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下街位于陈州城西南角,南起西大街,北至朱家街。很早的时候,北下街就是回族群居的老街。到了清朝年间,回族聚居点不断由城内的“回回巷”向西扩展,北下街一带回民不断增多,只是少了一个清真寺。

  清末时,居住在西大街的沙、马两家富户捐资,在路西搭了个席棚,称为“经房”,回回们开始就近在此礼拜。直到一九二O年,回教徒才开始集资筹建清真寺,有大殿、海里凡室、教长室、沐浴室。再后来,越来越多的回民围寺而居,形成了较大的回民区。

  清末民国时期,西关大街的商业繁盛,也给北下街的回族同胞带来了商机。他们纷纷做起清真风味小吃,而且很快形成了气候,打出了名气。如豆沫、羊肉胡辣汤、牛骨髓油茶、绿豆糊涂、羊肉水煎包等各有特色。

  名气大的有盖家“宝隆铺”的小苏肉、牛肉丸子;马家烧饼,白家豆腐脑儿、丁家斋八宝莲子粥。白家清真教的豆腐脑儿配有煮熟的咸黄豆、酱胡萝卜、黄瓜丁、酱油盐卤和适量的卤汤,卤汁鲜美,豆腐软嫩,色泽明快,老少皆宜。

  据传的掌柜白福祥的嗓音非常好,他站在店前一声吆喝,顺风能传到朱家街。丁家斋的八宝莲子粥是用江米、薏仁米熬制而成,吃的时候,每碗现加糖莲子、糖百合、瓜条、葡萄干儿、桃仁、杏仁、瓜子仁等多种果料和白粮桂花。糯甜、味香又利口,且又营养丰富,颇受顾客青睐。

  白家和丁家的店铺挨着,席棚相连,白福祥年过古稀,身板硬朗,还能站坛前卖豆腐脑儿。丁家的老主人丁百仟已过世,接班的少掌柜叫丁海。丁海是丁百仟的三儿子,进铺子当掌柜的那一年才21岁,熬粥配料已很内行。

  与白家豆腐脑儿相比,无论制作方法和配料,丁家斋的八宝莲子粥皆属“贵族粥”,就是说,是有钱人喝的。由于它配料高档,卖价也高。当时一碗豆腐脑是一文钱一碗,而莲子粥就需十文钱。所以前来喝粥的客人多是中等以上的人家。

  为能与“贵人吃贵物”配套,丁家的铺子也比较高档一些:八仙桌、石鼓凳、明窗亮几。“丁记八宝莲子粥”的招牌据说是当年丁海的爷爷专请名人写的,花了50两银子。

  而白家与丁家相比,就显得寒酸:低桌子,小矮凳,而且又破又旧,油腻腻的样子。又由于所卖的是价格低廉的大众食品,前来喝豆腐脑儿的人也多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对这种人,低桌矮凳自然也就可以了。

  每每开张,摆在街边处,上面搭卷棚,给人一种很临时的感觉。前来吃饭的人也多是慌里慌张的,全不像进丁家斋喝八宝粥的客人那样把吃饭当成了某种享受。

  这样,丁海就有点儿看不起白家了,觉得白家太“下里巴人”,与他们为邻总有点儿掉份儿之感。开始的时候,他还有点儿顾及父辈们的交情,每天早晨开张还时不时向白老板打声招呼,可后来就很少正眼朝白家卷棚瞧了。

  为能抬高自家的身价,丁海开始装修门面。他花钱将店门重漆一遍,门前的走廊间原来是砖铺地,现在换成了大理石的。店门两旁还放了两尊青田石狮,又摆了几盆时令大花盆。为与花盆对称,还在屋檐下挂了四个山东莱州的红绣球。如此一翻新,丁家斋更加“阳春白雪”,更让白家显得寒酸。

