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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乡长叫郑直,是个老颍河,从一般干部“熬”到乡长的位置,不容易,无论谁来当书记,皆离不开他。他对全乡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各个村的干部更是熟悉,有不少村支书就是他一手培养的,所以干什么事他都能一呼百应。可郑直乡长极懂得自己应在什么位置,一般他不“呼”。乡长幽默,张口就是歇后语,并说自己生来就是当一把手的材料,因为他姓郑(正)。郑乡长说他能在颍河稳坐十多年的乡长宝座,凭三条:一是不搞阴谋不篡权;二是拼命工作不犯重大错误;三是心平和,对谁都凭心口这一块。所以乡长的群众威信高。又因为他岁数过了提拔的线,干工作不越位,书记们也不防他,所以谁当书记都把他当牛使唤。

  更重要的一项是郑直的几个儿子很厉害。大儿子在地区行署工作,前前后后跟着专员下乡走动,很是走红。据说已混到副处,用郑乡长的话说放任下来当个县长是小孩儿的鸡巴,拎起来就能尿。二儿子在县委组织部当副部长,下饭店吃酒席已有人掏钱签字了。三儿子办了个私人脱水厂,生意好得空前,腰缠百万元了。郑直对部下说:“我小儿子有钱,避免我犯贪污罪;我大儿二儿有权,间接满足了我当官的欲望,所以我的心很静,再没别的什么奢望。当然,人没奢望是自欺欺人,比如我也想讨个小老婆,养个二奶什么的,只是咱们是党员,不能犯纪律,又加上上了年岁,虽然有贼胆也有贼心,可惜他娘的‘贼’不中了!这叫老母猪满街跑,想养汉已过了浪时候!”

  老郑有钱,在县城里也置了一处阔宅,盖了两层小楼,全是瓷砖镶面。盖好之后,先让二儿子住了进去。他和老伴仍住在镇上,镇上的房子是乡政府里盖的。原来的时候,郑直家在颍河边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当了乡长之后,才将全家搬进镇子里。这一搬不当紧,几个孩子都有条件从“重点学校”到“重点学校”,全出息了。某些时候老郑能知足,大多是为着这一条。树挪死人挪活,孟母三选邻居,影响很厉害。不是共产党,不是自己当乡长,咋会有这等福分?

  可以说,作为一个基层干部,郑直已经很优秀,所以荣誉也就跟着来了。什么“优秀党员”、“人民公仆”什么的都像光环一样绕在了他的头上。只是老郑不在乎这些,有好事儿总是朝外推,不想他越谦让别人越给他,于是就形成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人有了名声,往往会把名声看得很重。可老郑不,依旧我行我素,该咋还咋。这样一弄,反倒威信更高。其实郑直乡长平常也没什么别的嗜好,只是个大烟瘾。他一天至少是四盒烟,若是有别人帮忙,那就更不好计算。郑直的口号是“三不吸”:吃饭时不吸,睡着了不吸,死了不吸。一般情况下,只要早晨他从床上坐起来,烟已叼在了嘴上。半夜出来小解,必须先点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卧床瘾、蹲厕瘾、午夜瘾……半夜睡得正浓,突然醒了,必是烟瘾饿的。有一天老郑不想吃饭,从早上点支烟,接着吸着,到晚上睡觉时只丢了一个烟头,据说是突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然,在老郑还未当乡长的时候,由于工资有限,又要养家糊口,瘾大也不敢潇洒,一天限定两包,而且只吸劣质烟。自从当了乡长,烟瘾放开了,品位也提了上去。过去郑直抽烟不认烟,只要冒烟就能抽。当了乡长之后,烟瘾也娇贵起来,除去硬盒红塔山,别的什么烟一抽就头晕。硬盒红塔山每盒十二元,老郑一天抽四盒,就是五十元。一月一千五,一年一万八,郑直同志当了十五年乡长,合起来光抽烟一项已近三十万元!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谁也不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儿。可不知怎么回事儿,这话几传几不传就传到了郑直耳朵里。老郑先是怔然,然后是赅然,接着愤然,在室内来回地踱步,大骂人心不古:哪有这样给领导干部算隐形账的,搞“四清运动”吗?如果用这等算账方式,如果再加上陪酒席外出差日常用品报销什么的哪里还会有好人?哪位领导顶得算?像我这等清白干革命竟也遭非议老子没黑没白地干为个啥?我没贪过没占过没嫖过没赌过,不就是每天抽几盒烟吗?老子不抽了,看你们还咬卵不咬?

