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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爸爸,一个富,一个穷。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绝顶,拥有博士的光环,他曾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修完了四年制的大学本科学业,随后又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进一步深造,并且在所有这些学校都拿到了全奖;与之相反的是,我的另一个爸爸连八年级都没能念完。

   应该说两位爸爸的事业都相当成功,而且一辈子都很勤奋,因此,两人都有着丰厚的收入。然而其中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个人财务问题的泥沼中挣扎,另一个人则成了夏威夷最富有的人之一。一个爸爸身后为教堂、慈善机构和家人留下数千万美元的巨额遗产,而另一个爸爸却只留下一些待付的账单。

   其实我的两个爸爸都是那种生性刚强、富有魅力、对他人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他们两个人都曾给过我许多建议,但建议的内容却总不相同;他们两人也都深信教育的力量,但向我推荐的课程却从不一样。

   如果只有一个爸爸,我就只能对他的建议简单地加以接受或者拒绝;而两个爸爸给我截然对立的建议,这在客观上使我有了对比和选择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富人的观念和穷人的观念之间进行的对比和选择,而这种对比和选择的结果决定了我的一生。

   由于两个父亲的观念对立,使我得不到统一的说法,我便无法简单地对这些建议予以接受或拒绝,我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思考、比较和选择。

   也许会有人说:这完全没有必要,你只要按照你富爸爸教你的去做,自然就会富有了,还选择什么呢?问题是,在给我建议的时候,富爸爸还不算富有,而穷爸爸当时也并不贫穷,两人都刚刚开始他们的事业,都在为钱和家庭而奋斗。然而,他们对于钱的理解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这就好像一个爸爸会说:“贪财乃万恶之源”;而另一个爸爸却会说:“贫困才是万恶之本”。

   他们之中谁会成功?谁会富有?应该听谁的?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对我而言拥有两个同样富有影响力的爸爸可不是一件好应付的事。我想成为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但两个爸爸却说着完全不同的话,他们的观点是如此相修,尤其在涉及到金钱的问题上更是如此,这令我既好奇又迷惑,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对他们的话进行思考。

   我用了很多的时间,问自己诸如“他为什么会那样说”之类的问题,然后又对另一个爸爸的话提出同样的疑问。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考就简单地说:“噢,他是对的,我同意”,或是拒绝说:“这个老爸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想那会容易得多。然而,这两个我所爱的观点不同的爸爸却迫使我对每一个有分歧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想法。这一过程,即自己去思考和选取而不是简单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过程,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被证明对我是非常有益的。 

  我逐渐意识到富人之所以越来越富,穷人之所以越来越穷,中产阶级之所以总是在债务泥潭中挣扎,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对金钱的观念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家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从父母那里了解钱是怎么回事的。一对贫困的父母在培养孩子的理财观念时,只会说:“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喔”。结果,他们的孩子可能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同时也秉承了贫穷父母的理财方式和思维观念——要知道,由于家长的灌输,这些观念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在美国的学校里仍没有真正开设有关“金钱”的基础课程。学校教育只专注于学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和培养,却忽视了理财技能的培训。这也解释了为何众多精明的银行家、医生和会计师们在学校时成绩优异,可一辈子还是要为财务问题伤神;国家岌岌可危的债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那些作出财务决策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他们中有些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接受过财务方面的必要培训。

我常常在想,当我们的社会有成百万的人需要医疗救助时该怎么办?当然,家人和政府会救济他们。可是,当医疗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用尽时又该怎么办?这并非是把人忧天,如果我们继续把教子理财的重任交给那些由于自身缺乏财务知识,正濒于贫困边线或已陷入贫困境地的父母的话,很难想像仅靠家人和社会的救济能够根治他们的“穷”病,实现整个社会的富裕。 

  由于我有两个对我有影响力且可以向其学习的爸爸,迫使我不得不去思考每个爸爸的意见,由此,我认识到一个人的观念对其一生的巨大影响力。例如,一个爸爸爱说“我可付不起”这样的话,而另一个爸爸则禁止用这类话,他会说:“我怎样才能付得起呢?”这两句话,一个是陈述句,另一个是疑问句,一个让你放弃,而另一个则促使你去想办法。那很快就致富的爸爸解释道,说“我付不起”这种话会阻止你去开动脑筋想办法;而问“怎样才能付得起”则开动了你的大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去买每一件你想要的东西,这里只是强调要不停地锻炼你的思维——实际上人的大脑是世界上最棒的“计算机”。富爸爸时常说:“脑袋越用越活,脑袋越活,挣钱就越多”。在他看来,轻易就说“我负担不起”这类话是一种精神上的懒惰。 

