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人杨绛过世，她和她的夫君钱钟书，显然要重新引起人们的热议。多年前我就说过，以世界大思想家的一般标准来看，无论是钱钟书，还是杨绛，都不太可能称得上是大思想家。他们虽然读书很多，但似乎想得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有两点，一是缺乏先验真理的引导，导致思想缺乏方向，只好在书页之间孤芳自赏，二是肉身沉重，损耗了思想的勇气。
如此，问题的重点就在于，为什么他们成不了大思想家。这或许与我们的认识论方法论有关。
关于中国读书人的学术方法，孔子的教导至今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子曰：君子不器”，如何理解孔子的“器”，存在争论，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解释，是孔子主张读书人应该博学，通融，应该致力于道的大智慧，而不应该掉进技术主义的专业途径里。这种关于知识分子方法的界定，至少造成了两种坏影响：第一，孔子并没有给出关于道的确切定义，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到今天为止，依然不认识道，更多的书生把对道的追问束之高阁，终极命题由此变得不再重要。第二，导致中国的读书人长时期缺乏专业特征，不懂得知识的细分，看似百科全书，其实一堆垃圾，无模型，无框架。这是中国没有专家型知识分子，只有宏大叙事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原因。第三，导致中国人的知识不能发展出深刻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读书人往往认为都认为科学是雕虫小技，是旁门左道。而杞人忧天的古老成语告诉我们，一位具有超验形而上思考欲望的准哲学家，终于被悠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当成了笑柄。
学问的指向，是在纷繁中建立秩序
即使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仍然没有改观。我们的身边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人，才高八斗，无所不知，似乎象一台信息量极为丰富的电脑，或者象一套沉甸甸的百科全书。这种人通常都会被大众赞美，以至于人们愿意用博学、百科全书式学者的称号来形容他们。比如人们熟知的钱钟书先生，大概就是如此。读过《管锥编》或者《谈艺录》的人自然会想，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有知识？要知道，钱钟书先生写这些丰富的书，基本不用查阅资料，一切的材料都堆积在他的脑海里，钱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图书馆。还比如秦晖先生，读他的书，听他的演讲，人们把他解读成一个知识的巨型仓库，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他是一个专门为知识而生的天才，每一个寻求知识的人，在他的面前，会不由自主地惭愧。我还认识一个叫做杨鹏的学者，对《论语》《道德经》《易经》有着深刻的研究，同时对《圣经》也是烂熟于心。他的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底子也十分惊人，以至于他产生了一种宏大的学术使命感，他给自己定下的学术任务，是要发现中国的上帝。
这些读书人都有一个宏大的格局，大有包罗万象的气势。不过爱因斯坦似乎不太赞同这样的知识格局，他甚至说，凡是百科全书上面能够查到的知识，他都不会装在自己的脑海里。
有一个现象需要指出，中国的读书人里面，不乏钱钟书、杨绛、秦晖或者杨鹏这样的知识型学者，但这么多年下来，中国的读书人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建构起基本的理论范式。比如面对大自然，亚理斯多德找到了一套清晰的认识自然的方法，为科学的展开建构了方法论基础，而中国的读书人则只能面对复杂而又神秘的自然现象，展开一种模糊的天人合一的体悟。比如面对人类社会熙熙攘攘的市场交换，亚当斯密建构了市场的自由秩序理论体系，而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似乎都在努力把市场和商业行为压到人性的底层，要么回避市场，要么唯利是图，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分析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构建出一套市场交换的理论模型。
难道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吗？显然不是。所以，必须要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人思考，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至于我们虽有知识，却无体系，虽有发现，却无模型，虽然深深体察到世界的复杂，却无法从复杂的生活中抬起头，看见那些比复杂的生活和纷繁的知识更加重要的真理。
“大道至简”，先人的体悟，显然是有深度的，可是一代代的后人，却不知道怎么走向简约，反而朝着复杂的生活越走越深，简直已经被生活埋葬。怎样分析这样悲怆的局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是从复杂中挖掘复杂，还是从复杂中抽身而出，寻找一种简单的方法，人们必须作出选择。
关于问题意识的基准，以经济学为例
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作为通识教育的经济学，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一套新的观念。如果一个人接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必然会接受一个约定俗成的方法论秩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必须首先建立参照系，给出一个清晰的研究平台，给出计算均衡结果和制度优劣的数学尺度。深刻的教授们反复强调，必须接受这样的学术训练或者游戏规则，必须构建起一种稳定的价值观，这是一种方法论，没有人能够逾越。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将看上去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回到原点，回到起初，从而抓住问题的本质。教授们很耐心地告诉学生们，只有这样做，你才会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才能从模型出发去理解真实世界，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