  可是,让丁海不解的是,他如此这般非但没引起白福祥的不满和嫉妒,相反他还非常高兴似的,每见到丁海就禁不住由衷地祝贺,而且能让人看得出那是一种真诚与善意的祝贺,毫无虚伪之处。

  这就让丁海有些犯难。因为丁、白两家由于店铺相邻,世代团结都非常友好。他原以为自己如此朝“贵族化”发展能引起白家的忌恨,然后搬迁或将店铺转让于他,那样他就可以再将铺面扩大,使丁家斋彻头彻尾变成“阳春白雪”,专赚富人们的银子。

  不想白老汉如此死脑筋,自己如此“欺负”他,他还表示由衷的祝贺,仿佛丁家的生意是他白家的一样。跟这种毫无野心的人为邻,除非辈辈平庸下去,决不会有大的发展。

  曾有那么几天,他看白家一直无动于衷,心想你不搬我搬,可又一想,回回巷是小吃一条街,如果离开此黄金地段生意肯定会受损不说,自己花这么多钱不是白装修了。更令他不可解的是,白家的生意非但没因他的“贵族化”而减弱,反而越来越红火,自家的生意反而不见长进,某些时段还像是不如以前。

  有一天,他奈不住地向“宝隆铺”的盖老板求救。盖老板开初不愿说,逼得急了才笑了笑告诉他:“丁老板,你别忘了,车有车路,马有马道,你赚的是贵人的钱,而白老板赚的是穷人的钱,可天下还是穷人多呀!”

  丁海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心想自己一心想赚富人的钱,而北下街的富人就那么多,再加上北下街本来就是小吃一条街,人家真正有钱的人压根儿就不朝这里来。你把店铺打扮得再贵族化,可在人家眼里你的整条街就不够格儿!人家去的是闹区的大饭店,要的是档次。

  后来,丁海的生意越来越清谈,门台一高,穷人不敢进,富人不愿来,生意越发清淡。再后来,终于撑不住,就将店铺盘了出去。

  可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盘他家店铺的不是别人,而是卖豆腐脑儿的白老汉。

龙铁匠叫龙大海,很老实。铁匠手艺为祖传。据说龙家原在周家口开铺子,后来因什么事吃了官司才迁到小镇子里。龙家善打板锄,沾钢硬,用上十年八年不减边楞。庄稼人称其不“葫芦头”,就是说,一张板锄用到底仍有角有楞,易剔草。不像有的二流三流铁匠打的板锄,用不两年就变成了半圆型,锄草不净,剔草不利,很误事的。所以龙家的锄很受颍河两岸庄户人家的欢迎。

  1958年,公社里成立了铁工厂,龙师傅第一批就被吸收了进来,而且上县里吃了“统筹粮”。换句话说,就是吃上县上的“商品粮”,也是供给制,与全民工差不多。这一下,龙家就成了小镇上的贵族阶层。

  打铁是个重活计,不但工资高,月供粮也高,每月大概能吃到52斤。那年月国家干部每月只有29斤面粉,还是为国家节约一斤,实吃才28斤。而且28斤面还不全是白面,要有15%的粗粮搭配。龙师傅一家三口人,每月有52斤白面,又有50多元的工资补贴,小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公社里当干部,可我家的生活远不及龙家。我和龙师傅的独生儿子是同班同学,他家临街住,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龙家。龙师母很瘦,镶着金牙,说话沙嗓子。龙师母的瘦和沙嗓子是因为解放前她曾吸过鸦片。烟毒吸进了血液里,不但坏了嗓子,从此也难以吃胖了。但龙师母人很好,快人快语,尤其喜欢小孩儿(这当然与吸毒不能再生育有关),所以我们常去他家玩耍。

  龙师傅的儿子叫龙林,老实,学习好,品性好,也追求进步,小学一直是我们的班主席。1963年考初中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并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到一中不但担任了班主席,而且还是全校的学生会主席。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肯定能被保送到名牌大学深造。只可惜,他却当了一辈子农民。

