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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的文科高考状元出自北京四中。这让媒体着实头疼了一番,一帮媒体人在四中门外苦等……记者们调侃说,每年最害怕的就是状元出在四中,那意味着又将吃上闭门羹。是什么,让这所在全国都最负盛名的北京四中大门紧闭?是什么,让刘长铭校长一直如此低调?……我们还是从刘校长自己的话中来看看吧!

普通不等于不幸福

之前写的《请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篇文章,在网上广为转载。之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究其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因为触动了家长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我们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长在追求现实的目标时,给孩子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大部分家长无法接受孩子是个普通人,在他们眼中,成功甚至说成功学已经深入到信念之中。但我并不大相信成功学,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国的书市上很火,套用、复制别人的成功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其实,幸福就是成功,普通不等于平庸,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不是只顾享乐、追求平庸,而是让孩子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感受爱与被爱,体验到创造、创新带来的幸福感。

作为校长,我和家长交流很多。在我看来,过于急躁和焦虑是现今家长们的普遍心态,太害怕落后。其实你的孩子一点都不落后,这方面不行,那方面可能就比别的孩子强,但家长总看不到这些。

在我看来,这种焦虑和急躁是由于他们把现在的社会看得过于竞争化,社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每个人都可以开辟新的领域。中国人太喜欢把同一个性质的东西做比较。很多教育者为了高出一个百分点的升学率,失掉了老师的时间和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把生活窄化了,失去了很多幸福。

不让状元造成一些浮躁心态

社会上大部分家长和孩子都有名校情结,这和学校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学校的炒作可能造成社会的教育观出现偏差。我所在的四中从来不炒这个,也是出于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不希望因此造成一些浮躁心态。

记得我当老师时,有的班50个学生有40多个考上清华北大,但没有宣传这个,升学率真的不能表明教育的成功。学生当然希望能进好学校,但四中不会给孩子们定目标。

状元情结也是完全没有必要,一些名牌高校没必要对状元争来争去。高考状元最后未必是成功的。四中从来不挂文科、理科的状元条幅。考状元的学生主动谢绝媒体采访,我问过他们为什么,孩子说这没什么,就是运气好。我很欣赏孩子的这种大气。这些孩子心里能装下大事。

当然,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放弃高考而出国,过去总说高考是过独木桥,现在不是独木桥了,有很多桥、很多路,这是好事,说明经济水平提高了,也是选择多元化的表现。这是教育选择中的一种可喜的变化。

从事教育这么多年,我接触许多学生和学生家长,近年来我发现一些家长的名校情结和教育公平的追求越来越严重,但也有些家长心态越来越平和,开始考虑孩子的幸福问题。上什么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进取的精神和幸福的追求。

读哪个学校不如家长重要

我认为,现在的家长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学校教育上,而忽略了他们在孩子身边担负的角色,他们应该在人格和精神上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楷模。

有几次,我在MBA班上讲课,底下都是成功人士。一个事实是,他们现在的成功与当年上过的小学和中学没有任何的相关性。去年在南开中学,校方特意介绍了一个他们的校友,中科院数学所的院士,他没上过大学。我希望家长知道,上什么学、读哪所学校不能决定孩子的一生,而决定性的影响来自家长。

作为一个父亲,我也让孩子去上过奥数班,后来她到美国上学后告诉我,学校里真正数学好的都是美国人。中国孩子对问题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感觉,不如美国孩子。这是一种学习的能力差别,而非学校选择的差别。

我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和爱人都当老师,顾不上管她。我们也有孩子的升学压力,但没给她施压,没逼着她学什么,我们的教育更偏向于顺其自然。她现在在工作上很棒,在职场上是个令人欣赏的人。我想,这就是我和她妈妈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对她的影响。

而且,我认为不要把家庭教育过于艺术化、也不要过于技术化,就拿建立亲子关系来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出国旅游、探险,都是一些方式。但亲子之间的情感是在普通的生活中建立的,一起做饭收拾房间,这样建立的关系很真实,让孩子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哪有成天在海滩上你追我跑就能建立的,那都是电视上演的。

我看过一个日本做的调查,日本女孩子普遍不愿意嫁给有车有房、父母给准备好一切的男孩。家庭就像小鸟搭窝一样,衔点泥和枝叶,一点点靠唾沫黏合,有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建立家庭的辛苦,才会珍惜。亲子关系也是一样,不要以为父母给了孩子一切,他就会感恩。

成功与上不上重点学校无相关性

很多人在当父母前都会说“孩子健康成长就好”,一旦成为父母,可能更多的期待就来了,希望孩子更成功优秀。但我觉得,你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已经是个优秀的人了。没有很高学历的人也可以很优秀。

我有一次去美国, 登机口的检票员是个大胖子,帽子上的绳子都快挂不住他的脖子了,整个人看上去很滑稽,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骨子里透着幸福感。

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超市,我买东西问服务员一些问题。他满脸不高兴,把话含在嘴里说,我问了三遍都没听清他说啥。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工作能开心吗?人的生活态度特别重要。所以,我当校长以后,把“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写进了学生的培养目标中。

现在的培训机构很喜欢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当做宣传语,不知是何时造出来的一句话,真的是误了很多人。家长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怕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上哪有输赢?终点才论输赢呢。至于社会压力是否存在,要看你怎么理解,你非要处处竞争,能没有压力吗?

