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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三岁,还是五岁?

在号称荷兰迪斯尼的Efteling游乐园门口,我看到一对中国夫妇带着儿子来玩,只听那个妈妈对儿子嘱咐:“要进去了哦,等会儿在门口如果有人问你几岁了,你就说3岁。”

“可我是5岁啊!”

 “5岁就要买门票了,3岁还是免费的。”

“可要是他们看出来我是5岁怎么办?”孩子有些害怕。

 “不会的!”妈妈安慰儿子:“我们中国人比荷兰人长得小。进门他们不见得会问你年龄,我嘱咐你是以防万一。免票省下的钱,妈妈进去给你买冰淇淋吃,好不好?”

 孩子听懂了,高兴地点点头。进门时,孩子自己在脑门上比着个三的手势往前走,的确没人问他年龄。他们一家进去后哈哈大笑,很开心:“耶,过关了!”

 过了一会儿,在坐海盗船的地方排队,我又看到了这一家三口。只听孩子妈又开始嘱咐了:“你想坐这个的话,那等会儿有人问,你得告诉他们你六岁了。因为这个船规定是六岁的小孩才能坐的。记住了,六岁哦!”孩子怯怯地点头。

 排到他们时,管理员问孩子:“你几岁了?”孩子妈抢着用英语回答:“六岁。”管理员盯着孩子,和蔼但不容置疑地再问:“请问你几岁了?”

 孩子紧张地看了看妈妈,妈妈小声怂恿他:“六岁,Six。”孩子涨红了脸,张了张嘴,突然崩溃大哭起来:“我到底多少岁啊?我是三岁,六岁,还是五岁啊?我不知道了。”

 孩子一哭,管理员吓坏了,她听不懂中文,以为是自己把孩子弄哭了,她说着对不起并让孩子父母带孩子去休息室缓和一下,让他们下一轮再坐。孩子妈陪着笑,边拉着儿子走出队伍边数落:“不许哭!都是因为你想坐这个,我们才让你说六岁的。爸爸排了那么久的队,你看,还要等下一轮。不要哭了,你一哭不是露馅儿了吗?幸好那个阿姨听不懂中文……”

 他们走向休息室,孩子的哭声越来越远。我忘不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充满了欢笑声的游乐场,一个孩子小小的背影,肩膀一抽一抽的。

 在长辈面前,必须要说违心话吗?

 这次回国,在妈妈住的公寓楼外,看到楼上邻居的儿子儿媳和小孙子在单元门外商量什么,踌躇不前。

 五六岁大的小男孩嘀咕着:“我能只看奶奶,不吃饭吗?我不喜欢吃奶奶做的菜。”

 爸爸马上就急了:“奶奶就盼着我们来,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菜,你怎么能不吃呢?你不但要吃,你还要说‘真好吃’!”正说着,奶奶在楼上喊话了:“哟,来了。怎么不上来啊?我专门做了鱼呢!“孙子一听,更苦恼了,嘟囔:“奶奶做的鱼最难吃了。”

 爸爸不耐烦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挑什么食?赶快上去!”孩子要哭了,孩子妈心疼:“好了,先上楼看奶奶,妈妈等会儿带你去吃麦当劳。”

 爸爸还有点不放心:“你先练习一下称赞奶奶做的菜好吃,来,说‘真好吃’!”

 “真好吃!可是,我说真好吃,奶奶会给我夹好多鱼,怎么办?”

 “你别管那么多,吃就是了。再来,‘真好吃’!”