  这些都是后话。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农家生活仍是苦不堪言,一年里很少见到白面。而龙家却顿顿都是大花卷儿,饭桌上的几个菜,不但有豆腐和豆芽儿,还常有炒鸡蛋和肉配的各种时令菜。喝的粥不是大米熬的,就是用绿豆熬的。有时我们上学早一些,就站在龙家门口等龙林。那时候他们正吃饭,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吃着花卷儿,就着香喷喷的豆腐、炒鸡蛋和炒肉菜,真让人眼馋。

  由于家庭生活条件好,龙林穿的也比我们好。他的衣服多是公社机械服装部里田师傅做的,布好样式也新。记得龙林爱留小平头,虎头虎脑的。每到夏天,白色的衬衣束在腰间,胳膊上佩戴着“三道杠”的大队长标致,走在大街上能赢来不少眼光和赞词。我们几个穿着不整的调皮鬼跟在他后面简直成了他的陪衬,就像是一群丑小鸭跟着一只白天鹅,那画面至今想来,还有些自惭形秽。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们初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才毕业,被人称为“老三届”。上初中时,龙林虽然考上了县重点初中,在学校就入了团当了学生会主席,本来有把握被推荐上名牌大学的,皆由于大学不招生而破灭,和我们一样回乡当了农民。又因为龙林是独生子,龙师母为了龙家早日有后,很早就给儿子找下了媳妇结了婚。

  那时候,乡间的计划生育只是宣传并没动真格的,龙林夫妇一连生了三个大胖小子。龙家虽然发户了,可由于龙林提前结婚,虽然自身条件不错,但推荐上大学、当兵招工全没了他的份儿。到了1979年恢复高考时,连考大学的资格也没有了。这一下,他自己也死了上进的心,先在队上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又子承父业,在家门口开了个打铁炉,将龙家打铁铺撑了起来。

  由于他结婚生子早,四十岁那年就当了爷爷。大前年我回乡探亲,在北街口碰上了他。当时他正在路边打蜂窝煤。我仍喊他林哥,他抬头看我,老半天才认出我来。那时候他已一脸老相,身上脸上全是煤黑。

  他认出了我后,很惊奇地笑了笑,对我何时回来的。我说你打煤啊?他说老头儿家不干这干啥。因为打铁的人整天被火烤着,流汗多,出力大,皮肤干燥枯黄。龙林打了十几年铁,形象很有些枯萎。望着面前的老同学,想起他年轻时的荣光,本该是前途无量的一个好青年,没想仍没有脱离掉一般人的人生轨迹,就禁不住暗叹了一声,很是替他惋惜。

  龙林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笑了笑,对我说:“再过几年,你也该退休了吧?”我说是啊。他又问我退了休住城里还是回来?我说想回来过田园生活。他一听笑了,说:“和你们比,我只不过比你们提前一步达到了!”我一听,顿悟,方知他对人生看得很透。你觉得痛苦怎么的,其实他快活着哩!

  后来方知那时候他已当了老太爷。三个儿子又各生了儿子,大儿子的儿子又生了儿子。龙家四世同堂。龙林年不过花甲,已儿孙绕膝,如果他拿这一点和我们相比,我们更是自愧不如!

  只是说不清龙林的重孙子是不是又将要成为一代龙铁匠。

很久很久以前,陈州。

  一天,一群庄稼汉正在地里锄草,突然电闪雷鸣,乌云黑压压地从西北天际飞来,瞬间大雨便倾盆而下。由于雨来得突然,庄稼汉们被浇得东窜西逃,好在不远处有座小庙,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躲进庙里。那时候,天地间已似锅底般黑暗,只能听到巨大的雨声。

  一道闪电划过,世界白森森的十分吓人。随后,雷声隆隆,如巨龙怒吼。令人奇怪的是,那闪电那滚雷只在小庙的周围转来转去,让庙内人十分恐慌。

  一老者说:“是不是咱们这里有人做了亏心事,上天派雷公来抓了?”众人一听,更加心悸,禁不住开始你望我我望你。赶巧又有雷电闪来,个个儿的脸都惨白得吓人。有人耐不住,喊:“是谁坏了良心做了亏心事,赶快出去自首,让雷公好下手,省得连累了大家!”

