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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的身份就是知青,我真正的文化程度就是高小毕业,中学都没上过。

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凡·高。

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梵·高就是个病人,毕加索也没有大学文凭。当今中国,需要文凭,为了就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你就得拿个文凭。

受过小学教育而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太多了;受了大学教育而一事无成的人,也太多了。“学历”与“成就”应是正比,不是这样的。

儿时的陈丹青

真正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

真的美术史是什么,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

你一要肯定自己的感受,感受是很可贵的东西。画出动人的画,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技巧。我画的那个朝圣的小姑娘,那么苦、那么好看,但她自己却不知道——艺术就是这样,凭这一点点就打动人了。

偏爱、未知、骚动、半自觉、半生不熟,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

常识健全就是基础,素描不是基础,现在的素描教学是反常识的。什么都很重要,但你要说素描最重要,那就不对。一棵树,你能说哪根树枝,哪片树叶最重要吗?

我没有素描基础,不是照样画创作?中国传统绘画从来就不画素描,难道就是没基础了?想当年,我们一起画画的同学中,那些把大卫石膏像画得好得无与伦比的人,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

艺术家是天生的,学者也天生。“天生”的意思,不是指所谓“天才”,而是指他实在非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也拦他不住,于是一路做下来,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青年陈丹青

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我实在不忍享受“水浅”而“火不热”的生活,遂毅然出国,“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来了。我一回来,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适应么?习惯么?后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来又“受苦”。

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而敷衍的,我自己也是如此。而我所见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情极度投入、认真、死心眼儿、有韧性,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也。同人家比,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要说踏实老实的憨人,中国不是没有,只是少,例外,吃亏,混不开。

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

真率是很高的要求。真率也是品德。

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是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很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真实。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

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一点不关心中国学生的英语如何。我看见大家的中文一塌糊涂。我们千千万万的“好萝卜”如今是英语也不好,中文也不好。

大学教育与就业

07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

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

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

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

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

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

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

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

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

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

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

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

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

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

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

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

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记得多年前初次与申荷永老师相见,就听申荷永老师说他经常会问各国心理专家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生病,治愈的因素何在?或许这是个在目前科学还无法给出标准答案的问题。在申老师的描述中,各类专家对此的答复也是各有千秋而无一标准。在后来的课堂以及各种讲座的场合里申老师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

一开始我对此问题毫无反应,也不觉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的知识面得到了扩展,之前获取的知识也得到纵深发展。中国文化与心理分析似乎以它特有的功力在梳理着人性的脉络,也梳理着我的思路。渐渐的我才开始理解这个问题的深度。

一直以来人们对病症的理解大多归因于外界,或者说只有极少数病例被认可源自内心。

一些案例

记得听过一个案例,一个中学女生借口不上体育课,谎称自己肚子痛,多次得逞之后,发展成真实的腹痛,但经医院诊断无任何病理性原因,自己也很苦恼,其实她成功的催眠了自己。再如周瑜在赤壁大战来临前的染病、林黛玉终其一生的郁郁寡欢都被人们认为是心的原因。此类事件因为凤毛麟角而被人津津乐道。其实心因性的躯体化事件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只是人们的意识太强大了,而无法识别。

女儿已经十岁了,在同龄孩子中间明显比较瘦小。从小到大也是感冒、发烧、咳嗽轮番拜访。但真正让我烦恼还不是这些,而是她不爱吃饭。每每吃饭时间,她总是苦着脸坐在饭桌前,端着碗可以花去很长时间而不吃一口。如果你问她想吃什么,绝对无一例外,肯定每次摇头。吃得少吸收就少,抵抗力不足、体弱多病是必然结果。在她外婆家里,女儿是孙子辈中第一个,因而深得大家喜欢,尤其是她外婆。可这种喜欢日后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愉悦,相反带来的是苦恼,这种喜欢也成为孩子成长最大的障碍。

她外婆是个比较强势的人,习惯于在家里掌控一切。由于自己当年在大家庭中充当着大管家的角色,已经习惯于照顾掌握所有人的生活细节,几十年下来,已炉火纯青。当自己成家为母,自然而然就掌控了子女的一切,当然外婆本人对此并没有客观认识。

外公是个老好人,在家里没什么发言权。孩子母亲也完全在外婆的掌握之中。她退休在家也无事可做,正好紧盯这个外孙女。当时,我还很庆幸家里有老人可以分担我们照顾孩子的压力。随着女儿厌食问题日益严重,我觉得需要作出改变了,因为我还是比较享受抚养孩子的点点滴滴。但很无奈,原本我们该做的事已经全都被外婆剥夺了。

开始只是女儿对饭菜表现出难以下咽,大家也都没太在意,在吃饭的时候她外婆照旧不断催促,不断施压,当然这些也无济于事,孩子仍然一副苦脸。后来我发现她外婆有一种做法:每天从幼儿园接回女儿之后,就立即给她吃蛋糕或零食。而这些东西女儿会乐于接受,但过不多久就到了晚饭时间,孩子当然不饿,于是就不想吃饭。

这样一来,外婆就开始着急了,在饭桌上总是当着孩子和大家的面说这孩子脾胃不好、有问题、一定要去医院看看,诸如此类的话。当我发现有吃零食这一环节的时候,就开始特别注意孩子吃饭的情况,发现晚餐总是那么难对付。我建议外婆接孩子回家后不要给她其它吃的东西,直接等着吃晚饭。在零星的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外婆又重蹈覆辙。外婆更听不进其它人的话,而且自称小孩子只有她带得最好。

孩子由于经常感冒,于是经常上医院,经常吃药,一吃药胃口就不好,于是外婆又带孩子去医院找开胃的药。一连串的药物调理下来,往往半个月就过去了。这样的规律也一直伴随着孩子。我建议外婆象感冒发烧这样的小问题能不去医院最好别去,能少吃药最好别吃。而她外婆的回应是:你不懂!

