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教育的观点越来越开放，人们对孩子的素质教育也越来越重视。这其中，有个词被反复提到，即“启发式教学”，通过问问题来推动孩子们打开自己的思维，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问题。但是我想说，如果老师只是机械地问问题，而不聆听孩子们的答案，并进一步作出引导的话，这种所谓“启发”也只是形同虚设。

“书里说蟋蟀只有两个特点”

 这要从我在国内一所小学的听课经历说起。那是一节语文课，课文名字叫《蟋蟀的住宅》。因为老师知道我要去听课，准备得很好，课上看起来很活跃——为了鼓励课堂发言，学生每答对一个问题，就能得到一颗糖。

 当老师问“蟋蟀有什么特点”时，所有的孩子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手，老师挑了一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回答“蟋蟀会唱歌”，顺利得到一颗糖。接着，老师又挑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答案马上引起了我的兴趣——“做窝”，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抓蟋蟀、逗蟋蟀，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往下听，没想到老师只是点点头，发了颗糖便马上转到下一个话题了。所有孩子也都很默契地跟着老师的思维走，“做窝”的话题看似刚被挑起，其实已经结束。

 下课以后，我找到这位老师，问道，“蟋蟀好像不止这两个特点吧？”

 这位老师看看我，说：“书里就这两个特点。”

 这场对话和孩子们齐刷刷举起小手的场景便一直留在我心里。后来，每次回国参加小学的公开课，我都邀请老师上《蟋蟀的住宅》。终于有一次，我在另一所小学如愿以偿，结果还是一样：蟋蟀只有两个特点。这一次，我忍不住找到校长。校长听了我“蟋蟀不止两个特点”的观点后，笑笑，“黄博士呀，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如果我们说蟋蟀还有个特点是打斗，孩子考试就不得分。”

 “那能不能告诉孩子，蟋蟀还有很多特点，其中就包括打斗这个特点，考试的时候就让孩子答唱歌和做窝？我不想让孩子上完这个课以后，认为蟋蟀只有两个特点。”

 校长听了又笑一笑，笑得比我还难看。

“数兔子就得两只两只数”

 抛出问题却不聆听孩子的另一种极端，是用问题来扼杀孩子们的问题。这里我要讲我旁听的一节数学课。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乘法，老师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学会“二乘六”。

 因为是公开课，这位老师也做了十足的准备，他带了一幅很美的画，画中有一片绿草地、十二只小白兔、一棵小树、一条小河，还有一座小桥。

 开始上课了，老师举起这幅图，问道：“同学们，在这幅图中，你们看到什么？”

 孩子：“绿草地。”

 老师：“怎么没看到小白兔，就看到绿草地？你们再看看，看到什么？

 孩子：“小树。”

 老师有点不太耐烦了，接着问，“也对，但是你们再看一看，还看到什么？”孩子又接着回答了“小河”、“小桥”，老师便耐着性子，赌气似的一直问“还看到什么”，终于有个孩子说，“小白兔”，这个问题才算了解。

 于是，老师又抛出第二个问题，“你们看一看，这小白兔一共有多少只？”

 孩子：“十二只。”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是十二只？”

 孩子：“数的呗。”

 老师又问“怎么数”，孩子便回答“一只只数”，话还没说完呢，老师便抢着似的，又问道，“一只只数麻不麻烦？”

 我都能想到，这位老师正握着藏在讲桌下的拳头，巴不得孩子快点突出“麻烦”二字，好让他说出“两只两只数更方便”的台词。没想到，孩子们的答案又“任性”了，“不麻烦。”

 这下子，老师也没耐心了，直说，“怎么不麻烦？麻烦！我教你们一个不麻烦的方法，两只两只数……”

 终于，他那“两只两只数兔子”的方法得以传授。我想等下一次他讲授“三乘四”时，他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两只两只数麻不麻烦”，然后不由分说地断定为“麻烦”，好继续自己下一个“不麻烦”方法的讲授。

 聪明的孩子输出答案，智慧的学生不停追问

 其实，用问题引发孩子们的思考，进而让孩子自己提出疑惑，并带着问题去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方法。比如同上“西安事变”这件历史课，国内大部分老师会选择把整个过程讲完，然后让孩子记住时间、地点、历史人物等等，这个知识点就完了，但是美国的老师可能就是八仙过海，各有各的办法。

 即使是按照一般的我们中国老师的上法，讲史实，讲完以后，很多美国老师也会提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来引发更多的思考。比如“如果没有发生西方事变，中国的历史会怎么发展？”、“如果周恩来无法去处理西安事变，你认为另派一个人去最合适，为什么？”、“如果蒋介石逃出西安，历史会怎么发展？”、“如果历史上没有张学良这个人，中国历史上还有西安事变吗？”、“如果你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子，你会怎么做？”、“如果历史可以重演，你希望西安事变怎么发展？”……

 然而，只说不问的教学能培养出聪明的孩子，却很难培养出智慧的学生。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聪明的孩子总是能够最快地输出答案，但智慧的学生却懂得提出更多问题，那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而这正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最根本的区别之一。试问，我们的教育到底是要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