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两扇黑漆大门上，刻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虽然斑驳脱落，依然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做广亮式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一扇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高台阶上有一个平台，由于平常大门不开，平台显得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走动的人们，一眼就能够望见他的小摊。

王大爷的小摊，卖些糖块儿、酸枣面、洋画片、风车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特别是泥玩具，大多是一些小猫、小狗、小羊、小老虎之类的动物，都是王大爷自己捏出来的，然后，再在上面涂上不同的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因此，很受小孩子们欢迎。有时候，放学后，走到大院门口，我常是先不回家，站在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也不管我。如果赶上王大爷正在捏他的小泥玩具，我便会站在那里看不够地打量，忘记了时间。回家晚了，挨家里一顿骂。

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呢？这是小时候最令我感到神奇的。

王大爷那时候五十岁出头，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里。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候，别看王大爷小摊上的东西很便宜，但小街上人们生活不富裕，王大爷赚的钱自然就不多，只能勉强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大院里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那时，将近三十，还没有结婚，在铁路上开火车、当司机，和王大爷两口挤在一间东厢房里。小摊挣钱多少，王大爷倒不在意，让他头疼的是房子住得太挤，儿子以后再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一提起这事，王大爷就“嘬牙花子”。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因为“大跃进”那一年，全院的人家都不再在自家开伙，而是到大院对面的街道大食堂吃饭。春节前，放寒假没有什么事情，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前玩。那一天，他正在做玩具，看见我走过来，抬起头问：“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一只小马吧。”

他点点头说好。没一会儿的工夫，泥巴在他的大手里，左捏一下，右捏一下，就捏成了一只小马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了句：“黑的！”

“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然后说：“一色儿黑，不好看，咱们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的脑子转弯儿不灵，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赞扬起来。

第二天，我在王大爷的小摊上，看见这只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的响，小斑马就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匹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忍不住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小斑马，只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价钱稍微多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虽然暂时还站在王大爷的小摊上，但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幸运的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的。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很难过，好像小斑马是我的，会被别人抢去，就像百爪挠心一样难受。在这样的心理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了，小摊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很怕，头都不敢抬起来。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王大爷要去甘肃。那一年，为了疏散北京人口，也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也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收摊回家了。那一天，小街上显得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帅气。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去过甘肃，走过甘肃的好多地方，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