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李妍巧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那时我在北师大读大三，喜欢读点文学作品，于是选修了几门中文系的课。在挤挤攘攘的梯形大教室里，我通常坐在前几排，李妍巧每次看见我，就坐到我旁边。她个子不高，却背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沉甸甸地坠在背后，走起路来雄纠纠气昂昂的，脚步轻快得很。
“请问我可以坐你旁边吗？”第一次见到我时，她彬彬有礼地问我。我看不出她究竟多大岁数，也猜不出她的身份，只觉得她和蔼可亲，便邀请她坐下来，和她攀谈起来。我才知道，她是新加坡公派出国的某中学教师，教中文，专门来进修汉语文学。她很好客，经常邀请我到她所住的外国留学生公寓闲聊。
“叶子，你一定要信耶稣。以前我也不信，但在我最痛苦的时候耶稣救了我，我才有了活下来的勇气。”她喜欢在公寓的公共厨房里做点简单的食物，烤比萨饼或做咖喱饭，一边端上来，一边游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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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冲是个面黄肌瘦的农村孩子，看上去安静且驯服，骨子里却非常倔。
他父母均属打工一族，收入仅够维持生活开销，但俩人都勤劳、忠厚，期盼儿子学有所成，将来能免受打工之苦，也就是能靠读书读出头来，在事业或机关单位找份稳定的工作。然而勇冲不领情，从前泡电视，现在泡电脑，就像一根朽木，任父母如何差遣，就是纹丝不动。
有好几次父亲因他不完成作业，大为光火，好几天不搭理他。父亲说别叫他爸爸，他就果真不叫他，也不跟他讲话，经母亲不断劝解，他才又叫起“爸爸”来；又有好几次，母亲因呵斥他去写作业、复习功课，他照样沉浸在游戏之中充耳不闻，把母亲气得眼泪扑簌簌地掉。
勇冲有时会因母亲落泪而反省，躺在床上痛苦一顿，并立志学习，但坚持不了三五天，他的努力就到头了。
深秋的阳光照在盘盘绕绕回环曲折的山路上，寒意被驱散了，空气渐渐暖和起来，一点点透出热来。大人小孩的腿越抬越沉重，步伐越来越小，一旦立定，便生了根似的，拔不出来了。
梅子落在最后，像棵蔫了的小树，松懈地插在山壁下，口中嘀咕道：“走不动了……真的走不动了……”
妈妈和姨妈手挽着手，两人沿着山路内侧艰难跋涉，忽然听得梅子腔调不对，立即掉头往回走，拥到她跟前。
姨妈摸摸梅子湿漉漉的头发，和蔼地说：“咱们不是约好了吗？把摩托车停在山脚下的汪前村，然后一口气向上，谁先到山顶谁第一！你看秀秀已经把咱们甩掉了，她多拐了几个弯去了！加把劲儿超过她，别让她得了第一！”
傍晚放了学，梅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往家走，书包跟着她一上一下地跳跃着，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
“喂，梅子！”路边一个卖海蛎的老妇人叫住了她。老人包着头巾，戴着手套，边撬海蛎壳儿边抬眼望她，“帮阿婆个忙好吗？你奶奶心肠真好，每次挑地瓜、地瓜叶来卖，总是给我留些儿。她人心好，周边人没有不说她好的，天天卖点自己种的小东小西，还给这个那个少算三角五角的。这点海蛎子你给她捎回去，晚上煎了给你吃！”说着，递给梅子一个盛了些新鲜海蛎的白塑料袋（显得卫生），又觉得不妥（白色包装送人不吉利），拿个了红袋子套上了。
梅子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接。
老阿婆不耐烦起来，催道：“快拿走，没看我忙着呢。”
梅子受了责怪，心里委屈起来，只好提着袋子回家了。
晚上八点多，七岁半的梅子牵着妈妈的手，一道下楼散步去。
金秋十月，道路两旁唤作“盆架子”的绿化树正值花期，伞状的茂密枝叶间满是团团簇簇的绿色小花，一阵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隐隐的花香。
“好香啊！”梅子惊叫道，“妈妈，把我抱到围墙上去，我想近点闻！”
妈妈把梅子托到小区围墙顶上。梅子踮起脚，凑近花蕊一闻，一股浓烈刺鼻的气味直入鼻腔，带着淡淡的辛辣味儿，简直叫她头晕目眩。
“是臭的——真受不了！快放我下来。”梅子急着避开那盆架子的花丛，正如她急着去亲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