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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然记得1998年左右的一次阅读噩梦。当时我在读希腊学者波朗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译本。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还是作者本人文笔极晦涩,总之阅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寸步难行。大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偶尔似懂非懂又觉得作者基本上是在胡说八道。有时候枯坐俩小时只能翻四页,速度相当于从沼泽里往外拽一辆马车。等读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就杀人的心都有了。

类似的读书经历,我有过很多,从福柯到哈贝马斯,从亨利·詹姆斯到奥克塔维奥·帕斯,读着读着就有把作者从坟墓里拖出来揪住其衣领大喊“Why? Why? Why?!”的冲动。

后来我想,与其问别人,不如问自己:既然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要读呢?

在年少缺乏自信的时候,一旦不能读懂一本书或者读懂了但完全不知道它好在哪里,多半会很心虚,觉得责任肯定都在自己身上:这么经典的书,我都不知道它好在哪,肯定是我笨极了。既然如此,不但要接着读,还要在餐桌上不经意地讲到:“其实福柯对知识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具有一种意指共生的关系,而罗兰·巴特晚年对欲爱的诠释,构成了对这一关系最好的回应……”

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上面这句话过于傲慢,我的意思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真的还不够,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其实肖邦也没有什么,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周杰伦嘛。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 读 Prezworski、Inglehart、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

这个转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但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了书店的名著架上?当然我如果一定要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的深意,肯定也能若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电影《黑客帝国》里,先知使劲盯着一把勺子,都能看出宇宙的秘密。

这个转变还基于另外一个认识:大多哲学和社科经典都写作于“实证”几乎不可能的时代,比如,在二战之前,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完整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数据、科学上严谨的统计技术等等,所以大多数经典的写作方式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断到推断,从灵感到灵感。这种写作方式往往能创造出很多很漂亮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很难校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又因为不能校验它的有效性,即,没有“证伪”它的可能性,知识很难有效积累。比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不断趋于贫困化,这是一个经验判断,很容易通过数据来检验。比如,托克维尔说丰富的民间社团有利于民主的健康发展,这在当代政治研究中也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素材来校验(事实上就有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社团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取决于社团的性质)。同样,新教是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从经验研究中找答案。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所以我的读书历程,基本上是一个不断从“经典”堕落为“经验”、从“意识形态”下降为“实证主义”的历程。不是说我对经典失去了好奇心,而是我希望引导我去读经典的,是问题的箭头在不断指引,而不是餐桌上的虚荣心。

自从我的阅读品味大幅度“堕落”之后,我发现阅读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以前是我在使劲拉着一辆马车试图走出泥沼,而现在则是儿童辨识动植物的大自然之旅。如果我很关心“资产阶级民主是不是虚伪的”这个问题,以前我可能会去读马克思、读卢梭、读施密特,现在我则会去读有关议员投票记录和民意测验对比的研究、政治竞选捐款的来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议题媒体曝光度和总统的态度韧性等等书、文章或甚至新闻报道。这些研究也许讨论的都是“小”问题,但是它们往往用一种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方式来抵达那些“小”结论,这种虽微观但严密的论证方式,在我看来,比那些虽宏大但浮空的判断要有力量得多。

所以我现在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录让你枕着它睡大觉。振聋发聩的东西,我一向觉得可疑。

所以我推荐的这几本书大多未必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名著,但多是经验研究,都在不同时期给过我重要的启迪。Robert Lifton的Thought Reform and Psychology of Totalism(《思想改造与全权主义心理》)、高华关于延安整风的著作,分别是我觉得中英文世界最好的中国革命研究著作;Polyarchy(《多元政体》)、Populism against Liberalism(《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理性选民的幻相》)、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s and Democracy(《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是几本研究民主制度的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民主,而不是作为抽象理念的民主,对我影响都很大——对其中的观点,我不一定都同意,但是其中的思路,都让我很开眼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基本上是当作恐怖小说来读的,因为当真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秦晖老师的《传统十论》让我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豁然开朗之感;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和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费吉斯的The Whisperers(《耳语者》)分别是从个体的角度回忆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史,我相信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代青少年都能读这两本书,人类的未来将会避免无数悲剧;马丁·沃尔夫的Why Globalization Works(《为什么全球化是好事》),华裔学者黄亚生的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分别是讨论当代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并且在各自领域——在我看来——最好的书,在一个“打倒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外知识界时尚的世界里,沃尔夫基本上是在说:在喊“狼来了”之前,先看看那匹狼真的是狼吗?而黄亚生则是在说:在为中国模式倾倒之前,请让我们先透析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与安·兰德的Fountainhead(《源泉》)这两本是我喜爱的小说,其主题其实很像,小说里两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都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价是失去全世界,那么我不介意把指甲缝里的这个“全世界”给剔掉。

正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因此需要补充的营养元素不同,我的推荐书目的阅读经验未必适合其他人。我想说的只是,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将你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功利心、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刘瑜,1975年生,现为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

经典像供桌上的橘子,又大又红,高高在上,看着漂亮,它是属于知识之神的。可我们不一定想去吃它。仿佛橘子供着,神就在了,心就安了,也不管它会不会带你去看到神。

经典阅读讲究全面,但好的阅读恰恰需要偏食。人不偏食,等于没有品味,文学无偏爱,就没有真性情。读经典而无所偏爱,那就没有人味了。

认知到自己的阅读有世界观的局限,会让人学得谦卑一点,知道自己的不足;让我们不至于以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懂得尊重另一种领域,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微信号:nanfangzhoumo

台湾师范大学庆祝七十周年校庆,特地举办“经典七十”计划,列出七十本古今中外经典,还为高中生举办了会考。结果台湾学界大哗,特别是大学教授,纷纷惊叹说:“那些书我们都没读全啊,你怎么叫高中生去读,还会考!”

于是许多人开始讨论说该不该读经典?什么叫经典?如何阅读经典?批判经典?甚至超越经典?

受邀请去参加座谈的我,很诚实的谈了自己读经典数十年的感受。

1 供桌上的橘子

经典像供桌上的橘子,又大又红,高高在上,看着漂亮,它是属于知识之神的。可我们不一定想去吃它。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供着这样那样的几个大橘子:《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追忆似水年华》《资本论》《国富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以及《资治通鉴》《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之类的。

仿佛橘子供着,神就在了,心就安了,也不管它会不会带你去看到神。

要说都不想吃橘子也不对。有时候有需要了,掰几瓣来吃吃也不错。像是谁在某一本书里提到了某书某段落,桌上有书,翻几页来参考查证一下。可惜大部分的时候,你查不到出处,再细看一下,会发觉原文的意思跟他说的不大一样。

没办法,读书是人各有所悟嘛!

