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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烟雾迷蒙,五百步外就看不清楚;空气郁塞,叫人透不过气似的。门外是东西向的一道长堤,沙土筑成,相当宽,可容两辆大车。堤岸南北两侧都砌着石板。客栈在路南,水道在路北。客栈的大门上,架着一个新刷的招牌,大书“客栈”二字。道旁两侧都是古老的杨柳。驿道南边的堤下是城市背面的荒郊,杂树丛生,野草滋蔓,爬山虎直爬到驿道旁边的树上。远处也能看到一两簇苍松翠柏,可能是谁家的陵墓。驿道东头好像是个树林子。客栈都笼罩在树林里似的。我们走进临水道的那一岸。堤很高,也很陡,河水静止不流,不见一丝波纹。水面明净,但是云雾蒙蒙的天倒映在水里,好像天地相向,快要合上了。也许这就是令人觉得透不过气的原因。顺着蜿蜒的水道向西看去,只觉得前途很远很远,只是迷迷茫茫,看不分明。水边一顺溜的青青草,引出绵绵远道。

    古老的柳树根,把驿道拱坏了。驿道也随着地势时起时伏,石片砌的边缘处,常见塌陷,所以路很难走。河里也不见船只。

    阿圆扶着我说:“妈妈小心,看着地下。”

    我知道小心。因为我病后刚能独自行走。我步步着实地走,省得阿圆搀扶,她已经够累的了。走着走着——其实并没有走多远,就看见岸边停着一叶小舟,赶紧跑去。

    船头的岸边,植一竿撑船的长竹篙,船缆在篙上。船很小,倒也有前舱、后舱、船头、船尾;却没有舵,也没有桨。一条跳板,搭在船尾和河岸的沙土地上。驿道边有一道很长的斜坡,通向跳板。

    阿圆站定了说:“妈妈,看那只船梢有号码,311,是爸爸的船。”

    我也看见了。阿圆先下坡,我走在后面,一面说:“你放心,我走得很稳。”但是阿圆从没见过跳板,不敢走。我先上去,伸手牵着她,她小心翼翼地横着走。两人都上了船。

    船很干净,后舱空无一物,前舱铺着一只干净整体的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钟书侧身卧着,腹部均匀地一起一伏,睡得很安静。

    我们在后舱脱了鞋,轻轻走向床前。只见他紧抿着嘴唇,眼睛里还噙着些泪,脸上有一道泪痕。枕边搭着一方干净的手绢,就是他自己带走的那条,显然已经洗过,因为没一道折痕。船上不见一人。

    该有个撑船的艄公,也许还有个洗手绢的艄婆。他们都上岸了?(我只在心里捉摸)

    我摸摸他额上温度正常,就用他自己的手绢为他拭去眼泪,一面在他耳边轻唤“钟书,钟书”。阿圆乖乖地挨着我。

    他立即睁开眼,眼睛睁得好大。没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双得很美,只是面容显得十分憔悴。他放心地叫了声“季康,阿圆”,声音很微弱,然后苦着脸,断断续续地诉苦:“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不知哪里,然后又把我弄下来,转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累得睁不开眼了,又不敢睡,听得船在水里走,这是船上吧?我只愁你们找不到我了。”

    阿圆说:“爸爸,我们来了,你放心吧!”

    我说:“阿圆带着我,没走一步冤枉路。你睁不开眼,就闭上,放心睡一会儿。”

    他疲劳得支持不住,立即闭上眼睛。

    我们没个坐处,只好盘膝坐在地下。他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圆坐在床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们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圆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虽然是在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

    我和阿圆环视四周。钟书的眼镜没了,鞋也没了。前舱的四壁好像都是装东西的壁柜,我们不敢打开看。近船头处,放着一个大石礅。大概是镇船的。

    阿圆忽然说:“啊呀,糟糕了,妈妈,我今天有课的,全忘了!明天得到学校去一遭。”

    我说:“去了也来不及了。”

    “我从来没旷过课。他们准会来电话。哎,还得补课呢。今晚得回去给系里通个电话。”

    阿圆要回去,就剩我一人住客栈了。我往常自以为很独立,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枝爬藤草。可是我也不能拉住阿圆不放。好在手续都已办完,客栈离船不远。

    我叹口气说:“你该提早退休,就说爸爸老了,妈妈糊涂了,你负担太重了。你编的教材才出版了上册,还有下册没写呢。”

    阿圆说:“妈妈你不懂。一面教,一面才会有新的发现,才能修改添补。出版的那个上册还得大修大改呢——妈妈,你老盼我退休,只怕再过三年五年也退不成。”