学校之间确实有差异,但我觉得北京教育资源均衡整体上不错。家长追逐学区房完全没有必要,过于盲目。我每次给别人上课都会现场做问卷调查,数据证明人后来的发展和你上不上重点小学、重点初中没有任何相关性。   

学区房热也来自于一些商业机构、学校的炒作,这种炒作破坏了教育的生态,老师、校长也是受害者,一天到晚追逐这些,教育者的生活、职业性都会受影响。

有刚搬来美国的家长问过我:感觉美国孩子一天在学校,真正上科学文化课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比起国内满满的课程,他们真是轻松多了,那么那些在学校的又不在真正上课的时间他们在学什么呢?

其实,在美国的学校,特别是幼儿园和小学,孩子会花大量的时间学习Social Skills(社交技巧)。而等孩子长大点,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些社交技巧的学习才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

一、协议规则的建立(Rules)

其实美国的老师更喜欢把这些规则称为:Essential Agreements(协议),因为这些协议不是我告诉你要怎么做,是我们共同商量,都同意要遵守的一种契约。

等协议确定后,孩子会在上面签字或者按手印,然后我们会一起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随时提醒大家。老师有时候会故意做出一些违反协议的行为,小朋友也会很积极地去纠正老师哦。

怎么引导孩子说出这些协议的内容呢?

我们举个例子,一套乐高玩具我们玩的时候的规则是什么? 我会问孩子这样一些问题引导他们,这套玩具我们几个人玩比较合适?

假设他们回答4个人,如果已经有4个人在玩,又有小朋友想要加入怎么办?

有两个人同时想要一块乐高怎么办?

玩的时候,我们是在一张桌子上还是在地上?为什么?

老师说乐高时间结束,你们要做什么?

二、分享的快乐

分享东西最大的矛盾往往是多个人同时想要同样的东西。这时候你可以教孩子一些方法,和刚刚提到的建立协议一样,你也可以问孩子怎么办。通常他们想出的办法会有这几种,

其实我也可以玩别的,我不介意先给别人玩,那我先让给别人;

我和别人同时都非常想玩,我们石头剪刀布猜拳决定:

我们之间谁先来的就先玩5分钟,然后交换。

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分享之后,我们会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讨论的是三方的感受—— 旁观者,分享的人,和被分享的人。

一般老师会作为旁观者先说自己的感受,比如:我看到你们轮流在玩这个东西,我看到你们都玩得很开心,没有吵架,最后的时候还一起玩了。我为你们骄傲。然后分享人和被分享的人也会说说自己的感受。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积极的,那他们下一次也会选择正确的做法。

三、合作的意义

我要吐槽下:

没合作过的学生的第一次合作真的是好难啊! 但是迎难而上才是真理啊~

整个教小朋友“合作”的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问题:

1)不同就是错误吗?

2)了解为什么要合作?

3)学会怎么合作?

1. 不同就是错误吗?

低年龄的小朋友总是觉得东西非黑即白,不是对的就是错的。所以当他们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只要别人说的和自己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觉得是“错的”。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问题开是锻炼他们的包容性思维,比如,我喜欢吃橘子,你不喜欢吃橘子。我没有错,你也没有错。就像这个问题一样,很多问题都是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鼓励小朋友先听,然后发表中肯的意见。

2. 那为什么要合作呢?

因为两个人的想法往往会比一个人的更精彩。有一个小游戏可以玩。

拿一张白纸,几个孩子不要商量,轮流往白纸上画东西他觉得可以跟前面联系上的东西。比如,第一个孩子画了一棵树,第二个孩子画了一只鸟,第三个孩子画了一条龙… 最后根据白纸上的画,大家一起来编一个故事。当然最后的故事往往是有趣而疯狂的,在孩子们哈哈大笑的同时,不要忘了提醒他们这个画和这个故事是大家合作才能想出来的哦~

3.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合作?

我们会用两种手势教孩子,

Combine your ideas

结合大家的想法。

Build on each other’s ideas

借鉴别人的想法并变得更好。

四、发泄的重要性

大人需不需要发泄?需要!

小朋友需不需要发泄?也需要!