或者写文章得引用权威人士的句子,抄几行经典来用用;或者你想糊弄人的时候可以引用某大师的一本书,最好是德国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体系庞杂,理论艰深,很少人看得懂,看得全。或者某些句子很长、佶屈聱牙的独家论述,近乎符咒。这些都是引用时可以保身又不露破绽的“橘子瓣”。

有些人还喜欢引用那种“翻译得很不好,连翻译者可能都没读懂,把它的中文翻回外文可能更好理解”的文字,或者一直用“后这个主义”“后那个主义”的符咒拼拼贴贴,就更容易唬得人一愣一愣的。看不懂符咒,批评家当然闭嘴。

后来文青又流行解构主义,如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等,总要跟上经典的流行趋势才行。

什么?经典也讲流行?

是的。水果都分四季,供桌上的经典不分季节,行吗?

所以说,橘子供久了,总是要吃掉的。

就像小时候祖母从供桌上拿下拜了很久的橘子,都老了,快干了,每个小孩子一人一瓣,说:“拜过神的,有吃有保庇。”

经典或许如是。如是乎?

2 大补帖

所有大人物开出的必读经典,一般都以百本计,都像营养学医生的药单。营养全面,有益健康,药材珍贵,古今食补大全,顾及内外经络骨骼。

把人生必读经典开成知识大补帖。

但人生活着,谁需要天天吃大补啊?

青春期吃几帖转骨药,中年吃几次壮阳药,老年吃几盅人参气血汤,除此,你还真需要那么多大补吗?

就像没有人吃过所有大补帖一样,不能太相信那些开出经典书单的人,他们不一定都有阅读过。经典书单最大作用是开给书店张贴用的,好吸引人来买书。

好像那些到处张贴的强精补肾广告一样,看久了,你老觉得自己不买一定会肾亏。你看那些书单,就觉得自己脑质有点虚了,遂存着“要不买几帖补一下也好”的心理,就买几本经典,回家先翻几下,看看序文,好一点的看完总论,不久就在供桌上供着了。

没错,我就不太相信真有人听了补肾的广告,把那种补药真吃完了,那不得病才怪。

3 床头书

所有吃过正式酒席的人都知道。不管京鲁浙川粤等菜色,酒席大菜的高级食材无非那些,只是口味辣甜淡浓有异,吃多了挺无趣的。人们真正爱吃,可以天天吃,日日吃的,还是地方小吃。

当令食材,新鲜品味,野生有趣。

这种“小吃类”的书,就是你我的床头书。读累便睡,以书为枕,春梦无边。

《纽约时报》有一系列访问,专门写作家、摇滚乐手的床头书。有趣的是他们常说的,不少是近代流行过的,例如《简·爱》、爱伦·坡等。当然,也有诗集、幽情、科幻、悬疑等,每个人各有偏食。

这是正常的,人不偏食不是人。不过,我也不全然相信那种床头书单,因为没有人说他在读《五十道阴影》《金瓶梅》等,这是真的吗?世道果真如此光明,怎么可能变成这样情欲黯黑?

床头书不会有经典。少有人会在床上读康德,读黑格尔美学。原因可能与内容艰深难懂无关,而是因为大多数是精装书,做枕头太硬了。

但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者《红楼梦》倒是不错。也许你看了好几个晚上,已经做了好几次的春梦,盖尔芒特夫人的美妆和林黛玉的眉毛都还没画完呢。

那书的描写是如此细致、悠长、美好,岁月静静流动,每一个时刻都是永恒,在慢动作的凝视下,那书,让我们重新注视生命的时光,就算一生都读不完,也没关系,夜夜顺着书滑下去,进入梦般的书中之境,也很幸福。

最容易透露一个人内心的,不是案头书,而是床头书,道理在此。如果道行够高,你还可以看见他的梦境。

4 禁忌与报应

经典有神,你要拜,也得有些禁忌。不信邪的,以后都会有报应。

胡适年轻时提倡白话文,要打倒封建传统,后来成了整理国故最热血的人。从中国哲学史到禅宗,再到《红楼梦》《水经注》,一本比一本离奇,但在学问上却非常不容易,每一个研究都有所开创。算是有造反有报应,还了他批判老经典造的业。

我高中时特别叛逆,教科书说的,偏偏不信,只爱读课外书、禁书。尤其反感者,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那些以论孟中庸大学为本的课文,既保守又封建,简直就是维护既有权威、保皇忠君爱国、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的旧脑袋。

我一边上课,听老师摇头晃脑念古文,内心反抗难平,就在书的空白处写起了批判。为了批判课文,我当然得多读一些书,并且把那课文思路搞清楚,找到其矛盾与虚弱处,才能下手批评。所以就去看了胡适文存、殷海光文集、文星杂志、中西文化论战等等,做知识观点的准备。上那些课,像和课本打笔仗。一堂课下来,要写上洋洋洒洒几百字有针对性的批判文,也真是够忙的。

经典真爱跟我开玩笑,我愈是用心看它骂它批它研究它,偏偏就记得愈牢。大学联考时,我竟因此拿了高分。可是这种批判,却好像我欠了中华传统文化一笔似的,我考上了大学,读的竟然是中文系。这还不打紧,五十岁之后,最大的一个债权人来了。我竟然去接了“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那个单位,过去叫做“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我不仅要来尽一点“复兴”之责,还用七年时间,编了上千万字的《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也算有还了一点欠经典的道义。

这正应了古人说的:“江湖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这个道理。

经典有神,报应不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然而,天罚我读经典,有如罚吃大补汤,不亦快哉。

5 什么时代读什么书

经典也是有时代性的。什么时代读什么书,理所该然。

台湾的经典是与时俱进的。1950年代,美国新闻处在台湾发行一些美国文学书,举凡海明威《老人与海》、菲茨杰拉德《大亨小传》、梭罗《湖滨散记》(大陆译《瓦尔登湖》)等,由美出钱,以“今日世界”出版社名义出版,推广美国文化。1950年代张爱玲需要钱,也曾为之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鹿苑长春》,赚一点稿费。