    我自己惭愧,只有我是个多余的人。我默然。太阳已经越过船身。我轻声说:“太阳照进前舱,我们就得回客栈,如果爸爸还不醒……”我摸摸袖口的别针,忙止口不问。

    “叫醒他。”阿圆有决断,她像爸爸。

    钟书好像还在沉沉酣睡。云后一轮血红的太阳,还没照到床头,钟书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安慰自己似的念着我们的名字:季康,圆圆。我们忙告诉他,太阳照进前舱,我们就得回客栈。阿圆说:“我每星期会来看你。妈妈每天来陪你。这里很安静。”

    钟书说:“都听见了。”他耳朵特灵,他睡着也只是半睡。这时他忽把紧闭的嘴拉成一条直线,扯出一丝淘气的笑,怪有意思地看着我说:“绛,还做梦吗?”

    我愣了一下,茫然说:“我这会儿就好像做梦呢。”嘴里这么回答,却知道自己是没有回答。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阿圆站起身说:“我们该走了。爸爸,我星期天来看你,妈妈明天就来。”

    钟书说:“走吧。”

    我说了声:“明天见,好好睡。”我们忙到后舱穿上鞋。我先上跳板,牵着阿圆。她只会横着一步一步过。我们下船,又走上驿道。两人忙忙地赶回客栈,因为路不好走,我又走不快。

    到了客栈,阿圆说:“妈妈,我很想陪你,但是我得赶回家打个电话,还得安排补课……妈妈,你一个人了……”她舍不得撇下我。

    我认为客栈离船不远,虽然心上很没着落,却不忍拖累阿圆。我说:“你放心吧,我走得很稳了。你来不及吃晚饭,干脆赶早回去,再迟就堵车了。”

    我们一进客栈的门,大门就上闩。

    阿圆说:“娘,你走路小心,宁可慢。”我说:“放心,你早点睡。”她答应了一声,匆匆从后门出去,后门也立即关上。这前后门都把得很紧。

    我仍旧坐在楼梯下的小饭桌上,等开晚饭。我要了一份清淡的晚餐,坐着四顾观看。店里有个柜台,还有个大灶,掌柜一人,还有伙计几人,其中一个女的很和善。我们微笑招呼。我发现柜台对面有个窗口,旁边有一个大转盘,茶水、点心、饭菜都从这个转盘转出去。窗口有东西挡着,我午饭时没看见。我对女人说,“那边忙着呢,我不着急。”那女人就向我解释,外面是南北向的道路上招徕顾客的点心铺,也供茶水、也供便饭。我指指楼上,没敢开口。她说,楼上堆货,管店的也住楼上。没别的客人。

    楼上,我的客房连着个盥洗室,很干净。我的手提包已经在客房里了。我走得很累,上床就睡着。

    我睡着就变成了一个梦,很轻灵。我想到高处去看看河边的船。转念间,我已在客栈外边路灯的电杆顶上。驿道那边的河看不见,停在河边的船当然也看不见,船上并没有灯火。客栈南边却是好看,闪亮着红灯、绿灯、黄灯、蓝灯各色灯光,是万家灯火的不夜城,是北京。三里河在哪儿呢?转念间我已在家中卧室窗前的柏树顶上,全屋是黑的,阿圆不知在哪条街上,哪辆公交车上。明天我们的女婿要来吃早点的,他知道我们家的事吗?转念间我又到了西石曹阿圆的婆家。屋里几间房都亮着灯。呀!阿圆刚放下电话听筒,过来坐在饭桌前。她婆婆坐在她旁边。我的女婿给阿圆舀了一碗汤,叫她喝汤,一面问:

    “我能去看看他们吗?”

    “不能,只许妈妈和我两个。”

    她婆婆说:“你搬回来住吧。”

    阿圆说:“书都在那边呢,那边离学校近。我吃了晚饭就得过那边去。”

    我依傍着阿圆,听着他们谈话,然后随阿圆又上车回到三里河。她洗完澡还不睡,备课到夜深。我这个梦虽然轻灵,却是万般无能,我都没法催圆圆早睡。梦也累了。我停在自己床头贴近衣柜的角落里歇着,觉得自己化淡了。化为乌有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的床上,手脚倒是休息过来了。我吃过早饭,忙忙地赶路,指望早些上船陪钟书。昨天走过的路约略记得,可是斜坡下面的船却没有了。

    这下子我可慌了。我没想想,船在水里,当然会走的。走多远了呢?身边没个可以商量的人了。一个人怯怯地,生怕走急了绊倒了怎么办,又怕错失了河里的船,更怕走慢了赶不上那只船。步步留心地走,留心地找,之间驿道左侧又出现一座客栈,不敢错过,就进去吃饭休息。客栈是一摸一样的客栈,只是掌柜和伙计换了人。我带着牌子进去,好似老主顾。我洗了手又复赶路,心上惶惶然。幸好不多远就望见驿道右边的斜坡,311号的船照模照样地停在坡下。我走过跳板上船,在后舱脱鞋,钟书半坐半躺地靠在枕上等我呢。

    他问:“阿圆呢?”