 孩子恹恹地重复:“真好吃。”

 “高兴点,大声点,再说。”孩子爸抱起孩子往楼上走了。随着咚咚的上楼声,我还可以隐约听到孩子不断在父亲的督促下重复着那句“真好吃”。

 亲子间的相互信任需用真实来建立

 其实这两件事都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某种缘由,父母教孩子说谎。第一个事件,不用我多分析,大家对其中的利弊应该一目了然:逃票省钱或是隐瞒年龄换得的小利,是无法等同孩子道德和公共责任感的缺失的,更别说对孩子情感世界造成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了。这个问题相对容易改正和避免,只要父母不要贪小便宜,遵守公共规则也引导孩子如此就可以了。

可第二件事,就要复杂而且难处理得多了,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家庭里。因为说违心话的原因是为了尊崇一个中国文化里最不能动摇的美德:孝心!对一个儿孙是自己晚年生活全部的奶奶来说,为迎接儿孙,马不停蹄忙活出的一桌饭菜,你忍心泼冷水吗?甚至为了讨老人欢心,我们还要教孩子违心说“真好吃”。不用说,误以为孙子最爱吃自己烧的鱼的奶奶会乐此不彼地继续做鱼;而孙子每次去见奶奶,都伴着一种不情不愿的压力吧?虽然自己也想念奶奶,可相聚总是无法轻松愉快。

 还记得一个故事,老太太临终前对丈夫说:“老伴儿,其实我最爱吃的是蛋黄,但看你也喜欢,我就吃了一辈子蛋清!”老先生哭了:“我其实不爱蛋黄,但每次看你抢着吃蛋清,我就吃了一辈子蛋黄。”这是个为了赞扬老两口为了彼此而自我牺牲了一辈子的那种心灵鸡汤故事。

 我总是体会不到其中的温情,连最亲的人都无法相互坦诚和理解,不管不顾地就任性“牺牲”了一辈子,结果是场误会,这该感动吗?该成为“爱”的标准被宣扬吗?这种情感成本的耗费是不是太大了?想想这个孩子,也许就这样顶着一个个自我制造的“误会”,压抑着长大了。而那些由于违心,积累得越来越多的委屈,别扭,最后发酵成在情感上对亲人的疏离。

 为此我和我妈妈讨论过,如果她是那个奶奶,她是愿意被哄在谎言里,还是她有心理承受力听实话。我妈妈说:“我能接受也希望听到实话。如果我知道我孙子要承受那么多不快来吃我做的菜,我肯定不开心。而且,做菜是可以改进的啊。可说实话时的方式和语气很重要。”的确,如果说:“您做的菜最难吃。”这种情感针对性太强的话既没有建设意义又伤人。

 换个做法呢?如果那个爸爸听见孩子抱怨菜难吃时,多听听孩子的理由,问问他:“哪个菜你不喜欢啊?”“为什么不喜欢啊?是太咸,是太辣,还是没味道?”“有没有喜欢吃的菜啊?”等等。

 得到这些信息后,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的感受,比如“爸爸妈妈都没有觉得辣啊。”或者“嗯,我也觉得鱼咸了。”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要告诉孩子,那是口味不同,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没问题,你可以少吃点,但是不能只依自己的口味换味道。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和孩子一起商量,如何调整措辞告诉奶奶。孩子可以说:“奶奶,其实这个红烧肉挺好吃,可是这鱼太咸了……”这样,父母始终和孩子有共识,既没有让孩子对父母失去信任,又能让他学到尊重别人,以及沟通交流和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中国家庭看似和睦,联系紧密,其实亲人间很少能真正理解彼此,都自以为是地做着“为你好”的事情,走着“报喜不报忧”的过场。那些看似为对方着想的言行,最后都成了彼此的负累,让亲情越来越疏远。

 其实不用把事情复杂化,很多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了解和疏通,没必要强硬的用命令和“不”去拦死继续交流的可能性。拿掉情绪,把问题具体化,把矛盾点拆分,可以化解很多冲突。有那个心理承受力去别扭,说一辈子违心话,为什么没有勇气和耐心多想想用什么方式和亲人沟通,相互支持,共同面对问题?一个家的凝聚力就是这样建立的。

 别再教孩子说谎了,这只能苦了孩子,累了老人,让我们自己也两难,何必呢?

