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稿全文
我不想说什么。我之所以还在写，正是由于懒得说话。因为平时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就把平时想到的写下来。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
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
一、社会缺少对我们的保障
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的烦恼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二、社会缺少对我们的要求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曾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
我第一次出访法国，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后门上车，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就从前门上了，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
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有一次，乘车到巴黎郊区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恐怕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也就变得有时闯红灯了。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那里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
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已经挖出来，就去问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罚单，还收到法庭传票，他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这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没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
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是16亿多一些，中国现在的人口几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一百多年前的北京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亚领土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少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资本主义，不行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再搞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来得及调整、转变。
而我们的优质领土很有限，适合人生存的领土事实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滩、沙漠，就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难，从这个主义变成那个主义更难、更可怕。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据说所知，在西方假如人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建城镇，除了盖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学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着就是图书馆，小镇都有图书馆。
今天到我们的各个城市，原来的老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被出租卖服装、卖百货。新的图书馆盖得很大，按照国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建一个图书馆，又不能租出去，相当一部分空闲在那，基本没有人借书。
至于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就跟过去扎面人似的。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我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有人说那个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谁站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会对着他的脸吐口水，这样说的人至少表明在那个年代他就不是好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是周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
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了电视剧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也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礼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謦。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这样写文章拍成电视剧，国人会说什么？真是胡编，哪有那么好的人。如果今天碰到这样一位好心的师傅，可能还会想，他要干什么？对我有什么企图？
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晌午，可脑袋仍是昏沉沉的。当那位师傅得知我没能买上车票，行李没能托运，答应帮我想想办法，尽管我对他是否真能帮上忙将信将疑，但在我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师傅把我带到站长家，屋里一大家子人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锅里正煮着的饺子热气腾腾。站长原来是位女同志，姓徐，问清原委后，极其热情地招呼李师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饺子，顺应了一句东北老话叫“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当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并办好了行李托运，这一切想起来我至今都会泪流满面。
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但是它发表在一本小小的杂志，发行不过几千册，13亿国人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你们今天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带来了，而且读给你们听，让你们相信在从前的年代，我们中国人有好人。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要知道，当写生活中的好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编剧和导演要讨论，而常常是导演说。而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要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哥，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说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中国人终于可以都出版书了，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位北京知青16岁下乡，后来进入兵团通信连。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他们掩蔽在一个没人去过的深山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20岁。这肯定会使人得抑郁症，最后只剩下3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并且开了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当要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装封条，盖上单位的章，他突然发现，全班怎么就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发现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包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级的处理意见，批判他。
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就找到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这是怕影响你，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很多人会说，你以为全中国都像他们一样了？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因为他们的书教人好，所以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不认领的话，三天后就会被扬弃。
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我经常想，这样的一个女工才叫中国人，这么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工，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我多次跟导演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一段拍出来，而且字幕上要打出来，根据真人真事，让全世界都看看，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相差20多岁，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问题。他已经感到身体非常不适，让女儿偷偷接出医院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费孝通，费孝通住得离他不远，都在民族大学。费孝通来了之后，当时也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70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
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