大人可能可以控制自己发泄的时间地点,可对小朋友来说可能就难了。哭,生气,过于兴奋和激动,这些情绪都是分分钟可能发生在小朋友身上的。千万不要急于停止他们,孩子们也有权利和必要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啊。

在美国教室里(我们也推荐家长在自己家里)都会有一张Calm Down Chair(冷静椅子)。

在介绍这张椅子的时候要跟孩子讲清楚,这不是惩罚(很多孩子会担心这是惩罚),老师在需要发泄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些椅子。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即使老师没叫你去,你也可以自己去,只是在冷静椅子的旁边我们会放上一些工具帮助孩子冷静:

压力球

让孩子释放自己的情绪。

白纸和笔

写或者画出你的情绪。

毛绒玩具

如果你不想和人说话,可以试着先和不会说话的玩具聊一会。

不同时间的沙漏

当你冷静一些,自己决定还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回到正在进行的活动,一般有1到5分钟的选择。

当然,这些发泄工具都是共性的,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喜好添加或减少一些合适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等这段情绪过去后,一定要找时间跟孩子聊一聊刚刚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情绪。对孩子的情绪要表示理解,并帮他想一想下一次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怎样处理以避免这些负面情绪的产生。

唯金是命的背后,折射了什么心理?

今天是奥运会夺金日第一天,杜丽和庞伟没有拿到金牌,孙杨也没有,即便在国民素质已经大大提高,人民日报也报道唯金牌论时代已经去,但大部分媒体,依然用了“痛失金牌”来作为新闻标题,民众的热情也有微妙的挫败。

孙杨在新闻发布区痛哭,被万千荧光灯闪耀的时刻,我为他感到心疼。

这样的首金,只有在中国会被如此重视,西方体育人没有首金的概念,运动员把竞技场当成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尽人力听天命。

作家王旭说得好:“并不是说西方体育人没有国家概念,而是他们早已经走过了靠奥运会来赢得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阶段,以尊重每一个运动员自己的价值为根基,向外衍生体育的含义。”

不仅仅是对孙杨,任何一个报道里,金牌和银牌的待遇都是差距巨大的:金牌可以分房子、回小城市是市委书记夹道欢迎,而即便是银牌、铜牌的选手,往往在一条新闻后,无人问津。

我还记得李宁,当年汉城奥运会意外从吊环上摔下,回国只能走一条偏僻的通道,黯然落泪。

成王败寇,事态炎凉。

中国人这种一边倒的惋惜“痛失金牌”、对”首金”极度渴望的心理,折射的是什么?

对极端成功主义的渴望。

我们要求的不是卓越,而是唯一;我们要的不是优秀,而是最优秀;我们要的不是发光,而是要大大盖过他人的光。

第一才有价值,第二黯淡无光。在成与败之间,没有缓冲地带,向前一步是天堂,向后一步是深渊。

这种价值观让我想起,1892年,心理学家William James在自己的基础书籍《心理学原理》中这样写道。

 “有些人仅因为自己是世界第二的拳击选手或世界第二的划桨手而羞愧自杀。他即便击败了整个世界唯独一人无法超越,在他看来,也一文不值;他强迫自己打败那个人,只要一天屈居第二,他的世界便没有精彩。”

拿到金牌的人生,一定保证顺利和幸福吗?

在我心里,极端成功主义,是极度虚弱的表现。因为它否定了人长期的价值,而把一次得失,看做赌注一样的重要。

这是赌徒心理。

即便以奥运为例,很多拿到金牌的冠军得主,并没有过完美的一生,

  •  2006年,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自曝在一家公共浴室靠为人搓背赚取微薄的收入来为生时,举国震惊。当时她每月收入不足500元。

  • 昔日巴基斯坦英雄穆罕默德阿什克,代表国家参加1960年意大利奥运会和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被奉为民族英雄。

但当他退役后,好运随之结束,开过出租车和货车,在81岁高龄沦为了黄包车夫,每天拉黄包车的收入仅为409卢比(约人民币24元)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多样的,体制的缺陷,运动员本身教育结构的不完整、个体差异等等,但我想说的是,人生真正的成功从不是瞬间冲到顶峰,用尽所有的运气——独占鳌头的喜悦往往只有一瞬间,尔后的压力却会如江水般滔滔不绝地袭来。

当鲜花、掌声、鲜艳的红旗渐渐远离金牌得主后,才是人生的真相,才是故事的开始。

很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打个一个比方,她说,如果人生有5门功课,她不希望我是一门拿到100分,另一门拿到0分的孩子。她说,她更希望我,每门功课,都大概在80分左右。

她这么评价80分:“比刚及格的人要沾沾自喜一点,比一直在90分左右的人,压力小很多。”

我现在听懂了,我妈妈意思说,她希望我在事业、婚姻、友谊各方面,获得一个平衡,而平衡,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这同时也是“承认失去”的智慧,有时候,表面上,你是失去了一点点,但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其实得到了更多。

为什么我看不起极端成功主义?

