于跟父亲抗衡。在一次寿席上，父亲骂他，他回骂父亲，父亲追着打他，他逃到一口井边，说：“你要敢前进一步，我就跳下去。”他巧妙地利用了人类会自杀这一锐利武器，把父亲打败。这一次斗争的胜利意义重大，既然毛泽东本人几十年后尚能记住，我们就无法忽视这件事在毛泽东这一当代大英雄的性格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我有时突发奇想，如果有哪一位勇敢的艺术家拍一部我们伟大领袖的传记片，把这一情节拍进去，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效果。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曾一边与大记者斯诺纵谈天下大势，一边拉开裤腰带抓虱子，这是何等的了不起！敢于拉开裤腰带抓虱子表现了毛主席的天才风度。依据斯诺《西行漫记》记载，少年彭德怀更是一个逆种，他认为孩子不过是父母寻欢作乐的副产品，父母成为孩子的统治者是毫无道理的，他的反叛较之毛泽东更甚，以至于家人想溺死他。
我遗憾自己觉悟得太晚，当我觉悟到反叛父母的伟大意义时，已经到了不适合反叛的年龄。父母年过花甲，除了仍以辛勤劳动改造地球外，余事不管不问。而我在摆脱统治之后变成新一代统治者。我想把我的女儿培育成国家主席，但很快就知道这是做梦，国家主席不是培养出来的。我想把女儿培养成作家，但她坚决拒绝看连环画，她要上树抓猫头鹰，我知道作家也多半不是培养出来的。她头顶上有一撮高耸的“戗毛”，按倒后又竖起来。我想应该好好爱她，我给邻居的孩子水果糖吃，给她嘴里塞进巧克力，她哭着把巧克力吐掉，她说巧克力有一股药味，我硬往她嘴里塞，她说：“土匪！”我奋力地在她屁股上打了一巴掌，一打尚反抗，二打尚嘟哝，三打即投降。我于是知道了我女儿不会有大出息。
我的邻居家有一个小孩，比少年毛泽东还厉害，他父亲打他时，他像狼一样反扑，被踢倒在地后，他无法发泄愤怒，竟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沙土，噎得翻白眼，他父亲吓得脸变色，再也不敢打他。这个小男孩儿现在4岁，我每次见了他都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