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像供桌上的橘子,又大又红,高高在上,看着漂亮,它是属于知识之神的。可我们不一定想去吃它。仿佛橘子供着,神就在了,心就安了,也不管它会不会带你去看到神。

经典阅读讲究全面,但好的阅读恰恰需要偏食。人不偏食,等于没有品味,文学无偏爱,就没有真性情。读经典而无所偏爱,那就没有人味了。

认知到自己的阅读有世界观的局限,会让人学得谦卑一点,知道自己的不足;让我们不至于以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懂得尊重另一种领域,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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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范大学庆祝七十周年校庆,特地举办“经典七十”计划,列出七十本古今中外经典,还为高中生举办了会考。结果台湾学界大哗,特别是大学教授,纷纷惊叹说:“那些书我们都没读全啊,你怎么叫高中生去读,还会考!”

于是许多人开始讨论说该不该读经典?什么叫经典?如何阅读经典?批判经典?甚至超越经典?

受邀请去参加座谈的我,很诚实的谈了自己读经典数十年的感受。

1 供桌上的橘子

经典像供桌上的橘子,又大又红,高高在上,看着漂亮,它是属于知识之神的。可我们不一定想去吃它。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供着这样那样的几个大橘子:《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追忆似水年华》《资本论》《国富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以及《资治通鉴》《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之类的。

仿佛橘子供着,神就在了,心就安了,也不管它会不会带你去看到神。

要说都不想吃橘子也不对。有时候有需要了,掰几瓣来吃吃也不错。像是谁在某一本书里提到了某书某段落,桌上有书,翻几页来参考查证一下。可惜大部分的时候,你查不到出处,再细看一下,会发觉原文的意思跟他说的不大一样。

没办法,读书是人各有所悟嘛!

或者写文章得引用权威人士的句子,抄几行经典来用用;或者你想糊弄人的时候可以引用某大师的一本书,最好是德国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体系庞杂,理论艰深,很少人看得懂,看得全。或者某些句子很长、佶屈聱牙的独家论述,近乎符咒。这些都是引用时可以保身又不露破绽的“橘子瓣”。

有些人还喜欢引用那种“翻译得很不好,连翻译者可能都没读懂,把它的中文翻回外文可能更好理解”的文字,或者一直用“后这个主义”“后那个主义”的符咒拼拼贴贴,就更容易唬得人一愣一愣的。看不懂符咒,批评家当然闭嘴。

后来文青又流行解构主义,如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等,总要跟上经典的流行趋势才行。

什么?经典也讲流行?

是的。水果都分四季,供桌上的经典不分季节,行吗?

所以说,橘子供久了,总是要吃掉的。

就像小时候祖母从供桌上拿下拜了很久的橘子,都老了,快干了,每个小孩子一人一瓣,说:“拜过神的,有吃有保庇。”

经典或许如是。如是乎?

2 大补帖

所有大人物开出的必读经典,一般都以百本计,都像营养学医生的药单。营养全面,有益健康,药材珍贵,古今食补大全,顾及内外经络骨骼。

把人生必读经典开成知识大补帖。

但人生活着,谁需要天天吃大补啊?

青春期吃几帖转骨药,中年吃几次壮阳药,老年吃几盅人参气血汤,除此,你还真需要那么多大补吗?

就像没有人吃过所有大补帖一样,不能太相信那些开出经典书单的人,他们不一定都有阅读过。经典书单最大作用是开给书店张贴用的,好吸引人来买书。

好像那些到处张贴的强精补肾广告一样,看久了,你老觉得自己不买一定会肾亏。你看那些书单,就觉得自己脑质有点虚了,遂存着“要不买几帖补一下也好”的心理,就买几本经典,回家先翻几下,看看序文,好一点的看完总论,不久就在供桌上供着了。

没错,我就不太相信真有人听了补肾的广告,把那种补药真吃完了,那不得病才怪。

3 床头书

所有吃过正式酒席的人都知道。不管京鲁浙川粤等菜色,酒席大菜的高级食材无非那些,只是口味辣甜淡浓有异,吃多了挺无趣的。人们真正爱吃,可以天天吃,日日吃的,还是地方小吃。

当令食材,新鲜品味,野生有趣。

这种“小吃类”的书,就是你我的床头书。读累便睡,以书为枕,春梦无边。

《纽约时报》有一系列访问,专门写作家、摇滚乐手的床头书。有趣的是他们常说的,不少是近代流行过的,例如《简·爱》、爱伦·坡等。当然,也有诗集、幽情、科幻、悬疑等,每个人各有偏食。

这是正常的,人不偏食不是人。不过,我也不全然相信那种床头书单,因为没有人说他在读《五十道阴影》《金瓶梅》等,这是真的吗?世道果真如此光明,怎么可能变成这样情欲黯黑?

