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之约,去他家议事。这是我第一次上他家去。朋友住在城南一幢别墅里。别墅是为有私车的人准备的,因此与世俗的闹市区总保持一段距离。我没有私车,只得乘公交车去。下车之后,要到朋友的别墅,若步行,紧走慢赶,至少也要40分钟。眼看离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我顺手招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朋友体谅我的窘迫,事先在电话中告知:若坐三轮,只需3元。为保险起见,我上车前还是问了价。“5元。”车夫说。我当然不会坐,可四周就只有这辆三轮车。车夫见我犹豫,开导我说:“总比坐出租合算吧,出租车起价就是6元呢。”这个账我当然会算,可5元再加1元,就是3元的2倍,这个账我同样会算。我举目张望,希望再有一辆三轮车来。车夫说:“上来吧,就收你3元。”这样,我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

     车夫一面蹬车,一面以柔和的语气对我说:“我要5元其实没多收你的。”我说:“人家已经告诉我,只要3元呢。”他说,那是因为你下公交车下错了地方,如果在前一个站,就只收3元。随后,他立即补充道:“当然我还是收你3元,已经说好的价,就不会变。我是说,你以后来这里,就在前一站下车。”他说得这般诚恳,话语里透着关切,使我情不自禁地看了看他,他穿着这座城市经营人力三轮车的人统一的马甲,剪得齐齐整整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至少有55岁的年纪。

     车行一小段路程,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上好的公路,车身却微微颠簸,不像坐其他人的三轮车那么平稳,而且,车轮不是滑行向前,而是向前一冲,片刻的停顿之后,再向前一冲。我正觉得奇怪,突然发现蹬车的人只有一条腿!

     我猛然间觉得很不是滋味,眼光直直地瞪着他的断腿,瞪着悬在空中前后摇摆的那截黄黄的裤管。我觉得我很不人道,甚至卑鄙。我的喉咙有些发干,心胸里被一种奇怪的惆怅甚至悲凉的情绪纠缠着,笼罩着。我想对他说:“不要再蹬了,我走路去。”我当然会一分不少地给他钱,可我又生怕被他误解,同时,我也怕自己的做法显得矫情,玷污了一种圣洁的东西。

     前面是一带缓坡,我说:“这里不好骑,我下车,我们把车推过去。”他急忙制止:“没关系没关系,这点坡都骑不上去,我咋个挣生活啊?”言毕,快乐地笑了两声,身子便弓了起来,加快了蹬踏的频率。车子遇到坡度,便倔强地不肯前行,甚至有后退的趋势。他的独腿顽强地与后退的力量抗争着,车轮发出“吱吱”的尖叫,车身摇摇晃晃,极不情愿地向前扭动。我甚至觉得这车也是鄙夷我的!它是在痛恨我不怜惜它的主人,才这般固执的吗?车夫黝黑的后颈上高高绷起一股筋来,头使劲地向前耸,我想他的脸一定是紫红的,他被单簿的衣服包裹起来的肋骨,一定根根可数。他是在跟自己较劲,与命运抗争!

     坡总算爬上去了,车夫重浊地喘着气。不知怎么,我心里的惆怅和悲凉竟然了无影踪。

     待他喘息稍定,我说:“你真不容易啊!”

     他自豪地说:“这算啥呢!今年初,我一口气蹬过八十多里,而且带的是两个人!”

     我问怎么走那么远?

     他说:“有两个韩国人来成都,想坐人力车沿二环路走一趟,看看成都的风景。别人的车他们不坐,偏要坐我的车。他们一定以为我会半路出丑的,没想到,嘿,我这条独腿为咱们成都人争了气,为中国人争了气!”

     车夫又说:“下了车,那两个韩国人流了眼泪,说的什么话我不懂,但我想,他们一定不会说是孬种。”

     离别墅大门百十米远的距离,车夫突然刹了车。“你下来吧。”他说。我下了车,给他5元钱。

     他坚决不收,“讲好的价,怎么能变呢?你这叫我以后咋个在世上混啊?”

