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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徐贲先生很多文章,说实话,钦佩得很。但是,看到这篇《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却如鲠在喉,觉得不得不出来唱点反调了。

我是一个土鳖,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我也同意,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确,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存在过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服务中心,曾经查到过大约几十个像林昭那样倒下的英灵。当然,我在看到他们事迹时候,也是热泪盈眶的。然而,反顾我自己,即使当年我有了那样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做不到这样的勇敢。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几个站出来抗争的。如果非要说有所谓的抵抗的话,无非就是自杀。即使是马寅初这样的人,被斗得七荤八素,最终还是得低头。当年的大右派,又有几个没有低头认罪呢?他们昔日的朋友,又有几个不站出来批判他们的呢?没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经算是品质优良的了。

在那个时代,能够站出来,大声说不的人,实在太少了。连梁漱溟这样的人,最后也做了检讨。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当年苏联肃反的时候,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尽管个个都是被冤枉的,最后还不是个个都公开认罪,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真诚。背后的原因,还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躯,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当面对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也跟着遭殃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可以做到铁石心肠。

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在文革后期,我仅仅是在私下里非议了几句文革,就被人告发,被整得半死。当我意识到因为我的缘故,在文革中被整过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斗的时候,我真的后悔了,后悔不该说这样反动的话。其实,在挨批判的时候,面对台下愤怒的同学和老师,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的时候,神经就已经快崩溃了。当时还不到17岁的我,哪里敢坚信我是对的,这么多人都是错的呢?我相信,多数经历这样批斗的人们,即使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愤怒的声讨,也都难以神经大条地镇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不是说当年那些敢于面对特务手枪的人,都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比任何人都强。

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所以,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如果他们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此后就永远站不出来了。

文革的时候,我也曾站在批斗会的下面,台上斗的是我的老师,积极批斗的,不仅有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被批斗者的同事。那个时候,能够仅仅站在台下喊口号,不冲上台去打被批斗者耳光的人,就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顺从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知识分子,还像古罗马时一样,被扔在角斗场里让你跟野兽和自己的同类决斗,供看客们取乐。正如角斗场里的奴隶都会拼死搏斗一样,当年的臭老九们,也是会斗的。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人曾经谴责过当年的奴隶,责备他们为何不跳出角斗场,跟看客们厮杀。

我不知道,徐贲先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如何,至少,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读到一篇《为钱杨伉俪的“不公共”辩护》的文章,文章反驳有些人批评钱钟书和杨绛对社会不公不义之事的冷淡,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义务为遭受不公者说话”,主要的理由是“公民行为,法无禁止,即为许可”。文章解释道,“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言论自由,……是任何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法治条件正常,你可以在正常良法范围内任意使用处理这项自由,没有任何人有权干涉你是否使用它,包括你彻底抛弃这项自由的权利”。文章显然是从钱杨的个人“权利”来看问题的,而批判者则是从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来看问题,意见不同的双方所辩论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在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起到批判作用的正常社会里,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并不证明是他们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公民权利,而是显示他们未尽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尽管不尽责并不违法,但却仍然是一种失德行为。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一样,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但却并不被普遍接受为道德上应该许可之事。

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责任也被视为他们的“义务”或“良心”。康德把人的义务分成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两种。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去做——普遍行使——会在逻辑上或实行中引发冲突,那么,这件事就不能去做。不做这样的事是人的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完全义务禁止人有违反普遍法则的行为。例如,我们有不偷盗、不杀人的完全义务,因为可以偷盗或杀人不能作为普遍法则施行于群体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尽完全义务,不偷盗、不杀人、不强奸等等,那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奉行的是一个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他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也这么做),那么他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例如,虽然别人不助人,他却可以助人;虽然别人明哲保身,他却可以见义勇为。普通人的道德高下主要是在能否尽不完全义务和尽哪些不完全义务中比较和区别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

人的不完全义务感越强,也就越可能有所道德担当,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你认为实事求是、揭示真实、说真话、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那么,当你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尽屈辱,甚至家败人亡的时候,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对右派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但这个义务对你有约束力,这就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会认同你,尊重你。

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能够这样坚持良心和道德义务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多见,但始终没有绝迹。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险恶,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选择了沉默。正因为如此,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并不是在干涉知识分子的“个人权利”,或强迫他们去尽理应无须担当的义务。

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沉默辩护,就像为公民的政治冷漠辩护一样,不能以个人权利来泛泛而论,因为不同情况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为相同的行为,实质上是有不同内涵的。就拿公民冷漠来说,它指的是没有或缺乏公民参与行为——冷漠的公民不投票,不关心公共事务。然而,这只是表象。有的公民本来就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家的事情,公共的事情全然抛到脑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这种公民冷漠。这是一种公德缺失的公民冷漠。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制度结构性的公民冷漠,许多人本来说有公共参与意愿的,但却被制度性的权力剥夺了参与的权利。这种剥夺可以是显性的(如根本没有投票的机会),也可以说隐性的(如不满美国两党竞选的选民没有第三种选择,因此事实上并没有实行自己政治选择的机会)。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结构的冷漠更容易导致犬儒主义。有些人明明是因为自私自利不关心也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结构的限制来为自己的不参与制造借口。他们不但自己不参与,而且还自视优越,觉得在见识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积极参与的他人。他们嘲笑参与者天真幼稚,预言任何公民参与必定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愚蠢行为。这样的犬儒主义对公民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毒害。