床头书不会有经典。少有人会在床上读康德,读黑格尔美学。原因可能与内容艰深难懂无关,而是因为大多数是精装书,做枕头太硬了。

但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者《红楼梦》倒是不错。也许你看了好几个晚上,已经做了好几次的春梦,盖尔芒特夫人的美妆和林黛玉的眉毛都还没画完呢。

那书的描写是如此细致、悠长、美好,岁月静静流动,每一个时刻都是永恒,在慢动作的凝视下,那书,让我们重新注视生命的时光,就算一生都读不完,也没关系,夜夜顺着书滑下去,进入梦般的书中之境,也很幸福。

最容易透露一个人内心的,不是案头书,而是床头书,道理在此。如果道行够高,你还可以看见他的梦境。

4 禁忌与报应

经典有神,你要拜,也得有些禁忌。不信邪的,以后都会有报应。

胡适年轻时提倡白话文,要打倒封建传统,后来成了整理国故最热血的人。从中国哲学史到禅宗,再到《红楼梦》《水经注》,一本比一本离奇,但在学问上却非常不容易,每一个研究都有所开创。算是有造反有报应,还了他批判老经典造的业。

我高中时特别叛逆,教科书说的,偏偏不信,只爱读课外书、禁书。尤其反感者,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那些以论孟中庸大学为本的课文,既保守又封建,简直就是维护既有权威、保皇忠君爱国、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的旧脑袋。

我一边上课,听老师摇头晃脑念古文,内心反抗难平,就在书的空白处写起了批判。为了批判课文,我当然得多读一些书,并且把那课文思路搞清楚,找到其矛盾与虚弱处,才能下手批评。所以就去看了胡适文存、殷海光文集、文星杂志、中西文化论战等等,做知识观点的准备。上那些课,像和课本打笔仗。一堂课下来,要写上洋洋洒洒几百字有针对性的批判文,也真是够忙的。

经典真爱跟我开玩笑,我愈是用心看它骂它批它研究它,偏偏就记得愈牢。大学联考时,我竟因此拿了高分。可是这种批判,却好像我欠了中华传统文化一笔似的,我考上了大学,读的竟然是中文系。这还不打紧,五十岁之后,最大的一个债权人来了。我竟然去接了“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那个单位,过去叫做“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我不仅要来尽一点“复兴”之责,还用七年时间,编了上千万字的《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也算有还了一点欠经典的道义。

这正应了古人说的:“江湖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这个道理。

经典有神,报应不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然而,天罚我读经典,有如罚吃大补汤,不亦快哉。

5 什么时代读什么书

经典也是有时代性的。什么时代读什么书,理所该然。

台湾的经典是与时俱进的。1950年代,美国新闻处在台湾发行一些美国文学书,举凡海明威《老人与海》、菲茨杰拉德《大亨小传》、梭罗《湖滨散记》(大陆译《瓦尔登湖》)等,由美出钱,以“今日世界”出版社名义出版,推广美国文化。1950年代张爱玲需要钱,也曾为之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鹿苑长春》,赚一点稿费。

1960年代,以白先勇、王文兴等台大的一辈人开始办《现代文学》杂志,翻译之风大盛,现代主义的作家诗人、存在主义思想家等都被引介进来,包括卡夫卡、尼采、叔本华、艾略特等,成为当时文青的必读。

那时的经典,是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

1970年代,开始推动加工出口型工业,农村的孩子大量进入工厂,特别是纺织业大盛,女工大增,于是琼瑶、金杏枝、禹其民等言情小说大为畅销,通过租书店广为流通。

但真正对当时文青起到最大作用的,还是成立于1967年的志文出版社。它的翻译名著不少,有些是1949年之前的经典译本,有些是由当时著名教授依其大学用书之需要,找学生加以翻译;有些是文学界的世界名著,特别加以翻译。这对介绍欧美经典确实起到推广阅读的作用,特别是在1970至1980年代,志文的世界名著翻译几乎是文青必备。