     我没勉强,收回了他找给的两元钱。

     我正要离去时,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本来应该把你送进门的,可那是一幢高级别墅,往别墅里去的人,至少应该坐出租车啊……我怕被你朋友看见……”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天生是不大流泪的人。

     朋友果然在大门边等我。他望着远去的车夫说:“你为什么不让他送拢,那些可恶的家伙总是骗一个是一个,你太老实了。”

     议完事,朋友留我吃饭,我坚决拒绝了。我徒步走过了那段没有公交车的路程。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两条腿这般亲近过,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两条腿这般有力过。

最近,将军总感到他的身后有个人站着,待他回头看时,这个人又无影无踪了。有这种感觉,是在将军离休以后。离休后的将军,在家侍花养鸟,闲下来时,就爱在逝去的往事中徜徉。将军喜欢仰靠在软椅上,闭目回想那些往事。将军想得最多的是他年轻时的事。那时的人,活得特坦诚,坦诚得就如一道简单的加减法—打仗+胜利=解放全中国。一想到打仗,将军的脑子里就闪现出千军万马,就听到了枪声和战场上的拼杀声。将军兴奋起来,忽地从软椅上站起,口中喊:“班长!”喊声未落,蓦地将军就又感到身后有个人站着;将军就急转身看,那个人又无影无踪了。将军骂:真他娘的怪!将军就又坐在软椅上。将军想起一件事。那时,将军还不是将军,将军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土。

一次,在执行任务中,遭到敌人的追捕。是苇子沟的张妈和她的儿子,把他掩藏在茅屋中的假间壁墙里,才免遭一难。他虽然免遭一难,但张妈的儿子却被敌人带走了。当时由于任务紧急,他未及等到张妈的儿子是死是活的消息,就匆忙赶回部队。全国解放后,将军给苇子沟的当地政府去信查询过张妈家的消息。政府给将军的回函是:查无此人。因此,将军现在也无法知道张妈和她的儿子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想到这儿,将军哭了。哭时,将军就又感到那个人又站在了他的身后。这次,将军没有转身去看。将军坐在那儿,手抵额头一阵沉思。

翌日,将军从银行取出自己几万元的存款,寄给了苇子沟政府的民政部门。

将军在汇款单附言栏内写道:“我忘不了在战争年代,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为解放全中国而做出的牺牲。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我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仅高出本科录取线3分。如果幸运垂青我,我会走进大学的校门,而一旦稍有闪失,我就会名落孙山。

  我的忐忑在逼人的暑热里不断发酵、膨胀,我开始失眠。接着,我的饭量迅速减少,一点胃口也没有。不久,我就瘦得皮包骨头了。

  父亲常年在外,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陪爸爸到乡下转转吧。”父亲说。

  我不大情愿,但又不愿让父亲失望。

  我们骑着车,穿过郊区,一直到了县城。

  父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总骑在我前面。后来,我们到了一条河边。说是河,水却枯了,裸露的河床是一片开阔的沙滩。对岸一片树林,蓊蓊郁郁的。父亲说:“咱们到那儿乘凉。”沙子被日头烤得炭一样烫,脚刚踏上去,就被烧得跳起来。

  我唏嘘着,下意识地调转车头。父亲说:“都大男子汉了,还那么娇气?”说着,顾自在前边深一脚浅一脚走,虽吃力,却沉稳。我无奈,只得跟随。脚上的感觉渐渐只剩下了热,后来,连热也没有了,只有麻木。半个小时后,父亲上了岸,我还有段距离。我不能不钦佩父亲。父亲向我招手,给我加油。我也上岸了,一霎间,我有点想哭。

  树林里的确是个好地方,荫凉很厚,而且有风,把疲惫一点点地舔了去。坐下来拿出双脚,才知父亲和我都有了轻微的灼伤。父亲说这算个什么呀,他小时候天天就这样光脚跑,一点事没有。但是父亲还是从附近掐了一些草,揉碎了,敷在我的脚上。过了会儿,父亲变戏法似地从沙子里扒出一个花生来。这是农民收割遗留下的,父亲说这么大的沙滩,再翻找一遍至少能装满一个麻袋。父亲剥开花生,露出粉白的仁,放进嘴里,轻轻一嚼,由于沙子的烘烤,竟格外的香甜。

  我们拣了截树枝,不停地在沙土里翻拣着,果真找到了不少花生,品尝了一顿天然的美味。

  父亲说:“现在感觉怎样?”