    “到学校去了。”

    我照样盘腿坐在他床前,摸他的脑门子,温度正常,颈间光滑滑地。他枕上还搭着他自己的手绢,显然又洗过了。他神情已很安定,只是面容憔悴,一下子瘦了很多。

    他说:“我等了你好半天了。”

    我告诉他走路怕跌,走不快。

    我把自己变了梦所看到的阿圆,当作真事一一告诉。他很关心地听着,并不问我怎会知道。他等我已经等累了,疲倦得闭上眼睛。我梦里也累,又走得累,也紧张得累。我也闭上眼,把头枕在他的床边。这样陪着他,心里挺安顿。到应该下船的时候,我起身说,该回去了,他说:“明天见,别着急,走路小心。”我就一步步走回客栈。

    但是,我心上有个老大的疙瘩。阿圆是否和我一样糊涂,以为船老停在原处不动?船大概走了一夜,星期天阿圆到哪个客栈来找我呢?

    客栈确是“一条龙”,我的手提包已移入另一个客栈的客房。我照模照样又过了一夜,照模照样又变成一个梦,随着阿圆打转,又照模照样,走过了另一个客栈,又找到钟书的船。他照样在等我,我也照样儿陪他。

    一天又一天,我天天在等星期日,却忘了哪天是星期日。有一天,我饭后净手,正待出门,忽听得阿圆叫娘,她连挂在肩上的包都没带,我梦里看见她整理好了书包才睡的。我不敢问,只说:“你没带书包。”

    她说不用书包,只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钱包给我看看,拉着我一同上路。我又惊讶,又佩服,不知阿圆怎么找来的,我也不敢问,只说:“我只怕你找不到我们了。”阿圆说:“算得出来呀。”古驿道办事处的人曾给她一张行舟图表,她可以按着日程找。我放下了一桩大心事。

    我们一同上了船,钟书见了阿圆很高兴,虽然疲倦,也不闭眼睛,我虽然劳累,也很兴奋,我们又在船上团聚了。

    我只在阿圆和我分别时郑重叮嘱,晚上早些睡,勿磨蹭到老晚。阿圆说:“妈妈,梦想为劳,想累了要梦魇的。”去年爸爸动手术,她颈椎痛,老梦魇,现在好了。她说:“妈妈总是性急,咱们只能乖乖地顺着道儿走。”

    可是我常想和阿圆设法把钟书驮下船溜回家去。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梦不复轻灵,我梦得很劳累,梦都沉重得很。我变了梦,看阿圆忙这忙那,看她吃着晚饭,还有电话打扰,有一次还有两个学生老晚来找她。我看见女婿在我家厨房里,烧开了水,壶上烤着个膏药,揭开了,给阿圆贴在颈后。都是真的吗?她又颈椎痛吗?我不敢当作真事告诉钟书。好在他都不问。

    堤上的杨柳开始黄落,渐渐地落成一棵棵秃柳。我每天在驿道上一脚一脚走,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

    有一个星期天,三人在船上团聚。钟书已经没有精力半坐半躺,他只平躺着。我发现他的假牙不知几时起已不见了。他日见消瘦,好像老不吃饭的。我摸摸他的脑门子,有点热辣辣的。我摸摸阿圆的脑门子,两人都热辣辣的,我用自己的脑门子去试,他们都是热的。阿圆笑说:“妈妈有点凉,不是我们热。”

    可是下一天我看见钟书手背上有一块青紫,好像是用了吊针,皮下流了血。他眼睛也张不开,只捏捏我的手。我握着他的手,他就沉沉地睡,直到太阳照进前舱。他时间观念特强,总会及时睁开眼睛。他向我点点头。我说:“好好睡,明天见。”

    他只说:“回去吧。”

    阿圆算得很准,她总是到近处的客栈来找我。每星期都来看爸爸,出了几次出差,到厦门,到昆明,到重庆。我总记着她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刻。她出差时,我梦也不做,借此休息。钟书上过几次吊针,体温又正常,精神又稍好,我们同在船上谈说阿圆。

    我说“她真是‘强爹娘,胜祖宗’。你开会发言还能对付,我每逢开会需要发言,总吓得心怦怦跳,一句也不会说。阿圆呢,总有她独到的见解,也敢说。那几个会,她还是主持人。”

    钟书叹口气说:“咱们的圆圆时可造之才材,可是……”