  虽然两个爸爸工作都很努力,但我注意到,当遇到钱的问题时,一个爸爸总会去想办法解决,而另一个爸爸则习惯于顺其自然。长期下来,一个爸爸的理财能力更强了,而另一个的理财能力则越来越弱。我想这种结果类似于一个经常去健身房锻炼的人与一个总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在体质上的变化。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可以强身健体,同样地,经常性的头脑运动可以增加你获得财富的机会。懒惰必定会使你的体质变弱、财富减少。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的两个爸爸存在着很多观念上的差异。一个爸爸认为富人应该缴更多的税去照顾那些比较不幸的人;另一个爸爸则说:“税是惩勤奖懒”。一个爸爸说:“努力学习能去好公司工作”;而另一个则会说:“努力学习能发现并将有能力收购好公司”。一个说:“我不富的原因是我有孩子”;另一个则说:“我必须富的原因是我有孩子”。一个禁止在晚饭桌上谈论钱和生意,另一个则鼓励在吃饭时谈论这些话题。一个说:“挣钱的时候要小心,别去冒险”;另一个则说:“要学会管理风险”。一个相信“我们家的房子是我们最大的投资和资产”,另一个则相信“我们家的房子是负债,如果你的房子是你最大的投资,你就有麻烦了”。两个爸爸都会准时付账,但不同的是:一个在期初支付,另一个则在期未支付。 

  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你、满足你的要求。他总是很关心加薪、退休政策、医疗补贴、病假、工薪假期以及其他额外津贴这类的事情。他的两个参了军并在20年后获得了退休和社会保障金的叔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喜欢军队向退役人员发放医疗补贴和开办福利社的做法,也很喜欢通过大学教育继而获得稳定职业的人生程序。对他而言,劳动保护和职位补贴有时看来比职业本身更为重要。他经常说:“我辛辛苦苦为政府工作,我有权享受这些待遇”。 

  另一个爸爸则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他反对这种“理所应当”的心理,并且认为正是这种心理造就了一批虚弱的、经济上依赖于他人的人。他提倡竞争。

一个爸爸努力存钱,而另一个不断地投资。 

  一个爸爸教我怎样去写一份出色的简历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另一个则教我写下雄心勃勃的事业规划和财务计划,进而创造创业的机会。 

  作为两个强有力的爸爸的塑造品,我有幸观察到不同观念是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的,我发现人们的确是在以他们的思想塑造他们的生活道路。 

  例如,穷爸爸总是说:“我从不富有”,于是这句话就变成了事实。富有的爸爸则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富人。他拒绝某事时会这样说:“我是一个富人,而富人从不这么做”,甚至当一次严重的挫折使他破产后,他仍然把自己当作是富人。他会这样鼓励自己:“穷人和破产者之间的区别是:破产是暂时的,而贫穷是永久的。” 

  我的穷爸爸会说:“我对钱不感兴趣”或“钱对我来说不重要”,富爸爸则说:“金钱就是力量”。 

  尽管思想的力量从不能被测量或评估,但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我已经开始明确地关注我的思想以及我的自我表述了。我注意到穷爸爸之所以穷不在于他挣到的钱的多少(尽管这也很重要),而在于他的想法和行动。我必须极其小心地选择他们两位向我传递的思想并为我所用。唉,我有两个爸爸,我究竟应该听谁的话:穷爸爸还是富爸爸? 

  两个爸爸都很重视教育和学习,但两人对于什么才是重要的。应该学习些什么的看法却不一致。一个爸爸希望我努力学习,获得好成绩,找个挣钱多的好工作,他希望我能够成为一名教授。律师或会计师,或者去读MBA.另一个爸爸则鼓励我学习挣钱,去了解钱的运动规律并让这种运动规律为我所用。“我不为钱工作”,这是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话,“钱要为我工作。” 