这样的训导，简直有一些强制性，似乎忽略了我们每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利。看看我们身边的世界，无限丰富的生活，无限丰富的信息，我们更愿意一头扎进复杂的细节里，去拥抱知识，而不是从繁杂的知识信息里抽身出来，去关注简单的问题。的确，有人掌握了大量的知识，他们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丰富的知识不仅让别人叹为观止，连他们自己也倍觉亢奋。而相比起来，那些朴素的、简单的秩序仿佛离现实的复杂性太远，通常意义上的理论距离市场的繁杂太远。有人站出来抒情地叫喊，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那些规整的、面孔呆板的、靠着一连串的数据建构起来的理论和模型，看上去意义不大。不过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打动经济学的老教授们，他们会再一次耐心地说，什么是大师，大师就是发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秩序的学者，不仅经济学如此，物理学甚至艺术，都是如此。必须先抓住本质的东西，从最简单的情况入手，然后才有可能逐步深入，考虑一般的或者更复杂的局面。
必须要强调，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要想在经济学的领域有建树，就必须清楚地把握经济学的理论基准。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大家，都是在经济学的某一个领域建构了理论基准，成为经济学学术世界的某一种范式。
回到康德，或者每个人的思想基准
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谈到方法论层面的基准问题，康德是无法绕过去的一个人。这是比经济学的路径更宽阔的一种路径，因为康德在更高的层面，深刻理解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基准命题。
现在看来，康德的思想可谓磅礴，一方面，他承认，无论是洛克、休谟的经验主义，还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或者是他自己建构在时间、空间和范畴维度上的理性知识谱系，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使得人类的思考在理性范畴之内，不需要上帝的参与，或者是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康德马上又强调，为了人类道德秩序的建立，为了人类不至于完全走向荒诞和虚无，人类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存在，上帝才是人类思考和行为的基准与参照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非常强调人类理性思考的“postulate”方式，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或者前提条件，但为了实践的缘故，为了理性能够不断展开，人类必须承认该假设成立，上帝一直是人类思考和行为的基础与方向。
在人类思想史上，康德第一次深刻发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普遍方式，由此他成为真正改变人类思考方式的最后一位启蒙主义大师。这意味着，今天人类理性思考的方法，一直在康德的范式里进行。这就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地方，康德的意义在于，他发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基准，发现了人类行为的参照系。虽然他的著作看上去非常深奥，但结论却是非常清晰：人类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上帝给定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立足于这一点，康德坚定地给出了他的结论：纯粹理性的总任务是要解决“先天的综合判断”、即站在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上，思考人类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且，按照这样的问题意识，康德细分了他的问题，比如数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如何可能？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
如果说康德是为整个人类的理性思考找到了问题基准，那么，亚当斯密就是为整个经济学的展开找到了问题基准。人们都知道，是斯密建构了经济学这门学科模型和体系，经济学能够成为今天人类科学范畴里的一门显学，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是不愿意承认，斯密的经济学体系，事实上是从他的信仰开始的。比如他关于市场经济的著作《原富》，在论证人类市场自由交换的秩序时，极有深意地强调一双看不见的手。要是没有这样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自由交换就不能展开。众所周知，斯密还论述了人类的道德情操秩序，他相信每个人内心中存在着道德的信念，可以让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这是一种秩序，其理由在于，每个人都深深地知道，在高于人的地方，有一个“无偏差的观察者”在审视着每个人的行为，人们因此有所敬畏，愿意沿着道德情操的道路去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的道德秩序，是建立在一个看不见的公正的观察者的基础之上，这是斯密道德哲学的起点。
要真正理解亚当斯密的学术前提，或者说要真正将经济学的复杂问题还原到最简单的、甚至是超验的信仰命题，对于大多数的学者而言，是一个难题。不过，对学术基准的强调，让绝大多数的学院经济学家一直在强调，假如读懂了亚当斯密，就有可能发现比亚当斯密的理论更加具体一些的理论，就可能成为经济学思想史上有理论建构意义的大学者。这就是经济学思考的参照系的意义，它象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各种理论模型、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发现问题在哪里。
这样的思辨，一方面让我们发现，中国的学者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事实上缺少思想的基准或者参照系，或许博学如钱钟书先生、秦晖先生的问题，就在这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有一种越过康德和斯密，去看更高的风景的冲动。是的，在康德和斯密之上，还有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更加开阔的风景。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人类的口袋里找知识，找智慧，我们似乎忘记了，越过人类的头顶，上帝在微笑。我想起《圣经·箴言》里的句子：“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忽然意识到，其实上帝一直在启示我们，他才是知识和智慧的基准，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是从上帝开始。对上帝的敬畏，构成了我们寻找知识、拓展智慧的原因与动力。
我想这正是康德的意思，是最本质的方法论，是我们的逻辑起点，是时间的开始，空间的开始，也是理性与范畴的开始。当我们站在上帝的手上，我们的思想终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