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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州多湖,湖内多鳖,屡捉不尽,便造就出一批捉鳖能手。刘二就是远近闻名的捉鳖大王。

世间凡事称王者,必有绝技。刘二捉鳖,一是眼真,二是手准。他先把自己变成了一只“鳖”,知其行,懂其道,手到擒来,可谓神奇之极。

鳖,食居有规律。夏天浅水滩,冬天暖水窝。夏天头仰起,秋季头朝里。刘二能按照不同的季节寻找出那仅露一点儿的鳖头或鳖鼻——冬春二季寻鳖鼻,夏秋之际找鳖头。有人说他能闻出鳖味儿来,此说有所失真。但无论冬夏春秋,皆逃不脱他的火眼金睛这一点却无疑。鳖还有向阳向绿之脾性,更有“两不卧”之习惯——不卧污泥窝,不卧石头窝,一般爱卧在清水浅沙处和多螺蛳的绿色水草下。一看便准,刘二就蹑手蹑脚,出手如箭,一举之劳,鳖便成了瓮中之鳖。

刘二能日捉几十只,自然称得起“王”。

鳖称团鱼,又叫甲鱼,味鲜美,能壮阳延寿。吃鳖吃鲜,死鳖吃不得。尤其被蚊虫叮死的更不可食。因而有捉鳖难放鳖更难之说。刘二家特备养鳖池,池内有浅沙,提了便放进去,冬夏皆有鲜货。

刘二不但卖鲜团鱼,也出售团鱼汤。刘氏团鱼汤,肉色鲜活,味美别致,堪称陈州一绝。刘氏团鱼汤不在街上出门面,更不挂招牌,只在家中做。若有人前来定汤,他便到鳖池内捉出一只,用草戏出鳖头,一刀剁了,放入热水中,褪去鳖衣,掀开鳖甲,取出五脏,只留苦胆。刀解数块后,把胆汁搦进肉里,然后爆炒。等五味“吃”进肉里,方添水烧汤,顿时满屋异香。

据传鳖之最贵处便是这股异香和鳖裙,因而刘家人皆长寿。

大凡来陈州的官员或贵客,除去品尝蒲根儿外,更不忘喝一顿刘氏团鱼汤。每每酒过三巡,刘二便按时送来了鲜汤。客人盛情不过,敬酒三个。刘二也不客气,一气喝干,双手抱拳晃一周说:“见笑!”然后便端起托盘出门,并不急走,直等满棚赞贺声起,方心满意足回家忙活。

刘氏生意极红火。

这一年,陈州沦陷。一日本大佐听说刘二汤绝,便派人命令其日送一汤。刘二应下,做了,端汤直送宪兵队部。那大佐正在院里纵使狼狗撕一个女人的衣服。那女人惧怕地惊叫着。大佐哈哈大笑,双目放出淫光,直盯那女人雪白的奶子……刘二面色苍白,双腿禁不住地打颤,鳖汤溢了一托盘。

日本大佐见刘二送汤来了,便止了狼狗,放刘二进了他的卧室。刘二余悸未消地放了汤,正欲回走,突然被大佐喝住。那大佐的鹰眸时而盯汤,时而盯着刘二那苍白的脸,突然冷笑一声,命人从食堂内端出两只碗,把鳖汤一分为二,指着其中的一碗命令刘二道:“你的,先喝!”

刘二擦了一把被吓出的汗水,端汤先喝了。好一时,大佐方喝,喝毕,伸出拇指对刘二说:“汤的大大的好!你的良民大大的!”

刘二如万针刺心。

即日起,刘二每天皆来送汤,照例是一分为二,他先喝,大佐后喝。

大佐喝过鳖汤,精力旺盛,杀人作乐,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街人大骂刘二,说他用鳖汤养肥了一只狼。这只狼杀人成性,南京大屠杀时曾砍卷三把柳叶刀的刃。刘二对狼如此孝敬。可见是一条没有血性的叭儿狗!