  没人吭气,只有一片沉默。这时候,先前说话的那个老者出主意说:“干脆,咱们都将帽子放在锄把上,一同伸到门外让雷公抓,若雷公抓了谁的帽子,咱们就将他推出去!”

  众人再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便齐声应和,一个个将帽子顶在锄把上伸到庙门外。

  一个年轻后生的帽子刚一伸出去,便脱落在地。众人不顾那后生的求救,硬是把他推了出去。不想那后生刚被推出门外,只听一声巨雷在头顶炸响,小庙被滚雷瞬间劈开,塌落下来,唯一存活下来的是那个后生。   

晴晴是经人介绍来这里当保姆的,主人叫花猫猫,是个生得十分妖艳的年轻女子。花猫猫就一个人,有时候男人回来了,就变成了两个人。花猫猫的男人是个大款,个子不高,却胖,长横了一般。晴晴一看到他就想发笑,仿佛现在有钱人都是这个样子。这种男人给人某种心狠手辣的感觉,手腕儿很硬,所以能发财,只是样子太丑,像个皮球,花猫猫那么好看,真算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这里是城市中的一个小区,很大,花猫猫住的是三室一厅,听说要三十几万才能买得到。花猫猫像是没什么工作,整天就是睡觉、看电视、听歌曲、化妆、卸妆、等男人。晴晴的任务是买菜、做饭、擦地板、洗衣服。晴晴不知道花猫猫姓什么,只知道那个男人回来就喊她花猫猫。花猫猫让晴晴喊她姐,并安排不该问的甭问,不该说的甭说,只管干活拿工钱,姐不会亏待你。

  慢慢地,晴晴就破译了心中的一个个“疑团”,看出了这个花猫猫实际上只是那个丑男人包养的二奶。并听说这花猫猫曾在丑男人的公司当秘书,当着当着就当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就住在了这里。

  花猫猫虽然有钱,但每天吃饭并不复杂,她尤其爱喝玉米粥,爱吃杂面馍和杂面条什么的。从花猫猫的饮食习惯上,晴晴断定出这花猫猫肯定也是农家出身。晴晴把这些家常饭做得很好吃,所以花猫猫就慢慢对晴晴产生了信任。有时候,那个丑男人突然回来了,晴晴就要做三个人的饭。她把饭端到饭桌上,就自觉地躲进了自己房内,把门关上。晴晴不想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因为她还很传统,认为他们都是有钱的“贱人”,晴晴从心里瞧不起他们。

  后来,花猫猫就怀了孕,再后来,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花猫猫生了孩子之后那个丑男人回来的次数就少了。那些天里,花猫猫几乎天天给那个男人打电话,打通了就又吵又闹几乎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到了晚上,就有人给花猫猫送来一沓儿钱。花猫猫接到钱就摔在地上,发疯了一阵后就趴在床上哭。晴晴边劝花猫猫边把散落的钱一张张拣起来。晴晴很可怜花猫猫,因为她已从花猫猫打电话的话语中分析出,那个丑男人又有了新欢,而且他还不在乎“儿子”,因为他已有了好几个“私生子”了。花猫猫已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要挟他,所以她只有伤心而无奈地哭。

  花猫猫的儿子叫周周。周周仿他娘,长得很可爱,自从有了周周之后,晴晴就多了一份儿照护小孩儿的工作。周周当然不知道他的父母正在发生矛盾,只用陌生的眼睛望着这个世界,很甜地与晴晴笑,笑声使这个寂寞的三室一厅中充满了生机。

  有一天,花猫猫突然不哭了,突然要晴晴出去打听谁家买男孩儿,她说她要把孩子卖掉,然后再卖房。她说她要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晴晴很惊讶地望着花猫猫,双手禁不住把周周搂紧了。她嗫嚅地问:“为什么要卖孩子?为什么要卖孩子?”花猫猫拧笑了一声,说:“我不会带着那龟孙的种让我心烦的!”