和公民冷漠一样,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样也包含了不同的情况,也可能隐藏着自视优越的犬儒主义。知识分子沉默,有的是因为从来就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早已养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处世方式。有的是想发声但被噤声。还有的则是想发声但惧怕发声带来的麻烦和惩罚,因此不得不闭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两种是制度性的沉默。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沉默也很容易变化成为犬儒主义,它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但更经常的是把自己标榜为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哲学,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明明不敢发声,但却偏偏还装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闲事的样子。相比之下,敢于发声的或确实发声的人们反倒显得像是一些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辈。

把知识分子的沉默简单归结为纯粹个人性质的说话或不说话的选择权利,其先在假设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且,他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充分负责的自由主体。就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钱杨)的现状而言,这样的假设是不确实的,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可以明说的,有的还不能明说,因此不得不对此保持沉默。杨绛的去世引发对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她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及时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钱杨个人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他们两人的褒贬。

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觉悟的进步。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里把对公共事务的沉默称为“政治性沉默”,这是一种与社交礼仪中寡言少语不同的沉默。政治沉默中有世故与禁忌之别,但这二者间的界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泾渭分明。这样的沉默中经常包含着对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种“超极沉默”(meta-silence)。对超级沉默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打破这种沉默,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也是今天讨论钱杨两位学人政治行为缺失的普遍意义所在。

今天是2008年3月18日,距离领导人选举还有3天。两千三百万人在思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你叫我怎么教孩子?

初到欧洲时,一个街头小细节被我看在眼里。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稍张望一下就抢着冲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大人牵着幼儿,急躁的人们就忍着,忍着,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冲出去。那牵着手的大人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你看咯,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同样的默契,也有别的表达方式。开车经过美国的乡野,经过一片一片漫无边际的玉米田,突然出现一个小村。进村的第一个牌子,写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标语,而是,这么一句话:“我村有53个孩子。所以请慢下来。”这是村民和过客的默契: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

有一种东西,是不管什么国家地区都紧紧抓着不放的;有一种东西,是不管蓝营绿营,都真正在乎的,那个东西,叫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六岁的孩子最好的环境长大,谁就是最好的领导人。六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也同时把他交给了这个国家里头所有的机构:教育部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门将影响他的人生品味;国防部门会决定他离战争有多近多远;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十八岁时有没有能力去面对工作竞争;环境政策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订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法犯禁,社会就上下交征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领导人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将这所有机构托付的人,我们同时将自己六岁孩子的未来也托给了他。

当我们为六岁的台湾孩子着想时,我们的思索就不再局限于4年或8年这一个小方格里了。我们会深思:这4年或8年会直接造成怎样的12年和16年?16年后,六岁的孩子大学毕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素质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准备去面对全世界?以这样稍长的线来思索,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眼前吵翻天的许多问题,譬如市场是中还是台,譬如开放几个港口来三通、每年赚几个观光客,都显得“短”,而比赛谁更爱台湾,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真正的自由开放

六岁的孩子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如果我是那个牵着孩子的手要过红绿灯的人,面对局势不明的十字路口,我会选这样的人做领导人: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老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好了。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偷窃,所以领导人与他组成的政府必须廉洁自持,一介不取;小学老师说,你不可以对人粗鲁,所以领导人以及他所挑选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恶言;小学老师说,“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所以领导人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须知道,权力与谦卑就是要成正比。有这样的领导人,我就不必担心六岁的孩子会以凌弱为神气,以粗暴为威风,以斗争为成就。

第二他有无限大的包容力。我希望我们的六岁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开放空气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会说:不论是帝国主义的荷兰城堡、封建时代的大清炮台、反清复明的抗清遗址、代表殖民的日本神社、象征威权的蒋公行馆,应该拆除或立碑,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不论地图是站着看还是躺着看,不论历史要从这头写还是那头写,让社会文明而深刻地辩论吧!

我希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会说:不要急着把我们的党的立场用权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结论强迫灌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首先学会包容歧见,聆听异议,让台湾的孩子首先学会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将来的领导人有那个胸襟说:真的没有蓝跟绿了,让我们为受伤的手涂上舒缓的药膏,让我们弥补隙缝,让我们从此谨守公平的原则,以无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爱台湾”的定义转换成“爱台湾的民主自由”。

▍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第三他有宽阔的全球视野。今天台湾的孩子,打开电视看不见全球新闻,翻开报纸读不到国际分析,坐在教室里,公民老师教的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当他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餐,电视上的执政者用激情的声音吼着“爱台湾”;反对者用激情的声音吼着“我也爱台湾”。群众则狂喊“台湾优先”。

我希望台湾六岁的孩子,能够在从容不迫、理性而开阔的气氛中长大。我希望我们选出的领导人会说,台湾太小,自我封锁是致命的,让我们打开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会说,让我们停止对中国大陆“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让我们把巨人似的大陆和小小的台湾都放到一个“全球的地图”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未来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庞大的穆斯林环围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术的?卡塔尔,夹在强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强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湾,要怎样挣脱捆了60年之久的“两岸”思维,开始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陆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处境?