  我笑了笑。我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了。

  父亲说:“再难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休息了一阵后,父亲还未尽兴。我们骑上车,又启程了。

  这次,我们进了一片农民收摘后的果林。父亲说:“这树上肯定还有果子,你能给爸爸摘一个解解渴吗?”我点点头。我很快发现了一个果子,但长得很高。我不怕,脱下鞋子爬树。爬到了粗大的树杈上,再爬,树枝越来越细,心里面越来越虚。我不能再爬了,但我多想把果子摘下来。这时,父亲在下边叫我:“下来吃果子了。”我循声望去,父亲的手里竟托着好几个果子!我爬下树,心灰又自惭。父亲拍拍我的头:“长果子的树不止一棵啊,总有适合你摘的,人活着,怎么能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默然无语。

  第二天,父亲走了,我的心情却好了一些。我开始冷静地想一些事情,比如落榜后该怎么走,比如理想的院校未录取该怎么办。我有了思路,心中渐渐踏实了。

  一段日子后,父亲又回来了。父亲拎着网,说:“咱们去河里捉鱼吧。”父亲过去捉鱼捉得上瘾,只是这些年调往异地,少有闲暇,很少下河了。

  我们沿着过去经常捉鱼的河走着。该下网了,可父亲不下。父亲说:“走,往上游走。”这是我极熟悉的一条河,却又是我极陌生的一条河。人工的防护堤没了,花坛和草坪没了,代之以古朴的桑树、老槐,一人高的藤草,和愈来愈分不清路的小径。一股沟汊,两股沟汊……蜿蜒着,交汇起来。水清得像空气一样透明,螃蟹在临水的洞口和水中的石块上悠然地爬行……

  我有些沉醉了。

  父亲说:“多走几里路,不一样了吧?”

  我使劲点点头。

  忽然,父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一下子痴得手足无措: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幸运之神站在了我的身边!

  父亲说:“祝贺你,孩子!以后,还要走得再远一些,像这河,追求无止境啊。”

罗红卫老师今年五十二岁了,岁数是大了点,但并不妨碍和学生沟通。他拍着男孩子的肩膀说,嗨,小伙子,咱们来谈谈足球怎么样?和女生他会说,你觉得林心如和小燕子赵薇比较,谁的眼睛更大。

  当然,他的课学生就愿听。

  这样,赢得学生的尊重也就毫不为怪。

  教师节说来就来了。每到这一天,学生们就想给他贺一下,可是,一连几年的这一天,都见不到他的影子。他一大早就出去,直到很晚才回来,连校内的庆祝晚会都不参加。

  学生们都觉着奇怪。

  有人提议,跟着罗老师看看,他到底去哪里了。

  罗红卫老师的西服熨烫得十分笔挺,头发丝丝后抹,脸上的胡子刮得光光净净。在这样的节日穿这一身很合适。

  罗红卫老师步行出了校园。

  罗红卫老师走在教师节那天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罗红卫老师进了一个鲜花店。

  鲜花店?他进鲜花店干什么?学生们开始嘀咕,罗老师是不是要买鲜花送情人的?相视一笑,都面上红红的。怎么可以这样说老师呢?那还跟不跟?跟呀,你们有谁见过罗老师的爱人吗?没有。

  正说着,罗红卫老师出来了。

  罗红卫老师脸上手上各多了一件东西,脸上,是一副墨镜,手上是一束花。

  学生们就愣住了,半天,方说,酷啊!真酷!