1960年代,以白先勇、王文兴等台大的一辈人开始办《现代文学》杂志,翻译之风大盛,现代主义的作家诗人、存在主义思想家等都被引介进来,包括卡夫卡、尼采、叔本华、艾略特等,成为当时文青的必读。

那时的经典,是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

1970年代,开始推动加工出口型工业,农村的孩子大量进入工厂,特别是纺织业大盛,女工大增,于是琼瑶、金杏枝、禹其民等言情小说大为畅销,通过租书店广为流通。

但真正对当时文青起到最大作用的,还是成立于1967年的志文出版社。它的翻译名著不少,有些是1949年之前的经典译本,有些是由当时著名教授依其大学用书之需要,找学生加以翻译;有些是文学界的世界名著,特别加以翻译。这对介绍欧美经典确实起到推广阅读的作用,特别是在1970至1980年代,志文的世界名著翻译几乎是文青必备。

然而,经典阅读也是有局限的,那就是台湾的右翼反共政策,使得许多作品很难引进,更不必说欧美风行一时的略带激进色彩的新左派作家了。有一阵子,自由派经典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是无法出版的禁忌,后来才予以开放了。

而欧洲二战后的各种学术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是在1980年代后期,解严前后,台湾社会运动兴起,才陆续以新思潮的方式引进台湾,但离他们的作品之翻译出版,还有一段距离。当时一些新左派的名著如路易·阿尔都塞的还是透过学生以地下出版物的方式,在校园之间,以读书会的形式流通,才逐渐风行开来。而站在冷战时代台湾对立面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书与经典作品,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论帝国主义以及马尔库塞、伊格尔顿等人的经典,基本上是靠着地下出版物在流通的。

所以说,1980年代后期的经典阅读是从地下开始,才有更开放的空间。

解严之后,禁忌解除,阅读之风大开,于是前述的地下出版物逐一走到地上,最鲜明的例证是马克思《资本论》是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它意味着经典的全面解禁已经来临。

所以有老出版人就称1990年代的台湾,是阅读与出版的“黄金十年”。所有想读而未读、应读而禁忌、想悄悄看而未能一睹真面目的情色作品,一一出现。全本《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只是小意思,还有萨德、日本浮世绘情色绘本、同志文学漫画都现了身。

那是阅读无禁区的时代,也是经典阅读的“补课年代”,我们把许多想读而未读的书,一一购入书架上,坐拥书城,才开始摸到一点“阅读世界观”的边。虽然,不一定都有阅读完,知识也不完整,但那种拥有少年时代想读的禁书、想偷偷看的禁忌、看得比较全面的知识满足感,还是让人很是快活。

6 左脑袋,右脑袋

阅读需要世界观,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

台湾在冷战时代属于资本主义阵营,没有出版自由,举凡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译作、艺术等,都不许出版,所以鲁迅、巴金、沈从文、丁玲等都在禁止之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再经典也没用。能够允许阅读的是被检查过的书,特别在1950年代是反共文艺为主。那时代你要敢读马克思、列宁或三十年代大陆作家的小说,被抓到是要坐牢的。

其后陆续开放的还是较右派的传统经典,等到1990年代解严后才自由开放。所以台湾读者最熟知的知识系统,还是以资本主义阵营的经典为主。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制约着台湾的读书人。像台湾师范大学所列出的七十本经典书,还是不免受限于戒严时代的意识形态,不脱欧美系统。而对于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古文明,几乎无所涉猎。

像奥巴马去中南美洲访问时,查韦斯送他的那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非常重要,影响拉美局势深远,但在台湾不被注意。

这就是阅读世界观的差别。

认知到自己的阅读有世界观的局限,会让人学得谦卑一点,知道自己的不足,总是像个学生一样,右摸摸,左找找;让我们不至于以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懂得尊重另一种领域,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7 偏食者

经典阅读讲究全面,但好的阅读恰恰需要偏食。

所有经典都有各自的领域。文学、哲学、社会、经济、物理、天文等,都有它的经典必读。但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偏食乃是必然。

偏食者如同偏好某一种菜系的人,总有几道是经典,你不能不吃。唯有偏食才能进入食物的不同境界。爱文学的人,无法绕过希腊史诗、莎士比亚、但丁等等,爱中国文学的人,绕不过李白杜甫红楼梦。即使只是文学作品,豪放与婉约,缠绵与潇洒,内敛与放纵,文学才情不同,作品风格迥异,自然要有偏食的。

人不偏食,等于没有品味,文学无偏爱,就没有真性情。

读经典而无所偏爱,那就没有人味了。

有人问我,如果要推荐台湾必读经典,会推谁?我回答,在台湾是陈映真,他从1960年代的现代文学开始的小说创作,到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1980 年代的《人间》杂志,和“鬼影子知识分子”论战,都是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文字精准细致,深情动人,不仅是最佳的学习文本,背后更有思想的底蕴。

不过,我曾问过陈映真,他受到影响最深的作家是谁?他明言,是鲁迅。鲁迅的文字准确如玉,锐利如刀,内涵深刻,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但更重要的是,他文中的独立思想与硬朗骨气,是一种生命的典范。这是读经典的时候,最该学习的精神。

8 岁月这一本书

最难懂经典的是岁月这一本书。

岁月慢慢教会我们如何安静去倾听,温柔去了解别人的心,也教会我们进入经典的核心。

1992年我采访长江三峡的时候,正是青壮时代,满怀改革和奉献的理想,彻夜不眠,读了好几百页的三峡工程研究报告,整夜和三峡建坝设计的工程师杨振声辩论,直到整个采访行程快结束了,我们变成好朋友,工程师说,此生自年轻时候就希望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生命,才去学习土木工程,最大愿望就是为国家建设一个大坝,好让后世子孙永享太平。

说到如此的内心世界,我和他的三峡争论已经没什么好说了。我再有大力也无法打消他此生的大梦。各自梦着自己的梦吧。

2014年冬,我采访白先勇,他谈起青年时代也以孙中山建国大纲为信念,想为建设祖国做奉献,于是去读成功大学土木系,为的就是学成后希望有一天,可以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后来是因为读不出兴趣来,才转而回头读最爱的文学。幸好他没读出兴趣,才有一个一流小说家的诞生。否则这世界只多了一个平凡的三峡工程师而已。

隔了二十几年岁月,透过白先勇的故事,我才了解一个跨越孙中山、毛泽东到当代工程师的跨世代“世纪之梦”。他们眼见中国的贫困破败,受尽欺辱,梦想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心,是如此感性激情。然而那梦的正确与否,会不会带来生态浩劫,那正是我这一个怀抱永续生态观念的异乡人,一再忧心的。