第一,一个人的实际成就不如他的主观成就重要。你实际成功了吗,在不同评价体系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你对自己幸福感的判断,却最终决定了你人生的意义。

第二.得失从来不是看一朝一夕的事。人生是一个漫长起伏的过程,高潮和低谷交错,对极端成功的不执着,是长期稳定成功的最重要前提。

坐在边上鼓掌的人

我喜欢看奥运会,因为它从来不是达尔文丛林主义的野蛮竞争,它体现着全人民最美好的感情。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如今回忆起来,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是我们拿了多少金银铜的冷冰冰的数字吗?

印在我脑海中的美好场景是:男子举重105公斤以上级,德国选手马蒂亚斯•施泰纳夺冠后,把亡妻苏珊的照片和奥运金牌高高举起。铁汉柔情,这神圣的一幕,铭记爱情的伟大;

女子跳马银牌获得者丘索维金娜,为了让患有白血病的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27岁高龄付出,并把自己由单项选手,练成了全能选手。她说,儿子是我的全部勇气。虽然她拿了银牌,但她告诉我们,母爱可以迸发多么巨大的力量;

以及,当时,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战火升级的时刻,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奥运赛场上,10米气手枪决赛结束后,亚军俄罗斯名将帕杰林娜与铜牌得主格鲁吉亚的妮诺•萨卢克瓦泽在领奖台前主动相互拥抱,并送上“奥运之吻”——体育即和平。

……

这才是奥运的意义。

我们该怎么跟孩子解释竞争?

泛着人性光彩的感人光辉,才是体育持久的生命张力,而不是对极端主义成功的执着追求。

当我们说完这些后,我们的孩子可以更加从容地看待得失。

每当英雄跑过来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需要在路边鼓掌:孩子,妈妈完全允许你,当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写道:“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所以,我特别希望,当我们的孩子再长大一点,他们看到的新闻标题不再是,孙杨痛失金牌,而是恭喜孙杨,喜得银牌。

因为,当我们默认孙杨“痛失金牌”标题那一瞬间,我们的孩子,已经被极端成功主义绑架。

有一次去朋友家做客,他们家的小孩子在搭积木。

积木搭建的城市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在小孩子回身拿其它积木的时候,自己把搭好的高楼碰倒了。小朋友的表情也开始从积木倒塌时候的惊吓到成果毁坏之后的委屈,小嘴一撇,马上就要哭出来。

这时候,朋友却夸张地装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捶着地板:“嗷嗷嗷,怎么办啊,我儿子辛苦盖起来的大楼房倒了”。

我还没缓过神来,小朋友估计是习惯了,开始走到朋友身边安慰:爸爸,你别哭了,我再给你搭一个就好了。

朋友就这样,用他那“拙劣”演技,安抚了小朋友受伤的心灵。不禁感叹,有这样“逗比”的家长,孩子应该会很乐观,甚至像李宗盛唱的:“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吧。

毕竟,孩子乐观与否,跟自身的性格相关,更取决于家长生活中的点滴培养。 

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别为孩子的小事发火

“别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句英国谚语,类似于咱们这边的“覆水难收”。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是偏偏就是有些时候会忘记这些,为一些小事儿为难孩子,也为难自己,无形中错过了培养孩子乐观性格的机会。

我就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场景:

有个孩子在调吹泡泡的肥皂水,还加入了蛋清、蜂蜜、白糖等他认为可以增加粘性的东西。后来孩子一个不小心,把调好的水洒在身上了,衣服的胸前整个都是。

孩子的妈妈不仅没有安慰孩子,反而以一种看热闹的口吻说到:“我感觉你就要闯祸,弄身上了吧。谁天天给你洗得起衣服啊。”

孩子呆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后来孩子的爸爸看到了才过去把孩子领走,说着:没事儿没事儿,爸爸给你换件衣服。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小孩子闯起祸来更是家常便饭。但并非每件不如意都值得悲伤,对孩子闯的小祸动怒发火,更是于事无补。

他就是可能会打翻肥皂水,他就是可能会在家里某个地方乱涂乱画,他就是可能会偶尔调皮顶嘴。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这就是小孩子成长的方式,跌跌撞撞,又充满惊喜。他从制作肥皂水中掌握了有趣的小知识,他在信笔涂鸦中增强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的调皮顶嘴是他学会独立思考的第一步。

面对这些小事情,大人不过度斥责、不小题大做,给孩子一些理解和关爱,孩子也就自然明白了:哦,原来这都不是事儿。乐观的性格就在这种“不是事儿”的环境中养成了。

给家人一个微笑

给孩子一个榜样

有句话说:父母的心平气和是孩子成长最大的养分。家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意无意中已经通过自己的行为传输自己的人生价值,孩子对父母一定是有样学样。父母亲充满爱意的微笑,是给孩子乐观性格的重要基石。