  晴晴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够挽回残局,只好帮花猫猫将周周卖了,晴晴打听了好多人,都说不要。万般无奈,花猫猫只好将孩子降价处理。一看价格便宜了,晴晴便找到一个老乡将周周抱了去,卖给了一个老太。

  那老太不是别人,正是晴晴的母亲,是晴晴特地打电话让她从乡下赶来接周周的。

陈州有个大汉奸,叫戚如金,因卖国求荣,深怕别人暗算,为防不测,特雇了几个保镖。保镖们各有绝招儿,多是远近闻名的人物。队长叫阮六,有一手好枪法,外号“快枪阮”。他从掏枪、连发两颗子弹,到击中十丈内的移动目标,只需六秒钟。另一位身高六尺有余的胖子用其庞大的身躯作肉盾保住主子,其他队员迅速组成一道防卫人墙,而这一系列动作,只须在眨眼间完成,可见之神速。

  那位号称“肉盾”的大胖子叫呆五,陈州南关人。呆五并不呆,而且会武术,力气大,二三百斤重的石磙能双手举过头顶转几遭儿。只是由于家穷,才出来干这替人卖命的话计。

  戚如金为虎作伥,罪大恶极。陈州抗日支队为掀起抗日高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除掉这个大汉奸。抗日支队的司令姓薛,也是陈州人,和戚如金还有点儿亲。他几次召开会议,研究除奸方案。众人议论纷纷,说什么“快枪阮”之流好对付,因为这些人多为地痞流氓,早已成为公害,也属不杀不解民恨之列。难就难在呆五身上。因为呆五是穷人,没什么恶迹,为人当保镖只是挣钱糊口,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应该把呆五列为团结对象,不能枉杀无辜。最后,薛司令决定派人先去暗地见一见呆五,讲明抗日救国的道理,向他申明大义,协助除奸,事后一定不亏他。如他执迷不悟,咱们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

  去的人是个小队长,姓金。金队长化装一番,悄然潜进城里,在呆五家等了半天,才见到呆五。呆五听说他是抗日支队派来的人,并不惊慌,反安慰金队长说:“你放心,我不会告密的!”金队长一听呆五良知未泯,不是阴险之辈,信心增了不少。他给呆五讲了许多道理,最后要求呆五主持正义,协助抗日支队为陈州人除害。

  呆五听后笑了笑,问金队长:“如果我去枪杀你的主子,你怎么办?”

  金队长张口结舌,面色发窘好一时竟没回答上来。呆五的问题着实不好回答。

  呆五说:“戚如金是好是坏,每个人都有一本账!但我作为他的保镖,又甘愿为他牺牲,就说明他待我不薄!他虽然投了小日本,成了汉奸,但也不是样样都坏了!我是穷人,本该如你所说,要有骨气,别忘自己是中国人!可我要吃饭,要养老养小,一天没事干,我就没饭吃,就会饿死!我呆五虽是凭玩命吃饭,但也想保好人,保包青天什么的。既挣钱又能落个好名声,可有吗?!眼下的有钱人有几个好的!不错,你说你们的司令、政委是好人,可他们能月月给我大洋让我养家糊口吗?”

  金队长惊诧不已,万没想到呆五不呆,什么都懂得!世上人怕就怕明白人硬充不明白!因为用不着你去教育,他什么都懂,只是为了铁的现实他不得不为之!金队长叹了一口气,惋惜地对呆五说:“我已经把话挑明,到时你可别嫌我们不客气!”

  呆五扶了扶手说:“请便!”