岁月教我读懂中国百年的“世纪之梦”,也读懂一个时代的忧时爱国之心。以后读鲁迅、沈从文、胡适等近代文学思想之书,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岁月也教我们懂得穿透表面,进入更核心、更宽广的思考。

孔子在春秋时代,明明列强已经称霸一方,周天子根本谁也管不动,可偏偏孔子还一直呼吁要尊王,拥护周天子。他的名言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乱世中,还呼吁要尊重体制。

年少时代的自己,总是非常不屑这种形式化的文化仪节,觉得这是孔家的伪善。

等到美国攻打了伊拉克,我才忽然明白孔子尊周天子的道理。美国攻打伊拉克,各国都无法阻止。坦白说,美国已经撕破了脸,视联合国为无物,穷兵黩武,要打那就打那,谁也没办法。但因为联合国的存在,世界还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规范,即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这个还勉强被承认的“共主”,所以还有一点最后的底限、框架,出来谴责美国,否则,世界将变成流氓国家的战场。

那时我忽然明白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尊周天子的用意。他明知周天子无用,也无力停止诸侯强权之间的攻伐,春秋五霸,谁曾听了周天子的劝?这样的周王朝早早废了,还可以早一点让世界面对战争残酷的真实。但孔子却提倡维护周天子,努力维系一个权威中心,让诸侯之间有一点最后的“规矩”。虽然是如此虚弱无力,至少还保留着一个是非价值观,让血腥战伐不至于太肆无忌惮地杀下去。这和联合国在当今的作用,非常的相似。

联合国所立的诸种人权公约、环境公约、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等,在战火肆虐的地方,根本不起作用。它只是写给文明人看的“好人条款”,对强权和恐怖主义国家,一无用处。但即使是如此,它仍为这个混乱的世界树立一道量尺,让人知道文明的边界在那里,让人知道把千年佛像炸成尘土的行为是可耻的,把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在欧洲的边界海岸沉没死亡,这是无法为人类文明所容忍的恶行。

因为联合国的无力却勉强维护一个价值秩序,我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无奈与用心良苦。从17岁时的批判孔老夫子,到四十几岁才比较了解孔子的想法,这三十年岁月,教会了我谦卑,才稍稍进入经典与大师的用心。

岁月,终究是最艰深而动人的经典。

无竟寓先生道鉴:

我叫惟生,从十岁开始退出体制学校,进入私塾学习传统文化,迄今已九载。其间,我经历了对读经教育的狂热、受挫、困惑与反思,现在非常迷茫。

我是从小脱离体制学校,在读经学堂长大的。这些年来,读经越来越热,像我这样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我属于较早的一批,已经成年,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 同学相谈,最多的是焦虑。父母怀着圣贤憧憬,为我们选择了一条特殊的求学道路,今天,我们长大了,却开始面临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鲜为人知。

2007年夏末,我的母亲由于受到“读经运动”和国学热的影响,以及希望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让我退学进入私塾。这个决定在我的家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但因我母亲态度坚决,所以我仍然踏上了私塾之路。

最初进入的是一家“综合型私塾”,每天读经四小时左右,其余有书画、武术等,体制内的课程多不开设,对学生前途也没有清晰而明确的规划。

第二次入学的私塾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区,信仰佛教“净土宗”(我后来怀疑真正的净土佛教可能并非如此),背诵经典虽然也包括四书和五经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佛经。老师要求学生要“销落妄想”,以“禅定的状态”背诵经典。这里杜绝电子产品,没有节假日,甚至有一年的春节都没让我回家。

这里有图书馆,但未经老师许可的书籍不许读。即使像《史记》《曾国藩家书》,都被列入“禁书”,理由是“这些书增长所知障”,禁止读书是为了“培养 清净心”。我只被允许拥有一本《古代汉语词典》。可最后这本可怜的词典也被没收了。于是,我又尝试在老师去卫生间时,迅速冲到柜子前,拿出“禁书”看两 眼。后来有一次,老师从卫生间回来时突然问我:“看到哪一页了?”吓了我一跳。

一年后,我被允许独立学习,不再派老师监管。我知道这个山上有很多古典书籍放在另一个山头的“往生堂”(实际就是太平间),于是我开始了一项冒险的读书计划:每天午夜十一点,等老师和同学入睡后,悄悄地溜进往生堂,打着手电筒读书。如果说后来我还有点独立思考能力,可能都要归功于手电筒的光照为我分 开了往生堂的黑暗。

在往生堂的手电光照中,我发现了另一个国学经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灵活现、熠熠生辉的。我开始逐渐感觉到这些被幽闭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脉,而私塾的“读经教育”则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东西。

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期间,我足不出户11个月,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包本背完了二十万字。这是一段极端孤独的历程。我的疑虑也越来越深。读经界一直在极力宣传“读经万能论”。亲身经历的事实且不说,经典中为什么也找不到一句类似的说法?后来,我读了一些研究古代私塾教育的书籍,明白了古人读经之前,必先习小学训诂。由此可见,古人读经显然是建立在一定理解基础之上的。“不许理解”的“背诵”肯定不是古代私塾的读经方法,只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代创造。

回望这些年身边那些和我一样背诵了大量经典(二十万字以上)的同学,多因没有出路而终止了十多年的读经历程;而当他们一旦停止私塾学习,又没有进学深造途径,大多数同学都变得非常沉沦,只能借电视剧和电子游戏排遣焦虑、打发时光。至于那些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的经文,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传说中“经典的种子”并没有发芽。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阳光、空气和水,多好的种子都会腐烂。

读经界喜谈“读经培养定力”,以为学生既然可以稳坐数小时,当然定力高强。我信之多年,直到后来目睹一些结束读经开始其他学习的同学,确实可以稳坐书桌前半日不动,但是学习效率很低,“定力”并没有发挥作用。

“老实大量纯读经”的偏激排外、教条僵化,已无需多言。在反思读经方式的问题时,我不可能有丝毫恶意,与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对读经私塾的每一点怀疑 都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怀疑,令我心如刀割。像我这个年龄的体制内学生都在反叛体制,而我却不得不过早地学会怀疑自我。这也许是读经经历最大的收获。

2015年7月至今,我在各地求学访师,思考自己的志向,确定人生的方向与计划,明白了读经圈中流行的“大学垃圾论”的偏激和读经学堂的局限。通过对比各种求学门径,我选择了自考本科,再考研的计划。我四处求学并不是为了“世俗的前途”(他们如此指责我),而只是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呈此衷心,伏惟先生鉴之!

