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监狱的院于里干了两天苦工。那是个重活，虽然我一有机会就装病，我还是给搞垮了。这是因为伙食的关系。谁也不能靠那种伙食干重活。面包跟水，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一切。照说，我们一星期应当吃一次肉；可是，这种肉总是不够分配，而且它又得先用来煮汤，煮得一点养分也不剩，因此，一个星期里能不能尝到一次。并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这种面包跟水的伙食，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们得到的水很多，面包却老是不够。一份面包只有两个拳头那么大，每个犯人每天只能得到三份。至于水，那我可一定要说，它的确有一桩好处——挺热。早上，它叫做“咖啡”，中午，它就很神气地成了“汤”，晚上，它又会化装成“茶”。其实，从早到晚，照旧还是那种水。犯人们都把它叫做“邪水”。早晨，它是黑水，颜色是用焦面包屑煮出来的。中午，它就去掉这种颜色，加上一点盐和几滴油。开晚饭的时候，它又换上一种无论怎么也猜不出的发紫的赭石色；这是一种糟透了的茶，不过倒是真正的热水。

我们这伙人全是伊雷县监狱里的饿汉。只有“长期犯人”才懂得什么叫做吃饱。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的伙食跟我们“短期犯人”的一样，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全会饿死。我知道那些长期犯人吃得要充足一点，因为我们大厅底层有一整排牢房都住的是这种家伙，我在当杂役的时候，常常借着送饭偷他们的伙食。一个人要是单吃面包而又吃不够，是活不下击的。

我的朋友是管发东西的。我在院子里干了两天之后，就给提到牢房外面，成了一个杂役，一个“当差”。一早一晚，我们把面包送到犯人的牢房里；但是十二点钟要采用一种不同的办法。罪犯下了工，全得排成很长的队伍进出。他们一走进我们大厅的门，就把手从他们前面的人的肩膀上放下来，不再走那种连环步。门里面堆着许多放面包的盘子，同时，总当差和两个普通的当差也站在那儿。我就是这两个里面的一个。我们的差事是在罪犯队伍走过的时候，端着面包托盘。每逢一个托盘分完了，譬如说，我端的那个托盘空了，另外一个当差就端来一满盘面包跟我换位。等到他那盘分完了，我又端上一满盘面包跟他换位。这样，队伍不断地往里走，每一个人都会伸出右手，从托盘里拿走一份面包。

总当差的职务跟我们不同。他使的是一根棍子。他只站在托盘旁边看着。那群饿慌了的倒霉鬼始终丢不开他们的妄想，他们总以为有时候可以想办法从托盘里拿走两份面包。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那种时候永远也不会有。只要哪只手敢大胆一试，总当差的棍子就会用一种闪电的方式——快得跟老虎爪子扑来一样——揍它一下。他的手法很准，因为他用棍子打破的手太多，简直百发百中。他从来不会落空，他处罚起这些犯规的罪犯来，通常都是先把他们的那份口粮拿走，然后打发他们回到牢房去吃那顿只有热水的中饭。

有时候，碰到所有的犯人都躺在牢房里挨饿，我常常会发现当差的牢房里，另外藏着一百多份而包。我们这样克扣面包，也许显得很荒唐。不过，这是我们的一种外快。在我们的大厅里面，我们都是掌握经济大权的人，我们所耍的手段，跟文明世界里那些掌握经济大权的人差不多完全一样。我们控制着整个粮食供应，我们跟监狱外面那些强盗弟兄一样，也是逼着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才买得到。我们贩卖面包。那些在监牢的院子里做苦工的人，每一个星期，都会领到一块值五分钱的口嚼烟草。这种烟草就成了这个王国的货币。我们交换的方式是，一块烟草换两三份面包；他们所以肯交换，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烟草，而是因为他们更喜欢面包。唉，我也知道，这跟抢走婴儿口里的糖果一样，不过，按上你又会怎么办呢？我们得活下去。同时，对于敢作敢为、能闯出一番事业的人，当然也应当有点报酬。再说，我们也不过是模仿监狱外面那些比我们高明的人，而他们，除了规模大些，披着商人、银行家、工业巨子等高贵的伪装之外，所作所为和我们完全一样。如果没有我们，我简直不能想像，那些可怜的家伙会遇上多么可怕的境况。老天总知道，是我们让伊雷县监狱里的面包流通起来的。嘿，我们还在这些丢掉自己烟草的倒霉鬼中间，推动省吃俭用的风气呢……另外，还有我们所立下的榜样。我们让每一个罪犯心里都产生了能跟我们一样，能够搞一点外快的野心。我们是社会的救主——照我看，这话可真不假。