  虽然骂得狗血喷头,但都是他背地一个人骂的,没人听得见。郑直毕竟受党教育多年,冷静下来之后就决定戒烟。他说不能因为抽烟让人说三道四,影响自己辛苦一生挣来的“形象”。老郑不是一般人,说戒烟就戒了。当然,老郑戒烟是极其痛苦的,只是这痛苦他从不向外人显露,初戒的那几天,他几乎整夜睡不着觉,在屋里来回“走柳”,一副要疯的样子。老伴可怜他,劝他不要戒了,但老郑有毅力,还是撑了过来。

  老郑能戒烟,几乎没人相信,老郑说只要我能戒烟这世上就没有弄不成的事儿!妈妈的我没黑没白地干连个烟都不能抽,咱都得廉政。接着,他在常委会上提出廉政十不准:不准用公款吃喝,不准用公款买烟……廉政是上级提倡的没有人敢反对。只是过去条款定的不少,没执行过。这一回乡长来硬的了,提出要当“苦行僧”革命者,你不支持也得支持。乡长一支笔,是财神,他手头一紧你肯定潇洒不得。这以后,颍河乡果然“清白”起来,无论上级哪个来,没有招待烟也没招待酒,吃喝全是你自己的。一开初,县上来人觉得挺新鲜,还有人专程跑来写报道。不久,就很少有人愿意来颍河检查工作了。虽然那一年老郑为乡里省下五十万元的招待费,但颍河乡在县上的年底总成绩排名却下降了二十位。

  有知情人说,老郑为报复性廉政,肯定长不了!

  果然,第二年换届时,郑直就被“差额”掉了。

陈耳东的酒量“海”,到底能饮多些,他自己亦说不清。自诩酒仙,于是,叫开了。

  酒仙的老爹曾在白家酒馆内当过相公,后来又到我们镇酒厂里当师傅。他从不喝兑水的酒,均是摘“酒头”,接一马勺,“咕咚咕咚”喝了。他们全家都住在厂子里,皆海量。酒仙在娘肚子里就深受酒的熏陶——犹如音乐家母体培育乐感一般,五岁饮酒,八岁划拳,可谓童子功了。他也醉,为“熟醉”,醉而不迷,照喝。

  十八岁那年,酒仙入了伍,去了东北。

  珍宝岛战役那阵子,酒仙已成了老兵。打仗前,部队开斋让战士们畅饮,比酒量。因为在冰天雪地里打仗,没烈酒“烤里火”是要削弱战斗力的。酒仙喝到底没醉,便被挑去参加战斗。仗打结束,他立了个三等功。后来入了党。后来提了干,后来结了婚,后来有了孩子。不幸的是:儿子低能——据传李白的儿子也是呆子,他极懊丧,决心戒酒,并执意要“打”回老家去。于是,再后来他便转业回到了我们镇上。

  我们那个镇原是公社所在地,后来变成了乡。酒仙就在乡政府里当文化干事。部队里有“瞎参谋乱干事”之说,地方上也一样。平常无事可干,他就随大溜儿搞中心。人家开会他开会,人家下乡他下乡,默默无闻,无闻也便默默,眨眼儿过了几年,没升也没降,仍是干事。

  这几年里,酒仙没端过一盅酒,

  有一次,文化局局长下乡来检查文化站工作,乡政府照例款待。因为局长来了,乡第一把手理应作陪。酒仙挂牌文化干事,自然是分内事。酒喝到热闹处,彬彬之礼开始淡化。文化局同车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位剧团唱黑头出身的股长,海量,与乡书记做了对手,乡书记年近五十,刚调来不久,只有三盅礼节性的“门面”酒量,自然喝不得。怎奈那黑头股长逼得紧,书记推脱不掉又怕失礼,显得窘。酒仙见书记为难,禁不住接过喝了。”黑头股长大为扫兴,悻悻地说:“陈干事刚才声称滴酒不沾,这却怎讲?”酒仙心想,今日既然为书记开戒,不如讲个义气,一保到底。心思一定,他朝黑头股长笑笑,接着自斟自饮一气喝了十二个罚酒,问道:“放不放?”黑头股长见他打“埋伏”硬硬地说:“再喝六个!”酒仙又喝了六个,然后伸出手来,对那黑头股长说:“跟你学几个?”