  在我9岁那年,我最终决定听富爸爸的话并向他学习挣钱。 

  同时,我决定不听穷爸爸的,即使他拥有各种耀眼的大学学位。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教诲罗伯特。弗罗斯特是我最喜欢的诗人,虽然我喜爱他的许多诗,但最喜欢的还是下面这首“未选之路”。每当我读起这首诗,我都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未选之路林中两路分,可惜难兼行。 
  游子久伫立,极目望一径。 
  蜿蜒复曲折,隐于丛林中。 
  我选另一途,合理亦公正。 
  草密人迹罕,正待人通行。 
  足迹踏过处,两路皆相同。 
  两路林中伸,落叶无人踪。 
  我选一路走,深知路无穷。 
  我疑从今后,能否转回程。 
  数十年之后,谈起常叹息。 
  林中两路分,一路人迹稀。 
  我独进此路,境遇乃相异。 

  ——罗伯特。弗罗斯特(1916)

选择不同,命运也是不同的。 

  这么多年以来,我时常回味弗罗斯特的这首诗。的确,选择不听从受过高等教育的爸爸在钱上的建议和态度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塑造了我的余生。 

  一旦决定了听从谁,我的关于金钱的教育就正式启动了。富爸爸整整教了我30年,直到我39岁时,他意识到愚笨的我已懂得并完全理解了他一直努力向我反复讲述的东西时,他才结束了对我长达30年的教育。 

  钱是一种力量,但更有力量的是有关理财的教育。钱来了又去,但如果你了解钱是如何运转的,你就有了驾驭它的力量,并开始积累财富。光想不干的原因是绝大部分人接受学校教育后却没有掌握钱真正的运转规律,所以他们终生都在为钱而工作。 

  由于我开始金钱这门课的学习时只有9岁,因此富爸爸只教我一些简单的东西。当他把所有想教给我的东西说完做完时,总共也只有6门主要的课程,但这些课程在我的脑海中重复了30多年。本书下面的内容就是关于这6门课的介绍,其形式简单得就如同当年富爸爸教我时那样。这些课程不是最终答案而是一个向导,一个在这个不确定和飞速变化的世界中帮助你和你的孩子积累财富的向导。

 

       刚搬到费城郊区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没有车,就跟一个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大姐一起去买菜,闲聊之际听她说起了美国孩子的一些基本教育原则。

  “什么原则?”我有些好奇。

  “‘分享’(sharing)和‘轮流’(take turn)。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分享’和‘轮流’,如果不肯和别人分享,也就轮不到你。”

  关于这点,我深有同感。

  记得刚来美国,我带孩子在公园玩滑梯,有个小男孩和他的姐姐一起玩,滑下来一次再接着滑时,男孩要求先上滑梯,哭得稀里哗啦,但他的妈妈很坚决地说:“轮流来,现在还没轮到你。”而在中国,常常发生的情况是:家长冲上去对年长的孩子说,你能不能让着小弟弟小妹妹?他(她)都哭了。

  美国的社区公园一般都有孩子们的游乐区,游乐区有城堡、滑梯、玩沙子的玩具等,那些玩具平时就在沙坑里放着。如果别人正在玩你也想玩的话,那就只能轮流。在这里,听到家长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轮流来!”

  当然,除了“轮流”,“分享”也必不可少。

  在我们居住的小镇,公园的旁边就是小镇的图书馆,对孩子们来说,从公园走进图书馆或从图书馆走到公园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图书馆的儿童区有一台电脑,里面有一些适合小孩玩的益智游戏。这台电脑的前面经常是一个孩子在玩,后面还有好几个孩子在焦灼地等待着。但轮流并不意味着霸占和独享。

  在这里,经常听到家长对孩子们说的话是:“五分钟。”如果有人在排队,每个孩子可以玩的时间是五分钟,焦灼或者哭闹都无济于事,没有人来规定,大家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五分钟后轮到下一个孩子。

  “分享”不仅是分享某种具体的东西,还指分享思想和想法。

  在美国的小学,一般每天会设定一段时间让孩子们来分享想法,并专门设立了“分享日”(sharing day)。老师每周准备一个话题,孩子们和老师围成一个圈,大有“坐而论道”之势。

        在分享日,孩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其他的孩子则要学习对发言的孩子做出礼貌回应。我儿子的分享日是每周四,由于语言的限制,最初他很难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想法,也经常在别人分享时玩身边的玩具,在地毯上打滚甚至径直走开。老师于是发邮件来与我们交流这件事,希望家长可以督促他改进自己,逐渐学习尊重别人、做一个有礼貌的倾听者。