我希望选出的领导人会要求他的部长说:台湾的孩子需要培养全球公民素养。我们要努力教会未来的公民三件事:一,让他深刻地认识国际历史和复杂的全球议题;二,锻炼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辨,懂得如何与国际社会合作;三,培养台湾孩子的宽阔胸襟。他所关怀的人权、公平、正义等等价值,不仅只限于台湾,而可以扩及全球。非洲的战争难民、中国大陆的艾滋孤儿、柬埔寨的贫穷失学儿童,都可以是他关怀奉献的对象。

我希望将来的领导人会说,以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公民社会的“软力量”,未来的台湾对于全球人类社区是可以有更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们要培养胸襟开阔、眼光远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为这样的贡献,有所准备。有这样的领导人,我才可以想象,台湾今天六岁的孩子,将来可能可以长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政治家,不是政客

第四他有悲悯心。我不知道今天台湾六岁的孩子怎么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是否会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为人家说,那小伙伴的妈是个越南人、印尼人、大陆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否会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或粗暴来对待家中那肤色较深的看护或女佣?如果六岁的孩子看见的成人,都是这样以强凌弱的,而且以种族、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孩子“人权”这个概念。

我希望将来的领导人,是个有悲悯心的人。有悲悯心的他,会把保护弱者看作施政的重点,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劳、外籍新娘、遭歧视的同性恋者、经济受剥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碍者等等。有悲悯心的领导人,才可能是个真实的人权领导人。而整个社会都是关切人权的,我们六岁的孩子才可能在将来长成一个把人权看作核心价值的公民。

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广场上摇旗吶喊的大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通过回望,鲁迅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我没有什么学问,真的谈不了什么大问题。因为能力的局限,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中学教材里的一篇小说,鲁迅先生的《故乡》。我们都知道,鲁迅研究是一门很独特的学科,它博大精深,已经抵达了非常高的水准,以我的学养,是插不上嘴的。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关于鲁迅,太多的中国作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今天来讲大先生的《故乡》,其实就是一个读者的致敬,属于心向往之。恳请大家不要用批评家的要求来衡量我,更不能把我的演讲当作“鲁迅研究”,那要贻笑大方的。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敬请同行朋友们多包涵、多指正。

▍一,基础体温。冷

《故乡》来自短篇小说集《呐喊》。关于短篇小说集,我有话说。许多读者喜欢读单篇的短篇,却不喜欢读短篇小说集,这个习惯就不太好。其实,短篇小说是要放在短篇小说集里头去阅读的。一个小说家的短篇小说到底怎么样,有时候,单篇看不出来,有一本集子就一览无余了。举一个例子,有些短篇小说非常好,可是,放到集子里去,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作家有一个基本的套路,全是一个模式,你可以以一当十的。这就是大问题。好的短篇集一定是像《呐喊》这样的,千姿百态,但是,在单篇与单篇之间,又有它内在的、近乎死心眼一般的逻辑。

如果我们的手头正好有一本《呐喊》,我们沿着《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这个次序往下看,这就到了《故乡》了。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这就太奇怪了。这个奇怪体现在在两个方面——

第一,你鲁迅不是呐喊么?常识告诉我们,呐喊必然是激情澎湃的,必然是汪洋恣肆的,甚至于,必然是脸红脖子粗的。你鲁迅的呐喊怎么就这样冷静的呢?这到底是不是呐喊?请注意,鲁迅的嗓音并不大,和正常的说话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在鲁迅看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都奉信“沉默是金”。一个人得了癌症了,谁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尤其不愿意第一个说。这就是鲁迅所痛恨的“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导致了一种环境,或者说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鲁迅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说一句“你得了癌症了”,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冷静。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鲁迅的特点不是嗓子大,而是“一语道破”,也就是“一针见血”,和别人比音量,鲁迅是不干的。别一看到“呐喊”这两个字立马就想起脸红脖子粗,鲁迅这样的一流的小说家,一个拥有特殊“腔调”的小说家,鲁迅永远也不可能脸红脖子粗。扯着嗓子叫喊的,那叫郭沫若,不叫鲁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被鲁迅欺骗了,我们要在象征主义这个框架之内去理解鲁迅先生的“呐喊”,而不仅仅是字面。关于象征主义,我还有话要说,我们放到后面去说。
第二,面对一个呐喊者,我们应当感受到呐喊者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但是,读《呐喊》,我们不仅感受不到那种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相反,我们感到了冷。的确,冷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关键词。

是冷构成了鲁迅先生的辨别度。他很冷,很阴,还硬,像冰,充满了刚气。关于刚,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叫“阳刚”。从理论上说,阳和刚是一对孪生兄弟;阴和柔则是一对血亲姊妹,它们属于对应的两个审美范畴。可是,出大事儿了,中国的美学史上,伴随着小说家鲁迅的出场,在阳刚和阴柔之外,一个全新的小说审美模式出现了,那就是“阴刚”。作为一个小说家,鲁迅一出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这是何等厉害。通常,一个小说家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培育起自己的语言风格,更不用说美学模式了,鲁迅一出手就做到了。艾略特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传统和个人的才具》。借用艾略特的说法,我自然不会忽视“传统”、也就是历史的原因,但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的是鲁迅“个人的才具”。说鲁迅是小说天才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永远也不会说鲁迅是小说天才,那样说不是高估了先生,是低估了先生。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感情用事,人家的文本就在我们手上。它经得起读者的千人阅、万人读,也经得起研究者们千人研、万人究。鲁迅最为硬气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经得起。