然而,经典阅读也是有局限的,那就是台湾的右翼反共政策,使得许多作品很难引进,更不必说欧美风行一时的略带激进色彩的新左派作家了。有一阵子,自由派经典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是无法出版的禁忌,后来才予以开放了。

而欧洲二战后的各种学术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是在1980年代后期,解严前后,台湾社会运动兴起,才陆续以新思潮的方式引进台湾,但离他们的作品之翻译出版,还有一段距离。当时一些新左派的名著如路易·阿尔都塞的还是透过学生以地下出版物的方式,在校园之间,以读书会的形式流通,才逐渐风行开来。而站在冷战时代台湾对立面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书与经典作品,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论帝国主义以及马尔库塞、伊格尔顿等人的经典,基本上是靠着地下出版物在流通的。

所以说,1980年代后期的经典阅读是从地下开始,才有更开放的空间。

解严之后,禁忌解除,阅读之风大开,于是前述的地下出版物逐一走到地上,最鲜明的例证是马克思《资本论》是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它意味着经典的全面解禁已经来临。

所以有老出版人就称1990年代的台湾,是阅读与出版的“黄金十年”。所有想读而未读、应读而禁忌、想悄悄看而未能一睹真面目的情色作品,一一出现。全本《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只是小意思,还有萨德、日本浮世绘情色绘本、同志文学漫画都现了身。

那是阅读无禁区的时代,也是经典阅读的“补课年代”,我们把许多想读而未读的书,一一购入书架上,坐拥书城,才开始摸到一点“阅读世界观”的边。虽然,不一定都有阅读完,知识也不完整,但那种拥有少年时代想读的禁书、想偷偷看的禁忌、看得比较全面的知识满足感,还是让人很是快活。

6 左脑袋,右脑袋

阅读需要世界观,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局限。

台湾在冷战时代属于资本主义阵营,没有出版自由,举凡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译作、艺术等,都不许出版,所以鲁迅、巴金、沈从文、丁玲等都在禁止之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再经典也没用。能够允许阅读的是被检查过的书,特别在1950年代是反共文艺为主。那时代你要敢读马克思、列宁或三十年代大陆作家的小说,被抓到是要坐牢的。

其后陆续开放的还是较右派的传统经典,等到1990年代解严后才自由开放。所以台湾读者最熟知的知识系统,还是以资本主义阵营的经典为主。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制约着台湾的读书人。像台湾师范大学所列出的七十本经典书,还是不免受限于戒严时代的意识形态,不脱欧美系统。而对于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古文明,几乎无所涉猎。

像奥巴马去中南美洲访问时,查韦斯送他的那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非常重要,影响拉美局势深远,但在台湾不被注意。

这就是阅读世界观的差别。

认知到自己的阅读有世界观的局限,会让人学得谦卑一点,知道自己的不足,总是像个学生一样,右摸摸,左找找;让我们不至于以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懂得尊重另一种领域,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7 偏食者

经典阅读讲究全面,但好的阅读恰恰需要偏食。

所有经典都有各自的领域。文学、哲学、社会、经济、物理、天文等,都有它的经典必读。但人不可能全知全能,偏食乃是必然。

偏食者如同偏好某一种菜系的人,总有几道是经典,你不能不吃。唯有偏食才能进入食物的不同境界。爱文学的人,无法绕过希腊史诗、莎士比亚、但丁等等,爱中国文学的人,绕不过李白杜甫红楼梦。即使只是文学作品,豪放与婉约,缠绵与潇洒,内敛与放纵,文学才情不同,作品风格迥异,自然要有偏食的。

人不偏食,等于没有品味,文学无偏爱,就没有真性情。

读经典而无所偏爱,那就没有人味了。

有人问我,如果要推荐台湾必读经典,会推谁?我回答,在台湾是陈映真,他从1960年代的现代文学开始的小说创作,到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1980 年代的《人间》杂志,和“鬼影子知识分子”论战,都是对台湾社会影响深远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文字精准细致,深情动人,不仅是最佳的学习文本,背后更有思想的底蕴。