  有个美国妈妈对我说:“你去超市购物或者在路上开车不都得要排队和轮流来吗?这是最基本的社会规则,所以小孩子要早点知道这一点。”

  很多图书和DVD也以“分享”和“轮流”为主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我慢慢了解到,在美国人的理念中,“分享”和“轮流”是孩子们在儿童时期必须学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项基本的社交规则。当他们慢慢长大,他们处处都要“分享”和“轮流”。越早学会这一点,对孩子的成长越有利。

 

  说到“死亡”,国人总觉得“不吉利”,因而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意尽少和孩子谈及,而且更将其坚决地拒之于儿童教育门外。

  美国的家长和教师,却乐于在孩子3-4岁时就向他们作出关于“死亡”的诠释,当然这种诠释是十分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

  美国儿童教育专家早已发现,由于传媒的兴旺发达和信息的超速流通,实际上3周岁的幼童大多已接触到“死亡”此词。他们可能会在跟小伙伴的交流中提及“死亡”,并对其感到既神秘又恐惧。他们或许还会若有所思地向大人们提出许多相关的问题:难道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死吗?我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不死行吗?我的小朋友和我以后也非得死吗?

  不过孩子一般要长到10岁左右才能理解“死亡是永恒的”(即人死了就不能复活)这样深奥、抽象的道理。而在此之前,他们往往不会如成人那样,为亲人的死亡带来的哀伤背上沉重的情感包袱。他们只是想知道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已。

  对于儿童提出的“死亡问题”,美国家长总是作出最为直截了当、简单明了的回答,尽量避免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此外,他们也较少利用神话或宗教中的诸如天堂、地狱之类的传说来对死亡作出解释。因为他们认定,尽管作出这样的解释也许最为简单轻松,但要是孩子长大了并不相信这些,那他就必然会陷入更深的无所适从之中难以自拔。

  当然美国人更不赞成将“人死后都会变鬼”这样的“黑色迷信”作为知识,来传授给天真的孩子。他们认为:要是同时还把“鬼”描绘成面目狰狞的怪物,副作用可能就会更大———这样的“解释”除了可能误导孩子外,无疑只会增加孩子做恶梦的可能,并人为地加大了孩子的恐惧感等其他种种心理压力,以至于待家里真的死了人时,惊恐的孩子甚至不敢参加亲人的追悼会。

  更确切地说,绝大多数美国家长是将“死亡”视为一种“情感知识”存入孩子的“知识库”的。当碰到死亡事件时,孩子便能动用他所需要的“情感知识”来理解他将面临的深深悲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美国人还认为,待孩子长大到有足够的领悟能力时,向其传授某些积极的“生死观”,也许还能帮助他塑造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这时的美国人往往向孩子们这么解释说:其实“死”和“生”是自然而然又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了“死”,也就无所谓“生”。即便是无生命的万物,如星星、地球和太阳,也都有其寿命。一个人死了,其肉体诚然在世界上消失了,但其子女却在延续他的生命,他遗留下的思想、作品和所作的好事仍可能被后人津津乐道。

  美国的一些小学校里甚至开设了别具一格的“死亡课”。由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学生轮流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亲人因车祸死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或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台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别”仪式等等。尽管也有人认为这么做可能会给孩子心中留下阴影,但大多数教育专家和家长却对此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

  美国“死亡教育”中最精彩的一幕,要算越来越多的儿童在父母或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郊外专为绝症患者提供善终服务的宁养院,跟大人一起,把准备好的五彩缤纷的花瓣轻轻撒向临终者们的床榻。

  还有的孩子在宁养院里显示了对“仙逝之美”的深深崇敬———他们勇敢地握住正处在弥留之际的老人或病人干枯的手,一边向他送上祝福的话语,一边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如很多其他极客一样,在孩童时期我们的社交生活都惨不忍睹。你肯定对那种生活很熟悉。他们到处传上面写着我坏话的小纸条;在午休时间把我团团围住,嘲笑我,问我奇怪的问题;他们对我推推搡搡,用言语侮辱我;在半夜3点的时候给我家骚扰电话;把批萨酱洒在我最喜欢的白T恤上。最奇怪的是,我觉得是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下面就是我作为一个极客小孩,从小时候被欺负的经历中所学到的。

1,走自己的路,不理会别人的羞辱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学校里最不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我丝毫没有夸张。几乎每天都有同学叫我的名字,开我的玩笑。他们羞辱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是在过道里叫住我,给我做鬼脸,还有的聚集在一起,在午餐时间“埋伏”着,准备耍我。只有这么几次我真正被打了。更多的时候,羞辱是精神上的。“你肯定是拉拉吧!?”他们会问我,“我们这儿每个人都很讨厌你,你不觉得难受吗?”