既然说到了冷,我附带着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我不会把巴金的小说捧到天上去,但是,这个作家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一个作家一辈子都没有丧失他的赤子心、赤子情,一辈子也没有降温,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里头,这有多难,这有多么宝贵,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就可以了。我很爱巴金先生,他永远是暖和的。他的体温是他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

基础体温最低的是谁?当然是张爱玲。因为特殊的原因,因为大气候,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总体上是热的,偏偏就出了一个张爱玲,这也是异数。这个张爱玲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她的冷是骨子里的。人们喜欢张爱玲,人们也害怕张爱玲,谁不怕?我就怕。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另一个最冷的作家偏偏就是鲁迅。这更是一个异数。——鲁迅为什么这么冷?几乎就是一个悬案。

我现在的问题是,鲁迅的基础体温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这个问题很考验人,尤其考验我们的鲁迅阅读量。如果我们对鲁迅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性的阅读,结论是显性的,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但是,一旦遇上小说,他的小说温度突然又降下来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矛盾。作为一个读者,我的问题是,什么是鲁迅的冷?我的回答是两个字,克制。说鲁迅克制我也许会惹麻烦,但是,说小说家鲁迅克制我估计一点麻烦也没有。鲁迅的冷和张爱玲的冷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他们毕竟有类似的际遇,但是,他们的冷区别更大。我时刻能够感受到鲁迅先生的那种克制。他太克制了,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他不停地给自己手上的那支“金不换”降温。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要说一次演讲,一本书也许都不够。今天我们不说这个。我只想说,过于克制和过于寒冷的小说通常是不讨喜的,很不讨喜,但是,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帮助了小说家鲁迅。是幽默让鲁迅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的气味。如果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幽默,鲁迅的文化价值不会打折扣,但是,他小说的魅力会大打折扣。鲁迅的幽默也是一个极好的话题,但我们不要跑题,我们今天也不说,继续回到温度,回到《故乡》——

读《呐喊》本来就很冷了,我们来到了《故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冷吧?很冷。不只是精神上冷,身体上都冷。

我的问题来了,作为虚构类的小说,——“我”可以不可以在酷暑难当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回“故乡”?当然也可以。可是我要说,即使是虚构,鲁迅也不会做过多的选择,他必须、也只能“冒了严寒”回去。为什么?因为回去的那个地点太关键了,它是“故乡”。它是《呐喊》这个小说集子里的“故乡”。

▍二,什么是故乡?

我刚才留下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象征主义的。我说过,理解鲁迅的小说,一定不能离开象征主义这个大的框架。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专有名词。大家都知道,西方现代主义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中国的,它在五四时期就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五四文学其实是我们的第一代“先锋文学”。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后来中断了而已。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

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都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与文化意义上说,这个说得通,但是,仅仅局限在小说修辞的内部,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鲁迅拥有无与伦比的写实能力,但是,写实能力是一码事,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是,我们先来看茅盾先生的《子夜》吧。《子夜》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上海。《子夜》写的是什么?上海。你要想了解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你就去读《子夜》,那是地道的上海“诗史”,甚至干脆就是历史。在当年的上海,吴荪甫和赵伯韬一抓一大把。你要说《子夜》写的是30年代的沈阳或陕北,我会抽死你。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鲁迅先生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药》这个小说里头几乎抵达了顶点。正因为如此,在《呐喊》里头,《药》反而有缺憾,它太在意象征主义的隐喻性了,它太在意“象”背后的那个“征”了。所以,《药》是勉强的。包括小说的名字。可以说,《药》的不尽人意不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相反,是象征主义的生硬与局限。

和《药》比较起来,《故乡》要自然得多。——如果我们对鲁迅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把《故乡》这样的作品当作“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去阅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故乡》绝对不是“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鲁迅是不甘心做那样的作家的。从作家的天性上说,鲁迅很贪大;从作家的实际处境来说,鲁迅有“任务”,也就是“听将令”。

有两句话我不得不说,第一,先生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第二,鲁迅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先生其实是一个把自己书写过两遍的作家。他“重写”了他自己。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许都没有先例。事实上,在写小说之前,先生的思想与艺术能力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有两个“使命”他没有完成,第一,他不够普罗,第二,尚没有“白话”。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陈独秀等一干同仁,先生用当时根本就“不算文学”的“小说”把自己“改写”了一遍,同时,也用白话把自己“翻译”了一遍。可以这样说,为了启蒙,先生放下了身段,来了一次“二次革命”,这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鲁迅。请听清楚了,——在鲁迅的时代,尤其是,以鲁迅的身份,做“小说家”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连体面都不一定说得上。小说是写给谁读的?是给鲁迅妈妈那样的、“识字”的人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明白这个,我们根本就无法了解鲁迅,更无法了解鲁迅的小说。

