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短文都是在抗战中最后几年陆续写成的，在几个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因为都是谈文学，所以我把它们结集成为这个小册子。
文学是谈不尽的，坊间文学入门之类书籍实在太多。这类书籍没有多大用处，人人都知道。学文学第一件要事是多玩索名家作品，其次是自己多练习写作，如此才能亲自尝出甘苦，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到了这步，文学的修养就大体算成功了。如果不在这个上面做功夫，读完任何数量的讨论文学的书籍，也无济于事。
这个小册子说浅一点不能算是文学入门，说深一点不能算是文学理论。它有时也为初入门者说法，有时也牵涉到理论，但是主要的是我自己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文学是我的第一个嗜好，这二十多年以来，很少有日子我不看到它，想到它。这些短文就是随时看和随时想所得到的一点收获。在写它们的时候，我一不敢凭空乱构，二不敢道听途说，我想努力做到“切实”二字。在这一点，我希望这个小册子和坊间一般文学入门之类书籍微有不同。我愿与肯用心的爱好文学的读者们印证经验。
早在1946年，奥威尔就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作：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约莫五六岁光景，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大概17岁到24岁那几年，我曾试图打消这个念头，但同时深知这样做是在抹杀自己的秉赋，或早或晚，我是一定会安下心来埋头写作的。
我家有三个孩子，我排行老二，比老大小五岁，比老三大五岁，因此我和他们之间都有点隔膜，此外八岁之前我没怎么见过父亲。由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其它一些原因，我那时不怎么合群，岁数再大点时更是浑身讨嫌的怪癖，使得我在整个学生时代都不受欢迎。和任何一个孤僻的孩子一样，我终日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世界中，喋喋不休地与想象中的人物对话，因而，我想，我的文学梦从一开始就夹杂着这种被冷落的屈辱感，以及不被看重的挫折感。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才能，也能承受现实中的种种不快，我意识到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某个隐秘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我可以对日常生活中遭到的失败进行回击，直至反败为胜。不过，在整个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我全部的严肃作品——其实毋宁说是煞有介事地写下的东西，加起来也超不过半打纸。大约在四岁，或者五岁时，我就作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母亲替我把它听写下来。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那首诗是怎么写的了，只记得写的是一只老虎，它长着“椅子一样的牙齿”，这个比喻还算不赖，不过我有些疑心，我的处女作多半是布莱克那首《虎》的学步之作[译注1]。十一岁那年，战争爆发（1914-18战争[译注2]），我写了一首讴歌祖国的诗，在一份地方报纸上发表；两年后基钦纳[译注3]去世，我作的悼念诗再次被这家报纸刊载。之后几年，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乔治王时代风格的“自然派诗歌”，大多半途而废，能坚持写完的，也莫不是拙劣蹩脚之作。此外我还曾尝试写一部短篇小说，那是一场惨败的记录，不提也罢。以上就是我在那些年间一本正经地写在纸上的全部成果。
写作的艺术是比写作艺术的本身或写作技巧的艺术更广泛的。事实上，如果你能告诉一个希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第一步不要过分关心写作的技巧，叫他不要在这种肤浅的问题上空费工夫，劝他表露他的灵魂的深处，以冀创造一个为作家基础的真正的文学性格；如果你这样做，你对他将有很大的帮助。当那个基础的适当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格创造起来的时候，风格自然而然地成形了，而技巧的小问题便也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他对于修辞或文法的问题有点困惑不解，那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写得出好东西就得了。出版书籍的机关总有一些识业的阅稿人，他们便会去校正那些逗点、半支点、和分离不定法等等。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忽略了文学性格的修养，无论在文法或文艺的洗炼上用多少工夫，都不能使他成为作家。蒲丰（Buffon）说“风格就是人。”风格并不是一种写作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规程，甚至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装饰；风格不过是读者对于作家的心思的性质，他的深刻或肤浅，他的有见识或无见识，以及其他的质素如机智、幽默、尖刻的讽刺、同情的了解、亲切、理解的灵敏、惩挚的愤世嫉俗态度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精明、实用的常识，和对事物的一般态度等等的整个印象。世间并没有一本可以创造“幽默的技巧”，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的三小时课程”，或“实用常识规则十五条”和“感觉灵敏规则十一条”的手册，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日的朋友们的好意。我始终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我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1928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一份当时的权威《小说月报》上发表，顺利进入了文坛。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写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写作不过是发表意见，说话也同样是发表意见，不见得写文章就比说话难。古时候，纸张笔墨未经发明，名贵的记录与训诲，用漆写在竹简上，手续极其累赘麻烦，人们难得有书面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作风方面力求其简短含蓄，不许有一句废话。后来呢，有了纸，有了笔，可以一摇而就，废话就渐渐多了。到了现在，印刷事业发达，写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郑重出之。最近纸张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变化，执笔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