    阿圆每次回来,总有许多趣事讲给我们听,填满了我不做梦留下的空白。我们经常在船上相聚,她的额头和钟书的一样热烘烘,她也常常空声空气的咳嗽。我担心说:“你该去看看病,你‘打的’去‘打的’回。”她说,看过病了,是慢性支气管炎。

    她笑着讲她挎着个大书包挤车,同车的一人嫌她,对她说:“大妈,您怎么还不退休?”我说:“挤车来往费时间,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生命,记着。你来往都‘打的’。”阿圆说:“‘打的’常给堵死在街上,前不能前,退不能退,还不如公交车快。”

    我的梦已经变得很沉重,但是圆圆出差回来,我每晚还是跟着她转。我看见我的女婿在我家打电话,安排阿圆做核磁共振、做CT。我连夜梦魇。一个晚上,我的女婿在我家连连地打电话,为阿圆托这人,托那人,请代挂专家号。后来总算挂上了。

    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柳树一年四季变化最勤。秋风刚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一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叶子,冬天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春风还没吹,柳条上已经发芽,远看着已有绿意;柳树在春风里,就飘荡着嫩绿的长条。然后蒙蒙飞絮,要飞上一两个月。飞絮还没飞完,柳树都已绿树成荫。然后又一片片黄落,又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我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的,走了一年多。

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

    (一)走上古驿道

    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

    “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圆的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圆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凳,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阿圆说:“有这种alibi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几声,我们才听到。

    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写回信是钟书的事)。我赶忙去接。没听清是谁打来的,只听到对方找钱钟书去开会。我忙说:“钱钟书还病着呢,我是他的老伴儿,我代他请假吧。”对方不理,只命令说:“明天报到,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有车来接。”

    我忙说:“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我可以让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

    对方说:“地点在山上,司机找不到。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来接。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电话就挂断了。

    钟书和阿圆都已听到我的对答。钟书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阿圆也跟着出来,挨着爸爸,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每逢爸爸“因病请假”,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就用来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爸爸”原作“孩子”。)

    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按说,钟书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又是大病之后,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要他开会的职务。我对钟书说:“明天车来,我代你去报到。”

    钟书并不怪我不问问明白。他一声不响起身到卧房去,自己开了衣柜的们,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挂在衣架上,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放在衣袋里。他是准备亲自去报到,不需我代表——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

    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钟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洗洗换换),乖乖地睡了。他向例早睡早起,我晚睡晚起,阿圆晚睡早起。

    第二天早上,阿圆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吃完到学校上课去。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钟书做的。他烧开了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我们吃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果酱等放在桌上。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然后我收拾饭桌,刷锅洗碗,等着他穿着整齐,就一同下楼散散步,等候汽车来接。

    将近九点,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开来一辆大黑汽车,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他问明钱钟书的身分,就开了车门,让他上车。随即关上车门,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我站在楼门口,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

    我一个人上楼回家。自从去春钟书大病,我陪住医院护理,等到他病愈回家,我叫软头晕,成了风吹能倒的人。近期我才硬朗起来,能独立行走,不再需扶墙摸壁。但是我常常觉得年纪不饶人,我已力不从心。

    我家的阿姨是钟点工。她在我家已做了十多年,因家境渐渐宽裕,她辞去别人家的工作,单做我一家。我信任她,把铁门的钥匙也分一个给她栓在腰里。我们住医院,阿圆到学校上课,家里没人,她照样来我家工作。她看情况,间日来或每日来,我都随她。这天她来干完活儿就走了。我焖了饭,捂在暖窝里;切好菜,等钟书回来了下锅炒;汤也炖好了,捂着。

    等待是烦心的。我叫自己别等,且埋头做我的工作。可是,说不等,却是急切的等,书也看不进,一个人在家团团转。快两点了,钟书还没回来。我舀了半碗汤,泡两勺饭,胡乱吃下,躺着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忽然动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怎么能让钟书坐上一辆不知来路的汽车,开往不知哪里去呢?

    阿圆老晚才回家。我没吃晚饭,也忘了做。阿姨买来大块嫩牛肉,阿圆会烤,我不会。我想用小火炖一锅好汤,做个罗宋汤,他们两个都爱吃。可是我直在焦虑,什么都忘了,只等阿圆回来为我解惑。