此后,再没人去刘家订汤。

刘二有苦难诉,仍得垂着眼皮去送汤,每日一次,从不敢怠慢。

这一天,刘二照例前来送汤,大佐照例一分为二,刘二先喝,大佐后喝。没想半夜时分,大佐七窍流血,一命呜乎。宪兵队第二天才发现大佐身亡,便火速捉拿刘二。谁知到了

刘家,刘二也早已七窍流血,命丧九泉了……

据陈州人说,刘二为寻这种慢性剧毒药,曾送人二十只大团鱼。

内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当时的政策是“两个抽一”。有钱人家被抽丁,常常雇人冒名顶替。

颍河镇东街的袁大狗,就专千此种营生。

袁大狗二十岁左右,长得又高又壮,家中穷得叮哨响,又要养活老娘,无奈,他便受雇去顶壮丁。去了,跑回来;再顶,再跑回来。挣下钱财,供老娘吃饭穿衣。虽然每每逃回九死一生,但也比生生饿死强。

多了,也便从中积累了不少真经。

一般被抓的壮丁总是先剃个阴阳头,然后绳捆索绑押上汽车或火车。壮丁多是半路而逃,等到了部队就更难逃脱。袁大狗为对付“阴阳头”,特地让人打了一把精制的剃头刀。那刀小巧玲珑,装进一个布袋儿里,藏在腋毛丛中或悬在裤裆里,一旦逃脱,首先剃去“阴阳头”,然后扔下军装,再讨得百姓破衣,可算万无一失。

绝招儿是自己给自己剃头,一不要镜子,二不要热水。一手把紧头皮,一手硬着手脖儿执剃刀,无论白天或黑夜,全凭自我感觉,“噌、噌”,几刀子下来,“全球”一片光明。

有一回,袁大狗半路没逃得脱,被送到了部队里。

队伍名叫新五军,驻扎在漯河北的一个县城里。训练极严格。教官是个大胡子,阳光越毒越训练,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大胡子说:“立正”是军人第一要素,“站功”最能治捣蛋兵。

为防逃跑,仍剃“阴阳头”,而且每天早中晚三次点名。袁大狗这回顶替的人名叫“刘进财”,是镇上一家土财主的二小子。每每喊到“刘进财”的时候,他就腿肚子一挺应一声。

这一日,袁大狗只顾想娘,点名的时候思想发了岔,心想自己出来一月有余,至今逃不脱,娘还有吃的吗?想着想着就禁不住念道:袁大狗呀袁大狗,连娘都养不起,还算人吗?不料这时候叫到了“刘进财”,他觉得“刘进财”与自己很遥远,那个陌生的名字怎么也进不了自己的思维,就怔怔地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候,大胡子走到他面前,扬手一巴掌,吼道:“不是叫你吗?”

“不是!”袁大狗挺了一下腿肚子。

大胡子惊讶地问:“那你叫什么名字?”

“袁大狗!”袁大狗下意识地溜了出来。

“什么?!”大胡子一怔,不认识似地上下打量着袁大狗,问道:“这么说你不是刘进财了?”

袁大狗这才怔了过来,急忙改口说:“是的……不!我……我就叫刘进财!”

大胡子笑笑,“唰”地抽出皮鞭,厉声问:“老实说,你到底叫什么?”

袁大狗张口结舌,望着那带血的皮鞭,似望到了一条毒蛇,禁不住双腿一软,跪了下去,求饶道:“长官,我家有六十多岁的老娘,顶替别人是为养活老娘啊!”

大胡子悻悻地放了皮鞭,好一时才叹气道:“看你是个孝子,饶你一回吧!从今以后,你恢复原名,就叫袁大狗!”

“是,就叫袁大狗!”