(来信有所摘录)

2014年9月,《南方周末》刊登《这更像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十字路口的读经村》,首次详尽报道读经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近,一位读经少年写信给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一位读经少年的来信》),七千余字自述其长年“老实大量读经”的经历,引起了广泛争议。传统经典进校园的趋势渐显,我们应该如何反思“读经教育”?

“读经教育”简单化到“复读机”式的水平,如此易于复制,以至发展成一种连锁培训商业模式,难道不能目之为“读经运动”吗?这种“读经运动”,表面上在弘扬经典,实则不仅彻底空心化了经典,更严重地是戕害了学生。——贺希荣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微信号:nanfangzhoumo

王财贵先生等发起的“读经教育”已二十多年,毁誉并存。近日,读到“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颇受震动(点击蓝字,阅读《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随后,循信找到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于2016年5月7日的演讲——“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并了解到北京某书院的空山先生的回应:“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反省——致柯小刚先生”。

作为一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从2008年起我一直在中山大学开设《论语研读》的核心通识课程。考虑到“读经运动”涉及的问题的重要性,我不揣浅陋,谈点自己的看法。

1 读经有必要吗

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读经?

对亲近经典,无论是提倡“读经教育”的一方,或者质疑“读经运动”的柯先生,都没有异议,双方分歧所在只是读经的方法。然而,读经的必要性必须首先讨论清楚,才能有合适的对待经典的态度,然后才谈得上恰当的读经方法。

什么是经典?通常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典范的、权威性的著作和典籍。如宗教、哲学、法律、史学、文学、艺术经典,绝大多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洗礼,往往给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制度设想、道德规范、审美标准,并由此型塑出人类的各种生活方式,从而构筑起人类文明。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是在历史演进中得以积淀和发展、历史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只有通过学习这些凝结文化并承载历史的经典,才能真正理解文明、理解现实、理解我们自身。因此,对于经典的阅读,不是为附庸风雅装点斯文,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甚至也不仅是为了获取某些散碎的知识,实在是要通过历史照进现实来理解今天,通过文化洞彻生命,并最终为个体指引出一条下学上达的终极意义之旅。

质而言之,经典是文明的载体、历史的象征、人类的精华、灵魂的指引。如果完全不读经典,这样的人生和社会将注定是野蛮的、粗陋的、荒芜的、迷惘的。

2 只读经能行吗

第二个问题,既然经典如此重要,是不是只读经典就够了?“读经运动”之“经”,不是指广义的人类文明的所有经典,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经典,如“四书”“五经”“老庄”、重要佛教典籍等。在13岁之前,把全部学习时间用来封闭性地“老实读经”,可以吗?

坦白说,我无法认可这个立场。根本缘由在于,中国的传统经典,基本上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政治合法性原则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关于人生、道德的学问。

不管今天我们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有多少反思,至少陈独秀当年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还是有指引性的。科学与民主架构起了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和人类公共生活的规则。物质世界的问题,要交给科学。1500年以来的世界,是被科学深刻改变了的世界,这种改变是不可抗拒的、无法逆转的。科学有不足或后遗症,但我们需要坚持这个基本立场。

以“四书”而言,除了《大学》里一个模糊的“格物”,其它基本看不见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推究。“四书”如此,“五经”“老庄”也概莫能外。

让儿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隔绝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等这些现代科学知识,沉溺于背诵古代经典,恐怕无法让人信服。

空山先生说,“柯先生质疑读经孩子只读经不学数学英语等体制课程,是否能适应社会,这是对经典的笼罩性认知不够,对经典的价值意义信心不够。”“(经典)看似单一单调,实则含藏万象,能生万法。”

好一个“笼罩性”与“含藏万象,能生万法”!以我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粗浅的学习体会,即便同是儒家经典,《周易》与“四书”,概念、结构、体系差异都不小。对初学者而言,读完“四书”去读《周易》,不易找到结合点,反之亦然。你用《周易》去“笼罩”下“四书”看看,更何况对象是儿童?我不知道一个成天背经的学生,怎么去掌握基本的数学公式定理,怎么去无中生有地理解物理和化学规律,关于修身、立世的经典怎么去“笼罩”这些严谨的科学知识。除了另起炉灶,从头开始学,还有别的办法吗?

空山先生以“士志于道”“君子不器”来谈论学习数学、英语这些“工具学科”,这恐怕只是在生硬地套用孔子的话,非孔子原意。人生活在自然界,数学有“宇宙的密码”之称,英语是一种地位不亚于汉语的语言,仅以“工具”二字,就足以却之不顾?

空山先生还说:“读经教育也没有说一辈子只读经,只是在十三岁前大量读经,十三岁之后还有充分的机会学习其它学科才艺,博闻广识,因为有大量读经的积累酝酿,学起来更加方便高效。为什么要急于一时?”表面上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对照他前面的“笼罩说”,实有内在矛盾之嫌。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小学六年的知识基础,又在心理上轻视一切“工具学科”,再加上所谓读经又只是背诵,这样的儿童竟然此后会“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其他学科才艺,博闻广识”,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何以能相信经典之外的“学科才艺”没有它自身的知识体系,不需要特定的知识基础作准备,单“方便高效”四个字就可以搪塞过去?倘若“工具学科”并非如此简单,“读经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怎么与现实社会接轨?

这种以反“体制”为标榜的“读经教育”,对“经典”的理解很狭窄,在具体的教学内容组织上又极其片面粗陋。

《中庸》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天的人不是春秋时期的人,今天的时代不是春秋时代。传统固然是血脉根源,经典固然是传统的精粹,但传统不是死的传统,而是一直延续的生命之流。把活人关在经典的屋子里来供养它,经典就成了僵尸,而活人成了牺牲。这种纯“读经学堂”,不亦陋乎!