 (来源:微蔻 WeikoMagazine)

别说“不要怕,有我在呢”

 荷兰人对待恐惧,伤痛和死亡的态度,说简单点,就是“直接面对,彻底承受”,几乎没有“善意的隐瞒或谎言”这样的说法。比如在我们中国,如果一个老年人被诊断为癌症,那么医生一般会先告知其家属,而不会告诉当事人。而在荷兰,只要当事人是神智清醒的,医生都会直接和当事人交流,由病人自己决定是否告诉家属。

 投射在日常生活里,荷兰父母也觉得他们只能向孩子忠实地呈现现实,而不是赋予自己强大的信息过滤权,去决定哪些是孩子该知道的,哪些不是。在孩子觉得害怕的时候,多数父母只简单对孩子说“不要怕,有妈妈/爸爸在呢”。心理学家认为,如果这样说,是一种没有长远价值的安慰和逃避。因为孩子在这句话的引导下,虽然得到短暂的慰藉,可是无法帮助他们解决恐惧的根源,况且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在。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父母和孩子讨论恐惧,将恐惧肢解,细化地提出“不要怕”的具体解决放案。荷兰父母在这方面做得相对较好,比如他们会和孩子交流,“你在怕什么?你觉得那个为什么可怕?怎么样我们才能不怕”等等。这种方式对怕黑,怕虫子这些具体的东西很有用。孩子会认识到这些不可怕,建立识别和面对的意识,心理逐渐成长。

 “孩子,我也和你一样害怕”

 可如果孩子的恐惧是更深层抽象的情绪,如害怕亲人的死亡,就是另一种处理方式了——父母在孩子面前敢于承认自己的恐惧,让孩子知道某些情况下,恐惧无法避免,采取行动也无法解决,只能交给时间。

 我想和少年商学院的微信(id:youthMBA)朋友们分享一些我身边的故事。我一位朋友的六岁儿子,担心患癌症的外婆去世,怕得睡不着觉。他妈妈会拥抱着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和眼泪,对他说:“我也和你一样害怕,不过外婆现在不是还在我们身边吗?我们得好好珍惜外婆在的每一天。你要好好睡觉,明天才有精神去看外婆,对不对?”

 我要加一句,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做“最优假设”,别说:“外婆在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相信医疗、相信科学,说不定外婆会很快好起来的。”这样完全是不负责任地给孩子增加希望,如果现实不是这样,对孩子的打击更大。

当孩子问起爸爸,她只重复强调“去世了”

 在荷兰,无论孩子多小,父母都不会向孩子隐瞒家庭重大变故的信息。孩子的亲人去世了,家长就明白的告知什么是“死亡”,不会骗说去出差了,出远门了等等;父母离婚了,谁生病了,也直接告知孩子,并解释这些是怎么回事。

 我的先生是荷兰人。他公司里的一个员工叫桑德拉,她老公在她儿子Dirk只有4岁的时候出车祸骤然离世。

 她当天把Dirk从学校接回家,就对孩子直说了:“爸爸死了!今天爸爸骑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事故,他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从今天起,只有妈妈和你了,爸爸再也不会回家了。明天起我们还要处理很多事情,比如爸爸的葬礼,你要去给爸爸道别。我们的生活在短时间内会有些改变,比如你这几天暂时不会去上学;有可能你会看到妈妈哭,还有很多家人会哭,我尽量做到不大哭,但是有很多东西会和以前不一样了。”

 Dirk似懂非懂,问:“那我过五岁生日的时候,爸爸会不会来呢?”桑德拉红着眼睛说:“不会了,因为爸爸死了,爸爸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任何的一次生日派对里了。”Dirk大哭,桑德拉搂着他说:“宝贝,妈妈也很难接受和相信,可这件事的确发生了,我们只有一起面对。”

 Dirk参加了爸爸的葬礼,给爸爸的棺材上撒土说再见。可是因为他太小了,之后还是经常问起为什么爸爸不在,桑德拉每次都重复强调爸爸去世了。我看不下去,劝她不要太勉强。可我先生非常赞同桑德拉的做法,说必须要反复重申概念,让Dirk真正明白什么是亲人的亡故,这样对他有好处。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决定了他必须比其他孩子要更早的了解死亡,他应该尽快学会接受。