    我自己饭量小,又没胃口,钟书老来食量也小,阿圆不在家的日子,我们做晚饭只图省事,吃得很简便。阿圆在家吃晚饭,我只稍稍增加些分量。她劳累一天,回家备课,改卷子,总忙到夜深,常说:“妈妈,我饿饭。”我心里抱歉,记着为她做丰盛的晚饭。可是这一年来,我病病歪歪,全靠阿圆费尽心思,也破费功夫,为我们两个做好吃的菜,哄我们多吃两口。她常说:“我读食谱,好比我查字典,一个字查三种字典,一个菜看三种食谱。”她已学到不少本领。她买了一只简单的烤箱,又买一只不简单的,精心为我们烤制各式鲜嫩的肉类,然后可怜巴巴地看我们是否欣赏。我勉强吃了,味道确实很好,只是我病中没有胃口(钟书病后可能和我一样)。我怕她失望,总说:“好吃!”她带信不信地感激说:“娘,谢谢你。”或者看到爸爸吃,也说:“爸爸,谢谢你。”我们都笑她傻。她是为了我们的营养。我们吃得勉强,她也没趣,往往剩下很多她也没心思吃。

    我这一整天只顾折腾自己,连晚饭都没做。准备午饭用的一点蔬菜、几片平菇、几片薄薄的里脊是不经饱的。那小锅的饭已经让我吃掉半碗了,阿圆又得饿饭。而且她还得为妈妈讲许多道理,叫妈妈别胡思乱想,自惊自扰。

    她说:“山上开会说不定要三天。”

    “住哪儿呢?毛巾、牙刷都没带。”

    她说:“招待的地方都会有的。”还打趣说:“妈妈要报派出所吗?”

    我真想报派出所,可是怎么报呢?

    阿圆给我愁得也没好生吃晚饭。她明天不必到学校去,可是她有改不完的卷子,备不完的功课。晚上我假装睡了,至少让阿圆能安静工作。好在明天有她在身边,我心上有依傍。可是我一夜没睡。

    早起我们俩同做早饭。早饭后她叫我出去散步。我一个人不愿意散步。她洗碗,我烧开水,灌满一个个暖瓶。这向例是钟书的事。我定不下心,只顾发呆,满屋子乱转。电话铃响我也没听到。

    电话是阿圆接的。她高兴地喊:“爸爸!”

    我赶紧过来站在旁边。

    她说:“嗯嗯嗯嗯嗯。”都是”嗯”。然后挂上电话。

    我着急地问:“怎么说?”

    她只对我摆摆手,忙忙抢过一片纸,在上面忙忙地写,来不及地写,写的字像天书。

    她说:“爸爸有了!我办事去。”她两个手指头点着太阳穴说:“别让我混忘了,回来再讲。”

    她忙忙地挂着个皮包出门,临走说:“娘,放心。也许我赶不及回来吃饭,别等我,你先吃。”

    幸亏是阿圆接的电话,她能记。我使劲儿叫自己放心,只是放不下。我不再胡思乱想,只一门心思等阿圆回来,干脆丢开工作,专心做一顿好饭。

    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我说:“等我退休了,我补课,我还债,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我大半辈子只在抱歉,觉得自己对家务事潦草塞责,没有尽心尽力。他们两个都笑说:“算了吧!”阿圆不客气说,“妈妈的刀工就不行,见了快刀子先害怕,又性急,不耐烦等火候。”钟书说:“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你退了,能休吗?”

    说实话,我做的菜他们从未嫌过,只要是我做的,他们总叫好。这回,我且一心一意做一顿好饭,叫他们出乎意外。一面又想,我准把什么都烧坏了,或许我做得好,他们都不能准时回来。因为——因为事情往往是别扭的,总和希望或想像的不一样。

    我做的饭真不错,不该做得那么好。我当然失望的很,也着急得很。阿圆叫我别等她,我怎能不等呢。我直等到将近下午四点阿圆才回家,只她一人。她回家脱下皮鞋,换上拖鞋,显然走了不少路,很累了,自己倒水喝。我的心直往下沉。

    阿圆却很得意地说:“总算给我找着了!地址没错,倒了两次车,一找就找到。可是我排了两个冤枉队,一个队还很长,真冤枉。挨到我,窗口里的那人说:"你不在这里排,后面。"他就不理我了。"后面"在哪里呢?我照着爸爸说的地方四面问人,都说不知道。我怕过了办公时间找不到人,忽见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有个人站在窗口,正要关窗。我抢上去问他:"古驿道在哪儿?"他说:"就这儿。"喔!我松了好大一口气。我怕记忘了,再哪儿找去。”

    “古驿道?”我皱着眉头摸不着头脑。

    “是啊,妈妈,我从头讲给你听。爸爸是报到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都得到什么大会堂开会,交通工具各式各样,有飞机,后火车,有小汽车,有长途汽车等等,机票、车票都抢空了,爸爸说,他们要抢早到会,坐在头排,让他们抢去吧,他随便。他选了没人要的一条水道,坐船。爸爸一字一字交待得很清楚,说是”古驿道”。那个办事处窗口的人说:”这会儿下班了,下午来吧。”其实离下班还不到五分钟呢,他说下午二时办公。我不敢走远,近处也没有买吃的地方。我就在窗根儿底下找个地方坐等,直等到两点十七八分,那人才打开窗口,看见我在原地等着,倒也有些抱歉。他说:”你是家属吗?家属只限至亲。”所以家属只你我两个。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址,让咱们到那边去办手续。怎么办,他都细细告诉我了。”

    阿圆说:“今天来不及到那边儿去办手续了,肯定又下班了。妈妈,你急也没用,咱们只好等明天了。”

    我热了些肉汤让阿圆先点点饥,自己也喝了两口。我问:“”那边”在哪儿?”

