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日的朋友们的好意。我始终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我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1928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一份当时的权威《小说月报》上发表，顺利进入了文坛。
过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稿，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唯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作品能到手的就读，读了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40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许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唯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1929年到1948年这20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欺世盗名、欺骗读者的谎言。
在最初的20年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第二个20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都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也是这样，“四人帮”垮台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76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订了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做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是受了催眠术一样变得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的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我于是想起了1944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了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相互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地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资格活下去。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只要手里捏着笔，他可以写到死。只要有人读他的书，谁也不能强迫他搁笔。但是作家多年不写文章，他就会被读者忘记。……培养作家的是生活，养活作家的是读者，我始终是这样想。”——巴金语录之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