花名册上的“刘进财”改成了“袁大狗”。

不久,开战。

那一仗打得极惨烈,直打了一天一夜,枪声才停下来。场地上到处是尸体,血腥气铺天盖地,硝烟在旷野间弥漫……

大狗醒来的时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他掐掐大腿,还疼,知道自己还活着。这时候他才想起是一颗炮弹把他震昏了过去。他小心地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机警地朝四下望了望。

四周一片死静。

天将黎明,大狗决定趁此良机,逃回故里。大狗产生这念头的时候,禁不住又朝死人堆里望了望。然后,他才脱下军装,摘下军帽。摘下军帽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抹拉了一下头颅,突然想起自己还是个“阴阳头”!

他骂了一句,决定剃去“阴阳头”再走。他想着便从腋毛下取出那个小布袋儿,挤出剃刀,把紧头皮,三下五除二剃了个净光。

他收拾停当,对着倒下去的弟兄磕了一个头,喃喃地说:兄弟们,我大狗今日死里逃生,已顾不得给你们收尸了!”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才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不料这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死人堆里发了出来:“大狗,你就这样走了吗?”

大狗只觉头皮发麻,惊惧得魂飞魄散,颤抖着回首望去,发现有一双眼睛正望着他!

大胡子!他差点儿叫出声来。

大胡子满身是血,一截儿紫色的肠子从他的肚子里流出来,在夜风中微微抖动。

“你是人是鬼?”大狗惊慌地问。

“我受了重伤,马上就要变成鬼了!”大胡子喘嘘着说。

“长官,咱们的人都死了,你还要我干什么?”大狗怯怯地问。

“我不要你干什么.只是想和你说说话!人之将死啊!”

大狗心头禁不住软了一下,就小心地走了过去。

“穿上军装,小心着了凉!”

大狗极少听到大胡子这般柔和的话语,便十分听话地重新穿上了军装。然后,他在大胡子面前坐了下来。

大胡子望他一眼,羡慕地说:“你有福气,总算死里逃生了!”说着,目光挪向那些尸体,又哀哀地道:“你比他们强,年纪轻轻的都死了!”

大狗也禁不住向弟兄们望去。朦胧中,他看到弟兄们缺胳膊少腿,横七竖八,惨不忍睹。

“求求你,也给他们理理发吧!他们留着阴阳头,怕是阎罗也不收哩!”大胡子的眼睛里闪动着晶亮的泪花儿。

大狗只觉心头一酸,双目也禁不住发潮,哽咽道:“长官,俺听你的!”说着,摸出剃刀,开始给弟兄们剃头。

天明的时候,大狗终于给弟兄们剃完了“阴阳头”,并小心地把他们拉成一排,排得整整齐齐。二十几个光头迎着朝晖闪烁。

“长官,我剃完了!”大狗走过去向大胡子报告。

大胡子望着他,眸子一动不动!

大胡子死了!

他痛惜地蹲下身子,帮大胡子阖上双目。当他帮大胡子合上眼皮儿的时候,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大胡子只有一个头颅!

大胡子的头颅与那具流出紫色肠子的尸首根本就不是一体的。

袁大狗扔了剃刀,惊叫着朝远处跑去。

楚天奇的爷爷叫楚国光,1907年在陈州当邮差,承担陈州县城南几个镇步班邮路的运递任务,当时称“大清邮政”。所谓步班,就是主要靠步行挑担。

  听楚天奇的奶奶说,那时当邮差,邮政局仅发一件无领无袖带有红边的绿色号坎。胸前部有黄色“邮”字。携带大清邮政局颁发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当步邮,不但磨脚而且毁鞋,两个月就要换一双新鞋,换新鞋之前,还要先让家人踩鞋,就是先把新鞋穿上两天,将鞋踩软乎,省得走长路脚上磨泡。

  清朝末年的邮资较贵,有钱人家才会寄信。当时一分银等于16个铜板,而一个铜板能买一个烧饼。寄一封100公里内的平信就要16个铜板,对于穷人来说,这个花费实在太奢侈。