譬如说，有个一点烟草也没有的饿汉。他大概是个败家子，自己把烟草全嚼了。很好。他有一副背带。我可以拿六份面包跟他交换——或者，如果他那副背带的质料很好，给他十二份面包。可是，我从来不用背带，不过那也没有关系。拐角上住着一个判了十年徒刑的杀人犯。他用背带，他需要一副。我可以去卖给他，跟他换一点肉。我要的就是肉。也许，他还有一本破烂的纸面小说。那可是个宝贝。我可以先把它读完，然后用它跟烘饼的换饼，跟厨子换肉和蔬菜，跟火夫换正式的咖啡，或者去跟其他的什么人，换来一份只有天知道怎么会偶尔落进监狱的报纸。那些烘饼的伙计、厨子、火夫，都是跟我一样的犯人。他们全住在大厅里我们上面的第一排华房里。

一句话，伊雷县监狱里已经搞起了一套完备的交挟制度，甚至还有流通的现款。这种钱，有时候是由短期犯人走私进来的，当然，从洗劫新犯人的理发室流进来的钱要更多一点，但是，大部分都是从长期犯人的牢房里流出来的——至于他们的钱是怎么弄来的，那我可不知道。

由于总当差的地位优越，据说，他很有钱。他除了有各种外快之外，还从我们身上捞外快。我们剥削着一般的倒霉鬼，而总当差就是我们全体犯人上面的剥削大王。我们所以能保持各人的外快，都是靠他的默许，为了得到这种默许，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已经讲过，据说他很有钱；不过我们从来也没见过他的钱，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牢房里，好像是一个性情孤僻的伟人。

不过，我说在监狱里能够赚钱的话，的确是有凭有据，因为我跟坐第三把交椅的头儿在一个牢房里住过好一阵。他有十六块多钱。每天晚上，一过九点钟，我们全给关进牢房之后，他总要数一数他那笔钱。同时，他每天晚上都要告诉我，如果我把这件事泄露给其他的当差，他会怎么对付我。我瞧得出他是怕挨抢，危险正在从三种不同的方向来威胁他。首先是那些看守。他们可能扑上来两个，把他翻倒，借口他不服管理，好好揍他一顿，然后把他扔进“独院”（地牢）；在这阵混乱里面，他那十六块钱准会不翼而飞。而且，总当差也会拿开除他、把他发回监狱的院子里做苦工的话来吓唬他，把这笔钱全部拿走。此外，还有我们这十个普通的当差。如果我们得到了他有钱的风声，那么，碰上哪天没事，我们也很可能一齐动手，把他弄到什么拐角里弄翻。唉，我们全是豺狼。听我说吧——就跟那些在华尔街做买卖的家伙一样。

因此，他怕我们是有道理的，同时，我怕他也是有道理的。他是一个块头挺大、一字不识的蛮汉，一个在切萨皮克湾打劫过牡蛎船的海盗，一个在新新①坐过五年牢的“过来人”，一只愚蠢透顶的吃肉的野兽。他常常会把从铁窗栅栏当中飞进我们大厅里来的麻雀捉住。每逢抓到一只，他就会连忙走到自己的牢房里；我曾经看到他咬碎麻雀的骨头，一面把它生吃下去，一面吐出鸟毛来。晤，没有的事，我从来也没把他的事泄露给其他的当差。现在，我还是头一次提到他那十六块钱。