  罗红卫老师坐上了出租车。

  学生们相视一眼,稍停顿,然后很果断,摆住另一辆。师傅,盯住前面那辆车!说完了,嘿嘿地乐。

  车子出了城区。

  车子跑在教师节那天郊外的小道上。

  车子停下来。罗红卫老师从车里走下来。罗红卫老师仰头看了一眼教师节那天的太阳。太阳很温柔地照着。罗红卫老师踩着很温柔的太阳光走进一方天地。

  学生们走近了,心里都是咯噔一声!

  那是这座城市的公墓!

  学生们立在那里不知该不该进,但后来还是决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学生们就悄然跟在罗红卫老师的身后。罗老师浑然不觉,罗老师是近视,何况,他现在正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

  罗红卫老师终于在一块墓碑前停住了。

  教师节那天的太阳蓦地一下并不温柔了,学生们心底里有股潮潮湿湿的东西开始像麦穗似地生长。

  罗红卫老师将花摆在碑前,倒退几步,立住,默默地,铜铸一般。过了约摸一个世纪或者一个朝代,罗红卫老师的腰开始缓缓地动,头低低地俯下来,俯下来。这个动作重复了三次,又立住,一动不动。

  教师节的阳光晦涩难懂。光与尘纠结起来,浮动起来,摇晃起来。

  学生们的嘴已张得很大了。

  突然,学生们的心底深处砰噔一声响!附近的一只鸟儿怪叫一声,直冲苍穹,云说聚就聚上来,天的远处轰轰隆隆地响着。

  罗红卫老师双膝跪倒了!

  罗红卫老师缓缓举起了他的双手,那双手的五根手指抖索着,抖索着。那是学生们熟悉的手指,上面有着粉笔的香味儿。此时,罗红卫老师正盯着那手指看着,好像那手指是怪物。

  许久,罗红卫老师把手指放下来,把自己变成一尊塑像。

  那尊塑像存在了也许有一万年,或许更长,长得让学生都坚持不住了。

  学生们决定要走,他们不敢去打断罗红卫老师的思维。学生们走到墓地管理人员的房子前停下来,那里面坐着一个精瘦如柴的老人。学生们决定问那位老人。学生们就问,那个墓地,是谁的?

  老人望着门外很远的地方。

  老人的话象是在讲述一段历史,三十多年前,有一场运动,那个躺在墓里面的人,被他的学生打死了。

  那人是罗老师的父亲?

  老人依旧盯了远处,那人他不姓罗,你瞧我这记性,他姓什么来着?但肯定不会姓罗,姓罗的是他的学生,就是每年都来的那个。

  学生们仍不很懂。

  学生们回到家里,问他们的父母,三十多年前,那场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家长们半天不语。

  学生们现在很为难,第二天见了罗老师,该不该对他说:教师节快乐!

搅拌机像一个巨大的蜗牛呼呼啦啦地旋转着,民工三元认真而自然地扳动着离合器,把黏糊糊的混凝土倒在了伙伴的小车里。

  三元已经彻底地喜欢上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一样的搅拌机,尽管搅拌机的声音尖厉刺耳,尽管搅拌机还常常会把星星点点的灰浆喷溅到三元黑红色的脸膛儿和敞开衣扣的肚皮上,三元还是觉得,搅拌机就像自家喂熟的大黄牛一样听话,让它吃料它就吃料,让它旋转它就旋转,让它停下它就停下。

  每天上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比伙伴们早到一会儿,看看搅拌机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给轴承和齿轮加些油什么的;每天下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晚走一会儿,冲刷一下搅拌机的里里外外,或者是紧一紧螺丝。三元越发觉得,搅拌机就是自家喂养的那头牛,你只要好好侍候它,它就听你的使唤,卖力地干活儿。