  清末时期的邮差很苦,天不亮就打上裹脚出发,徒步近百里,有时在路上买点吃的,有时自带干粮,饱受风霜暑热不说,还要手持棍棒,以防野狗的侵袭。

  一般情况下,几十公里的邮路要走近两天时间,担着沉重的邮件风餐露宿,不但赶夜路,还要穿越人迹荒芜的地带,有时还会遭遇土匪。好则匪有匪规,他们一般不抢邮差。民国以后,改为“中华邮政”。

  楚家人说,旧世道邮差工资不高,每月只有10多个银圆。每天天不亮去领班,领了班就上路,用洋油灯照明,将铁皮饭盒搁在灯上,利用灯的余热保温。到了一地,先摇铜铃,铜铃一响,大家就知道是邮差来了。

  楚天奇的父亲也干过几年邮差,只可怜1938年陈州沦陷后,邮路中断,他只得回到镇上给镇上大户雷家当佃户。楚天奇的父亲叫楚来福,接父亲的邮担时才十七岁。

  他原来在镇里张家绸缎店当学徒,没干过苦力,突然要挑数十公斤的邮件走长路,承受不起,肩膀被扁担磨破,血水,汗水浸湿了邮包,但为了生活,他竟咬牙坚持了下来。

  小时候,我们常听他唱当年的邮差歌谣:肩上担子沉又重,几十路往前行。扁担前面挂风灯,后悬铜铃叮灵灵。行走一步担一闪,夜静铃声传悠远。穿过大村和小寨,不知何时到邮站……

  楚天奇从小就跟父亲学会了这歌谣,虽然他知道旧社会当邮差很苦,可一到新社会,邮政人员就翻了身。吃商品粮不说,每人还三年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那自行车是特制的,一色的草绿色,圈明条亮,放在大街上就没人敢偷。投递员还统一服装,每天像天使一般飞行在绿色的田野间,很让人羡慕。所以,楚天奇就十分想当一名投递员。为此,他还暗中抱怨过父亲,不该舍弃邮政职业,若是不舍弃,解放后肯定也进了邮政局,自己也可接班干投递了。

  为了能当上投递员,他常去镇邮所给人家帮忙,有时帮人家上袋,有时帮人家接车,时间长了,就与邮所的人混得厮熟。人熟了,就得到了信任,有时某个投递员有事请假,就让他代投,工钱不多,一天九毛钱。

  但楚天奇很高兴,给队长请假,每天还按规定交队上四毛工分钱,剩下的五毛钱,他舍不得花,午饭拿两个馍,渴了到村里讨口凉水一喝了事。

  投递员下乡,不但有送信送报之责,也有接信的任务。偏僻乡村,人若寄信不想朝镇上跑,就交给投递员。投递员随身带有邮票。大队代销点也常让投递员捎邮票,邮局有规定,投递员不得从中取利。

  楚天奇很认真,干投递很踏实,每天都要帮人寄信,自己将邮票贴了,再交给营业员,为省麻烦,他有时一下要买一大张。当时平信邮资是8分,一大张是50小张,4块钱。有时帮人投递时时间短,卖不完,就等下一次。

  大概是文革前期,有一次他又帮人投递,那个投递员因老婆生孩子,要回去半个月,楚天奇上班第一天就想到自己手中的邮票不多了,就到营业室又买了一大张。楚天奇买后没细看,装在硬夹儿里就下了乡。

  不想第二天,邮所头头问他昨日买的邮票在哪里,要他立即退还,交给上级销毁,问原因,原来那邮票上印的是一张中国地图,起名为《祖国山河一片红》,因台湾没“红”,去掉或添上都属严重的政治错误。

  楚天奇没经过这种事儿,很有点慌,说已经卖过了6张,有4张已贴在了信上,在车兜儿里,另两张被杜村一个小青年买走了,不知他何时寄信。

  邮所所长说贴在信封上的可以用水湿一湿,轻轻揭下来,换成别的,另两张要赶快追回来。楚天奇一听更紧张,摸黑赶到杜村,不想那个小青年不在家,去了项城,直等到午夜,也没见回,只好回来如实汇报。邮所所长说明天吧,明天送信时一定要追回。

