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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幌开始下今年第一场雪。雨变成雪,雪又变成雨。在扎幌,雪并非那么罗曼蒂克的东西,总的说来像名声不怎么好的坏亲戚。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离开东京时只穿一件T恤。从羽田乘上747,还没听完随身听的九十分钟磁带,我便已置身雪中了。

    “就这个样子。”我的朋友说,“年年这个时节下第一场雪,冬天随后跟进。”

    “真叫冷啊!”

    “真正的冬天更冷,冷得不得了、不得了的。”

    我们的在神户附近一个小小的、安安静静的小城里长大的。两家相距五十来米,初中高中都同校。一起旅行,幽会也是两对一起。一次两人喝得大醉,从出租车里滚下来。高中毕业,我上了东京一所大学,他考去了北海道。我和东京出生的同班同学结了婚,他和小樽出生的同班同学结了婚。所谓人生便是这么个东西,一如植物种子被不期而至的风吹走,我们在偶然的大地上彷徨。

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2〕。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3〕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4〕: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5〕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6〕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7〕——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2〕,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1)

    “电视国民”闯进我的家里,是在星期日的黄昏。

    季节是春天。我想大概是春天吧!总之,那是个既不冷也不热的季节。

    不过,老实说,季节在这件事上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那是个星期日的黄昏。

    我不喜欢星期日的黄昏。因为,随之而来的一切事物──特别是星期日黄昏──总是令我心烦气躁。每当接近星期日的黄昏时,我的头就开始痛。至于疼痛的程度则因时而异。不过,尽管程度有别,疼痛依然如故。通常都是从感觉到两边的太阳穴里面一公分或一公分半的地方,有柔软的白色肉团产生奇妙的痉挛,那种感觉简直就像从那团肉的中心抽出一条无形的线,有个人在远处拉住线的一端,轻轻地拉紧一般。虽然并不很痛,但是那种感觉就好象在深度麻醉的部分,缓缓地刺进一根长针。

    然后我听到一种声音。不,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极度的沉戾在黑暗中发出的吱轧声。那种声音听起来好象“克鲁兹嗄──答、克鲁兹嗄──答”,那是最初的症状。接着,头疼便随之而至。然后,视野也随着略微倾斜。恰似乱潮一般,预感牵引记忆,记忆又触动预感。一弯新月高挂天空,疑问的根苗却在黝黑的土地里匍匐前进。人们像在讽刺我似地,故意大声地走过走廊。耳边不断传来“劈哩叭啦”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