俞敏洪说:“很难发现一个斤斤计较的家庭里面能够走出胸怀博大的孩子,我们很难在一个庸俗的家庭里面发现一个孩子有着高雅和清纯”。其实换成乐观也是一样的,很难发现一个充满矛盾甚至暴力的家庭里面能够走出阳光开朗的孩子,很难在一个压抑严肃的家庭里面发现一个孩子有足够多的热情和快乐。

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欣赏的关系。很多研究都表明,父母感情不和,他们的孩子也会显得忧郁。孩子虽然还不明白父母间的微妙关系,但是却可以敏感的警觉家庭氛围发生的变化。

所以,劝说各位家长们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更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其他亲人的不是之处。你用微笑来善待亲人,孩子就能学会用微笑善待他人。

情绪需要疏导

孩子哭吧怒吧不是罪

某博览会曾展示过一副让人着迷的“斯万高利”魔术牌。表演者先将牌摊开让你看清不同的牌面,然后你随便抽出一张。如果你抽到的是红桃K,不告诉表演者是什么,然后又把它塞回牌中,表演者任意洗牌后,大叫一声“斯万高利”。当牌摊开时,每一张都变成了红桃K。

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遭受挫折不及时排解,而是任挫折像红桃K那样在脑中繁殖,最终使自己的心里充满挫折与失败的阴影。这就是心理上的“斯万高利效应”。

我们虽然不喜欢孩子哭泣,却需要意识到,哭泣是一种很好的情绪发泄途径。如果负面情绪堆积到心里久了,就会变成孩子的负担,影响孩子的性格。

孩子和我们大人一样,都有脾气,也会发脾气。但是他并不能像大人一样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理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可能通过摔打东西甚至打其他小朋友来表达不满。

我们可以在家里给孩子设立一个出气角落。里面摆放一些毛绒玩具和羽绒枕头这类没有伤害性的物品。跟孩子约定,到这个出气角可以随意发泄自己的不满,但是在外面不准打人、不准摔东西。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给孩子一个可以疏通情绪的方式,同时,孩子脾气来的时候,他没有发泄;等到他回到家,可以发泄情绪的时候,当时的愤怒可能已经走了。他渐渐的就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加从容的应对困难。

乐观是人们看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无法改变现状时,能够改变的唯有看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挫折面前,乐观能够让人更好的活下去,直到收获最终的成功。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从点滴做起,培养孩子乐观的性格,让他看到的世界更加美好。

今天来到西点军校,我倍感荣幸。我的家庭和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的曾祖父188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我们家里一直以此为豪。

我曾祖父叫Lawrence Davis Tyson,我最近拿到他的成绩单,我才发现,他在他的年级里排名51。 这可能听起来不算差,但其实当年他所在的年级只有52人。

他的成绩比1861年毕业的George Armstrong Custer(美国内战著名将军卡斯特)好,卡斯特是1861年毕业那届倒数第一;但是没有Ulysses Grant(尤里西斯·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好,1843年毕业的39人中,格兰特总统排名第21。格兰特总统曾说过,当时在西点军校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看小说。最近我在读我曾祖父的遗稿,我发现他和格兰特总统相似,都喜爱文字。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是少尉,曾在美国西部驻扎。就是当时,他遇到了我的曾祖母,开始给她写各种深情款款而又充满诗意的情书。他甚至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怕我写的太频繁你会厌烦。”在他们认识以后的第一个圣诞,二人互送礼物,是剑形的围巾扣。我的曾祖父把这看做二人结合的信物,他说,“再也没有争吵,没有战争...我们两个人已经对彼此缴械投降。”后来,我的曾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升任将军,当选为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在任上去世。

而今天来到西点,我想谈谈,语言对于领导力,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对于一个领袖,以及人文科学及艺术对于培养这些品质的重要性。

在西点谈领导力似乎有点“班门弄斧”,毕竟西点从1802年就开始成为领袖训练营了--尽管可能不为世人所知。“领导力”一词,从19世纪末开始,大量地出现于书中--亚马逊上关于它的书有18万多本,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领导力的索引也有170多万条。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关于领导力的书,真正成为领袖的人却很少。所以我们会问:是什么造就了一位领导人?领导人是坚定果敢的,还是灵活多变的?他们应该有远见,还是应该更务实?他们应该多考虑自己,还是多考虑他人?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领导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难以达成一致,然而有一点就是,领袖们往往可以激励其他人挑战自己,做他们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同时,当我今天站在这儿, 在这儿全球最好的领袖训练营,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答案:西点军校不仅是全国第一所工程学院,也是一所致力于人文教育的高校。