对于上述级别的羞辱,我可以有很多回应的办法。有部分不受欢迎的孩子都开始有一点像“科伦拜”(“Columbine”,美国哥伦比亚中学校园枪击案)了,其中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曾经为了帮我出气把我欺负我的某个学生揍了个半死(当然我从未去查证过这件事)。不过我一贯的应对机制就是“进入机器人模式”(android mode)。我会尽最大努力去无视他们,就算他们站在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嘲笑我时。当然这不是永远都奏效的。后来每当他们向我提问,说话时我都开始给出极其简洁和机械化的答复。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如何应对别人的侮辱的书,并从中学到了很实用的几招。

其中我最喜欢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一次午餐时,一个经常欺负我的女生跑到我面前,问我“你觉得你受欢迎吗?”,旁边站着的都是他的“小喽罗”等着我给出他们想要的答案。“你觉得你受欢迎吗?”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她,然后,当然她开始着急了,试图向我解释“我当然受欢迎了”之类的,但是... 我并不是说她自负,几乎人人都比我受欢迎,但是她开始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就使自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果然她没说几句就意识到情况不对,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就跟蚊子叫一样——机械式回答的胜利!我开始将学校里的这些羞辱当成是自己生活中一个虽然恼人,但是不可避免的部分,所以我要尽量无视它。我也尽量不会让它影响我的情绪——如果你踢到了桌脚,你犯不着跟桌脚置气吧!

这种“自动忽略”的心态在日后的生活中不知道帮助了我多少次。基本上,成为网站(指 iO9 )的作者,我就成为了一个言语羞辱的活靶子——对我性格的扭曲,简单的排斥等。不管是 boss 对我文章的否定,还是读者因为和我意见不合而出口伤人,我都会想到,如果没有中学时对那些欺负人的家伙的无视,我今天都不会成为一名作者。说实话,现在不管别人对我说怎样难听的话,相信我——我都听过更难听的——在我最脆弱的少年时代,那些话曾经每天都伴随着我。


2,或许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在笑你,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七年级时,曾经选修过很长时间的音乐剧课,因为我当时暗恋的男生在为学校创作校音乐剧。在经历了若干次我现在提都不想提的尴尬情形之后,我在校音乐剧里得到了一个角色,饰演一个很受欢迎的女生的母亲。在校庆演出那天,我走上台准备说出我的三句台词,结果一上台,礼堂里所有的观众就开始喝倒彩。但是最坏的情况就是,我需要上台两次,也就是说,我还要再忍受一次他们的喝倒彩,而这两次当中都没有老师出面阻止过——事实上我的整个学生生涯中,从来就没有老师在这方面帮助过我。

但是你觉得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无所谓。我说完了我的台词,走下台,最后的结果是我开始和那个(同为极客型的)创作了音乐剧的男生约会。我敢保证台下的那些人绝对没想到事情在我这里是这样结束的。事实上,喝倒彩的那些人中,大部分人都不是欺负人的学生,他们只是觉得校音乐剧太无聊了。而之后,那些欺负我的人才开始加入喝倒彩的行列之中。仔细想想,真正捣乱的还是那几个人而已,大部分人笑的只是这部音乐剧而不是我本人,这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这么说可能会有些奇怪,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对于被嘲笑这种事都有一些偏执,甚至是妄想。我曾经把这种恐惧当作是事实来面对——好吧,台下所有的观众确实都是在嘲笑我,但是又怎么样呢?当事情结束了,它就结束了,大家该干嘛还干嘛。这可能是我对嘲笑这种事不会那么紧张和妄想的原因,即使在整个互联网都因为我写的文章而骂我时——我曾经在所有观众都在嘲笑我时仍然走上台表演,你们现在的这种羞辱程度还太轻了点。