  第二天楚天奇领了班之后,先去了杜村,过去他的线路是回来时走杜村,今天情况紧急,就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不料赶到杜村那青年家一问,那小伙子说只剩一张了,另一张已经寄去,并说昨天去项城办事,顺便将信投进了县局邮筒里。

  楚天奇一听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他知道信已投进邮筒就不能随便要回了,万般无奈,他只有将小青年剩下的那枚退了回来。他原准备晚上回去交给所长,不想那所长去县城开会去了,而且是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至少一个礼拜,楚天奇心想那就等吧,等所长回来再交为最好。

  可是,令楚天奇想不到的是,那个所长学习班未结束后被调到局里当邮政股副股长了,所里又换了个新所长。这时,赶巧楚天奇的顶班时间也到了,也就是说,楚天奇又要丢掉自行车回生产队劳动了。更令他烦恼的是,新来的所长比较阴,每见到楚天奇来帮忙,总用警惕的眼光看他,看得楚天奇心中发毛,便再不好意思去邮所帮忙了。

  人不在人前晃,关系就会慢慢生疏。挨着邮所的一个姓赵的小伙子趁虚而入,与那个新所长拉得很近。再有顶班之差,自然也就轮不到楚天奇了。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那张《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就没了上交的机会,“赖”在了楚天奇的手中。

  这里本来隐藏着一笔不小的财富,多年后,会像他的名字一样出现天大的奇迹。只可惜,楚天奇未能守住。1974年,国家修焦枝铁路,楚天奇被抽了民工,一去三年,等回来后,那枚邮票早已被家人弄得不知所踪了。

  几十年过后,当《祖国山河一片红》被炒到天价的时候,楚天奇一家曾大动干戈在家中细找了5天,仍是一无所获。为此,小镇上的知情人无不为之惋惜,楚天奇更是懊悔不迭,打妻子骂儿女,闹了许多天,差点儿神经了。

周村的老支书周水泊已年过古稀,身板还硬朗。他当过几十年支书,虽然早就不干了,但村里人还习惯称他为老支书。就连现任的支书、村长也都很尊敬他,见面总称是老领导。周水泊明知是众人应付他,但每每听到心中还是热乎乎的。周水泊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早年在县城化肥厂当工人,眼下早已下岗,在街上摆鞋摊子,也能顾得住。二儿子是自己混出来的,上过大专,进了政府部门,现在县文化局当股长。文化部门穷,又没权力,两口子只能靠工资生活。二儿媳过去在剧团里唱花旦,模样儿没得说,只是不安分,名声不太好。二儿子几次要与她离婚,最后都被周水泊劝下了,说为了孩子,就别顾门风了。听说老二最近有可能要提为副局长,周家人不得不承认这全是他老婆的功劳!三儿子比较弱,前几年周水泊托人让他当兵,去年复员。外出打工一年也没领到工钱,两口子为此还生了一场大气,差点儿散伙各奔东西。

  这几年,村西头的周殿喜发了。周殿喜在省城当包工头,主修地下管道,村里许多人跟着他打工,他从不拖欠工钱。跟着他的人一年能挣好几千元,这数目虽不惊人,但眼下在乡间也算可观了。由此,周殿喜在村中的威信也就越来越高。

  周水泊的三儿子叫周小龙,会开汽车。但现在司机成群,有技术也用不上,只好跟人干粗活。周小龙想跟周殿喜打工,可知道父亲当政时得罪过周殿喜,一直不好意思开口。他老婆桂梅就为此与他生气,嫌他太老闷,说你爹得罪过他你又没有,连这个胆都没有还闯荡个啥?与丈夫吵过架之后,桂梅就去找周殿喜的老婆商量。周殿喜的老婆没当面拒绝,但也是一副为难状。她说现在全世界经济危机,不少厂子都停业,城里的活也不是太多。原有的人马已经超员,现在正愁减谁不减谁呢。你想想,都是一个村里的,减谁得罪谁,难办呐!桂梅知道这一半是真一半是推迟,回到家就央求老公爹去找周殿喜说说情。