①新新，美国最大的监狱，在纽约。

不过，我还是要从他身上捞外快。他爱上了一个关在“女牢”的女犯人。他不识字，不会写信，我常常把她的信念给他听，并且替他写回信。因此，我就要他为这件事付出代价。我这些信也都是呱呱叫的信。我使出了全副本事，用的是最好的字眼，再说，这段爱情还是我替他搞成功的；虽然我很机灵地猜到了，她所爱的并不是他，而是区区代笔先生。我要再说一遍，那些信的确妙极了。

我们的另外一种外快是“传火种”。在这个门禁森严的铁栏世界里，我们是天国的使者，传火的人①。每逢那些人晚上做完苦工同来，被锁到牢房里的时候，他们都要吸烟。于是，我们就重新点起神圣的火花，带着我们那冒烟的火种，顺着走廊，在每一间牢房面前走过。那些聪明的，或者跟我们做过生意的，都准备好了点火的东西。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神圣的火花。那种不肯掏腰包的家伙，就得不到火花，抽不上烟，只好睡觉。可是，我们怕什么？我们把他掐得死死的，如果他敢哼一声，我们就会过去两三个人，把他弄翻，叫他“放明白一点”。

①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给人类带来了火种。

你瞧，这就是我们这伙当差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一共十三个人。这个大厅里的犯人差不多有五百。我们的差事是干活同维持秩序。后面这一点本来是看守的差事，可是他们把这种事交给了我们。得由我们来维持秩序；如果我们干不了，我们就会被开除，给发回去做苦工，而且很可能关到地牢里去尝尝那种滋味。不过，只要我们能够维持秩序，我们就可以继续捞我们的那一套外快。

请你暂时别嫌我唠叨，先瞧瞧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这十三只野兽要治服五百只其他的野兽。这座监牢，简直是个活地狱，而且这地方得由我们这十三个家伙来统治。从野兽的性格来讲，我们绝不能靠仁慈来统治。我们用恐怖来统治。当然，在我们后面，还有看守来支持我们。遇到极端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他们帮忙；不过，如果我们找他们的次数太多，那就会惹得他们不耐烦，这样，他们准会委派更得力的杂役来代替我们。可是，我们并不常去找他们，顶多也只在我们要打开牢门，进去治服一个不服管的犯人的时候，才悄悄请他一声。遇到这种情形，看守总是把门一打开就走了，因为我们六个当差的走进去，就会来上一套整人的办法，他不愿意在那儿当什么见证。

关于这套整人的办法的详细情形，我不预备谈了。总之，所谓整人的办法，在伊雷县监狱里，不过是最起码的一种不能印成文字的恐怖手段。我说的是“不能印成文字”，其实，我也应该说“不能想像”。别瞧我见过世面，也知道人会堕落到多么可怕的深渊，这种手段，在我没有见过之前，还是不能想像。你得用探海的铅锤才能测出伊雷县监狱的底有多深，而我只不过就我所见，浮光掠影地随便提了一下这些事的表面。

