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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老先生仙逝了,享年105岁。一个寿过期颐的老人去世,绝对是“喜丧”了,功德圆满之人,才能享此福寿全归的殊荣。老人离世后,网上刷屏最多的感叹也是“一家仨人终于团聚了”。

记得杨绛先生百岁诞辰之时,有媒体对我进行过一次采访,网上还能搜到只字片语。这些评价仍能代表我今天的观点,引用如下:

“杨绛先生的作品我至今仍常置案头。在我心目中,她是1949年以后大陆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年轻时读她的作品,或许只能觉出她语言的洗练和从容,但随年岁增长,你会发现她对白话文有独到的领悟与发现,暗藏玄机。她的语言在沉静中显出灵动,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优雅与超然,却又充盈着活力。我会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她:睿智、从容、独立、高贵。”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都是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作品,我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而悲凉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呈现出杨绛独立的精神与文学追求。她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

“我认为杨绛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她的语言,这也是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贡献。或许因她对英语和法语的通晓,包括她的翻译和创作经验,使她对白话文的感受和思考比所有作家走得都更深,也更别具一格。杨绛先生不仅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领略了白话文的淡泊与含蓄之美。这淡泊与含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使汉字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像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有着精妙而均衡的表现力。这种独特的语言与审美经验,在当代几成绝响。”

杨绛先生那时已把离世看作“回家”了,并觉得自己要“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确实,钱钟书和钱瑷走后,辞世对于老人就像是“回家”与亲人团圆。老人一直想逃走,如她所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老人确实一直尽着她的责任。

先生虽活过了百岁,看她的生平,仍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她真正的创作是从古稀之年开始的,是从很多作家停止写作的时候,才重新拿起了笔。在一个荒唐的年代,她不愿拿起笔,这是她的风骨,也是历史留给她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1949到1979这30年的创作空白期,她的创作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不过,历史没有假设。

杨绛先生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从未停止记录与思考,这从她的很多作品都能读到。但她与其他被伤害者开口言说的方式又不同,她留下的不仅是含着血泪与激愤的史料,更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她在写作之初,就有一种清醒的作家意识,与自己描述的苦难拉开一定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经历的一切,所以她的笔调是隐忍的,而非控诉的;是含蓄的,而非怨恨的;是人性的,而非政治的,如她自己所言:“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

但她对一个时代体悟的深度与细腻,却无人能比,所以在伤痕文学的喧闹过后,她的作品却越来越现出份量。她的叙述不动声色,但却处处暗含批判的内核,只要稍有文字经验的人,便能从她描述的细节体会的到那个时代的反人性之处。杨绛先生始终关注的只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情感和被时代左右的命运。她是带着一份宽恕之心,在写那个时代的人,这是一种更为严肃的还原真相。她已放弃了怨恨和复仇的心理,只把对人性真相的揭示,当作对自己创伤的安慰和对正义的追寻。

从杨绛先生早年的喜剧写作,及对《堂吉诃德》的翻译可看出,她对反讽素有研究。这也是她文本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一切人都可能是她反讽的对象,甚至作者自己。反讽写作本身,便需要一种超然于自己和周遭的立场,这也是杨绛在写作中的立场。她不只是从政治或历史视角来考察时代,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类与人性的视角,也就是说除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外,我们人性深处也始终存在着一种难以避免的荒谬。这其实是一种“避轻就重”,因其中包含了对人类无奈处境的抗拒,她的悲哀带着人与生俱来的悲哀。如她在《洗澡》前言所言:“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 经过漂洗, 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 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 能把尾巴洗掉吗? 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 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知。”

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杨绛先生离世后网上涌出的另一种声音,仍如历次政治运动一般要杨绛先生“割尾巴”。很多话语竟来自己我认识的朋友:有称她为“鸡汤大师”的,有称她只是“心安理得地写写自己的岁月静好”,有说她“时时刻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的,有说她“精得鬼样”的,而这些言论大多来自在我看来更为“冷刻、精明”之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读过杨绛的书,读了可能也没读没明白。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在古稀之年才能自由拿起笔的老人,能记录下自己苦难的不易。为何很多幸存者不愿开口说话,实际上,让任何人述说自己充满创痛的过去都很艰难,因为苦难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会让人们有意识地选择逃避。然而,杨绛先生却勇敢地拿起了笔,记录下带着自己体温和血泪的历史,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正是这些痛苦、恐惧、茫然和希望,让我们明白自由、正义、人性的重要。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良知、有风骨、有文学素养的、低调的老人去世了,却会被戴上这些稀奇古怪的帽子。在文革50周年后的今天,让人恍若又回到了文革。我不相信这些在进行道德审判的人,能在七十岁后,仍有勇气与力量拿起笔述说自己的苦难。

最荒唐的,是那个“丁关根告状”的传说,早已是一段清楚的文坛公案,却又被翻出来重说。杨绛、钱钟书确实在1997年5月31日向国家版权局致信投诉过《钱钟书评论卷一》、《记钱钟书先生》两书的侵权问题,这已成为很多版权课常谈到的案例。那个时间段,正是钱瑷刚去世、钱钟书重病在院的时间,凭常识也能推断,一个近90岁、要照顾病人的老人会不会去关心什么侵权的事。这些法律作为,大多是杨绛、钱钟书的著作权代理人所为。如今竟被扣到了百岁老人身上。只要读过杨绛书的人,就能判断向官员告状这类事,决不会发生在这两位老人身上。