正因为如此,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小说里头,其实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启蒙。启谁的蒙?当然是启“国人”的蒙。换句话说,离开了“国人”,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绝不会动手去写“小说”这么一个劳什子。——他实在是怀抱着“使命”才去做的。好,鲁迅的小说终于要写到“故乡”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故乡”是沈从文的故乡么?是汪曾祺的故乡么?当然不是。真正描写故乡必然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乡愁,二是闲情逸致。鲁迅的《故乡》恰恰是一篇没有乡愁、没有闲情逸致的《故乡》,鲁迅不喜欢那些小调调,鲁迅可没有那样的闲心。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又有一个小小的偏好,或者说特点,那就是小切口。这是鲁迅小说的美学原则。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史诗”去读,但鲁迅个人偏偏不喜欢“史诗”。即使和茅、巴、老、曹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切口也要小很多。说到这里一切都简单了,小切口的小说必然在意一个东西,那就是它的延展性,也就是它的隐喻性,换句话说,鲁迅的小说必然会偏向于象征主义。所以,所谓的“故乡”,它不可能是“邮票大小的地方”,鲁迅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有兴趣么?不可能的。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在鲁迅的笔下,《故乡》是一篇面向中华民族发言的小说,它必须是“中国”,只能是“中国”。这就不难理解《故乡》为什么会成为“呐喊”的一个部分。《故乡》是象征主义的,正如《呐喊》是象征主义的一样。

既然说到了象征主义,我不得不说,和鲁迅最像的那个作家是卡夫卡,绝对不是部分学者所认定的波德莱尔。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感受生活的方式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他们的气质相去甚远。鲁迅是什么人哪?革命者,领袖。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去做一个浪荡公子?开什么玩笑呢。鲁迅和卡夫卡像。但鲁迅和卡夫卡又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这里头没有高下之分。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就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请注意,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的兴起,也因为懦弱的天性,卡夫卡在意人类性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因为启蒙的压力,更因为性格的彪悍,鲁迅非常在意民族性,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是一句话。——“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流传性非常广泛,因为它是鲁迅说的,口吻也非常像,几乎成了真理了。但是我要说,鲁迅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账话,鲁迅不可能说这样的混账话。在逻辑上,这句话不属于鲁迅思想的体系。鲁迅是极其看重价值的人,他不可能回避价值问题去说这样草率的昏话。1934年的4月19号,鲁迅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过一封信,鲁迅鼓励青年人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是对的,它面对的只是艺术上的一些手段和特色,但是,一点也不涉及民族性的价值。这和笼而统之地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完全不是一码子事。鲁迅不可能回避价值。——三寸金莲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大烟枪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

一句话,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国民性”正是民族的,它能成为世界的?我们在哄自己玩呢,我们在骗自己玩呢。我们不能哄自己,更不能骗自己,这正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

我想说,鲁迅所鞭挞的正是民族性里最为糟糕的那个部分,仅仅从逻辑分析上说,那句话和鲁迅的精神也是自相矛盾的。——退一步,即使鲁迅说过,我们也要充分考量当时的语境,决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糟糕的民族性不要说不是世界的,连民族的都不可以,——鲁迅的意义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对民族性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民族性不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取舍,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挡箭牌,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合法性,先生艰苦卓绝的一生真的算是白忙活了。

2013年,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质疑了“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结果,许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说我侮辱鲁迅,在网络上扑过来就是一顿臭骂。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郑重地说明一下,年轻人,你们的狙击步枪实在厉害,可你们瞄错方向了。质疑“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和侮辱鲁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先把狙击步枪放下来,拿上鲁迅的书,我们都好好读,鲁迅的世界比三点一线要开阔得多,也迷人得多。

▍三,两个比喻。圆规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破事,几乎就构不成故事。《故乡》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我们先说杨二嫂。
和小说的整体一样,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我相信在座的每个朋友都经常使用。通常说来,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

但是,有一点我需要特别地指出来,一般说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它是不允许的。正因为如此,我常常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而不是小说的长短问题。说起短篇小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它不好写。其实,所谓的“不好写”恰恰来自小说的人物。一方面,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短篇小说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这就很矛盾了。我极端的看法是,短篇小说一旦超过了一万字几乎就没法看了,说明我们的能力达不到。第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短篇小说“在哪里”;第二,即使看到了,我们手上的能力没跟上。短篇小说真真正正的是手上的才华,我们必须要有手。

鲁迅厉害。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他给了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在汉语里头,“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但是,“豆腐西施”,不妙了,味道变得非常糟糕,有了反讽的意味。必须承认,在我们汉语里头,“豆腐”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妙的词汇,它和“西施”捆在一起,很怪异,很不正经,它附带着还刻画了杨二嫂,——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调”。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好,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是她的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就因为她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线性非常珍贵。这个线性是什么呢?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流氓性,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必须叹服鲁迅先生的深刻。的确是这样,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下面我该重点谈一谈“圆规”这个词了。圆规这个词属于科学。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这个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依然要说,在鲁迅把“圆规”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

首先我们来看,——杨二嫂是谁?一个裹脚的女人。裹脚女人与圆规之间是多么地形似,是吧,我们可以去想像。

接下来我们再看,——杨二嫂是谁?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她的特点就是算计,这一来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就有了“某种”神似。这就太棒了。

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遍,——杨二嫂到底是谁?她的算计原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物理世界的“运算”,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暗算”。这一来,“圆规”这个词和科学、和文明就完全不沾边了,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愚昧与邪恶。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哪里有什么神似?一点都没有。这就是反讽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这样说,“圆规”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定时炸弹,读者一看到它它就会爆。我几乎可以肯定,当年胡适、赵元任第一次看到“圆规”这两个字的时候,胡适、赵元任一定会喷出来。他们一定能体会到那种从天而降的幽默,还有那种从天而降的反讽。别忘了,《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小一百年了。那时候,“圆规”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在“之乎者也”的旁边,它是高大上。就是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词,最终却落在了那样的一个女人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阅读经典,我们所获得的审美乐趣要宽阔得多。

