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徐贲先生很多文章，说实话，钦佩得很。但是，看到这篇《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却如鲠在喉，觉得不得不出来唱点反调了。

我是一个土鳖，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我也同意，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确，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存在过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服务中心，曾经查到过大约几十个像林昭那样倒下的英灵。当然，我在看到他们事迹时候，也是热泪盈眶的。然而，反顾我自己，即使当年我有了那样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做不到这样的勇敢。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几个站出来抗争的。如果非要说有所谓的抵抗的话，无非就是自杀。即使是马寅初这样的人，被斗得七荤八素，最终还是得低头。当年的大右派，又有几个没有低头认罪呢？他们昔日的朋友，又有几个不站出来批判他们的呢？没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经算是品质优良的了。

在那个时代，能够站出来，大声说不的人，实在太少了。连梁漱溟这样的人，最后也做了检讨。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当年苏联肃反的时候，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尽管个个都是被冤枉的，最后还不是个个都公开认罪，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真诚。背后的原因，还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躯，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当面对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也跟着遭殃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可以做到铁石心肠。

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在文革后期，我仅仅是在私下里非议了几句文革，就被人告发，被整得半死。当我意识到因为我的缘故，在文革中被整过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斗的时候，我真的后悔了，后悔不该说这样反动的话。其实，在挨批判的时候，面对台下愤怒的同学和老师，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的时候，神经就已经快崩溃了。当时还不到17岁的我，哪里敢坚信我是对的，这么多人都是错的呢？我相信，多数经历这样批斗的人们，即使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愤怒的声讨，也都难以神经大条地镇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不是说当年那些敢于面对特务手枪的人，都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比任何人都强。

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所以，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如果他们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此后就永远站不出来了。

文革的时候，我也曾站在批斗会的下面，台上斗的是我的老师，积极批斗的，不仅有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被批斗者的同事。那个时候，能够仅仅站在台下喊口号，不冲上台去打被批斗者耳光的人，就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顺从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知识分子，还像古罗马时一样，被扔在角斗场里让你跟野兽和自己的同类决斗，供看客们取乐。正如角斗场里的奴隶都会拼死搏斗一样，当年的臭老九们，也是会斗的。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人曾经谴责过当年的奴隶，责备他们为何不跳出角斗场，跟看客们厮杀。

我不知道，徐贲先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如何，至少，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