不说什么死者为大了,但在一个老人离世后,再也无法替自己辩白之时,毫无证据传播此类谣言,确实让人感到一个时代缺乏人性的悲哀。好在杨绛对此早有声明,并不因外界所言改变自己:“不论多么愧汗感激, 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得到,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人有了一份私心,难道就该被抹杀所有作为?这和文革时“狠斗私字一闪念”有何不同?从这件事看,文革思维仍活在很多人的脑中。

(来源:凤凰评论)

作者:刘静峰

一块地,永远不会闲着。你种它,它就长庄稼;你不种它,它除了庄稼什么都长。  

那时这块地就是庄稼地。一年四季,这块地都很忙。春雨潇潇,滋润着田野。麦子拔节,分蘖,开始变得稠密。阳光下的麦田如碧绿的地毯。微风吹送,丝绒般的奢华。眼见得麦子抽穗,由绿而黄,然后金黄遍野,麦浪滚滚。田野里都是沸腾的声响和味道。麦子伫立成军阵,如威武雄壮的秦俑,马踏黄土,浩荡而来。  

庄稼的色彩就是大地的色彩。麦子在轰隆的机器声里完成了生命。这块地的庄稼也会接茬长,没有间断。玉米的小苗躲在土窝里,只露两片叶芽,张开的手掌,如祈祷的仪式。玉米此时应该是个女巫,念动的是大地的咒语,立的草睡的草能听见,爬的虫飞的虫也能听见。这些田野里以及田野以外的事物都会听从这咒语的召唤。

我在这片田野行走,遇到的是庄稼的事。庄稼的事情让人有成就感。比如看到麦子灌到麻袋里,玉米装进篓子里。甚至瓜秧上开了一朵花,结了一个瓜纽,人的心都抹了蜜似的甜。那是大地的成果,大地的孩子,也是庄稼人的孩子。我能呼吸到来自庄稼身上的热烈蒸腾的气息,这种炙烤的热力让我迷醉。

这样的美感,持续了几年。我从中获得了很多快乐。四季变换的色彩,收获的场景,生长的美丽,都在我的内心珍藏。我触摸着庄稼,融入它们的生长,繁衍;也悸动于生命的腾跃,奔跑和飞翔。这里每时每刻都是童年的境界,无邪,天真,纯洁。  

这块地每年的庄稼,如果用经济的眼光去看,价值不会太高。虽然它装点了一块地,但人怎么能容许一块地长在城市里呢?  

这块地被很多眼睛盯着。它是这个城市内部唯一一块还长庄稼的土地。价格也因为处在城市内部的地界而急剧飙升。你争我夺,胜者为王。终于,今年的春天,麦苗没有来得及返青。这块地插上五彩的旗帜,迎来一批钢铁战士的光临。然后,麦子惨遭蹂躏,土地的肌肤被划开,深入腹地。土地不再柔软,不再温和,它有了钢铁的骨骼,冷硬的身躯。许多可能存活的生命被挤压到无人知晓的去处。  

于是,今年的田野不是田野,今年的田野没有庄稼。这里只有尚未建成的楼房,轰鸣的吊车,来往的运输车,飞扬的尘土。还有翻起的土丘,土丘上覆盖的野草。熟土被生土覆盖,乱石趁机浮上表面。许多不知名字的野草,在土丘上长得蓬蓬勃勃。整块土地失去原来村庄具有的纯净无瑕的植物气息,到处弥漫着失序和放荡的味道。玉米秸秆成为这块地最后的记忆,此后这里只有丛立的高楼。一切大地拥有的丰富韵味都逐渐消失,只有单调的尘世喧嚣盈耳。没有建筑的地方,是野草的乐园。庄稼依靠人力与野草争锋,庄稼没有败过。没有了庄稼,野草开始肆意扩张。高高低低的土丘上,野草安营扎寨,野蛮地殖民。  

这块地最终的归宿,就是一片巨资搭建的楼台。它将永远失去曾经的丰富性和可以觉察的活力。一块地,一旦失去了庄稼,它的的本性就消泯了。

我每天还是要走过这块地。我经过这块地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庄稼。想到庄稼,我才感觉到土地的生机。我的心里,都是对这块庄稼地的怀念,怀念一块长满各种各样庄稼的地消失。尽管我的怀念无人知晓,或者不一定有什么价值。

【请思考】

1.文中“一块地,一旦失去了庄稼,它的本性就消泯了”,“本性”的含义是什么?(10字以内)

2.请探究文章结尾处“尽管我的怀念无人知晓,或者不一定有什么价值”这句话所蕴涵的思想情感。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workedme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她考取了。我们当然为她高兴。

    可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们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我把我家的“石子”选了一些附在附录三。

    我们只愿日常相守,不愿再出国。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她依恋父母,也不愿再出国。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一九八二年六月间,社科院人事上略有变动。文学所换了所长,钟书被聘为文学所顾问,他力辞得免。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

    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

    钟书对出国访问之类,一概推辞了。社科院曾有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这两个大会,他做了主持人。我发现钟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反正钟书也只挂个空名,照旧领研究员的工资。他没有办公室,不用秘书,有车也不坐,除非到医院看病。

    三里河寓所不但宽适,环境也优美,阿瑗因这里和学校近,她的大量参考书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她也常住我们身边,只周末回婆婆家去。而女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附近,可常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