有时候，譬如说早晨犯人们下来洗脸的那一会，我们这十三个人在他们当中的确有点人单势薄，无论他们里面的哪个都会整我们一下，这种十三对五百的情形之下，我们只有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一切。我们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犯规的情形，一丝一毫的放肆。如果我们有一点儿放松，那我们可就完了。我们自己的规矩是，只要有人一开口，马上就揍他一下——而且要揍得狠，随便抓起什么就打，用扫帚柄，掉过头，朝脸上一下，准能使他清醒。不过，这还不能算数。对这种人，一定得用他做个榜样；因此，下条规矩就是得给他一阵猛打，叫他服服贴贴。当然，你也准知道，任何当差一瞧见都会跑过来，一起绐他个教训，因为这也是一条规矩。无论哪个当差跟犯人闹纠辫，其他的当差，只要在跟前，都有义务上来帮一手。你也用不着问这种事有什么好处——反正是上来就揍，随便抓起什么就打：一句话，也就是把那个家伙干倒。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漂亮的黑白混血儿，大约二十岁左右，他脑子里忽然起了个发疯的念头，觉得应当保卫他的权利。他的确有权利这样做，不过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住在最高的一层走廊上。八个当差只用了一分半钟，就治好了他的自以为是的毛病。因为从他那条走廊走到头，再走五级铁楼梯只要这么多时间。他在这段路上，除了没用脚走过以外，浑身都沾过地板，而且那八个当差也都没闲着。这个混血儿摔到地面的时候，我正站在那儿，瞧见一切经过。他爬起来，笔直地站了一会。当时，他把胳膊伸得很开，发出了一种恐怖、痛苦和伤心的惨叫。在他惨叫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件撕成碎片的宽大囚衣，就像换布景似的全落到了地上，只见他一丝不挂，浑身流血。接着，他就倒下去，不省人事。他算得到了教训，同时，监狱里每一个听到他惨叫的罪犯也都得到了一次教训。我自己也得到了一次教训。看见一个人在一分半钟内就把心伤透，这可真不好受。

下面的情形，可以说明在传火种这种外快上，我们怎么做生意的。一队新来的人给安置到了你那些牢房里。你拿着火种在铁栏外面走着。“嘿，伙计，给我一个火。”有人招呼你了。这是一个广告，告诉你那个人身上有烟草。你把火种传进去，走你的路。过了一会，你再回来，随便往铁栏杆上一靠，说上一句：“嘿，伙计，给我点烟草成吗？”假使他对这套把戏不放聪明一点的话，通常他总是郑重地告诉你，他一点烟草也设有了。很好。你对它表示一下惋惜，然后走你的路。可是你知道他的火种只能维持一天。第二天，你又走过去，他又说：“嘿，伙计，给我一个火。”于是你就说：“你没有烟草啦，你用不着火。”因此，你就不给他火种。半个钟头之后，或者一两个钟头、甚至三个钟头以后，你再从旁边走过，那个人会很和气地招呼你：“来，伙计。”于是你就来了。你把手伸到铁栏杆里面，他给你一把宝贵的烟草，然后你就给他点个火。

不过，有时候，来了一个新手，我们在他身上捞不着外快。有人用黑话传过来，告诉我们得对他客气一点。至于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始终不清楚。大伙只知道一件事，这家伙有“势力”。这可能指他跟某个当差的头儿有交情；也可能指他认识监狱里其他地方的一个看守；也许，他已经买通了更上层的那些捞外伙的，得到了特别照顾；总之，不管怎么回事，假如我们不想找麻烦的话，我们就得对他客客气气。

我们这伙当差的都是中间人和信差。我们在那些住在监狱里各个不同地方的犯人中间拉拢生意，并且替他们成全交易。当然，在这一来一往里面，我们得拿点回扣。有时候，成交的东西得经过半打中间人的手，于是，每一个人都要捞一点，或者用这个那个办法得点酬劳。

有时候，你会欠别人的情分，有时候，别人又欠你的情分。因此，我一走进监牢，就欠了那个替我把东西偷运进来的犯人的情分。过了一个多星期，一个火夫把一封信传到了我手里。这是一个理发师交给他的。理发师是从替我把东西偷运进来的那个犯人那儿收到的。因为我欠他的情分，我得把这封信传下去。不过，这封信并不是他写的。寄信人是他那座大厅里的一个长期犯人。这封信要交到女牢里的一个女犯人手里。至于这封信究竟是写给她的，或者她也跟我们一样，只是一连串中间人里的一环，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她的模样，而且得由我把信变到她手里。