  周水泊为此很犯难,当年身为支书,不但没帮过周殿喜的忙,还为他设过不少绊子。有一年周殿喜去新疆当盲流,回来后周水泊还组织人斗他一场。虽然事情过去已久,周殿喜肯定不会忘记。再说,当年堂堂的村支书,万事都是别人求他,他从不求别人。而现在却要低三下四地求一个包工头,感情上有点磨不过来!若不去求周殿喜,儿媳妇不愿意,还说当初人家求你就不难为情,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人嘛,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咱不胜人家了,就别再摆过去的支书架子!话说到这一步,算是把周水泊逼到了崖上没了退路。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走一趟。让他没想到的是,桂梅还要他拎着礼去,说眼下办事没有空手的。人家当年来找咱办事,若不带礼品我婆婆就不让办。你想空手套白狼,人家肯定不乐意,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你给打发了。周水泊想想也有点儿道理,当年自己在任时,每去找书记乡长办事,不也要带礼品吗?咱现在是平头百姓,支书的光环早已丧失殆尽,光靠老脸不行了,中不中就厚着脸皮试一家伙吧!

  周水泊思想一通,买了礼品,等到天黑,便拎着去了周殿喜家。

  周殿喜家在村西第三家,一座三层小楼,院墙很高,瓷墙镶的门楼,上些年是村中第一户。眼下大伙都可以了,周家的四邻都盖了楼房,就少了过去的威风。只是别家虽有楼却没车,周殿喜的桑塔纳在门前一停,就平添了不少气势。

  周水泊一走进周殿喜家,周殿喜显得惊慌又失措。他万没想到老支书会拎着礼来为儿子求情,而且并不是像过去那种当兵当工人上大学的人生大事,而只是为了随他进城掏苦力。他说不清这个社会是怎么了,人为了金钱丢了不少尊严,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令周水泊料想不到的是,周殿喜失措之余,脸上呈现出受宠若惊的表情,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让妻子取出最好的香烟和饮料,又亲自泡上等龙井茶。尴尬之后,显出了轻松,他目光复杂地望了望老支书,长叹一声说道:“大叔,论说我不该如此待你,为什么?你我心中都明白!可你今天之举,让我太失望!你大概不知道,你既是我的仇人也是我心中的神!你执政几十年,对我是又卡又压,我当不成兵上不成学,连外出混饭吃回来也要挨批斗,这仇我至今没忘!可你万万想不到,没有你当年对我的欺负,我决不会有今天。是你强加给我的磨难一步步坚定了我出人头地的决心!我痛苦我挣扎我奋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看看我周殿喜日后一定胜过你!可以说,这目的几年前就已经达到了,可我每想起你总觉得自己仍没达到预期的目标。我每天都在盼着你在我面前仍拿出高傲的威严,仍然瞧不起我,给我力量,让我干得更好。可今天,你却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来求我,真让我失望!我的仇神从此倒塌,我复仇的信心一落千丈。大叔,你不该来呀!”

  周水泊万没料到周殿喜会说出这等话,说不清他是奚落是讥讽还是在出压在心中几十年的那口恶气,但从他的话语中多少也能听出,他在出恶气之余讲的也是实言!周水泊开始真有点儿如坐针毡,可听出话音之后心中就少了某种愧疚,脸上也慢慢聚起当支书时的威严来,很重地看了看激动的周殿喜,好一时才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求你?!”

  周殿喜怔了一下,茫然地问:“你来不是为小龙兄弟随我打工的事儿?”