    阿圆说:“我记着呢。还有罗罗嗦嗦许多事,反正我这儿都记下了。”她给我看看自己皮包里的笔记本。她说:“咱们还得把现款和银行存单都带上,因为手续一次办完,有余退还,不足呢,半路上不能补办手续。”

    我觉得更像绑架案了,只是没敢说,因为阿圆从不糊涂。我重新热了做好的饭,两人食而不知其味地把午饭、晚饭并作一顿吃。

    我疑疑惑惑地问:“办多长的手续呀?带多少行李呢?”

    阿圆说:“洗换的衣服带两件,日用的东西那边客栈里都有,有了钱就行,要什么都有。”她约略把她记下的罗罗嗦嗦事告诉我,我不甚经心地听着。

    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

    我无奈说:“我怕爸爸要急坏了——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也多亏是你接的。我哪里记得清。我现在出门,路都不认识了,车也不会乘了,十足的饭桶了。”

    阿圆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妈妈这只饭桶里,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我给她说得笑了。她安慰我说:“反正不要紧,我把你安顿在客栈里,你不用认路,不用乘车。我只能来来往往,因为我得上课。”

    阿圆细细地看她的笔记本。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也理出所有的存单,现款留给阿圆。

    第二天早餐后,阿圆为我提了手提包,肩上挂着自己的皮包,两人乘一辆出租车,到了老远的一个公交车站。她提着包,护着我,挤上公交车,又走了好老远的路。下车在荒僻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段路,之间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古驿道”。下面有许多行小字,我没带眼镜,模模糊糊看到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如灞陵道,咸阳道等。阿圆眼快,把手一点说:“到了,就是这里。妈妈,你只管找号头,311,就是爸爸的号。”

    她牵着我一拐弯走向一个门口。她在门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按一下,原来是电铃。门上立即开出一个窗口。阿圆出示证件,窗口关上,门就开了。我们走入一家客栈的后门,那后门也随即关上。

    客栈是坐北向南的小楼,后门向南。进门就是柜台。

    阿圆说:“妈妈,累了吧?”她在柜台近侧找到个坐处,叫妈妈坐下,把手提包放在我身边。她自己就去招呼柜台后面的人办手续。先是查看种种证件,阿圆都带着呢。掌柜的仔细看过,然后拿出几份表格叫她一一填写。她填了又填,然后交费。我暗想,假如是绑匪,可真是官派十足啊。那掌柜的把存单一一登记,一面解释说:“我们这里房屋是简陋些,管理却是新式的;这一路上长亭短亭都已改建成客栈了,是连锁的一条龙。你们领了牌子就不用再交费,每个客栈都供吃、供住、供一切方便。旅客的衣着和日用品都可以在客栈领,记帐。旅客离开房间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归置一起,交给柜台。船上的旅客归船上管,你们不得插手。住客栈的过客,得遵守我们客栈的规则。”他拿出印好的一纸警告,一纸规则。

    警告是红牌黑字,字很大。

    (一)顺着驿道走,没有路的地方,别走。

    (二)看不见的地方,别去。

    (三)不知道的事情,别问。

    规则是白纸黑字,也是大字。

    (一)太阳落到前舱,立即回客栈。驿道荒僻,晚间大门上闩后,敲门也不开。

    (二)每个客栈,都可以休息、方便,进餐,勿错过。

    (三)下船后退回原客栈。

    掌柜的发给我们各人一个圆牌,上有号码,北面叫我们按上指印,一面郑重叮嘱,出入总带着牌儿,守规则,勿忘警告,尤其是第三条,因为最难管的是嘴巴。

    客栈里正为我们开饭,叫我们吃了饭再上路。我心上纳闷,尤其是那第三条警告叫人纳闷。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为什么不能问?问了又怎么样?