两天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藏着这封信；后来，机会到了。所有的犯人穿的衣服都由女犯人补好了。我们这伙当差里面有几个要到女牢里把大捅的衣服抬回来。我跟总当差商量好了，他答应让我也去。门一扇一扇地打开了锁，我们一路穿过监狱向女牢走去。我们走到了一间大房子里面，那儿有许多女人正在坐着补衣服。我瞟来瞟去地找他们告诉我的那个女人。我找到了她，并且想办法向她靠拢。这儿有两个鹰眼的女看守在值班。我手里捏着那封信，对那个女人丢了一个眼色。她知道我给她带来了东西；她准是早就在盼望着，我们一进门她就在留心谁是给她带信的人。不过有个女看守站在离她 两英尺左右的地方。别的当差已经都拎起了该由他们背走的包袱。时间就要错过。我假装包袱没捆紧，耽搁了一下。那个女看守会不会往别处瞧呢？我能不能成功呢？就在这时候，一个女犯人跟一个当差开了一个玩笑——不知是伸出腿绊了他一下，还是捏了他一把，或者搞了一个其他的名堂。这个女看守立刻朝那面望过去，把那个女人臭骂了一顿。至今，我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早就商量好了，故意叫女看守分神，不过我的确知道这就是我的机会。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已经把一只手从怀里垂到身边。我弯下腰来拎包袱。借着弯腰的姿势，我顺手把信递给了她，并且从她那儿收到一封回信。转眼之间我把包袱扛上肩膀，那个女看守已经回过头来瞧我。因为我是掉在最后的一个当差，而且正在连忙去赶我的同伙。那个女人交给我的信，后来就由我转交给火夫，然后通过理发师的手，以及那个替我偷运东西进来的犯人的手，一直传到了另一头的那个长期犯人手里。

我们常常传信，由于这条传递链非常复杂，我们既不知道谁是寄信人，也不知道谁是收信人。我们不过是这根链子里的几个环节。往往都是在什么地方，不知怎么一来，一个犯人就把一封信塞到了我手里，告诉我把它交给另一个传信人。这一切方便，以后都是要报偿的，等到我直接跟当事人传信的时候，我就会从他那儿得到我的报酬。整个监狱里都布满了这种交通网。而我们这些控制联络系统的人，因为都是模仿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很自然地，要从我们的主顾那儿勒索重税。尽管有时候，我们不过是爱管闲事，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得到重利的差事。

我在全部坐牢的时间里，一直跟同住的伙伴把关系搞得很好。他替我出了不少力，反过来，他也希望我同样地为他出力。等到我们出了狱，我们还要一道走走，因此，不用说，也要一道干干“买卖”，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匪徒——不过，算不上头等角色，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匪徒，会偷会抢，会穿墙越户，如果给逼紧了，还会不顾一切杀人。我们常常坐在一起，悄悄地谈上个把钟头。他觉得在最近的将来，有两三笔买卖可以试试，并且替我安排好了我在这两三笔买卖里该做些什么，而我也帮着他一起订详细的计划。我跟这种匪徒相处过多次，也见识过很多，因此，我的朋友从来也没有想到我只是在骗他，而且连续对他说了三十天鬼话。他觉得我真正是块材料，因为我不笨，很欢喜我，同时，我觉得，他对我还有点好感。当然，我一点也没有跟他去过那种卑劣下流、偷偷摸摸的生活的意思；不过，如果就此丢掉那一切靠他的交情得来的好处，那我也得算是个傻瓜。一个人要是落到了地狱里的火山熔岩上，他就不能挑选自己的道路，而我在伊雷县监狱里的情形，也正是这样。我只好跟这种“亡命徒”混在一块，不然的话，我就得去干苦工，吃面包和水；而为了跟这种亡命徒混在一块，我就得好好对付我这个朋友。