  周水泊居高临下地望着周殿喜,说道:“你全错了!这几年你帮助村人,让他们挣了不少钱,我是代表组织来感谢你!望你继续努力,不要骄傲,嗯!”言毕,扭脸走了。

  周殿喜听了这几句话,如坠五里雾中,许久也没反应过来……

老方叫方国同,回民,住西街清真寺旁边。老方个子高,背有点儿弓,眼睛很大,鼻梁很高,留满须,一看就是个回族。老方卖羊肉不是坐摊儿,是走街串巷的那种。他不挑担,也不擓篮,而是推肉车子。肉车子就像土牛,独轮,半人高,后面有两条腿,也有两个车把。车厢是平的,周围有一拃高的护板,上面刻着具有民族特色的花纹。护板也是波浪形的,漆了颜色,很艳,车厢靠车把的那头儿,有个长方形的小木箱,是盛钱用的。车前头,有一根竖起的粗铁丝。上面挂了“清真”的木牌,一面还有回文,下面是红布条儿,潲成了白色,质地也薄了不少,一动就飘飘荡荡。  

  老方主要是卖热羊肉,肉出锅,时间多是下午两点以后。因为生肉是中午下锅,等熟肉出锅正好是下午二点左右。乡下的饭,二点半。那时候正是农村午饭时间,也是卖肉的最佳时机。老方将羊头杂碎集中在一个盆内,用很白的麻布盖了,再将熟羊肉放在另一个大盆里,也用热湿麻布盖了,这才推车沿街吆喝。一般情况下,老方的路线是固定的,大多是先去北街,从北街口拐到卫生院,然后再从卫生院到东街,一路高吆。老客户一般都守时,对老方的声音也熟悉。吃老方热羊肉的多是镇上的小生意人。生意人一赚钱,嘴就馋,知道老方的热羊肉又烂又香又卫生,就单等他路过门口时买一些。老方的叫声很高昂,是嘎巴脆的那种,短粗有力,而且只喊这么一句:“热羊肉,热羊肉!刚出锅的热羊肉!”在过去的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这声音是极其馋人的。

  到了冬天,老方的肉车子上还卖一种垛子肉。所谓垛子肉,就是把十几只整羊的肉煮熟之后,趁热垛在一起,用绳索捆了,压成一个大坨子,长方形的,有几十斤重。这种肉可以凉调,下酒最好。谁家来了客人,要摆出几个小菜,这种垛子肉在当时算是其中最高档的一个。

  老方的肉铺子在十字街一角,一间门面房,两扇门,后面有个很小的院子,也是一间房那么大。肉锅支的很高,锅台很宽厚———宽厚的目的是便于放肉放盆什么的。煤灶是大口的,下面的渣洞很深,可以用铁锨大锨大锨地掏炉渣。老方每天早晨赶集买活羊,买了当下就宰。因为是回民,宰羊时要请阿訇。阿訇宰羊很潇洒,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执刀。宰羊户将羊按牢了,扳过羊头,阿訇口中念念有词,一刀下去了事,剩下的工作全由宰羊者来处理。很早的时候,镇收购站里收羊皮。羊皮分头等二等三等。为赚钱,老方买羊时很注意羊皮的尺寸和毛皮的质量,因为羊皮能卖上好价钱,赚头就大。老方剥羊皮时很小心,开皮之后,一般不用刀,全手拳头搋。老方搋羊皮的样子很凶,多是口咬带血的尖刀,一手朝外拽着剥下羊皮,一手在羊皮与肉之间使劲搋。

  肉铺的后院很乱,因为宰羊、剥羊、倒脏都在那个小天地里,所以就显得脏、乱、差。好在剥好的羊不放在那里,而是挂在铺子里的肉架子上。老方煮的热羊肉好吃,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热剥热下锅。老方技术娴熟,一般剥一只羊用不了10分钟。就是说,10分钟前还在“咩咩”叫的活羊转眼间就下到肉锅里了。老方完成任务后,剩下的活计就由他的妻子去完成。老方的妻子姓李,也是镇上人,娘家也是回民,从小对煺羊头、倒脏、洗下水都十分熟练。几个羊的下水她一个擓到颍河里,在河里洗干净后再回到铺子里下肉锅。那时候,肉锅早己沸腾,老方已站在肉锅前开始用小铁抓翻肉了。