    我用手指点红牌上的第三条故意用肯定的口气向掌柜的说:“不能用一个问字,不能打一个问号。”我这样说,应该不算问。可是掌柜的瞪着眼警告说:“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小心!”我忙说:“谢谢,知道了。”

    阿圆悄悄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也是警告的意思。饭后我从小提包里找出一枚别针,别在衣袖上,我往常叫自己记住什么事,就在衣袖上别一枚别针,很有提醒的作用。

    柜台的那一侧,有两扇大门。只开着一扇,那就是客栈的前门。前门朝北开。我们走出前门,顿觉换了一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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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结尾的一句话是:“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先生出新书,书名叫《我们仨》。书出之前,已听说她在写回忆录并起好了这个书名,当时心中一震。这个书名实在太好,自听说后,我仿佛不停地听见杨先生说这三个字的声音,像在拉家常,但满含自豪的意味。这个书名立刻使我感到,这位老人在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这个三口之家。可是,这个令她如此自豪的家,如今只有她一人存留世上了。在短短两年间,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先后病逝。我们都知道这个令人唏嘘的事实,却不敢想象那时已年近九旬的杨先生是如何度过可怕的劫难的,现在她又将如何回首凄怆的往事。

回忆录分作三部。其中,第二部是全书的浓墨,正是写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的。第一部仅几百字,记一个真实的梦,引出第二部的“万里长梦”。第三部篇幅最大,回忆与钱先生结缡以来及有了女儿后的充满情趣的岁月。前者只写梦,后者只写实,惟有第二部的“万里长梦”,是梦非梦,亦实亦虚,似真似幻。作者采用这样的写法,也许是要给可怕的经历裹上一层梦的外衣,也许是真正感到可怕的经历像梦一样不真实,也许是要借梦说出比可怕的经历更重要的真理。

长梦始于钱先生被一辆来路不明的汽车接走,“我”和阿瑗去寻找,自此一家人走上了一条古驿道,在古驿道上相聚,直至最后失散。这显然是喻指从钱先生住院到去世——其间包括钱瑗的住院和去世——的四年半历程。古驿道上的氛围扑朔迷离乃至荒诞,很像是梦境。然而,“我”在这条道上奔波的疲惫和焦虑是千真万确的,那正是作者数年中奔波于家和两所医院之间境况的写照。一家三口在这条道上的失散也是千真万确的,“梦”醒之后,三里河寓所里分明只剩她孑然一身了。为什么是古驿道呢?因为这是一条自古以来人人要走上的驿道,在这条道上,人们为亲人送行,后亡人把先亡人送上不归路。这条道上从来是一路号哭和泪雨,但在作者笔下没有这些。她也不去描绘催人泪下的细节或裂人肝胆的场面,她的用笔一如既往地节制,却传达了欲哭无泪的大悲恸。

杨先生的确以“我们仨”自豪:“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这样的话绝不是寻常家庭关系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也绝不是寻常生命态度的人能够说出。给她的人生打了满分的不是钱先生和她自己的卓著文名,而是“我们仨”的遇合,可见分量之重,从而使最后的失散更显得不可思议。第二部的标题是“我们仨失散了”,第三部的首尾也一再出现此语,这是从心底发出的叹息,多么单纯,又多么凄惶。读整本书时,我听到的始终是这一声仿佛轻声自语的叹息:“我们仨失散了,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失散在古驿道上,这是人世间最寻常的遭遇,但也是最哀痛的经验。《浮生六记》中的沈复和陈芸,一样的书香人家,恩爱夫妻,到头来也是昨欢今悲,生死隔绝。中道相离也罢,白头到老也罢,结果都是一样的。夫妇之间,亲子之间,情太深了,怕的不是死,而是永不再聚的失散,以至于真希望有来世或者天国。佛教说诸法因缘生,教导我们看破无常,不要执著。可是,千世万世只能成就一次的佳缘,不管是遇合的,还是修来的,叫人怎么看得破。更可是,看不破也得看破,这是惟一的解脱之道。我觉得钱先生一定看破了,女儿病危,他并不知情,却忽然在病床上说了这样神秘的话:“叫阿圆回去,叫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杨先生看破了没有?大约正在看破。《我们仨》结尾的一句话是:“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很可能所有仍正常活着的人都不知道家究竟在哪里,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已经看明白,它肯定不在我们暂栖的这个世界上。

我要阅读和发言:《我们仨》(看完点“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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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走到人生边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她如此诚实,以至于经常得不出确定的结论,却得到了可靠的真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在前言中,杨先生如此写道:“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这一段话点出了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一是人生的价值,二是灵魂的去向,前者指向生,后者指向死。我们读下去便知道,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在讨论人生的价值时,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不过,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可是仔细思考之后,很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读到这句话,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常说的灵与肉的斗争,不就是灵魂与肉体的斗争吗?但是,接着我发现,她把“灵魂”和“灵”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是很有道理的。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各各自称为“我”。据我理解,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先生说:“灵魂虽然带上一个‘灵’字,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