监狱里的生活倒也不单调。每天都要出点什么事：那些犯人常常会发神经，发疯，或者打架，而那些当差又会喝得大醉。其中一个普通的当差，名叫浪荡杰克，是我们的“酒星”。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一个“泡在酒里”的醉鬼，而且就这样从总当差那儿得到了各种自由。二头儿匹茨堡·玖，也经常跟浪荡杰克一块闹酒，大伙一谈起这一对，都说只有在伊雷县监狱，一个人才可以“喝过头”而不被抓起来。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搞明白，据说，他们喝的是麻醉药，这是他们耍鬼把戏从药房里弄来的溴化钾。不过，我可知道，不管他们喝的是什么麻醉药，有时，他们的确会喝得大醉。

我们的大厅是一个大杂烩，充满了社会上的垃圾废物——有先天的低能儿，堕落的败类，残废，疯子，白痴，癫痫病人，畸形的怪物，神经衰弱的家伙，总之，全是些噩梦里的人物。因此，在我们这儿，发神经病的事很流行。这种精神病好像还会传染。每逢有人开了头，其他的常会跟着发作。我曾经看到七个人同时神经发作，弄得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惨叫，此外，还有六七个疯子也同时大吵大闹，不断地胡说八道。这儿的人除了往他们身上泼冷水以外，从来没有给他们一点治疗。即使想去请个医务见习或者医生也是白费劲，他们都不肯为这种常常发生的小事来操心烦神。

其中有一个荷兰小伙子，大约十八岁，最容易发毛病。他每天都要来一阵。因此，我们就把他安置在底层的一个角落里，跟我们住在一排。看守因为他在监狱的院子里闹了几回，不愿意再为他麻烦，就把他整天关在牢房里，让一个同牢的伦敦佬陪着他。不过，这并不是因为那个伦敦佬有什么用处。每逢这个荷兰小伙子发作起来，那个伦敦佬就吓得浑身瘫软。

这个荷兰小伙子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他是个庄稼人的孩子，因为跟什么人打架，给判了九十天徒刑。他发作起来的时候总是要先嚎一阵，跟狼嗥一样。同时，他又是站着发毛病，这对他很不利，因为他总是发作得厉害起来，就会一头栽倒在地上。我一听到这种拖长调子的狼嗥，通常都要抓起一把扫帚，跑到他的牢房那儿。可是，杂役不可以拿钥匙开牢，我走不进去。他常常站在他那间窄窄的牢房中央，抽搐地发抖，眼睛向上翻，一直翻到只看见眼白，然后像孤鬼一样惨嚎。我虽然尽量想法子，也始终没有劝得那个伦敦佬肯去扶他一把。每逢他站在那儿嚎起来，那个伦教佬总是缩在上铺里，一面发抖，一面用吓得要死的眼光，紧紧盯着小伙子那种可怕的样子和他的往上翻的眼睛，听他在那儿一再地惨嚎。这种情形对那个可怜的伦敦佬，的确也很难熬。他自己的头脑本来就不大健全，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给逼疯。

我所能办到的一切，最多不过利用那把扫帚。我可以把它塞进铁栏杆，抵住荷兰人的胸脯，在那儿等着。每逢他快要发作到极点的时候，他常常会开始前后晃荡。我可以随着他的晃荡，用扫帚来拦着他，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许会很可怕地向前一栽。到了他真向前栽的时候，我可以用扫帚挡住他，让他栽得轻一点。不过，尽管我这样做，他还是一直摔得不轻，他的脸还是会经常在石头地面上摔破。一旦他栽到地上，抽搐地扭动起来，我就会往他身上泼一桶水。我不知道冷水究竟适宜不适宜，不过这是伊雷县监狱里的成规。从来没有谁对他用过别的办法。他反正躺在耶儿，湿淋淋地，过上一个多钟头，就会又爬到他的铺上去。我知道，最好不要跑去找看守帮忙，本来嘛，一个疯病发作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隔壁的牢房里住着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因为在巴尔纳姆马戏班的剩菜桶里捞东西吃给判了六十天的人，至少，照他自己说的就是这样。他是个脑子被折磨得很惨的家伙，不过，起初他倒也很安稳，很和气。他犯案的事实的确跟他说的一样。当时，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马戏场，因为饿了，就到剩菜桶里捞了点马戏演员不要的面包剩菜。他常常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那真是呱呱叫的面包，不过，就是看不见肉。”后来，一个**当场看见了他，把他逮住，他才到了这儿。