  黑头股长正愁没对手,见陈干事自投罗网,气消大半,顿来精神,口中“失礼”没落音,连胳膊带手早已伸出了界。

  酒仙是主人,开初连让三局。那黑头股长越发不把酒仙放在眼里,吆喝之声震耳,如同包公要铡陈世美。酒仙再不客气,与那股长大战百十回合,直喝得那黑头言语打结了,自己才“哗哗”倒出一茶缸酒来,一气喝光,笑道:“老兄海量!”

  这一下,乡书记像发现了新大陆,不顾客人在场,竟一把拉过酒仙坐在自己身旁,连连地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过没多久,酒仙便担任了乡党委秘书。秘书虽与干事平级,但权力实在多了。以后的日子里,那书记每次陪客,总要酒仙坐在自己身旁。酒仙戒酒不成,只得场场称雄。有酒仙在,书记再不怯阵。

  有一日闲来无事,书记叫过酒仙,关了房门,取出一瓶名酒,笑道:“犒劳犒劳你!先讲好,我喝茶你喝酒,咱来几个!不准让!”

  酒仙笑道:“你是不是想学划拳?”

  书记只笑不语,坐下来,斟了酒,倒了茶,伸出了左手。酒仙见书记是“左撇子”,也伸出了左手。搭手叫开,没想酒仙连连失利。书记笑问:“换手吧?”酒仙见书记左右开弓,颇有点儿羞怒,但不便表现在眉眼里,硬硬地伸出了右手。

  两人又用右手划了十八拳,酒仙竟失利十六枚。他这才惊诧万分,呆呆地望,像丢失了什么。书记只是矜持地笑。

  酒仙又忽地伸出了手。书记用左手应他的右手,而且手不离胸前,似弹钢琴。酒仙用尽了浑身解数,一直占不了上风,最后只得败下阵来,连连地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酒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记住我这句语!”书记站起,感叹,长出一口气,最后在室内踱步。目光沉浸在岁月里,旁若无人……好一时,目光收拢,对酒仙说:“你的枚还算可以,只是不够老辣!尤其变化过多,不是稳操胜券的大家风度!手、眼、心、口,四位融一体。心管口,眼管手,做到:手变口不变,口变手不变,诱敌深入,见机取胜!”

  这通话,惊诧得酒仙张圆了嘴巴。从小至今,他多是凭肚内能装不怯阵而取胜,从未总结出什么理论,更没用理论指导过实践!今日小巫见大巫,自愧不如。颇有草头王被招安之羞。从感性到理性,眼界开阔了,心中亮堂了。顿觉升华了一个不小的高度。

  “你以前一定海量?”酒仙禁不住发问。他突然间觉得书记变陌生了,似一团雾。

  “你也不用瞎猜!”书记笑道,“你可要替我保密喽!若论酒量嘛,你眼下能帮我一大群。咱不说这些了,只是顺便告你一声,县长知道了你,我怕留不住哩!”

  ……果然,没出半月工夫,调令下达,任命陈耳东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为给酒仙饯行,乡政府按例摆了宴席。

  五桌席面也算丰盛,插甬对空摆满了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虽与乡书记平级,但名声要高一些。酒仙在乡里多年不掌权。与众人也合得来。大伙不薄情,纷纷前来贺喜,乡书记主持宴会,讲了几句“水小养不住大鱼”之类的淡话,接着,便开盅了。

  众人都晓酒仙量“海”,但都摸不透他到底能装多些,上下一串通,皆要求他打两个通关,一关替书记,一关是他自己的。

  想起书记的恩德,酒仙激动了,拔盏举杯,一饮而尽,亮盅一周说:“打!”

  全体鼓掌。

  五桌近四十人,每人两局,相当于八十局。酒仙不怯阵,要求一遍过,没轮到的地方先“自相矛盾”着。于是,酒场沸腾了!

  喝到天昏地暗时光,酒仙胜利地打完了两个通关。接下来,众人开始敬酒话别,一拨儿走了,又一拨儿来了。刚欲平息,不想又从乡下回来几位“打晕鸡”的,又战。

  谁也说不清酒仙喝了多些酒。

  酒仙醉了。为“熟醉”,照喝。

  撑不住的溜回了住室,倒头睡去了。剩下几位“棘手”角色,团团围着酒仙,直直闹腾到十二点。停电了,方才罢休。

  酒仙有个癖好,大酒后要散步!等大伙都睡熟了,他才摸回寝室,先撒了一泡巨尿,方开门进屋。浑身发热,便扒光了衣裤,用凉水擦了脸,躺在床上小休。口渴,想喝一杯水,摸不到茶瓶,便掏出火柴点蜡烛。“嚓”地划着了,没想那火突地燃成了一条火蛇,直直钻进他的内脏,然后又忽地从口、鼻中喷了出来。他惊慌失措,知道这是自我焚烧,忙端起脸盆朝头上浇,不济事。他急急跑出房门,想奔向伙房后的蓄水池。没料火光封了眼,视不清,喊不出,双目里只有一片昏蓝……