有一次带女儿去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的沙盘室玩,女儿认真地摆弄着沙具。我和朋友一边聊着天,一边目睹了这样一幕:孩子拿起沙盘当中的几个动物,凡是张着嘴的,一个个往嘴里灌沙子。由于只是让孩子玩玩,我们并未对此有什么讨论。

后来一天跟朋友谈起女儿体弱的问题时,这位朋友问我,你的孩子是不是在吃饭方面有什么压力?通过一番交流,我才意识到,沙盘中所展现的,显然是孩子对吃,对胃口的感觉,她一直承受着吃的压迫。她的无意识想把这些压迫排除出去,她非常渴望自己承受的压力转嫁到别的事物上去。于是在沙盘中一一得到了展示。

每当孩子在饭桌上不想吃饭的时候,外婆会关切地问她想点吃别的什么,当然她回答还是摇头。米饭炒菜不喜欢吃,就给她煮面条,或者煮水饺,总之逼着她选一项。然后孩子总是苦着脸吃一点,然后剩下一大半不了了之。这是一种常态。

后来,我和孩子单独在家时,我觉得需要做些其它的尝试:午饭时间到了,我不吃,也不问她要不要吃,她也没有任何反应。我就陪着她玩,一直不提吃饭这回事儿。

往往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她才觉得饿了,开始找我要吃的。我很高兴,我觉得这是她自然状况 下提出自己的需要。再往后我便如法炮制,每次只有我和女儿在家的时候,我们就尽情玩,直到她喊饿为止。有过这么几次之后,我感觉她之所以不爱吃饭,并非胃口问题,也不是身体不好,而是我们没有尊重她机体自然的调节。

在想明白这些问题之后,我也做了些调整。我们两人在家的时候,我也按时让她吃饭,只是在量上不做任何要求,不给她任何压力,由她自己决定吃多少,吃饭的时候也不谈论有关吃的一切话题,基本上都说些她乐意的话题。这种状况下她也能吃饭,但还是吃得很少,基本和平常饭桌上的量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吃饭时的氛围是轻松的,是愉快的。而不是平常一样被人催促着吃饭。

再后来,我选择一些味道较重的食物给她,比如红烧的、卤味的结果她比较喜欢。这种时候,我感觉她完全是正常的。其实她外婆一家的饭菜永远是清淡口胃的典范,家里没有重的调味品,也不烧重口胃的菜。她外婆一直以来在用自己的方式喂养孩子,从不顾及孩子真正的需要。

至此我相信,孩子本身并没有问题。也不需要药物的调理,但在抚养的交锋当中,我们无法抵抗来自外婆的进攻。女儿其实不仅仅在抵抗吃饭的压力,也在抵抗外婆的性格压力,更具体些就是吃饭时言语的压力。她已经无法再接纳更多进入身体的信息,无论是吃的,或是话语。或许因为如此,无意识才会以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让胃部难受,拒绝进食,拒绝接纳。

由此,我想到另一方面的佐证,孩子的母亲和小姨两姐妹一直都有胃病。有时症状还不轻,严重的时候会有呕吐的现象。而外婆自己和外公却没有胃病,也不存在遗传的问题。一家人吃的饭菜也是出于同一人之手,而奇怪的是两个孩子却有着同样严重的胃病。这更让我感觉孩子的外婆当年在抚养自己两个孩子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和态度。或许没有外在干预的力量,久而久之,躯体化和病症就成为无意识唯一的表达。

当年我也是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的。其实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每到吃饭时间,就成了孩子外婆发表议论的时候,其它人的话题基本上不能成为主旋律。而她在谈论孩子的病症、身体状态时,也毫不回避,导致孩子从小就吃着饭,听着自己的毛病长大。对此,她本人并没有多少意识和警醒,相反她一直自称她很懂得照顾孩子,别人的做法都不对。后代们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一直被她牢牢压制着。

每当吃饭时间,她开始将一些不良的信息和态度浇灌给孩子,孩子又无力与她抗衡,从而以躯体化的形式表达抗议。

记得申荷永老师说,病症很聪明。

的确,病症始终在调和人的意识与无意识。当人的意识过份强大的时候,无意识会以病症的方式提醒意识:你需要做出调整了。

如果你无视病症的提醒,很可能招致更严重的后果。相信大多数人面对症状,还是希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中医对病症的理解会从深层次出发,会去寻找病症的根源。唯有源头的活水,才能使池水清澈。

其实多年来,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解决孩子身体症状的良药,就是切断外婆的掌控。然而很无奈,这是一个无法实施的药方。靠孩子母亲也无济于事,因为她本身就和孩子具有同样的症状。

胃其实一直在无意识层面做无声的抵抗,希望可以回归自然,达到和谐平衡。而某些意识却终始在扰乱这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