有一次，我拿着一根细的硬铁丝，从他的牢房旁边走过。他向我讨得很急，我只好把铁丝从铁栏杆当中递给他。他马上不用工具，单凭指头，把它折成好几小段，然后把它们弯成了半打挺合用的安全别针。他是利用石头地面把针头磨尖的。从此以后，我就做了一阵别针的生意。我供给他原料，贩卖成品，实际的工作全由他来干。作为工资，我经常多给他几份面包，有时，还偶尔给他一块肉，或者一根有骨髓的烧过汤的骨头。

不过，坐牢还是对他发生影响，他的性情变得一天比一天暴躁了。那些当差都欢喜逗弄他。他们让他的脆弱头脑，充满了他会继承一大笔遗产的念头。他们说，他所以会给逮住，关进监牢，是因为有人要抢走他的财产。当然，他自己也明白，没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人从桶里捞东西吃。因此，他是给冤枉关起来的。这是一个剥夺他的财产的阴谋。

起初，我是因为听到那些当差都在哈哈大笑地谈论他们逗他的经过，才知道了这件事。接着，他就跟我一本正经地商量了一会，对我说起他的百万家当，以及那个要剥夺他的财产的阴谋，并且委派我做他的侦探。我想尽办法，来慢慢打消他这种念头，我隐约地对他谈到这是一个误会，那个合法继承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家伙。我劝得他完全清醒了才走开；不过，我没有办法让那些当差不再麻烦他，而他们偏偏逗得比以前还要厉害。最后，经过了一场非常剧烈的争论。他跟我闹翻了，撤消了我的私人侦探的资格，开始**。我的别针买卖完蛋了。他再也不肯做别针了，每逢我从他的牢房旁边走过，他还会拿别针原料隔着铁栏杆来打我。

我一直设有办法跟他讲和。其他的当差，全对他说我是那些阴谋家雇用的侦探。这样，逗来逗去，他们终于用那套鬼话把他逼疯了，这个无中生有的阴谋一直在折磨他的头脑，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要杀人的疯子。看守都不要听他那些给人偷走几百万财产的话，于是他又指责他们也参加了这种阴谋。有一天，他把一罐热茶泼在一个看守身上。他们马上调查了一下他的案情。看守长在牢房的铁栏杆外面跟他谈了几分钟。后来，他们就把他弄走，交给医生去检查。他一直没有回来，我常常怀疑他是不是死了，还是给送到了什么疯人院里，仍然在那儿胡言乱浯地讲他的百万家当。

最后，总算到了我刑满释放的那天。三头儿也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我替他搞到手的那个坐过短期牢的姑娘，正在监狱的墙外面等他。他们快快活活地一道走开了。我跟我的同住的伙伴也一道走了出去，接着又一道走到了巴法罗。我们不是要永远待在一起吗？那一天，我们在大街上一块讨小钱，把讨来的钱全用来买“一吓泼一吓泼”的啤酒——我不知道这个字眼该怎么写，不过照字音拼来就是我写的这个样子，只要三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吓泼”。我一直在等机会溜走。我从街上的一个流浪汉口里，设法打听到了一列货车开出去的时间。于是我就计算好了时间。时间到了，我跟我的同住的伙伴正在一个酒吧间里。我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冒白沫的啤酒。我本来想说声再会的。他一直对我很好。可是我不敢。我溜出酒吧间的后门，立刻跳过了篱笆。我溜得很快，几分钟之后，我已经登上一列货车，在西纽约到宾夕法尼亚的铁路上，一直奔向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