  他困难地摸着了院中的一棵泡桐,站稳了,顿觉周身都在向外蹿火……

  每一个毛孔里都向外冒着火光,蓝蓝的火苗儿在他周围跳跃、飞舞。他成了一个晶莹的透明体,犹如大卫雕塑。

  火光映亮了天,映亮了地,映亮了乡政府……瓦蓝,瓦蓝,似仙境。

  夜,静极了。

老军官姓张,叫张景池,年轻时曾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团长,人称“老军官”。

  老军官当团长全靠战场立功,身上有多处伤疤,手腕上至今还留有子弹头儿。为护身上的伤疤,他一年四季穿着整齐,从不脱光脊梁穿裤头儿。只是有一只手残废了,没法掩盖。那只残手像鸡爪子般,胳膊也不能伸直,整天挎着。当年就因为这只手,他被提前退役,回到了颍河镇。那一年,他刚满三十岁。据说离开部队那天,冯玉祥还专为他摆了宴席,临走又送了他一幅亲笔题词,上写“退役光荣”四个大字。冯善魏碑体,字体粗大,一看就是军人手笔。张景池回来后,曾将“退役光荣”四字镶在玻璃框内炫耀,后来不知怎么就不见了。

  老军官的妻子是西安人,据说是位商人的女儿。当初老军官退役时,老丈人曾几次劝他留在西安,他却坚持要回河南老家。万般无奈,妻子只得随他。

  老军官的老伴姓桂,叫桂馥馨,上过洋学,会英文。据说老军官当初带她回到镇上时,轰动了几条街。桂馥馨身穿旗袍,烫发,手提坤包,足蹬高跟皮鞋,在麻石街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肥硕的屁股透出优美的弧线,让镇人津津乐道了许多年。只是等我记事“认”得她时,她已年过半百,头有华发了。不过言谈举止仍保留着大家闺秀的气质。论辈分,我应该喊她桂大娘。几十年了,她仍是乡音不改,说“我”为“鹅”,喊“娃儿”为“凹儿”。我有个乳名叫“海娃儿”,经她一喊,竟“洋气”了不少。

  老军官虽然当过团长,却没多大学问,有不少字他只认得却不会写,所以也能看公文签电文。有时候往家写信,多由夫人代笔。桂馥馨会写一手娟秀的小楷,而且是竖排,用宣纸,淡淡的长方格儿,写出来很有艺术性。年轻时候,桂夫人还爱照相,她们家有一本很厚的影集,内有他们夫妻的结婚照、桂夫人的学生照,掀开看,就像看电影似的,很引人。

  只可惜,桂馥馨不生育。

  由于桂大娘不生育,她很喜欢小孩儿。小时候,我们常去她家玩。有什么好吃的,桂大娘不小气,总是拿出来让我们吃。记得桂大娘最拿手的是蒸枣糕,又甜又粘,很好吃。每逢过节,她总要制一些送给邻家,说是陕西特产,尝个鲜。桂大娘最爱认干儿子,看谁家的小孩儿可爱,就缠着人家结为干亲家。人家一答应,她就买个小搪瓷碗儿和一个小勺儿,然后再撕一块布料送过去。那个被要的孩子就很亲热地喊她“娘”。据说当初桂大娘也曾要我做她的干儿子,我母亲倒没什么,只是我伯母不同意。我伯母说孩子不能随便给人当干儿子,至于什么原因,伯母没说透。后来来了文化大革命,张景池夫妇被拉上批斗台,她认的好多个干儿子都受了株连,连当兵都被“政审”掉了。直到那时,我们全家才悟出伯母的远见性。

  造反派为彻底斗垮桂馥馨这个资产阶级的“臭小姐”,便组织她认的干儿子们开她的批斗会,并说看谁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积极,与张景池和桂馥馨能彻底划清界线,明年就可有应征入伍的希望。那年月,农村青年除去当兵,别的没一点儿出路。桂馥馨认的几个干儿子为了自己的前程,便开始向桂老太太发起了攻击,他们将老太婆头发连血带肉拽下来不算,还用香火烧她的脸。老太婆终于抗不住,当天夜里就上了吊。