Dirk大概在4个月后,总算接受了父亲离开的事实,并学会了如何与这个事实相处。桑德拉每周会在亡夫遗像前的花瓶里插上一束白玫瑰,而Dirk每天都会给花瓶里的白玫瑰换水。他会拍着心口说:“爸爸去世了,就算爸爸再也不能来看我,我还是会永远想他。奶奶说了,我们都要习惯在没有爸爸的时候也要快乐的生活。”

 Dirk现在已经9岁了,爱好跆拳道和弹钢琴,喜欢吃炸鸡腿和小羊排,和妈妈还有继父及妹妹一起和乐融融的生活。他依然每天给爸爸遗像前花瓶里的白玫瑰换水,生日的时候,在遗像前多点一支白蜡烛。

 “决不能说他可怜”

 在这种“直面伤痛”的文化里,“受伤”便不再是孩子们撒娇的理由。若孩子的伤痛和挫折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外因造成的,大家都会关爱、支持,一起面对,想办法改善,那个凝聚力的正面能量之强,特别让人感动。若孩子的伤痛,是自己不守规矩造成的,家长几乎完全不同情,也不表现心疼,而是非常“狠心”的让孩子反省,接受教训,及彻底承受后果。

 前阵子为了迎接巴西世界杯,在开赛那天,我先生家族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把房子装饰成橙色。我老公10岁的外甥Armin的任务是剪橙色的彩带,结果他不专心,抬头看电视,一下子就把左手大拇指顶端的肉剪掉了,鲜血奔涌。

 我们第一时间处理了伤口,并带他去医院包扎。他很坚强,没有哭。医生说,这几天会疼痛,在之后的两周他的大拇指会逐渐愈合,可指尖的麻木感会持续大概6-8周。

 回家后,他坐着休息,大家也没有特别关注他,继续装饰房子。我帮他倒了杯水,喂他喝,他妈妈马上过来说:“他要喝水你让他自己倒,不要喂他喝,让他自己想办法。”说完又回头对着他说:“你只是大拇指受了伤,你的手还可以活动,医生说了你这个伤痛要持续6-8周,在以后的这段时间你要学会忍着不方便也要自理自己的生活。”

 我说了句:“算了,Armine好可怜!”以他爸爸为代表的全家人都炸开锅了:“他有什么可怜的?从他七岁开始使用剪刀,我们就反复告诫他用剪刀时要专心,如果不专心会有什么危险。他今天不按学到的做事,自己边剪边看电视,伤了他自己,只能说他不够聪明不守规矩,决不能说他可怜。”

 于是,在之后吃晚饭,漱口,洗澡(他带了个橡皮手套自己洗),睡觉,都是他自己应付的,临睡前,他和我们亲吻道晚安,然后对他父母说:“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他睡了之后,他父母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了对儿子的关切,除了拿着医生开的药膏反复研究外,还不断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草药对皮肤恢复有帮助的。

 我们中国的父母喜欢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孩子过滤痛苦、筛选信息,希望尽可能的让孩子一路坦途,避免磨难,结果孩子缺少学习挫折之后如何修正自己的机会,成年后可能会更艰难。其实,磨难不用刻意营造,更无需回避,它来的时候,大家一起真实面对,分享和学习承受它的过程就行了。如何给孩子一个有韧性和厚度的人生,取决于父母的选择和态度。

 直面和接受伤痛需要很多勇气,甚至连拿出这份勇气都需要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因此,我们何不将这份勇气提前献给我们的孩子,让他/她知道,不要羡慕别人的幸运,不用懊恼自己的遭遇,遇到什么,就稳稳的接住,全力承受。选择坚强,但不用逞强,要有直面的态度和寻求帮助的准备。这难道不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吗?