  金队长走了。

  薛司令听了汇报,面色发白了好一时,叹气道:“呆五好可怜!”

  但为了抗日大局,也就顾不得什么呆五呆六了!

  一天凌晨,城内底线送来情报,说是戚如金的母亲生了病,老太婆信神,命儿子去太昊陵求神拜佛。戚如金是个孝子,必去无疑。薛司令认为时机成熟,急忙挑选十多个精干的队员,由金队长带领,化装潜入了太昊陵大殿里。去的人装成香客,先到佛祖像前磕头朝拜,然后劝说和尚脱下袈裟,由一名剃了光头的队员穿上,其余的人全都藏在神像身后,单等戚如金到来。

  临近中年,戚如金果真带着“快枪阮”一伙走进了太昊陵。“快枪阮”一伙前后排开,呆五左右不离戚如金,双目瞪得如铜铃。戚如金先到偏殿内饮茶净手,然后才让人托着香盘向大殿走来。

  因为正值战乱时期,太昊陵内香客稀少。除去音调的木鱼声,大院里静得要死。

  化装成和尚的队员见戚如金走进大殿,急忙双手合十,盯着一群人移动的脚。几个保镖进殿后就急促地散开,察看殿内有无异常。呆五前后不离戚如金,手中的枪早已拨开了机头。

  戚如金跪了下去。

  呆五把香火递给了那个“和尚”,“和尚”接过香火,放在香案上,然后开始猛敲木鱼。

  木鱼声就是信号,按照方案,藏在西北角的队员先弄出了响声。“快枪阮”一听到响声,手起枪响,高喝:“什么人?”然后就带弟兄朝西北角跑去。与此同时,藏在神像后的队员全部显身,一齐开火,打死了“快枪阮”和他手下的弟兄。

  戚如金吓成了一摊泥。

  呆五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急忙扑在了戚如金身上。化装成和尚的那个队员一脚踢去,下了呆五的枪,然后守住殿门。队员们跳下神台,包围了戚如金和呆五。

  这时候,呆五慢慢地站起身,对队员们说:“他已经死了!”果然,戚如金的后心上有一把匕首。

  呆五望了众人一眼,然后拔出匕首,血喷如注。呆五抚摸着主子的伤口,半天没说话。突然,他又是重新扑到戚如金身上,大声疾呼:“如果你们够朋友,就赶快乱枪打死我!”

  队员们面面相觑,都没有动。金队长劝呆五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为何还要这般,跟我们走吧?”

  “跟你们走,我的一家大小吃什么?”呆五双目充火,迫不及待地叫道:“戚如金的老娘说过,只要我们是为他的儿子而死,每人的家属可得到五百大洋抚恤金!五百大洋啊,够我娘她们吃半辈子!”

  “我们真不忍心枉杀无辜,何况你已对抗日做了贡献呢。”金队长仍在耐心劝说。

  呆五再不说话,突然一趄身,又从腰间掏出一把枪来,对准了自己的胸膛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不会伤害你们!只是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如今我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再不会有人雇我当保镖!为了我们全家能得五百大洋活下去,求你们成全我,一齐朝我开火!”说完枪声响,呆五倒在了血泊里。

  可是,没有人开枪。

  队员们面色铁青,在呆五身边站了许久。

  大汉奸戚如金毙命,一下子轰动了陈州城。

  戚如金的老娘为捞回面子,支撑着病体埋葬过儿子之后,派人给“快枪阮”等人的家属各送去了五百大洋。

  只是没有呆五的!戚母说,呆五身后没枪洞,而且手中有枪,令人怀疑。

  消息反馈到抗日支队时,那天执行任务的队员面面相觑,都觉得欠了呆五什么。

  后来薛司令知道了详情,惋惜万分,连连说:“这个呆五!这个呆五!”

  那时候,虽然抗日支队吃穿十分艰苦,但薛司令还是派人给呆五家送去了二十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