西点军校致力于人文教育,是有原因的。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然而,为人们传授这三种能力的人文学科,正在面临危机。一些立法者认为人类学、艺术史和英语专业的学位不实用。他们呼吁“多要电焊工、少要哲学家”,从财政上削弱对各个高等院校人文学科系部的支持力度,更对人文学科造成了伤害。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西点军校的人文科系却发展势头正好,这又是为何?当其他高校都在降低人文教育要求的时候,军事院校却在加强。

在过去的50年间,西点军校已经将其课程转变为通识性质的人文教育,其毕业生具有广博的科学与人文知识,拥有将这种知识应用于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的能力。在这里,人文学科正是构建自我意识、性格特点,以及真知灼见的源泉,也是保证领导人与他人交际的内在动力。

人文科学对于领导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成为一个领袖需要洞见。

小说家Zadie Smith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有洞见很重要,洞见是一种“天赋”,是能够聆听多种声音,能够对不同情况充满敏感度。西点军校对于领导力发展的诠释是“一个人认知自己的能力,以及多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护照”,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多元思考。

我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去,历史给了我多种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的视角。数据单独存在并没有价值;历史也不能告诉我们一切。正如巴顿将军给1944年在西点上学的儿子信中所写,“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人,你一定要懂历史。日期还有详细的战术策略没有什么样,你需要知道,人的行为。打仗并不是要打败一个人的手上的兵器,而是打败他的灵魂。”

我的偶像,历史学家J.H.·富兰克林这样说道,“以知识武装自己,”以史为鉴,抗击种族歧视。“直面历史,正视过去,”他这么说过。一些历史遗留的传统,仍在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富兰克林通过矫正这些传统中的错误改变传统,他对于事实与真相有着清晰的认知,尽管这些真相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亦或不为人所承认。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做这件事。写作需要耐心与毅力。但是回报也是巨大的。用历史破除愚昧,当我们有勇气挑战所谓的“真相”,为我们的过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诠释。正如富兰克林2003年所说,“正确的历史,是美好的现在与明天的基础。”

除了洞见,领袖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我常常说,教育和上岗培训不同。工作中,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战士知道,在战争中,我们一定要灵活,瞬间了然复杂局势。如果说洞见让我们看清情况的话,多视角就是给了我们创造性应对挑战的能力,而随机应变则能助我们应对意外之事。

在西点,我知道训练学生的方法是将其置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叫做“Friction”。这样你的思考能力会超出你本身原有的能力。文学、艺术、音乐、历史--这些都是“Friction”,因为他们或令人费解或引人深思或激动人心,都会让我们质疑,前进,以全新的方式,重塑自我与世界。

第三点是,领袖如何运用语言变得更有说服力。

丘吉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深知语言的力量。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公共演讲。他站在伦敦街头,集合众人,反对禁酒运动。数十年以后,在二战中,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发表演说,坚持抵抗德国侵略。所以,他最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再合适不过了。

语言的力量是无法抗拒、无可争辩的。很多时候,给我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往往是那些将语言视为行动的领袖们。正是这些领袖,激励人们,战胜内在惰性,敢于冒险。这些领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语言天赋,都可以通过语言来鼓励他人。

所以,只有通过学习人文学科,才能够理解往昔决策者的智慧、灵活多变且能够作出正确决策,才能培养激人奋进的语言能力。

最后,我希望大家,代表你我,负起责任;代表国家,肩挑重担。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学科,走在前列——因为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希望大家认识到人文所赋予各位的特质,在生活中重视人文,向他人宣扬人文。让《伊利亚特》成为你的枕边书,让自己成为人文的力量,成为人类未来的力量。

To Be “A Speaker of Words and a Doer of Deeds:” Literature and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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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supreme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today at West Point. I come from a family with deep roots in the military, and it is a great source of family pride that my great-grandfather graduated from West Point in the Class of 1883. His name was Lawrence Davis Tyson, and it wasn’t till I recently received a copy of his transcript that I discovered he was 51st in his graduating class. 

Now that doesn’t sound too bad, except that in the Class of 1883 there were 52 students. Great-Grandfather Tyson must have been deeply grateful for Clarence B. Edwards, cadet number 52, who saved him from being the “goat.” Now, of course, his ranking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George Armstrong Custer, who was the goat in 1861, but worse than that of Ulysses Grant, who was 21st out of 39 in the Class of 1843. And Grant confessed to spending a good deal of his time here devouring novels. 

Now, in fact, as I found reading through my great-grandfather’s papers, he seems to have shared with Grant something of an affinity for language. As a young second lieutenant, my great-grandfather was stationed in the West, where he met my great-grandmother and began writing her passionate and quite poetic love letters. He confessed in one: “I fear I should weary you if I wrote oftener.”

For their first Christmas of knowing one another, they sent each other identical scarf pins in the shape of a sword—and they crossed in the mail. My great-grandfather took this as an “omen” of their unity, a bond that would bring him, he said—in his words, “No more quarrels or wars … each of us has surrendered to the other his sword.”