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指出的是,“圆规”毕竟属于当时的高科技词汇,在整个小说里头还是突兀的,它跳脱,它和小说的语言氛围并不兼容。比较下来,把杨二嫂比喻成“两根筷子”倒更贴切一些。我来把这一段文字读给你们听听吧——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你看看,鲁迅先生的小说素养就是这样好,他的小说能力就是这样强。在这一段文字里,作者先写自己,把自己的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相当关键。这一来,作者的书写角度就确定了,这就保证了对杨二嫂的描写就不再是客观描写,而成了“我”的主观感受。换句话说,“圆规”这个词并不属于杨二嫂,只属于“我”。——你去喊杨二嫂“圆规”,她不会答应你的,她不知道“圆规”是什么,她不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角度的转换,“圆规”,这个不兼容的语词即刻就兼容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是真的,鲁迅和曹雪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子。

▍四,分明的叫道

就小说的人物刻画而言,《故乡》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两个半圆,一个属于叙事层面,一个属于辅助层面。但是,这里头的区别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写女流氓杨二嫂,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辅助层面,鲁迅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所谓的鲁迅式的“冷眼”。很冷。同样在辅助层面,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但是,这一点尤其重要。请原谅我的不礼貌,在这里我必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诗意?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刚才。在讲杨二嫂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鲁迅眼里的劣根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强的部分是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奴隶性,简称奴性。可以这样说,作为象征主义小说,在小说的大局方面,鲁迅是极为精心的,有他的设计。千万不要以为鲁迅写小说是随手的,他的小说写得好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属于“妙手偶得”,不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中国文坛有一个不好的东西,一说起作家的“思考”就觉得可笑,这就很悲哀。作家怎么可以不思考呢?思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是精神上的本能,它的作用不能说比感受力、想象力重要,至少也不在感受力、想象力之下。没有思考能力,可以慢慢地培养,慢慢地训练,但是,我们不能主动放弃。作家主动放弃思考能力是危险的,最终,你只能从众、随大流、人云亦云,成为一个鲁迅所痛恨的、面目可憎的“帮闲”。

回到《故乡》。在《故乡》里头,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土。问题来了,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呢?鲁迅却是反着写的。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反着写的——

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土”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自然性,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意驰骋。我必须补充一句,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能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鲁迅先生写道——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它挡在泰坦尼克的面前。泰坦尼克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没能挡住。注意,我刚刚提醒过大家,是弱势的“我”成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鲁迅先生为什么一反常态,要抒情?要诗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是为了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在这里,我有六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它是奴役的结果。从闰土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我刚才说了,杨二嫂是顺着写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闰土呢?在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却没有过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为什么反而没有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小说家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但是,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就是小说的修辞问题了,就存在一个写法的问题了。在《故乡》里头,鲁迅选择的是抒情与诗意,这也是必然的,小说一旦失去了对闰土自然性的描绘,鲁迅就无法体现“奴性是奴役的结果”这个基本的思想。

康德在总结启蒙运动的时候说过一句极为重要的一句话,什么是启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我说实话,读大学的时候我其实不懂这句话,使用理性为什么要“勇敢地”?大学毕业之后,我从鲁迅那里多少知道了一些。我只想说,使用理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天,我想这样告诉我自己:理性能力强不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勇敢地”去使用我的理性。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自闰土的内心。也可以说,是闰土内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说的进程里,这座冰山本来并不存在,但是,刹那间,闰土就把那座冰山从他的内心搬进了现实,闰土的搬运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来不及左转舵和右转舵。为什么?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个奴才的本能。

鲁迅狠哪,鲁迅狠。这个小说家的力量无与伦比。在讨论莫泊桑《项链》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因为嗅觉好,更因为耐力好、韧性足,鲁迅追踪的能力特别强,他会贴着你,盯住你,跑到你跑不动为止。然后,不是用标枪,而是掏出他的“匕首”。——这才是鲁迅。老实说,许多人受不了鲁迅,乃至痛恨鲁迅,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师承上说,鲁迅也有他的老师,那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都喜欢“拷”。在“拷”的过程中,不给你留有任何余地。——鲁迅到底安排“我母亲”出现了。“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自然关系)”,闰土是怎么做的?闰土在第一时间做了自我检讨。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才是闰土内心的真实。不能说“闰土们”的内心没有理性,有的。这个理性就是奴性需求。在这个地方又两点很有意思,1、我们来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检讨;2,我们来看看自我检讨的内容或者说智慧:“过去不懂事”。现在,我们都看到了,无论鲁迅对闰土抱有怎样的同情,他都不会给闰土留下哪怕一丁点的余地的。这个作家就是这样,喜欢揭老底,不管你疼还是不疼。读者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告诉大家,鲁迅是把这种小说风格发挥到极端的一个小说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爷”,就是选择做奴才,——做“做稳了”的奴才,或者说,做“做不稳”的奴才。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所说的那样。鲁迅是怎么描写闰土的表情的?——对,又“欢喜”又“凄凉”。这两个词用得太绝了,是两颗子弹,个个都是十环。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两个词就是奴才的两只瞳孔:欢喜,凄凉。

