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雷号”的外形虽然很笨重,它在小风里面行驶得倒很利落,船长一直把它开到拍岸的波涛刚刚退去的地方才抛下锚。环形的希库鲁珊瑚岛低低地浮在水面上,这个 一百码宽,周长二十英里的珊瑚滩围起来的圆圈,比涨潮时的水平线高出三英尺到五英尺光景。在广阔的、水平如镜的礁湖底上,有许多珠蚌;从这条双桅帆船的甲板上,越过狭长的环形岛屿望去,可以看到许多潜水员正在那儿干活儿。可是,礁湖的入口连一条双桅帆船也开不进。如果碰到顺风,单桅快船也许能勉强通过那曲折的,浅浅的航道,然而双桅帆船就只好停在外面,派它们的水艇进去。

  “奥雷号”灵巧地放下一只小艇,六个棕色皮肤、只围着红腰布的水手跳了进去。他们拿起来了浆。站在船尾掌舵的那个年轻人,却穿着欧洲人的雪白的热带服装。不过,他不是十足的欧洲人。他的白皮肤,在太阳光里隐隐透露着玻里尼西亚人的金黄色调,他那闪烁的蓝眼睛里,也带着一种金黄色的光辉。他叫做劳乌尔——亚历山大·劳乌尔,他的母亲,玛丽·劳乌尔,是一个有钱的,带着四分之一外来血统的女人,独自拥有并且经营着半打跟“奥雷号”一样的双桅商船,他是她的最小的儿子。这只小艇冲过港道入口处的一个漩涡,驶进去,在汹涌的激浪里颠簸起伏,好容易才划到了水平如镜的礁湖上。年轻的劳乌尔跳上白沙滩,就去跟一个高个子的土人握手。这个人的胸脯和肩膀都很魁伟,但右边的胳膊只剩了一截,骨头露出肉外几英寸长,因为日子久了,已经变成白色,证明他曾经碰到一条鲨鱼,结束了他的潜水捞珠的生涯,使他变成一个为了小利而拍马捣鬼的人。

谁也不了解他的历史——最不了解他的,是革命委员会里那些人。他是他们的“小神秘”,他们的“大爱国志士”,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为了即将来到的墨西哥革命,跟他们一样起劲地工作。他们过了很久才知道这回事,因为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天,他头一次到他们那些拥挤忙碌的房间里。他们都疑心他是一个暗探——一个被狄亚士的特务机关收买下来的爪牙,他们的同志,有很多人都给关进了美国各地的普通监狱和军事监狱,另外一部分人,上了脚镣手铐,甚至被押解到边境之外,面对着土墙排成队,被枪毙掉了。

 这个小伙子给他们的头一个印象就不顺眼。他的确是个小伙子,还不满十八岁,从年龄来看,个子也不太大。他说他叫菲力普•利威拉,他的志愿是为革命工作。就是这些——完全没有废话,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他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嘴上不带一丝笑容,他的眼光也不和善。大个儿,急性子的保林诺•维拉,心里一阵哆嗦。这个小伙子真是又可恶,又可怕,又难以捉摸。他的黑眼睛里含有一阵毒蛇似的光芒。它们象冷酷的火眼一样燃烧着,仿佛含有无限的,凝聚的仇恨。他的眼光从那些革命者的脸上,扫到了矮小的塞斯贝太太忙碌使用着的那架打字机。他只瞧了她一下,碰巧她正抬起头来,连她也感觉出那种说不出的眼光,逼得她把工作停了一下。她只得把打好的字重新看一遍,再继续打那封她正在草拟的信。

 保林诺•维拉探问似地瞧着阿列拉诺和拉摩斯,他们也探问似地瞧着他,然后彼此瞧着。他们眼睛里都流露着迟疑不决的神色。这个瘦长的小伙子是个来历不明的人,而且具有来历不明的人的一切叫人不安的气味。在这些正直的普通革命者的眼里,他好象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当然,他们都对狄亚士和他的暴政,抱有深切的仇恨,不过,这只是处于正直的普通爱国者的仇恨。现在在他身上,却带有另外一种性质,他们都说不出所以然。可是,一向最容易冲动、喜欢说干就干的维拉,终于出来对付这个难题。

我在监狱的院于里干了两天苦工。那是个重活,虽然我一有机会就装病,我还是给搞垮了。这是因为伙食的关系。谁也不能靠那种伙食干重活。面包跟水,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一切。照说,我们一星期应当吃一次肉;可是,这种肉总是不够分配,而且它又得先用来煮汤,煮得一点养分也不剩,因此,一个星期里能不能尝到一次。并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这种面包跟水的伙食,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们得到的水很多,面包却老是不够。一份面包只有两个拳头那么大,每个犯人每天只能得到三份。至于水,那我可一定要说,它的确有一桩好处——挺热。早上,它叫做“咖啡”,中午,它就很神气地成了“汤”,晚上,它又会化装成“茶”。其实,从早到晚,照旧还是那种水。犯人们都把它叫做“邪水”。早晨,它是黑水,颜色是用焦面包屑煮出来的。中午,它就去掉这种颜色,加上一点盐和几滴油。开晚饭的时候,它又换上一种无论怎么也猜不出的发紫的赭石色;这是一种糟透了的茶,不过倒是真正的热水。

我们这伙人全是伊雷县监狱里的饿汉。只有“长期犯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吃饱。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的伙食跟我们“短期犯人”的一样,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全会饿死。我知道那些长期犯人吃得要充足一点,因为我们大厅底层有一整排牢房都住的是这种家伙,我在当杂役的时候,常常借着送饭偷他们的伙食。一个人要是单吃面包而又吃不够,是活不下击的。

卡特尔•华特森,胳膊下夹着一本最近的杂志,正在慢慢地一路溜达,好奇地望着四周。二十年前,他曾经在这条街上走过,这里变化很大,真叫人吃惊。这个三十万人口的西部大城,当初只不过三万人;那时侯,他还是个小孩子,他常常在各条街上闲逛。他现在走的这条街,本来是在安静的工人区里,周围都是可敬的工人阶级的家庭。可是这天傍晚,他所发现的却是一个庞大、丑恶的藏垢纳污的地方。到处都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商店同龌龊的人家,此外还乱糟糟地掺杂着许多下流的白人娱乐场和酒店。他幼年时的这条安静的街道,现在已经变成全城最可怕的地区了。

他瞧了瞧他的表。正好是五点半。在这一带,这是一天里最冷清的时候。他完全明白,不过他很好奇,还是想瞧一瞧。二十年来,他到处漂泊研究世界各地的社会情况,他心里一直觉得他的故乡是一个健康、可爱的城市。现在他所看到的变化真是惊人。他决计要继续走下去,瞧瞧他的故乡究竟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还有一桩:卡特尔•华特森有一种很敏锐的公民责任感。他有钱,不用依靠谁,他讨厌那种把精力浪费在精致的茶会和轻狂的宴饮上的社交生活;他对女演员、赛马和各种其他的消遣也很冷淡。他喜欢研究道德问题,自命是一位改革家,虽然他的工作主要是给那些性质比较严肃的评论杂志和季刊写稿,出版一些写得很出色、很明智的关于工人阶级和贫民区人民的书籍。在他所著作的二十七部书中,有这样一些标题:“如果基督来到新奥尔良”,“筋疲力尽的工人”,“柏林出租房屋的改革问题”,“英国的农村贫民区”,“东区的人民”,“改革与革命”,“大学区,激进主义的温床”,以及“文明社会中的穴居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