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住的大院里，我和大华曾经是“死对头”。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华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个“私生子”，他一直跟着他小姑过，他的生母在山西，偶尔会来北京看看他，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爸爸，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一点，是公开的秘密，全院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

当时，学校里流行唱一首名字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的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黑非洲。”我给改了词：“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这里黑孩子的“黑”，是找不着主儿，即“私生子”的意思。我故意唱给大华听，很快就传开了，全院的孩子见到大华，都齐声唱这句词。现在想想，小孩子的是非好恶，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偏颇。

大华比我高两级，那时上小学五年级，长得很壮，论打架，我是打不过他的。之所以敢这样有恃无恐地欺负他，是因为他的小姑脾气很烈，管他很严，如果知道他在外面和哪个孩子打架了，不问青红皂白，总是要让他先从他家的胆瓶里取出鸡毛掸子，然后，让他撅着屁股，结结实实挨一顿揍。

我和大华唯一一次动手打架，是在一天放学之后。因为被老师留下训话，我出校门时天已经黑了。从学校到我们大院，要经过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一块刻着“泰山石敢当”的大石碑。胡同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经过那块石碑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蹿出一个人，饿虎扑食一般，就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后，一通拳头如雨，打得我鼻青脸肿，鼻子流出了血。等我从地上爬起来，人早没影了。但我知道除了大华，不会有别人。

我们两人之间的“仇”，因为一句歌词，也因为这一场架，算是打上了一个“死结”。从那以后，我们彼此再也不说话，即使迎面走过，也像不认识一样，擦肩而过。

没有想到，第二年，也就是大华小学毕业升入中学的那一年夏天，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父亲回老家沧县给我找了个“后妈”。一下子，全院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原来跟我一起冲着大华唱“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的孩子们，开始齐刷刷地对我唱起他们新改编的歌谣：“小白菜呀，地里黄哟;有个孩子，没有娘哟……”

我发现，唯一没有对我唱这首歌的，竟然是大华。这一发现，让我有些吃惊。想起一年多前，我带着一帮孩子，冲着他大唱“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心里有些愧疚，觉得那时候太不懂事，太对不起他。

我很想和他说话，不提过去的事，只是聊聊乒乓球，说说刚刚夺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就好。好几次，碰到一起了，却还是开不了口。再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嘴唇动了动，我猜得出，他也开不了这口。或许，只要我们两人谁先开口，一下子就冰释前嫌了。小时候，自尊的脸皮，就是那样薄。

一直到我上了中学，和他在一所学校。我们都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一周有两次训练，由于他比我高两级，老师指派他教我仰泳动作，我们才第一次开口说话。这一说话，我们的交流就像开了闸的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从当时的游泳健将穆祥雄，到毛主席畅游长江。过去那点儿过节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一下子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少年的心思，有时就是这样窄小如韭菜叶，有时又是这样没心没肺，把什么都抛到脑后。只是，我们都小心翼翼，谁也不去碰过去的事，谁也不去提“私生子”或“后妈”这些令人厌烦的词儿。

大华上高一那年春天，他的小姑突然病故，他的生母从山西赶来，要带着他回山西。那天放学回家，一看见他的生母，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护城河边。那时，穿过北深沟胡同就到了护城河，很近的道。他的生母，还有大院里的好多人都跑了过去，却只看见河边上大华的书包和一双“白力士鞋”，不见他的人影。大家沿河喊他的名字，一直喊到了晚上，也没有见他的人影。街坊们劝大华的生母，兴许孩子早回家了，你也回去吧。大华的生母回到家，但还是没见大华。大华的生母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大家也都以为大华投河自尽了。

我不信。我知道大华的水性很好，他要是真的想不开，也不会选择投水。夜里，我一个人又跑到护城河边，河水很平静，没有一点儿波纹。我在河边站了很久，突然，我憋足了一口气，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状，冲着河水大喊了一声：“大华！”没有任何反应。我又喊了第二声：“大华！”只有我自己的回声。心里悄悄想，事不过三，我再喊一声，大华，你可一定得出来呀！我的第三声“大华”落了地，依然没有回应，我一下子感觉透心凉，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忍不住，哇哇地哭了。

就在这时候，河水有了“哗哗”的响声，一个人影已经游到了河中心，笔直地向我游来。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大华！

我知道，我们的友情从这时候才真正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彼此谁有点儿什么事情，不用开口，就像真的有心灵感应或仙人指路一样，保证对方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面前。别人都觉得过于神奇，但我们两人都相信，这不是什么神奇，是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的存在就是友情。罗曼·罗兰曾经讲过，人的一辈子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但真正的朋友，一个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