肉与魂结合为“我”,是斗争的一方。那么,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灵”是什么呢?杨先生造了一个复合概念,叫“灵性良心”。其中,“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遵守上述道德标准为人行事的道德心。她认为,“灵性良心”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据我理解,这个“灵性良心”就相当于孟子说的人性固有的善“端”,佛教说的人皆有之的“佛性”。这里有一个疑问:作为肉与魂的对立面,这个“灵性良心”当然既不在肉体中,也不在灵魂中,它究竟居于何处,又从何方而来?对此杨先生没有明说。综观全书,我的推测是,它与杨先生说的“大自然的神明”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大自然的神明”,基督教称作神,孔子称作天。那么,“灵性良心”也就是人身上的神性,是“大自然的神明”在人身上的体现。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天对人有这个特殊的赋予。

接下来,杨先生对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讨论。她的结论是:这个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天地生人,着重的是人身上的“灵”,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个“灵”获胜了。天地生人的目的又决定了人生的目的。惟有人能够遵循“灵性良心”的要求修炼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不妨说,人生的使命就是用“灵”引导“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用这个标准衡量,杨先生对人类的进步提出了质疑:几千年过去了,世道人心进步了吗?现代书籍浩如烟海,文化普及,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皆远胜于古人,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如此等等。一句话,文明是大大发展了,但人之为万物之灵的“灵”的方面却无甚进步。

尤使杨先生痛心的是:“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对这个时代偏离神明指引的种种现象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人世间只成了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战场,穷人、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都陷在苦恼之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好人更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不难看出,杨先生说的是她的切身感受。她不禁发出悲叹:“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

况且我们还看到,命运惯爱捉弄人,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有品德的人一生困顿不遇,这类事例数不胜数。“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这就使人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然而,杨先生不赞成怀疑和绝望,她说:“我们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因为上天的神明,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进而设问:“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杨先生的潜台词是:这个人世间可能只是一个过渡,神明给人安排的真正归宿处可能在别处。在哪里呢?她没有说,但我们可设想的只能是类似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国那样的所在了。

这一点推测,可由杨先生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述证明。她指出:人需要锻炼,而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的结论是:“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那么,杨先生到底相信不相信灵魂不灭呢?在正文的末尾,她写道:“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看来不能说她完全相信,她好像是将信将疑,但信多于疑。虽然如此,我仍要说,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信仰的实质在于不管是否确信灵魂不灭,都按照灵魂不灭的信念做人处世,好好锻炼灵魂。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一个人若能事事都怀着“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了。

杨先生向许多“聪明的年轻人”请教灵魂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很一致,都说人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对自己的见解都坚信不疑。我不禁想起了二千五百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同样遭遇,当年这位哲人也曾向雅典城里许多“聪明的年轻人”请教灵魂的问题,得到的也都是自信的回答,于是发出了“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感叹。杨先生也感叹:“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脑袋里全是想不通的问题。”“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老人糊涂了!”但是,也和当年苏格拉底的情况相似,正是这种普遍的自以为知更激起了杨先生深入探究的愿望。我们看到,她不依据任何已有的理论或教义,完全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独立思考,一步一步自问自答,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例如肉体死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她在举了亲近者经验中的若干实例后指出:“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因为‘没有’无从证实;证实‘有’,倒好说。”由于尚无直接经验,所以她自己的态度基本上是存疑,但决不断然否定。

杨先生的诚实和认真,着实令人感动。但不止于此,她还是敏锐和勇敢的,她的敏锐和勇敢令人敬佩。由于中国二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加上几十年的唯物论宣传和教育,人们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往往不肯相信,甚至毫不关心。杨先生问得好:“‘真、善、美’看得见吗?摸得着吗?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只能心里明白吗?信念是看不见的,只能领悟。”我们的问题正在于太“唯物”了,只承认物质现实,不相信精神价值,于是把信仰视为迷信。她所求教的那些“聪明的年轻人”都是“先进知识分子”,大抵比她小一辈,其实也都是老年人了,但浸染于中国的实用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对精神事物都抱着不思、不信乃至不屑的态度。杨先生尖锐地指出:“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不啻是醒世良言。这个时代有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正是信仰的缺失。

我无法不惊异于杨先生的敏锐,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实在比绝大多数比她年轻的人更年轻,心智更活泼,精神更健康。作为证据的还有附在正文后面的“注释”,我劝读者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温德先生爬树》、《劳神父》、《记比邻双鹊》、《〈论语〉趣》诸篇,都是大手笔写出的好散文啊。尼采有言:“句子的步态表明作者是否疲倦了。”我们可以看出,杨先生在写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地毫不疲倦,精神饱满,兴趣盎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怎样地胸有成竹,收放自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些文章是一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写的吗?不可能。杨先生真是年轻!(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