He was trying to win with the pen what he had not yet won with the sword. His advances—on all fronts—raise a larger question. West Point cultivated in my great-grandfather a considerable capacity for leadership: He commanded a regiment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d then in 1918 he served as a general on the Western Front, where his brigade took terrible losses as it broke through the Hindenburg line. While he was with his troops in France, his only son, a naval aviator, was killed when his plane crashed into the North Sea. 

Only after the Armistice did General Tyson go to England to claim the body. Tyson was later elec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here he was serving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Now, given his low marks as a cadet in almost every subject,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his eloquent letters might suggest that his way with words played a role in his eventual successes. Including, of course, with my great-grandmother, who he clearly hoped would surrender more than her sword pin. And here I am.

I want to focus for a few minutes here today on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to leadership, on the interpretive and empathetic power of words on which leaders rely, and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broad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hat nurture these indispensable qualities.

How, then, do we explain West Point, and its thriving humanities departments? As other institutions drop liberal arts requirements, military academies have been adding them. Over the past 50 years, West Point has transformed its curriculum into a gener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graduating leaders with broad-based knowledge of both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at knowledge in a fluid and uncertain world. Here, the humanities are resources that build “self-awareness, character, [and] perspective,” and enable leaders to compel and to connect with others. I want to touch on how that happens, in three crucial ways.

First, leaders need perspective. Novelist Zadie Smith, quoted in Professor Elizabeth Samet’s new anthology on leadership, calls the capacity for perspective, and I quote her, the “gift” of the “many-colored voice, the multiple sensibility.” The West Point system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describes it as “the expansion of a person’s capacity to know oneself and to view the world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We might call it a passport to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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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own field of history offers perspective on ourselves and others, th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idence of the past. Data does not stand on its own; history does not actually “tell us anything.” Historians tell us. General Patton wrote to his son, then a West Point cadet in 1944, “To be a successful soldier you must know history … [D]ates and even the minute details of tactics are useless,” he continued. “What you must know is how man reacts … To win battles you do not beat weapons—you beat the soul of man.”

One of my own heroes is John Hope Franklin, a historian who—as he put it—“armed with the tools of scholarship,” deployed the past as a weapon against persistent racial injustice. “To confront our past and see it for what it is,” to use his words. The past lives, in what we see and do every day, in what he calle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that “have controlled … attitudes and conduct.” 

Franklin helped to change those traditions by overturning their falsehoods, by training a clear-eyed gaze at facts and evidence no one had yet dug out or wanted to admit. It took him a lifetime. Writing requires patience and resolve. But the rewards can be great. History shatters the dark glass of ignorance, it gives us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accepted truths and to open new paths to the meaning of our past. As John Hope Franklin remarked in 2003, “Good history is a good foundation for a better present and future.”

But, gaining perspective is not always easy. It can cost those who are brave. Chinese journalist Yang Jisheng documented the history of 36 million deaths from a human-caused famine in his recent book Tombstone. His employer forbade him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accept an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 so instead he sent the speech he would have given.

He wrote: “I want people to remember man-made disaster, darkness, and evil so they will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man-made disaster, darkness, and evil from now on.” History not only tells us that things were once different, it tells us that they can and will be different again. And it reminds us that the nature of that difference is in large part man-made. It is up to us. If we can see contingency, we can identify the opportunity to act, and to change.

Second, beyond perspective, leaders need the capacity to improvise. I often point out that education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training for a job. Jobs change. Circumstances evolve. Certainly, soldiers know, in the chaos of battle, that our knowledge needs to be flexible, as we grapple with complexity in an instant. If perspective opens eyes, its multiple lenses give us the ability to act creatively, to improvise in the face of the unexpected.

Craig Mullaney, West Point Class of 2000, writes in his gripping book The Unforgiving Minute that the first rule of warfare in Afghanistan was this, and I quote him: “The closer you look, the less you understand.” One sergeant’s motto, he says, became “Semper Gumby” because of the flexibility each new crisis required from the troops. 

Mullaney writes: “Problem: no armor. Solution: drive faster. …We did what every infantryman in history has had to do in combat: We improvised.” Improvisation. Flexibility. Contingency.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is lies at the heart of why we pursue the liberal arts. Where there is no rulebook, turn to philosophy, turn to history, to anthropology, poetry, and literature. Take the wisdom and inspiration of the great thinkers and leaders who went before you, and then create your own.

At West Point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trained through what some here call “friction”—being in a situation that you realize is beyond you. This is how you learn to think past where you are. Literature, art, music, history—these are forms of friction because they are meant to be unsettling, stirring, mind-bending experiences that force us to question and push and to reinvent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in a new way.