伟大的作家有他的硬性标志,他的伟大伴随着读者的年纪,你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能从他那里获得新的发现,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也没有任何疑问。不过我想指出,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这个也可以理解,民族存亡毕竟是大事。鲁迅则稍有区别,他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它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在阶级批判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那就是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他们在批判“统治者”。这是对的。毫无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甚至于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鲁迅的批判极其另类。他的所谓的“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他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仅仅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战士”是极不准确的,在我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当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在鲁迅看来,“我是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敌人是谁”。其实,一部《呐喊》,它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第五,我不得不说情感。在阶级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选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尤其是作家,必然伴随着一个情感倾向和情感选择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大众“示爱的文学”。鲁迅爱,但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那个作家。先生是知道的,他不能去示爱。一旦示爱,他将失去他“另类批判”的勇气与效果。所以,鲁迅极为克制,鲁迅非常冷。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鲁迅的克制”与“鲁迅的冷”。
第六,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在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写小说三十年了,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鲁迅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在这些地方,当然,是一点皮毛而已。

我一点也不指望现代文学的专家同意我的看法,更不担心朋友们的质疑,——我想说,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

——我还想说,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五,碗碟。香炉和烛台

我只能说,鲁迅先生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也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他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通过“我”母亲的追溯,我们知道了,一直惦记着“我”家家当的“圆规”终于干了两件事,一,明抢,抢东西,二,告密,告谁的密?告闰土的密。——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硬说是闰土干的。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人物关系变得更加紧凑,结实了。我们来看下,在《故乡》里头,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甚至是相对应的,“我”和母亲,闰土和母亲,少年“我”和少年闰土,成年“我”和成年闰土,母亲和杨二嫂,“我”和杨二嫂,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可是,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他们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幸,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可见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深邃。我个人以为,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民与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

同样是一个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那就是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他还要麻木下去,他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因为“听将令”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谢谢各位的耐心,谢谢各位的宽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2015年12月9日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2016年被不少互联网观察者认为是自媒体爆发的一年。从写作的角度来讲,确实如此。每一个写作者似乎都开足了马力,开启了每天写一篇,甚至每天好几篇的写作“魔鬼模式”。前些年,有一些相识的作者还对我拿腔拿调地说,哎呀写作是要惜字如金的,文字是要用时间来养的。所以,他每周只写一篇东西,其余时间找灵感。谁料几年一过,新媒体排山倒海呼啸而来,我发现当年提倡“文字要时间来养”的那家伙现在自媒体号更新得比谁都勤。我对他说,你看你也扛不住了吧,背叛了你自己的主张。对方回了我两个字:呵呵。

我认识的写作者分两类:认同新媒体的和不认同新媒体的,不过现在似乎这两类越走越近,难以区别,大部分人已改变了当初的立场,纷纷涌向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新媒体写作平台。作者的趋之若鹜有一个大的行业背景是,2016年的整个传媒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的写作平台集中涌现,以至于有人说:平台太多,作者都不够用了。与前些年的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等单一平台不同,今年的自媒体写作平台数量已经井喷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四大门户都建设了各自的自媒体平台,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也在开始运营自媒体平台。在这类大型自媒体平台之外,众多细分行业的大大小小的自媒体平台多如蚁穴内密密麻麻的蝼蚁攒动。经常,我会在微信和微博收到陌生人发来的信息:老师,我们是XXX自媒体平台的,诚挚邀请您入驻。我打听了一下这类平台的背景都是啥。原来,他们的背景是从卖烟、卖酒到卖理财产品的公司,以及连自己都说不清自己卖啥的公司。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不敢做的平台。还记不记得经济学管这一窝蜂的现象叫啥?泡沫啊。我可以大胆地预测,媒体行业下一个“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领域必将在自媒体平台出现。

这种预测有点不讨喜,因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写作者其实这些年一直是紧密关注媒体平台的动向,生怕错过了下一波浪潮,没搭上车,到达不了扬名立万的幸福终点站。于是,惊慌的作者们注册了一堆平台的账号,从四大门户网站的自媒体平台到犄角旮旯的小平台,都是一个不落的占了茅坑。但问题很快来了,占着茅坑却没法产出足够多的内容。

只要你不是团队化内容产出(据我所知,至少一半以上作者并非团队化写作),那就意味着你得一个人每天花大量时间盯在办公桌前写写写,写到天昏地暗。我不知道90后作者是否会有困难,但就我的年龄层而言,每天几篇稿的直接结果就是稿件质量呈自由落体下降,并且,写作套路和我们之前受训练的那套严格的写作方法也基本不挨边。

但也有不少作者转念一想:既然现在的江湖信奉“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那咱就采用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一篇内容,多处发表。于是,我看见很多作者每天花时间最多的事情不是读书写作,而是把文章拷贝复制到n个不同的平台,然后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修改标题、导语和配图,然后看着手表点击发送按钮。这一圈发布下来,一两个小时时间说没就没。接下来,开始忐忑地盯着各个平台的后台统计——多少读者阅读,多少人点赞,多少人打赏。这一套监控流程走下来,半天的时间就没了,然后作者又得花好几小时时间构思写作第二天的内容……如果我们再把一天中其他零碎的时间,诸如吃饭、上厕所、出门、睡觉等等算上,24小时基本排得满满当当。我想,那些自媒体人是根本抽不出时间看书的。其实也没那个必要,产量的重要性永远是第一,质量与呵呵是近义词。我想,我们今天至少已经在写作的层面成功实现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快”字排在最醒目的位置。

