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眼深吸一口气，闻到风的味道，像果实味道的风。光滑的果皮、丰润的果肉、颗粒的种子。果肉在空中裂碎，种子有如打出的散弹，柔软地掐入裸露的手腕皮肤，留下鲜锐的痛楚。

    对风有这样的感觉，是很久没有的事了。长期住东京，我已完全忘记五月的风，那种活生生的奇妙感觉。即使痛楚的感触，也会被人淡忘吧。陷入肌肤内的某种痛彻骨髓的寒冷，也渐渐被忘记了。

    我就是如此-对于吹透在这条斜坡上，丰腴初夏的风-想向表弟说明什么，但还是放弃了。他才十四岁，从来没离开这块土地。对末曾经验失去的人，说明失落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我伸伸懒腰，左右摆摆头。昨夜喝威士忌一直到半夜，脑里的芯彷佛浸透了某种轻微酸痛的物质。

    “嗨，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和表弟的身高差二十公分左右，他总是抬头看着我说话。

    我望着手表，“十点二十分。”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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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小说，是真的有过的事。

    那时候我住在国分寺，有一天我搭电车到武藏小金井车站前的隆杰曼买面包。如果要说明为什么会住在什么国分寺，又为什么非要特地搭电车跑到武藏小金井（其实说起来也只有一站而已）去买面包不可的话，话会变成非常长，因此我不说。例如现在，我在波士顿家里自己的房间，穿著Bananapublic的T恤衬衫，用大马克杯喝着咖啡,一面听着上次在ToWer唱片行买来的[Bob Dylan最伟大畅销曲Vol.2]一面写着这原稿，如果要把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所和状况下，我恰巧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像被莫名其妙迷乱的风飘走一样地飘到这里的由来，话说从头一一道来的话，可以写出一本不薄的书。不是我说谎，真的可以写。关于Banana Republic的T恤衬衫一章、关于Bob Dylan又一章……就这样。虽然我实在不认为那样的书会有人想看。

    因此我不打算特别说明。本来就是很短的稿子。所以我从国分寺一个人搭上电车，到武藏小金井去买面包的样子，只请你用想象的。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头发比现在要长。穿著在涩谷一家叫Backdrop的店里——不知道现．在还有吗买的拉风的选手防寒夹克（现在还在）。还没开始写什么小说。

    结了婚，养着三只猫。对议会制民主主义怀着不信任感，一次也没投过票。倒看过三次（Woodstockstock）。中央线的电车是砖瓦色（真的是吗?），季节是秋天。假设就算抱着巨额~贷款，巨人队也已经赢定了，秋天还是美丽的。

    然而当我正要从武藏小金井车站的收票囗出去时，才忽然发现自己的电车票遗失了。不管怎么找，就是找不到那张车票。简直就像时间扭曲了一样。「只有一站怎么会掉了车票呢?」或许你会很惊讶。或许不惊讶也不一定。（我还经常掉车票）。不过总之武藏小金井车站的站员完全不相信我是从国分寺来的。「嘿，客人，所有车票掉了的人，大家都只申告一站哪，真烦人。」那个站员好象人家昨天晚餐只给他一盘切成细丝的报纸似的，以极厌烦的脸色对我说。而我其实真的是从国分寺搭电车来买面包的啊。

    从此以后的将近二十年之间，我碰到过许多不如意的事。也有过难过得睡不着觉的事。但大多的事都已经忘记了。而且以后大概也会继续遗忘吧。不管怎么说，比起那舒服的秋天早晨，在武藏小金井车站，遗失车票的区间不被相信的事来，嗯。

笠原May打电话到我家来时是凌晨三时半，当时不用说我正熟睡中。我正蒙头锁在天鹅绒般软绵绵、暖烘烘的睡眠之泥中，和鳗鱼啦、长筒雨靴啦锁在一起，正在贪食着即使是凑合的却也还算有效率的幸福果实。就在这时候，电话打来了。

    铃铃，铃铃。

    首先果实消失了，然后鳗鱼和长筒雨靴消失了，最后泥消失了，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三十七岁，喝醉酒，又不太被人家喜欢的我而已。到底什么地方的谁，有权利把鳗鱼和长筒雨靴从我身边夺走呢？

    铃铃，铃铃。

    “喂喂。”笠原May说。“喂喂。”

    嗨，喂喂。“我回答。”

    “嗯，是我，笠原May啦。晚上这么晚真抱歉。不过蚂蚁又出来了噢。在厨房旁边的柱子筑巢呢。就是从于是被赶出去的那些家伙啊，今天晚上有把窝搬到这边来了。对呀，全部搬过来了。连那些胖嘟嘟的白色小蚂蚁都搬来了噢。真受不了，所以呀，你再带那个喷雾剂过来嘛。虽然这么晚了，不好意思，可是我真的最讨厌蚂蚁了。噢！明白吗？”

    我在黑暗中猛摇头。笠原May是谁呀？把鳗鱼从我脑子里夺走的笠原May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试着冲着笠原May发出这个疑问。

    “唉呀，对不起，我好象搞错了。”笠原May好象真的很抱歉似的说。“我，真是被蚂蚁搞昏头了。因为蚂蚁成群结队地大搬家啊。对不起噢。”

    笠原May先挂断电话，我也随后放下听筒。世界上有某个地方蚂蚁正在搬家，笠原May正在向谁求救。

    我叹一口气盖上棉被，闭上眼睛，再度往睡眠的泥中去寻找那些友好的鳗鱼们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