不过,我曾问过陈映真,他受到影响最深的作家是谁?他明言,是鲁迅。鲁迅的文字准确如玉,锐利如刀,内涵深刻,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但更重要的是,他文中的独立思想与硬朗骨气,是一种生命的典范。这是读经典的时候,最该学习的精神。

8 岁月这一本书

最难懂经典的是岁月这一本书。

岁月慢慢教会我们如何安静去倾听,温柔去了解别人的心,也教会我们进入经典的核心。

1992年我采访长江三峡的时候,正是青壮时代,满怀改革和奉献的理想,彻夜不眠,读了好几百页的三峡工程研究报告,整夜和三峡建坝设计的工程师杨振声辩论,直到整个采访行程快结束了,我们变成好朋友,工程师说,此生自年轻时候就希望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生命,才去学习土木工程,最大愿望就是为国家建设一个大坝,好让后世子孙永享太平。

说到如此的内心世界,我和他的三峡争论已经没什么好说了。我再有大力也无法打消他此生的大梦。各自梦着自己的梦吧。

2014年冬,我采访白先勇,他谈起青年时代也以孙中山建国大纲为信念,想为建设祖国做奉献,于是去读成功大学土木系,为的就是学成后希望有一天,可以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后来是因为读不出兴趣来,才转而回头读最爱的文学。幸好他没读出兴趣,才有一个一流小说家的诞生。否则这世界只多了一个平凡的三峡工程师而已。

隔了二十几年岁月,透过白先勇的故事,我才了解一个跨越孙中山、毛泽东到当代工程师的跨世代“世纪之梦”。他们眼见中国的贫困破败,受尽欺辱,梦想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心,是如此感性激情。然而那梦的正确与否,会不会带来生态浩劫,那正是我这一个怀抱永续生态观念的异乡人,一再忧心的。

岁月教我读懂中国百年的“世纪之梦”,也读懂一个时代的忧时爱国之心。以后读鲁迅、沈从文、胡适等近代文学思想之书,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岁月也教我们懂得穿透表面,进入更核心、更宽广的思考。

孔子在春秋时代,明明列强已经称霸一方,周天子根本谁也管不动,可偏偏孔子还一直呼吁要尊王,拥护周天子。他的名言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乱世中,还呼吁要尊重体制。

年少时代的自己,总是非常不屑这种形式化的文化仪节,觉得这是孔家的伪善。

等到美国攻打了伊拉克,我才忽然明白孔子尊周天子的道理。美国攻打伊拉克,各国都无法阻止。坦白说,美国已经撕破了脸,视联合国为无物,穷兵黩武,要打那就打那,谁也没办法。但因为联合国的存在,世界还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规范,即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这个还勉强被承认的“共主”,所以还有一点最后的底限、框架,出来谴责美国,否则,世界将变成流氓国家的战场。

那时我忽然明白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尊周天子的用意。他明知周天子无用,也无力停止诸侯强权之间的攻伐,春秋五霸,谁曾听了周天子的劝?这样的周王朝早早废了,还可以早一点让世界面对战争残酷的真实。但孔子却提倡维护周天子,努力维系一个权威中心,让诸侯之间有一点最后的“规矩”。虽然是如此虚弱无力,至少还保留着一个是非价值观,让血腥战伐不至于太肆无忌惮地杀下去。这和联合国在当今的作用,非常的相似。

联合国所立的诸种人权公约、环境公约、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等,在战火肆虐的地方,根本不起作用。它只是写给文明人看的“好人条款”,对强权和恐怖主义国家,一无用处。但即使是如此,它仍为这个混乱的世界树立一道量尺,让人知道文明的边界在那里,让人知道把千年佛像炸成尘土的行为是可耻的,把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在欧洲的边界海岸沉没死亡,这是无法为人类文明所容忍的恶行。

因为联合国的无力却勉强维护一个价值秩序,我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无奈与用心良苦。从17岁时的批判孔老夫子,到四十几岁才比较了解孔子的想法,这三十年岁月,教会了我谦卑,才稍稍进入经典与大师的用心。

岁月,终究是最艰深而动人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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