从小读经的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3 岁,他们可以将经典读得烂熟,但五六年后,家长却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认字都有问题。 

3 经要怎么读

这是第三个问题。首先,经典是要背诵的。如果想从某部经典中得到深入、系统、持续的指引,背诵恐怕是必须走的一步。当然,如果仅限于了解的需要,自然可以省略背诵的环节。某种意义上,背诵经典如同反复读一部极喜欢的小说或看一部极着迷的电影。小说或电影看很多遍,你才可以深入把握它的情节,思考作者寄托于其中的思想、意义或生命。经典更含蓄更凝练,而且古今表达方式也往往差异很大。所以这时候一般的阅读还不够,必须熟背、牢记、涵泳,才有可能逐渐融会贯通,得窥堂奥。对于一切试图深入研究经典的人来说,一定量的背诵是绝不可少、无法用任何其它方法替代的,这是我始终坚持的立场。而且,不管曾经背过多少遍,过段时间必须花些时间去反复。

其次,既然背诵经典是必需的,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还是不求理解直接死背?后面一种做法是柯小刚先生批评“读经运动”的主要着眼点,我持基本相同的立场。

对学龄前儿童,可以背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本。由于学龄前的儿童识字有限,理解能力有待发展,可以主要通过音节和韵律去感受文本,寻找语言的乐趣而无需系统理解其意义。

但随着年龄增长,对于“四书”“五经”“老庄”、佛经这些更高级深奥的文本,首先就章句而言,我认为必须有个说得过去的理解。至少90%的章句意思能够有自信,然后才能开始背诵。在理解后背诵的反复强化下,散乱章句才可以汇通,自己有疑惑的地方才能不断去推敲,然后融合成对整体思想的把握和认识,再反过来加深对具体章句的理解。这样的背诵才是有意义的背诵。如果基本的章句首先都没有过关,80%以上的内容都根本不知所以然,纵背千遍万遍,眼前仍是一片茫然。都是一堆渣,怎么可能凭此建立一座高楼?

我也在与同道创办的书院教一个小学初中经典学习班。以我教的《论语》而言,个别孩子以前曾背过。抽查他们,他们很自信地说都能背。真正背起来,就是一些音节,吐字很快而且含混,像唱歌一样。他们凭韵律记忆,没有准确、清晰、明彻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们自信能背,其实背出来的恐怕只有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都忘了。

空山先生写道:“从本质上说,记忆不必依靠理解,凡是依靠理解辅助的记忆,严格地说还不是真正的记忆,还停留在浅层记忆的水平。”“有理解跟进辅助的背诵其实不是真正的背诵,不依赖理解、单纯记忆的背诵才是背诵。单纯记忆的背诵比理解辅助的背诵进入意识的程度更深。”

这些观点太过惊世骇俗,是不是但求自快的谬妄欺世之辞?

在有些人的“读经教育”里,原来“读经”的“读”不是“阅读”,而是“朗读”,并且是只需要知道音节可以不认识汉字、不要理解甚至排斥理解的“纯朗读”,否则就会坠入到“浅层记忆”,就不是真正的“背诵”!

读经少年的来信中说,他最后手头仅有的一本《古代汉语词典》都被收缴、经典只背经文而不允许注音和不准看释义,这大概就是柯小刚先生所说的全国那些读经学堂的“复读机读经运动”的底蕴了。

“读经教育”简单化到“复读机”式的水平,如此易于复制,以至发展成一种连锁培训商业模式,难道不能目之为“读经运动”吗?这种“读经运动”,表面上在弘扬经典,实则不仅彻底空心化了经典,更严重的是戕害了学生。这些“读经运动”里的所谓“老师”,如果如此排除理解,他们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管理学生和维持纪律,压制一切逾越“读经”而试图“解经”的行为?把“解经”看得如此重大和神秘,坦白说,有理由怀疑他们或许并非出于对经典的敬畏,更可能是相当一部分“老师”根本不具备真正的解经能力。

4 “包本”背诵没什么了不起

最后,如果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以多少篇幅为宜?按空山先生所举,“王财贵教授只是建议背30万字而已,其中四书、诗经、易经、老子是全的;书、礼、春秋是选的,合成一本两万多字的《书礼春秋选》;庄子也只选了《内篇》和《外篇》中的天下篇,不过两万多字;黄帝内经根本不在必背之列;背莎士比亚英文全集更是纯属想象,不过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或《仲夏夜之梦》而已。”“而一个孩子要背三十万字,其实是很轻松的,五六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大孩子,三年左右就可以完成,哪有柯先生想的那么可怕?”

我不怀疑一个13岁的孩子花了十年时间背下30万字(只在音节上过关)的可能性,问题是,所谓的“包本背诵”——意思就是一本书从头一直背到尾,如果对这本书里的所有内容几乎完全不理解,这种背诵后的记忆能维持多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是2006年开始认真研读中国传统经典的,除了十三经的一般阅读外,一年内《论语》背过80余遍,它只有16012字,此外,《中庸》、《大学》、《老子》当时也完全可以做到“包本背诵”,全部加起来约27000字。但十年来,我心中的体会、浸淫,一直集中在《论语》上,另外三个文本如今只能说熟悉,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精深的理解,除非再复习,不能背诵。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所谓的“包本”,没什么了不起。真正体会、领悟、贯通,要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如果没有后者,即使十三经倒背如流,也只是一堆死音节。即使记忆是花,理解也是果。没有果,花只是无意义的热闹。所谓“30万字”的“包本读经”,纯粹是个噱头,是交代给那些试图从“反体制”的“读经教育”中培养出圣贤的家长们的安慰剂。

真正对于读书学习来说,与其贪多不消化,不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精及博。经典必须要阅读,但真正花大力气去背,必须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如果不是立志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能够熟读“四书”与“老庄”以及几部重要的佛经,背下其中一两千字或三四千字的自己特别有感觉的部分,足矣。

唐君毅先生曾惋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花果飘零”。近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有了些“一阳来复”的迹象。“国学热”“读经热”在吸引社会关注、凝聚传统视角方面,确有贡献。但其中需要深入认识、谨慎取舍、改进提高之处,在所多有。依我看,“读经运动”内中弊病太多,或须全面反思。至于言辞倘有激切失允之处,君子以为直而不咎,固所愿也。

自2004年开始,约有3000家私塾、学堂涌现全国,读经声响彻各地,民间教育实验盛况空前, 人们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投射其中,又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但十年后,他们收获了什么?梧桐山读经村的今昔是个值得观察的标本。

开学四天后,崔小萌(化名)决定退学。她要离开的不是学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岁,她在私塾中背诵四书五经。

