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徐贲先生很多文章,说实话,钦佩得很。但是,看到这篇《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却如鲠在喉,觉得不得不出来唱点反调了。

我是一个土鳖,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我也同意,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确,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存在过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服务中心,曾经查到过大约几十个像林昭那样倒下的英灵。当然,我在看到他们事迹时候,也是热泪盈眶的。然而,反顾我自己,即使当年我有了那样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做不到这样的勇敢。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几个站出来抗争的。如果非要说有所谓的抵抗的话,无非就是自杀。即使是马寅初这样的人,被斗得七荤八素,最终还是得低头。当年的大右派,又有几个没有低头认罪呢?他们昔日的朋友,又有几个不站出来批判他们的呢?没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经算是品质优良的了。

在那个时代,能够站出来,大声说不的人,实在太少了。连梁漱溟这样的人,最后也做了检讨。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当年苏联肃反的时候,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尽管个个都是被冤枉的,最后还不是个个都公开认罪,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真诚。背后的原因,还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躯,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当面对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也跟着遭殃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可以做到铁石心肠。

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在文革后期,我仅仅是在私下里非议了几句文革,就被人告发,被整得半死。当我意识到因为我的缘故,在文革中被整过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斗的时候,我真的后悔了,后悔不该说这样反动的话。其实,在挨批判的时候,面对台下愤怒的同学和老师,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的时候,神经就已经快崩溃了。当时还不到17岁的我,哪里敢坚信我是对的,这么多人都是错的呢?我相信,多数经历这样批斗的人们,即使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愤怒的声讨,也都难以神经大条地镇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不是说当年那些敢于面对特务手枪的人,都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比任何人都强。

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所以,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如果他们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此后就永远站不出来了。

文革的时候,我也曾站在批斗会的下面,台上斗的是我的老师,积极批斗的,不仅有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被批斗者的同事。那个时候,能够仅仅站在台下喊口号,不冲上台去打被批斗者耳光的人,就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顺从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知识分子,还像古罗马时一样,被扔在角斗场里让你跟野兽和自己的同类决斗,供看客们取乐。正如角斗场里的奴隶都会拼死搏斗一样,当年的臭老九们,也是会斗的。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人曾经谴责过当年的奴隶,责备他们为何不跳出角斗场,跟看客们厮杀。

我不知道,徐贲先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如何,至少,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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