Winston Churchill, one of the 20th century’s greatest leaders, was a war correspondent before he turned 21. He recognized warfare as a kind of performance, wherein success can depend on the capacity to imagine ourselves into our roles. He wrote: “The courage of the soldier is not really contempt for physical evils and indifference to danger.” It is instead “a more or less successful attempt to simulate these habits of mind … to be good actors in the play.” 

Churchill soon found himself devouring books on history,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religion, driven by what he called “the desire for learning,” and because, as he put it, “I … had a liking for words and for the feel of words fitting and falling into their places like pennies in a slot.” Churchill put pennies in that slot again and again, delivering some of the most compelling words in the history of warfare.

Which brings me back to now a third point—how leaders use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language. Churchill understood this powerful tool of leadership at a very early age. In his last term as a cadet at the Royal Military College at Sandhurst, he gave his first speech, standing on debris outside a row of London bars, rallying a rioting crowd against a movement to prohibit liquor. 

He said, to rapturous applause, “You have seen us tear down these barricades tonight, see that you pull down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m at the coming election.” Now, another young man had started the protest by poking holes in the barricade, but Churchill finished it by telling them what it meant. Decades later, he did the same for England in World War II, creating a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that defied German bombs. How appropriate that his Nobel Prize was not for peace, but for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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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been telling war stories for millennia, endeavoring to understand, to reconcile the inhumanity of war with the humanity of words. As literature has struggled to capture war, its leaders have armed themselves with literature—because leaders necessarily strive to understand well enough to know and to explain why and where, and to what end, and what next. According to Plutarch, Alexander the Great slept with two things under his pillow: a dagger, and a copy of Homer’s Iliad.

The power of language is undeniable, and irresistible. In no small part, changes that fundamentally shape the world we live in today resulted from leaders for whom language itself was a form of action. Those who inspire others to abandon the innate human resistance to change and risk a better future so often share an important common trait: a gift for language, and a capacity to compel others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spoken word. A leader must inspire others to believe in possibili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otivate them to follow and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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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incoln. Lincoln, whose ability to make a compelling case for the war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 was no small part of why 2 million Northerners were willing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families to risk their lives for the Union. The Gettysburg Address, 272 words spoken in November 1863, created a different America. 

We know their cadence like a national poem: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War defined a landscape of unimaginable death. Lincoln defined the purposes of the war. He said what he wanted it to mean. As historian Garry Wills has put it, “Words had to complete the work of guns.”

Lincoln’s relationship to words illustrate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the dynamic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s of words and their own language. Language often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Lincoln use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o clarify his thinking; to explore and pursue the logic and implication of ideas. I am sure you have had this experience in writing papers: Who has not written the introduction to a paper last? 

You finally know what it was you wanted to say once you’ve worked out all the intricacies of the language of saying it. As one novelist has put it, “How do I know what I think till I see what I say?” Lincoln embraced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 gradually, through the words he shaped in a dialogue with himself. “I thought about it and studied it in all its phases,” he is said to have told a Union Army sergeant, “long before I began to put it [down] on paper.” 

A lifelong conversation is not a bad way to describe the study of the humanities, a path of discovery where we set our inner compass as we go. The ability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oneself is also the ability to have dialogue with others, across time and space. Lincoln’s words live long beyond their delivery date, leading on without him. Words have implications—and consequences. We are still trying to live up to the Gettysburg Address.

No one is in a position to know the power of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better than all of you, the women and men of West Point.

In 2008, before the ROTC program officially returned to Harvard’s campus after the end of “Don’t Ask, Don’t Tell,” I spoke to five graduating Harvard seniors commissioned as officers that year. I thanked them for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sacrifice, and I told them, “I wish that there were more of you.” I spoke that day in the spirit of inclusion, in the spirit of Douglass and Stanton and Lincoln, on behalf of every student who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regardless of background or sexual orientation. 

But to you at West Point, especially those of you who are cadets, I say those same words today in a different and renewed spirit: According to a recent Gallup poll, the military is the last institution in which Americans have high confidence. Not organized religion, not government, not newspapers, not banks. You. You and all you represent. We need you now more than ever—as thoughtful, disciplined improvisers, educated broadly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as leaders who include and create new spaces for the humanities. I wish there were more of you.

In Homer’s Iliad, a tutor comes to Achilles and his task is to teach the young man two vital things: “To be both a speaker of words and a doer of deeds.” A page on the West Point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Philosophy website opens with this quotation, and then adds, “This was Achilles’ ideal, and could be yours.”

We share this call to action: To be speakers of words and doers of deeds. To lead, as my great-grandfather might have said, toward no more quarrels and no more wars.

In closing, I ask you to heed that call. Lead on behalf of each other. Lead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Lead, also, on behalf of the liberal arts—of the traditions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humane insight that they represent.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ttributes they have given you, mark their presence in your lives, advocate for them in the lives of others. Keep your own Iliad under your pillow. Be the world’s best force for the humanities—and thus for human possibility.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