  每天熟肉出锅时,老方总要挑最大的羊心留一个,专放在盆底,谁也不卖,专给北街一个寡妇留着。

  北街的寡妇姓宋,叫宋蕊。其丈夫因病早逝,撇下一个女儿叫小荷。小荷长到五岁时,发现嘴唇儿和手指肚儿有些发紫色,通过检查,方知是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当时的中国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大医院能动手术。手术费和住院费很昂贵。而且听说还必须提前一年挂号,有时两年还排不上号。宋蕊家穷,自然治不起。后来不知从何处听到一个偏法,说是吃心补心,所以宋蕊就给女儿买心吃。猪心太大,买不起,只好买羊心。开初,她都是在老方的羊肉锅前等。后来老方就不让她跑了,说肉车子推到你家门口时,我喊一声,你出来取就是了。

  再后来,老方看宋蕊家困难,就不再收她的钱。这本来是件善事,不料却给老方招来了非议。有人说,老方为何平白无故给寡妇送羊心?送羊心肯定是别有用心!还有人说,这叫以“心”换心,老方送去热羊心,宋蕊肯定会给他一颗心!老方听到这些蜚言,并不放在心上,每天照给小荷送羊心。可是,偏方能治大病在小荷身上却没出现奇迹,尽管她每天吃一个羊心,但病情却不见减轻。听医生说,小荷的病为“房缺”,就是心脏没长好必须动手术补一补。这下让宋蕊犯了难,为给女儿治病,她决定高价出嫁,谁若能拿出钱来治好小荷的病,她就不论年龄大小,和他成亲。

  可是,那年月,有钱人极少。大家估算了一下,小荷的病至少需要一万元。而一万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不少单身汉想娶宋蕊,可惜没有钱,所以,宋蕊的决定传出去许久,也没人来应婚。

  老方觉得宋蕊母女可怜,就背着妻子,偷偷将攒下的三千元钱给了宋蕊。宋蕊很是感动,对老方说:“老方哥,这让我如何感激您呢?我没什么能报答,只有一个女人身,你若要我就给您!”老方一听这话,半天没吭,许久了才说:“要说不喜欢你,那是假话,但我帮你全是为着孩子,决没有别的意思!你千万别往别处想。你若一想,怕是脏了这钱哩!”宋蕊一听,更是觉得老方的人格高尚,“扑嗵”给老方跪了下去,连磕了几个头,惊得老方不知所措,急忙扶起宋蕊,说:“你这是干啥?舍不得,舍不得的!”

  由老方的三千元垫底,宋蕊将身价降到七千。赶巧此时从新疆农场回来一个老转兵,虽然年过半百,但手中攒有一万多元钱,经人撮合,娶了宋蕊。

  宋蕊婚后,向丈夫说了老方的恩德。老转兵也很感动,当下取出三千元钱,夫妻俩一同到老方的羊肉铺,将钱还给了老方。

  这本来是件好事情,可老方的老婆却起了疑心。为什么老方背着自己给寡妇送钱?平白无故图个啥?老方的老婆越想越觉得内中有问题,就和老方大闹了一场,直闹得满镇风雨。老方呢,又没办法证明自己只是好心助人,有苦说不出,最后只好承认和宋蕊有染,并向老婆保证,日后永不再犯。看丈夫真的承认了,老方的老婆也没了主意,又闷别了几天,事情就平息了下去。

  众人都说,果真老方尝了腥儿,就说他不会白帮人的!

  好在那时候宋蕊母女已随那个老转兵去了新疆,“男女关系”中缺了女方,事情就显得寡淡无味。众人论一阵子,渐渐就没了兴趣,每天只盼着老方的热羊肉早点儿出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