2014年8月23日,一大早,她给父母打了电话,要求接她回去,语气果断,但听着又有些失落:“我是来学国学,不是来背经的。”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山脚有着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在深圳这个以创新为标志的城市,教育的民间改革也最先发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火柴盒似的民房里。在巷陌间游走,冷不丁“某某学堂”、“某某书院”的匾额就出现在门首。而孩子们整齐的诵读声,也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鼎盛时,近千名孩子放弃了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在梧桐山读经诵典。《论语》、《大学》、《中庸》、佛道老庄……学生们朗朗而读,喁喁而诵,在一遍遍的记诵中,将圣贤之言装进脑子。

自2004年第一间私塾开办,这场投注无数人心血的教育实验,已经持续十年。在京、沪、浙,乃至全国各地,私塾、学堂、读经联谊会等已超过3000所,影响了上千上万的家长和孩子。

如今,这场体制外的实验走到了十字路口。

耐心耗尽,动荡来了

“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

“今年,读经的孩子比以往少。”一位私塾老师迟疑着说,背后,是一幅至圣先师孔子的行教图。

2004年,画家张中和办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学堂”。他是梧桐山私塾教育的肇始者。后来,在他的拉动下,小学教师,餐馆老板,也在梧桐山开办了自己的私塾。数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学爱好者汇聚这里,租民房,挂上学堂的匾额。梧桐山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山村,一跃成为民间国学教育的重镇。

张中和喜欢南怀瑾描绘的读书画面——“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喊破好喉咙。”

培养这个时代的圣贤之人,才是张中和的理想。“我的教育理想十年来都没改变。”

梧桐山最辉煌的时候,一所所学堂像雨后的蘑菇般纷纷生长,堂主们互相鼓励,“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

但今年,张中和的学生只有最多时的一半。

出现同样状况的私塾不在少数。

“原本期望的教学效果没有出现。”2009年,刘海峰在梧桐山开办了己谦学堂,“我们像古人一样付出了那么多,但没有效果。”

危机发轫于2013年。

这一年,梧桐山读经时间最长的孩子读经已近十年,许多则已读了两三年不等,按照规划,他们已经读完乃至背完了四书、五经。

从小读经的孩子,可以将经典读得烂熟,但五六年后,家长却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认字都有问题。而那些曾经引以为傲、将整本《大学》、《诗经》、《易经》一口气吐出唇边的文字,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若想重温,只剩吞吞吐吐和自找难堪。

这是因为,学生从小只是跟着老师一遍遍复读,就和唱歌一样,听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认识音符,也不了解意思。

很难说之前没有人察觉,这更像是一个终于耗尽耐心的故事。

“当时家长就‘反’了。”在某一家学堂,十几个家长,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对私塾的失望,迅速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失去了每个学生5万到10万不等的学费,这一年倒闭的私塾就有十来所。

对一部分堂主而言,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重创。因为私塾的第一个学生,读得最久的那一个,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刘海峰的第一个学生就是5岁的女儿。

曾经每一天,他带着女儿诵读古书,将“子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得口干舌燥。他想让女儿逃离体制教育的深渊,想让她变得不一样,换来的结果,却只是互相辛苦。

“她完全不愿读经了。”疲惫的父亲语气累极了。

2013年9月,刘海峰关掉了自己的学堂,离开了梧桐山。

风雨飘摇,堂主们说,这是梧桐山最动荡的时候。

十年乌托邦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

现代意义的儿童读经运动,在中国大陆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推动者是台湾学者王财贵。随后二十年,他成为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一千余场讲座中,王财贵的理论一以贯之: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经典的推崇。“读童蒙不如读唐诗,读唐诗不如读古文,读古文不如读四书五经”。读了四书五经,其他的也就无需花时间,这被誉为“教育的经济学”。

而读的过程,也无需讲解和认字,不认字的跟着老师读就好了,学会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内容小孩子本就无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经典也自有妙用。

“读一遍有一遍的好处,读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处。”

在王财贵流传最广的一次演讲中,他举了一个例子,阐释了经典的魔力。因为怀孕的母亲坚持读了十个月《论语》,出生的孩子不仅相貌不凡,而且知礼懂事,晚上从不哭闹。

“第一批推广读经的人,许多是佛教徒,读四书五经和读佛经的感觉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说了自己的理解。

这还是一种推广的“不二法门”,由于不讲解,读经教育中,对老师的要求简化到了极点,只要是对私塾教育感兴趣者,都可以组织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师们背景各异,辍学学生、茶艺服务员、IT工程师、餐馆老板、报社编辑、健身教练……热爱国学的人们汇集到梧桐山,他们一边自学一边授课,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财贵编写的一套注音版的《国学经典诵读系列》。

凭了经典本身的价值,“老师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给学生一条河”。

私塾老师吴太雪在高二时接触到了读经,那时她的学习不上不下。听了王财贵的讲座光碟,才恍觉原来经典的价值那么永恒,立誓将《论语》读完一百遍,说不定对数学也有帮助。还没读完,她就退了学,辗转来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着一位法师对《弟子规》的讲解,无论学生是在上课、玩耍还是吃饭,又或者根本不在屋里,电视里的谆谆教导都永不停休。

这是一种混杂着教育观和文化情怀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们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投射其中,又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培养真正的人才。”

读经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说。

在这家私塾的教学规划表上,学生除了要读背四书五经外,还要在六年的时间内,用同样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跟着录音机,朗读背诵英文的十四行诗、德文《圣经》、法文《圣经》以及日文的《论语》。

与体制内教育的强烈对比,吸引了许多热忱的家长:学校沉重的课业负担,白热化的考试竞争,甚至复杂的人际关系,都推着家长将孩子送入另一种听起来远为纯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现在大学读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让孩子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变得知礼”这是家长频繁给出的理由。

“这是一种乌托邦。”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发现,许多读经教育的推动者,热衷于培养圣贤,而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来,应该是培养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传统文化成了社会产生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刘海峰会告诉家长读经的好处,在古文方面,读经一年有高中语文程度,读经二年有大学语文程度,读经三年有中文系语文程度,大家都这么说,“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学校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

崔小萌退学的鹿鸣学堂,是梧桐山规模最大的私塾,学生人数常年超过百人。

六岁那年,她就在鹿鸣学堂待过一年。那时学堂还没有搬来梧桐山,在深圳市内的一个小区里。学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儿。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儿从早读经到晚,但读的什么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时堂主的女儿好像得了厌食症,每天背完经吃完饭就要吐。

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来到鹿鸣学堂时,已经十五岁,作为问题少女被送了进来。

“老师面前我很乖,但在学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着一头长发,语音平实,只有当对方表示难以置信,才习惯性地皱皱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来私塾的学生——问题少年。