3,友情至上

当你从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个极客时,要分辨谁是真正的朋友其实很容易。他们是在你被嘲笑时也和你站在一起的人。我在中学时期交了不少好朋友,部分原因是当时我努力让学校里所有的极客都形成一个友好的圈子。一旦当你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时,你就可以在别人嘲笑你的时候开始反击,开对方的玩笑了。你可以把问题抛给他们,让他们出丑(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这些学生时代的“恶霸”就基本上都不是什么聪明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以取笑他们为乐的原因)。

中学时有个朋友,她有只眼睛一直睁不太开,导致她随时看起来都像没睡醒一样。就这一点你就能想象那些“恶霸”会怎样取笑她了。有一天他们又跑过里问她说,“你眼睛是不是有病啊?”,然后我告诉他们说,“实际上...她眼睛却是有病,还挺严重的,而且这个病还有传染性。”我朋友接下来也一直很配合我。这次“交锋”的结果,我们让那些恶霸们相信我朋友的眼疾会传染给他们。我和我朋友都做出眼睛睁不开的样子,把恶霸们耍得团团转,就连和我们不是很熟的女生看见这个情形后都在暗自偷笑。

我想说的是,在少年时期的那种逆境当中,坚固的友情是极其珍贵的。一些人直到成年过后才学会了什么是忠诚和两肋插刀,但这是我在中学交友时就学到的。

4,想象力比痛苦更强大

我被嘲笑的经历是如波浪般接踵而至的。中学时情况很严重,不过比起四五年级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学时我至少有一些朋友,但是在四年级时,我就是大家口中的“牛眼”和“猪妹”,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除了我喜欢的奇幻科幻作家,比如厄休拉?勒古恩,Anne McCaffrey,Walter Farley。他们书中的魔法,龙,独角兽,让我觉得是一个极客小孩也不是什么坏事。通过阅读这些书,我后来开始尝试自己写故事。

直到现在,我对痛苦的忍耐力都很高,因为我从小就学会了在痛苦的时候进入“幻想模式”,通过阅读甚至只是简单地构想一个奇幻故事来关闭对外界痛苦的感知。这点在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很管用。幻想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好办法,但是它也教会我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我心中的正义感,如何判断一件事错误与否,它们都来自我早期阅读的书籍。

5,不要轻易相信大众的眼光

当大批大批的热门都像疯了似的推崇一部电影,崇拜一个人,或者赞美某新推出的平板,我的防护意识会立即启动。在小学中学的那些恶霸和同学身上,我早就看到人群有多容易被煽动,意见有多容易被别人引导。同样我也直到,大家都说好的东西也不一定真的好——所有人都嗤之以鼻的东西并不一定毫无价值。

这种观念让我一直和流行文化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些人认为看商业片,大片时应该自动把自己的智商降为零,尽量减少思考,但是我做不到。对于进入我大脑的信息,我一直都很警惕地把着关。如果有人告诉我“我说的是对的”,我一定会去亲自证实它。有人说“XX的用户体验实在是太差了”,就算他贴出了实测的照片,我也会真正去体验一回。这和科学家的逻辑方式很类似——可能这是极客小孩从小就被培养的一种思维——去质疑主流意见。

不盲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永远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对于那些不流行的东西我们也乐于接受,而你通常都会在这些东西里淘到宝贝。不管是一本无人问津的小说,还是某个大学生自己在家完成的电影,我从不会在看都没看的情况下就妄下评论。

6,打消报复的念头

我不会否认在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报复过几次那些欺负我的恶霸,特别是当时我和学校里一个少年黑客约会时,这种事变得尤其容易——黑进恶霸们的电脑,干一些侮辱人的事,让他们出洋相,不知所措。但是不管我报复多少次,曾经感受到的那种痛苦都丝毫没有减轻。并且,从实用性的高度来看,我能黑进一个人,两个人的电脑,但是当时礼堂里的1,500名观众呢?我一个一个去报复也太浪费时间了。

复仇是一个很诱惑人的想法——当你被少数人误会,欺负时。但是对于这种被我称为“大规模”的欺负和误解时,你会意识到自己最好的选择就是去无视他们,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逆境会让你变坚强,它教会你即使再差的情况也就那样,但是稍微乐观一点的情况就能让你感受到比常人更多的快乐。与其将精力放在与恶霸们斗智斗勇上,还不如将它花在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身上,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被欺负的经历教给我质疑大众的自信,不管是好莱坞还是白宫,甚至是诺贝尔奖名单。人人都喜欢并不代表这就是好东西。


(作者 Annalee Newitz,原文发于Geeksug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