以上的描述,看起来有些搞笑,甚至带有点漫画性质。确实,我是综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也包括个人的一些体会,描述了以上的写作场景。但这个场景却不是起到逗人一乐的作用那么简单。我其实想借这个话题表达自己的一个体会:写作的某一个时代已大致结束了,今天的写作发生了质的变化。作者,实际上已经被平台绑架了,成为了写作的反义词。

让我们把话题扯远点先。纵观人类写作的整个历史,抛开结绳记事的史前时代不说,从文化昌明的时代开始算起,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神性写作、知识精英写作、大众传媒写作、互联网写作,以及今天这种“不是写作的写作”。

神权时代的写作,知识均被教会垄断,掌握知识的人几乎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写稿子就跟写福音似的,一动笔就大有“代表上帝说话”的势头。那个时候,老百姓也傻的可以,识字率极低,书籍并不普及。各位还记得英式英语里边“教授”的单词怎么拼写吧,写做“Reader”。为什么教授的字面意思是读者呢?原因在于当时老百姓不识字,书籍也很少,只有神学院的教授才有书。于是,向无知的群众大声宣读书中的文字成了教授们的工作。这应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自媒体式熟人传播吧——声音是媒介,无知的群众就是粉丝。

转眼欧洲宗教改革来临,之后的启蒙主义思想成为主流,这套旧的规则渐渐玩不转了,新的知识传播体系取而代之。这套体系是由知识精英掌控世界上的主要知识,同时他们也负责传播这些知识给群众,但这时的知识已经不具有宗教神性,而弥漫着一股精英主义的气息。托印刷术的福,书籍的数量多起来了,文字传播也远比以前更广,但写作门槛依然是相当高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利用知识垄断权加上用工业化印刷的新手段刷了大量粉丝。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臭脾气,大概就是从此时养成并延续至今,已绵延有数百年历史。

再后来,电报电话发明,新闻传媒业进一步拉低了写作门槛,有个叫做“专栏作家”的新物种出现了,他们抢了一些知识分子的风头。这情况和今天有几分类似,也是属于平台多了,写作者不够用造成的。当时的平台,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还很落伍——报纸。

也就是在从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到市场化的传媒写作这两个历史世代的过渡期,有一位伟大的读书人对他所处的世代和写作进行了启人思考的剖析。此人名叫瓦尔特·本雅明,他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在文章里他说到,机械大生产时代的写作者,就好像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他们所进行的事业已经不再是写作,而是“生产”,因为作品具有了时效性,或者叫保质期。一旦过期,就不再具有价值。

这种为了迎合读者趣味的定时定量写作和自动化工厂的机械大生产如出一辙。因此,报刊专栏作家被本雅明视为妓女一样的存在,他们只是在定期出卖自己的文字,而文字本身从神权时代和知识分子精英时代继承而来的神圣感和古典式美感已经破坏殆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商品。

如果我们承认本雅明把报刊作者喻为妓女的比喻很恰当,那么,在今天,寄生于移动端的自媒体作者又像是什么呢?我认为,就从事写作的人的具体表现和盈利模式来看,妓女的比喻确实有些不合时宜,那是上个世代发生的事。现在的媒体并不直接支付作者稿费,交易并不在媒体和写作者之间直接发生。平台的作用是为作家导入流量,然后按广告分成计费,并且还增加了读者打赏功能。这时的作者收入,已经不是按交易次数计算,而是按围观的人数计算。这个模式更像是街头表演卖艺的艺人,类似于《水浒传》里打虎将李忠之流的角色,靠赚吆喝赚赏钱混生活。读过水浒传的朋友还会注意到,李忠除了卖艺之外,也向围观群众兜售一些私家产品,例如跌打药和狗皮膏药等,这不就俨然是今天作者们在文章中植入的微商广告和软文吗?

从被媒体包养的妓女,到行走江湖到处吆喝的艺人,写作者在今天完成了个人身份的华丽转身,我们必须大方承认这个事实,不要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这不是写作者的责任,而是因为时代变了,经济环境变了,写作这个工种的内涵也跟着变了。前段时间流行过一篇文章《为什么写作者应该告别微信公众号》,但道理说破天,也完全不顶用,大伙还是一窝蜂往自媒体上扑。传统媒体眼看着一个个倒了,广告也在往自媒体上转移。最近读了Business Insider智库的一个报告,说是原生广告(Native Advertising)已经占到全球社交媒体广告总量的约40%,这些与文字内容紧密整合,更容易吸引用户关注的原生广告,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媒体的植入广告。区别在于,谁植入得更自然一些。写作者PK的技能是这个。

由于内容生产模式的转变,今天的写作者不得不在多个平台更新自己的文字。卖艺的地方多了,围观群众打赏的机会自然更多,获得原生广告植入得机会也就更多。不过,照这趋势发展下去何时是个头呢?畅想一下,在遥远的未来,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大众媒体上的经典文字时,肯定会莞尔一笑,觉得非常有趣。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试想,我们的中学生在课堂上阅读梁实秋、鲁迅之类的作者文选时,却在需要背诵的正文里读到了植入广告。比如《苍蝇与战士》里写道: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请购买战士牌苍蝇拍。

这该是一种多么酸爽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