“家长将孩子送来私塾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有传统文化的情怀,另一种就是孩子太顽劣,在学校混不下去了,想用传统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说,现实是,后一种占的比例更大。

“有的私塾,完全成了问题少年学堂。”堂主们都认为,这影响了读经教学的效果,他们抱怨道,管理问题少年,吃力不讨好,耗费了大量精力。

“我感觉是那一年的私塾产生的阴影,太压抑了,长大了才要发泄出来。”2014年,当崔小萌再次来到鹿鸣学堂,她感到这种压抑的氛围依然存在,她的同学们,那些13岁以上的大孩子,显得都有些沉郁。

学堂实行封闭式寄宿制管理,不能看电视,不能用电脑,不能用手机,也不准随便出入。目的是为了将学生隔离于社会的“污染”之外,好让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崔小萌说,每天读完七八个小时的经书后,那些大孩子,也会偷偷地抽烟,跑出去上网吧,或者打架谈恋爱。每天读诵圣人的教诲,并没将他们变成谦谦君子。“有的比我在学校认识的坏学生还要坏。”她想了想,接着补充,“是那种阴阴的坏。”

崔小萌来到学堂的时候,堂主的女儿在读经十年后,已经被送到了北京,进入王财贵开办的文礼书院。

“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王财贵为读经的孩子构想了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学业过程,先用十年时间记诵中外经典,再用十年时间加以意义的理解。

“这也是为私塾的孩子找了条出路。”一位堂主说。

2012年9月28日,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所私塾路上的清华北大,面向全国招生,标准可谓严苛,“能背诵经典三十万字(中文二十万,外文十万)以上”。

“我的女儿背完了二十万字,”孟丹梅说,“是作为陪读生进去学习的。”

但一位同学告诉崔小萌,孟老师的女儿曾经说过,她其实想当明星。

一直到今年,书院才有两个学生真正达到了背诵三十万字的要求,一位还来自台湾。

“我觉得这显然不合理,现在我们国内最有学问的学者,是古典学者,也没有人能背诵三十万字。”徐梓对此不以为然。

但这个标准却实实在在改变了崔小萌和她的同学们的生活。

原先,对于背诵,学堂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现在则有了“包本”的制度,所有学生,都要求将某本经典读诵百遍后,进行“包本”,也就是一次性背诵,同时录像,作为以后进入文礼书院的证据。那些原本几年前就背完了的学生,由于没录像,背了也不作数,重背时,又早忘得一干二净,狼狈不堪。

这成了一种变相的考核,学生和老师,围绕着“进书院”开始紧张地运转,一堂读经课的时间也从六十分钟增加到了一百分钟。

“读经的学生,不上书院是没前途的。”老师们这么动员他们。

“多一个上书院,学堂的名气就大很多,方便招生赚钱。”崔小萌说,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是五万块。

“我不想上书院。”崔小萌的同学刘灵(化名)也和她在同一天退学了,“但我一说完,老师脸就沉了下来。”刘灵想学中医,老师告诉她,中医是聪明人学的。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崔小萌本想离开体制学校,没想到又进了另一所——“读经学校”。

唵嘛呢叭咪吽

“就像六字真言,不能因为你念了没用,就怪罪菩萨。”

2013年底的时候,凌龙的学堂还只有两个学生。到了今年夏天,他的学生就有了十多个。其中七八个都来自张中和的学堂。

凌龙曾经是张中和学堂的读经老师,2012年,他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凌龙学堂。

在梧桐山,发生的第一场变革是放假。“原来学堂不放假,没有暑假,也没有周末,一个月半个月放一次。”不放假的原因,一是防止学生受到家庭、社会的“污染”,二是害怕学生放假了就不来了。

这种精神上的紧张情绪在梧桐山贯穿多年,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被这种马拉松式的“无休状态”折磨。

“我的学堂从一开始就要过周末,学生和老师都要休息。”凌龙今年35岁,他曾经是一名健身教练,现在不介意做出改变。

“很多学堂是被理念困住了”。

2012年,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传入了梧桐山,针对读经多年还不认字的情况,要教私塾的孩子先认字,再读经。这在私塾的堂主们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位倡导先认字的堂主走在路上,就被其他堂主质问,“王财贵老师说了不用先认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变化发生在2013年,随着危机的到来,许多私塾迫于压力,开始反思,寻求改变。

原先,私塾教育与体制内教育完全切割,现在,为了照顾那些读完几年私塾还要回归学校的学生,许多私塾开了数学课。“原来宣传,读经的孩子,一个月就能学完小学六年的数学,那是假的。”

每天读经七八个小时的私塾,也在减少,有的私塾一天只读一个小时了,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才艺和体育锻炼上。

但也有一些私塾变得愈发坚定,“我以后只招愿意跟我读十年的学生。”张中和说,现在的变革是一种妥协和退步。

“大量读经是有用的,不能因为你没做到,就怪罪这个方法。”张中和2013年入了道籍,他有了新的比喻,“就像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不能因为你念了没用,就怪罪菩萨。”

凌龙想的,则是要留住依然相信私塾的家长。他说曾经有一个慷慨的家长,被堂主们戏称为陈员外,2012年疯传世界末日时,还特意为梧桐山的私塾囤了两百吨大米。

“但现在他也灰心了。”凌龙说。

如今,梧桐山依然吸引了大批怀有国学情怀的家长,他们将孩子送入私塾,自己也在山上租了房子,陪读。

“我们叫共学。”凌龙有些得意,其他地方只有高考陪读,只有在梧桐山,才有家庭,为了小孩读经而陪读。

“这种氛围需要维护。”

“读经的民间推动者对这一轮国学教育的兴起是有功的。”徐梓说。如今,环境本身也有利于私塾办学,虽然在法律上还是处于灰色地带,但政府没有打击,而是默认。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嵇成中的态度,代表了一批体制内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对教育的探索是一件好事。”

“培养圣贤很难,万分之一的概率。”张中和说,当然大部分人都成不了,但只要培养出了一个,就算是成功。

“梧桐山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我敢说,十年之后,这里肯定要出一个圣贤。”这么说的时候,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鞠躬行弟子礼,然后便到一旁弹起了钢琴,张中和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

凌龙不知道圣贤是否会出现在梧桐山,但他表示赞同,“这是个需要圣贤的时代,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