 (来源:微蔻 WeikoMagazine)

2012至2013年,我女儿在美上过一年学前班,回国后通过iPad自学英语,迄今将近一年。最近她又开始通过iPad自学西班牙语。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我女儿如何学好英文,因为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说到结论还为时尚早,且每个孩子学习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我女儿学外语的经验确实颠覆了我以前对外语学习的理解,让我重新思考儿童如何在中文环境里习得一门外语甚至第二外语,也让我重新反思儿童学习的动力和规律。

在分享我的思考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女儿学习外语的经历。

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

当他上了停在店外的小卡车时,说:“继续工作,孩子们,很快你们就会忘了工资的事,这对你们来说比大人容易做到,继续用你们的脑子思考,无代价地工作,很快你们就会发现挣钱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挣来的钱会比我付给你的多许多。

  你们会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就在你面前。大多数人看不见这种机会因为他们忙着寻找金钱和安定,所以他们得到的也就有限。当你看到一个机会时,你就已经学会了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地发现机会。当你找到机会时,我会教你其他的事。学会了这些,你就能避开生活中最大的陷阱,就不会感到恐惧了。

  迈克和我收拾好东西与马丁太太道了别。我们走回公园,又坐回到那张长椅上,花了几个小时思考和讨论。

第二个星期在学校里,我们仍然在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们一直这么进行着,同时继续免费工作。

  第二个星期六工作结束时,我再次向马丁太太道别了,道别时我的眼睛留在了架子上的小人书上。每周六没了30美分使我没有钱去买小人书了。而就在马丁太太对我和迈克说再见时,她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未留意过的事。事实上,我以前也见她这样做过,但从未引起我的注意。


  马丁太太把小人书的封面撕成两半,她把封面的上半部留下,将剩下的书扔进了棕色的书橱。我问她这是做什么,她说:“我要把这些没有卖掉的旧书处理掉。当书商送新书的时候,我会把封面的上半部交给他,作为没有卖掉的证明,他一小时后就到。”

  一小时后,书商来了。我问他是否能把那些即将被扔掉的小人书送给我们。他回答说:“如果你们是替这家店干活的并且保证不把它们卖掉,我就送给你们。”

  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迈克的妈妈在地下室里有间空房子,我们把它清理出来,把几百本的小人书搬了过去。很快我们的小人书阅览室就对外开放了。我们雇了迈克的妹妹——她很爱读书——来作图书管理员。她向每个来看书的孩子收10美分,阅览室从下午2:30开到4:30,每天放学后都开。顾客呢,包括邻家的孩子,他们可以在这两个小时内看个够。10美分1人是相当便宜的,而且两小时内他们可以看五、六本书。 
  当顾客离开时迈克的妹妹要负责检查,确保他们不把书带出去。她还要保管书,记录每天有多少人来,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要求。迈克和我在三个月内平均每周可得9.5美元。我们每周付给他妹妹1美元,而且允许她免费看书,她的确看了不少书,因为她是那么爱读书。

  迈克和我仍然每周六去小店干活,从各个店收集不要的小人书。我们对书商格守了诺言,没有卖一本小人书,当书太破旧了我们就烧掉它。我们试图开一家分支机构,但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像迈克的妹妹那样可以信任的管理员。

  小小年纪,我们就已发现找个好职员非常困难。

  阅览室开张三个月后,发生了一场争斗,附近的小流氓插手进来盯上了这桩生意。迈克的爸爸建议我们关门,所以我们的小人书生意结束了,同时我们也停止了在小店的工作。

  不管怎样,富爸爸十分兴奋,他有新东西要教我们了。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第一课学得如此之好。我们已经在学习怎样让钱为我所用了。

  由于没有从商店的工作中得到报酬,我们不得不发挥我们的想像力去寻找挣钱的机会。

  从一开始我们自己的小人书阅览室起,我们开始自己赚钱,而不是依赖雇主。尤其是我们的生意给我们带来了钱,甚至于当我们不在那儿时,它也在生钱,我们的钱为我们工作了。

  没有付给我们工钱,富爸爸却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