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铁匠叫龙大海,很老实。铁匠手艺为祖传。据说龙家原在周家口开铺子,后来因什么事吃了官司才迁到小镇子里。龙家善打板锄,沾钢硬,用上十年八年不减边楞。庄稼人称其不“葫芦头”,就是说,一张板锄用到底仍有角有楞,易剔草。不像有的二流三流铁匠打的板锄,用不两年就变成了半圆型,锄草不净,剔草不利,很误事的。所以龙家的锄很受颍河两岸庄户人家的欢迎。

　　1958年,公社里成立了铁工厂,龙师傅第一批就被吸收了进来,而且上县里吃了“统筹粮”。换句话说,就是吃上县上的“商品粮”,也是供给制,与全民工差不多。这一下,龙家就成了小镇上的贵族阶层。

　　打铁是个重活计,不但工资高,月供粮也高,每月大概能吃到52斤。那年月国家干部每月只有29斤面粉,还是为国家节约一斤,实吃才28斤。而且28斤面还不全是白面,要有15%的粗粮搭配。龙师傅一家三口人,每月有52斤白面,又有50多元的工资补贴,小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公社里当干部,可我家的生活远不及龙家。我和龙师傅的独生儿子是同班同学,他家临街住,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龙家。龙师母很瘦,镶着金牙,说话沙嗓子。龙师母的瘦和沙嗓子是因为解放前她曾吸过鸦片。烟毒吸进了血液里,不但坏了嗓子,从此也难以吃胖了。但龙师母人很好,快人快语,尤其喜欢小孩儿(这当然与吸毒不能再生育有关),所以我们常去他家玩耍。

　　龙师傅的儿子叫龙林,老实,学习好,品性好,也追求进步,小学一直是我们的班主席。1963年考初中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并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到一中不但担任了班主席,而且还是全校的学生会主席。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肯定能被保送到名牌大学深造。只可惜,他却当了一辈子农民。

　　这些都是后话。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农家生活仍是苦不堪言,一年里很少见到白面。而龙家却顿顿都是大花卷儿,饭桌上的几个菜,不但有豆腐和豆芽儿,还常有炒鸡蛋和肉配的各种时令菜。喝的粥不是大米熬的,就是用绿豆熬的。有时我们上学早一些,就站在龙家门口等龙林。那时候他们正吃饭,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吃着花卷儿,就着香喷喷的豆腐、炒鸡蛋和炒肉菜,真让人眼馋。

　　由于家庭生活条件好,龙林穿的也比我们好。他的衣服多是公社机械服装部里田师傅做的,布好样式也新。记得龙林爱留小平头,虎头虎脑的。每到夏天,白色的衬衣束在腰间,胳膊上佩戴着“三道杠”的大队长标致,走在大街上能赢来不少眼光和赞词。我们几个穿着不整的调皮鬼跟在他后面简直成了他的陪衬,就像是一群丑小鸭跟着一只白天鹅,那画面至今想来,还有些自惭形秽。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们初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才毕业,被人称为“老三届”。上初中时,龙林虽然考上了县重点初中,在学校就入了团当了学生会主席,本来有把握被推荐上名牌大学的,皆由于大学不招生而破灭,和我们一样回乡当了农民。又因为龙林是独生子,龙师母为了龙家早日有后,很早就给儿子找下了媳妇结了婚。

　　那时候,乡间的计划生育只是宣传并没动真格的,龙林夫妇一连生了三个大胖小子。龙家虽然发户了,可由于龙林提前结婚,虽然自身条件不错,但推荐上大学、当兵招工全没了他的份儿。到了1979年恢复高考时,连考大学的资格也没有了。这一下,他自己也死了上进的心,先在队上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又子承父业,在家门口开了个打铁炉,将龙家打铁铺撑了起来。

　　由于他结婚生子早,四十岁那年就当了爷爷。大前年我回乡探亲,在北街口碰上了他。当时他正在路边打蜂窝煤。我仍喊他林哥,他抬头看我,老半天才认出我来。那时候他已一脸老相,身上脸上全是煤黑。

　　他认出了我后,很惊奇地笑了笑,对我何时回来的。我说你打煤啊?他说老头儿家不干这干啥。因为打铁的人整天被火烤着,流汗多,出力大,皮肤干燥枯黄。龙林打了十几年铁,形象很有些枯萎。望着面前的老同学,想起他年轻时的荣光,本该是前途无量的一个好青年,没想仍没有脱离掉一般人的人生轨迹,就禁不住暗叹了一声,很是替他惋惜。

　　龙林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笑了笑,对我说:“再过几年,你也该退休了吧?”我说是啊。他又问我退了休住城里还是回来?我说想回来过田园生活。他一听笑了,说:“和你们比,我只不过比你们提前一步达到了!”我一听,顿悟,方知他对人生看得很透。你觉得痛苦怎么的,其实他快活着哩!

　　后来方知那时候他已当了老太爷。三个儿子又各生了儿子,大儿子的儿子又生了儿子。龙家四世同堂。龙林年不过花甲,已儿孙绕膝,如果他拿这一点和我们相比,我们更是自愧不如!

　　只是说不清龙林的重孙子是不是又将要成为一代龙铁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