  桂老太太一死,张景池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污辱,他疯了一般抱着自己的妻子上了大街,要造反派们抵命。造反派们自然不吃他这一套,当下就开了他的批斗会,打得他皮开肉绽。这一下,算是惹了大祸,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残废的国民党团长还藏有一把手枪。当天夜里,他就将枪扒出,溜进造反司令部,一连打死了三个造反派,然后自杀身亡……

李怀素原是穷家女儿,十八岁那年被地主罗老俊纳为三姨太,土改的时候,新政府要求一夫一妻制,劝她与老地主离婚,她却不愿离开地主家,诉说了不少罗老俊对她的恩德,最后才吐出她不愿走的原因是一直暗恋着大少爷。罗家大少爷叫罗淮,自幼在陈州读书,后来参加了革命,一走十多年不进家。当时的工作队长是个女的,听说李怀素不愿与老地主分开,便亲自去劝说。

  罗家大院在镇北街,在镇里虽比不过雷、马二家,但也有上百亩好地,街上有几桩生意,所以宅院也不算小。当时罗家人还未被赶出庄院,李怀素住在二进院的西厢房里。女队长走进去的时候,李怀素正坐在床沿处愣神。女工作队长望了她一眼,问:“听说你要死心塌地跟着老地主?”李怀素抬起头来,对女队长说:“我已向刚才来的人说了,和老头子离婚我是巴不得,只是我不愿离开这个家!”

女队长沉默片刻,长叹一声说:“你是在等罗淮吗?”李怀素低下了脑袋。女队长来回踱了几步,最后从兜儿里掏出一块佩玉说:“你认得这个吗?”李怀素一见佩玉,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奇怪地问:“这是大少爷随身带的玉佩,怎么到了你手里?”这时候,女队长早已变了脸色,沉痛地说:“实不相瞒,我就是罗淮的爱人!”李怀素一下站了起来,着急地问:“他人呢?他在哪儿?”女队长双目噙满了泪水,好一时才说:“他早已牺牲了!”李怀素如傻了一般,许久许久,突然疯了般抱住那女队长,痛哭不已……

  从此,李怀素便开始独立生活,不少人提亲说媒,她都不愿再嫁。贫农团给她两间临街房子,她开了个烟酒店,专卖烟酒茶鸡蛋什么的,也算自食其力。那个女队长后来当了县长,又与一个专员结了婚。李怀素就从心中把自己当成了罗淮的妻子,每逢清明节,她都要去烈士陵园为罗淮扫墓。这本来无可厚非,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又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个人又决定不了个人的命运。李怀素虽没了与罗淮结婚的权力,但并没人剥夺她爱的权力。不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人将她这种畸形的爱给抖露了出来,造反派们一听立刻上纲上线,这不是以乱伦污蔑革命烈士吗?就将她拉出来游街示众,说她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几个平常想打她主意没得逞的男人借机发泄不满,将她的秀发一缕一缕地拽下来,最后干脆给她剃了光头,并将老地主罗老俊也拉上台陪斗。那一年罗老俊已年近八旬,造反派指着李怀素问他说,这是你的老婆还是你的儿媳?罗老俊说她曾经当过我的三姨太,与我儿子没什么关系。造反派又问他说你的这个三姨太当初勾引过革命烈士没有?罗老俊说三姨太老实本份,不会干那种事儿。造反派哪里肯依,就用皮带打罗老俊。李怀素看罗老俊岁数大了,顶不住打,急忙上前护住了他。这一下,更激怒了造反派,一下将他们二人捆在了一起游街示众。李怀素受不了这种污辱,当天夜里就投了颍河。

  不过也算她命不该死,当她投到颍河后,被夜间打鱼的一个渔民救了上来。那渔民姓祝,叫祝三,是镇东祝庄人。祝庄离镇子三里路,也靠河。祝三母子二人,靠打鱼为生。他常赶颍河镇的集,自然认得李怀素。他急忙将李怀素抱回家中,又灌姜汤又掐人中,将其救了下来。李怀素醒来之后,非死不可。祝三的母亲就耐心劝说,要她先隐藏一段时间再说。从此,李怀素便在祝三家住了下来。