  搅拌机的左侧,有一根柳木柱子。说它是柱子,其实是不对的,春天工地开工的时候,大家安装搅拌机,随意插了一根柳木,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柳木的梢头居然抽出了几根枝条,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来,应该算是一棵柳树了吧。柳木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程离竣工还有120天。

  在黑板的最下端,还有一行用粉笔写的小字:离三元结婚还有30天。这行小字,除了三元之外,工地上的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看不清楚。这是三元的秘密,也是三元无法掩饰的幸福。看着这行字,三元常常会无端地发出嘿嘿的笑声,他觉得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像一根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自己的眼睛,映红了自己的脸膛儿,这样的时候,三元的心里也会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幸福。

  三元的对象名叫柳琴,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媒人给介绍的。有时候,三元使劲地想柳琴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三元的错。三元和柳琴,总共才见了三次面:头一回,是三元和柳琴相亲,第一眼,三元就相中了柳琴,他觉得柳琴好看,越是好看,三元越是不敢多看,好看在哪里,三元也说不上来。第二回,三元去柳琴家送彩礼,带去了一台大彩电和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记得当时柳琴说,这么多的衣服,啥时候才穿得完啊!三元直搓手,不知道说啥好。第三回,三元来城里打工,柳琴送他去车站,那天是正月十六,天冷得厉害,柳琴的手冻得通红,有几回,三元都想拉住柳琴的手,这样一是给她暖暖手,二就是俩人能牵牵手。三元只是这样想,却没有拉住柳琴的手,现在三元想起来多后悔呀,他真的想不出拉住柳琴的手是什么样的滋味,他想等结婚以后,天天都要拉住柳琴的手……

  工地的对面有一个超市,休息的时候,三元常到里面看看,三元看中了超市里的一条毛巾被,粉红色,带点儿暗花,上面有鸳鸯戏水的图案。三元不止一次地看那条毛巾被,他想柳琴会喜欢这条毛巾被吗,他想柳琴一定会喜欢的,想着想着三元的脸就红了。三元还想,城里的东西就是好,城里的东西也很贵,一条毛巾被二百多块钱,顶两只山羊呢,顶好几袋玉米呢。但是,三元还是拿定了主意,等到回家结婚的那一天,一定要带回这条毛巾被。

  工地上,每天都要用一袋又一袋的水泥,这些水泥,是三元一袋又一袋地从仓库搬到搅拌机前的,用过了水泥,三元就把一条又一条的水泥袋收藏起来,隔上三五天,就有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一次,三元计算着,到了临走的时候,卖水泥袋的钱差不多也能买一条毛巾被了。

  黑板下方的数字在三元的期盼中一天比一天变小了,三元结婚的日子也来临了。

  那天,三元怀揣着水泥袋换来的二百块钱,一阵风催着一阵雨似的朝对面的超市赶去,就要推开超市的玻璃门时,三元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三元看见,搅拌机还像蜗牛一样旋转着,伙伴们还像过年一样装着石子推着沙子;三元听见,搅拌机还呼呼啦啦地响着,伙伴们还嘿嘿呀呀地喊着号子……

  从超市走出来的时候,三元左手拎着一只烧鸡两只板鸭三条炸鱼,右手拎着四瓶高粱酒。其实,三元是在看到超市门前那个巨大的酒瓶才改变主意的,三元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他在想,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请兄弟们喝杯酒呢?

  那天晚上,高粱酒的香味在整个工地上荡漾着,伙伴们呼天喊地的猜枚声也响彻了整个工地,大家都说喜酒不醉人,实际上大家都喝醉了。喝醉了的伙伴们话就稠了,有人问三元你媳妇儿好看不好看,三元说好看,有人说三元你媳妇儿好看带过来让大伙儿也看看呀,三元说这回俺请了半个月的假,结婚后就把媳妇儿带到工地上来,让大家好好看两天……

  第二天,三元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乘上了火车。三元还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多了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三元更不知道,工地上黑板下面的那行小字,此刻已经变成了醒目的大字:离三元回工地还有1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