  当时知情人都认为李怀素要报答祝三的救命之恩与其结婚,不料等风头一过,李怀素又回到了镇上。她仍然住在那两间临街房里,很少出门。几年以后,基督教又开始复苏,李怀素就信了耶稣,常去祝庄小教堂里守礼拜。而礼拜堂的头儿正是祝三。据说祝三的母亲就是个老基督教徒,当初劝说李怀素,用的就是她偷藏的蓝皮《圣经》。她说是主拯救了迷途的羔羊,所以李怀素才能坚持活了下来。

  前些天家乡来人,问起李怀素的情况,来人说李怀素已年逾八旬,但活得很精神。她现在是镇上教会里的传道女,每天与教友聚会,连饭也不用做了。但每逢清明节,她仍坚持去烈士陵园给罗淮扫墓。

  镇上人都说,一个人被人爱到这份儿上,罗淮值得!

大洋马是个女人,姓胡,只因为长得人高马大,活脱个外国洋女人,所以镇人都喊她大洋马。

  "大洋马"这个绰号除去用来形容她是个高大的女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那就是说她裤腰带松,谁想骑就能骑的意思。据说大洋马的母亲就是个不规矩的女人。我们那地方称这种女人为“半掩门子”,意思就是每天夜里半掩着门,单等男人过去。由于上梁不正,大洋马十五岁就跟本村一个做生意的开始了鬼混,不小心肚子大了,就匆匆忙忙嫁了人。

  大洋马的丈夫姓毛,叫毛希彬,是个很老实的搬运工人。那时候颍河还通航,从蚌埠到漯河的船只来往不断,陈州城里的木材、煤、毛竹什么的多是从这里转运。由于搬运队忙,毛希彬天不明就走,天大黑方回,这就给了大洋马不少可乘之机。

  毛希彬家住在镇西街,当时镇西街有个山峡会馆,解放后打了神胎,办成了小学校。大洋马家就在学校东边,两间门面房面朝大街,而且全是黑色的"铺达子门"。我们每天上不学都要路过她家门口,常看见她坐在门口奶孩子。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大洋马的奶子很白很大,闪烁着一片耀眼的光芒。我们那地方对女人的乳房称呼有好几种,小孩儿吃奶也叫吃妈,吃包儿什么的。有一次一个乡下卖桃的汉子在大洋马家门前卖桃子,一边吆喝“大白桃大白桃”,一边偷看大洋马的白奶子,不想看着看着潜意识占了上风,吆喝出来的词儿也随着潜意识变了味儿:“大白桃,大白桃!谁吃大白包儿!”大洋马一听乐了,向那卖桃的招手说:“用大白包儿换大白桃咋换?”那人一听来真的了,吓得慌忙携桃而逃了。

  那年月,是个饥饿的年代,为了养活几个孩子,大洋马往往为一斤香油或几个馍馍就能廉价将身许人。当然,与其相好的多是些有权有钱的人。这些人“骑”过大洋马之后,还要以此为炫耀,慢慢地,大洋马就臭名远扬了。

  大洋马的丈夫毛希彬因为太老实,管不住女人,光在心里生闷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住,竟自己缝了顶绿帽子戴在头上然后敲着锣到大街上自己游自己的街,一下轰动了颍河镇。造反派们为替"小人物"申冤,便拉出大洋马,脖子里挂了一嘟噜破鞋让其"亮相",然后又让其交待与她睡过觉的人,数字十分地令人震惊!这一次对大洋马的打击很大,她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镇上混了,便带着小女儿悄悄离开了颍河镇,把剩下的几个孩子全给老毛撇在了家里。毛希彬又当爹又当娘,记忙得焦头烂额,方悟出老婆除去与人睡觉的毛病外,竟还有许多自己不及的优点。他很后悔,对人说:"我真混!那又不是面,让人偷一瓢少一瓢!"接下来,他就携儿带女,拉着架子车,开始了漫长的寻妻生涯……

  上些年,还不时有大洋马的消息,有人说,大洋马去了宁夏石嘴山煤矿,包了个工棚,生意很红火;有人说,大洋马早已改邪归正,嫁了一个老干部,已安排了工作,还入了党;还有人说,大洋马现在在新疆,与一个俄罗斯的二毛子结了婚,正做着跨国生意……众说纷纭,没人去核实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只是老毛一直找不到妻子,神经了。他每天早早地起来,从西街到东街,只喊三个字:我真混!我真混!

  老毛到底混不混,没人去评说,只是由于他的呐喊,能使人想起出走多年的大洋马。大洋马虽然是一个很贱的女人,但很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贱",才在所有认识她的人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