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雷依太太是个节俭的妇人。她是知道一个铜子儿的价值的，并且为了累积零钱她有着一肚子的严格原则。她的女佣人从那些经手采买的食品上面刮点儿油水无疑地要费着大事；她丈夫倭雷依先生也要费尽极端的困难，才能在皮夹子里留点儿零花钱。然而他们家境却是很宽裕的，并且没有儿女。不过倭雷依太太看见那些白的小银元一个一个从她家里走出去就感受一种真切的痛苦。那简直是她心上的一条伤口，所以每逢她应该花一笔略为可观的钱，即令是断不可少的，她总有一两夜睡不安稳。
倭雷依不住地向他的妻子说道：
"你手笔应该放宽大一些，既然我们永远吃不完我们的进款。"
温暖的秋阳越过沟边那些高大的山毛榉树，一直晒到农庄的院子里。草坪上的青草被母牛啃过，新近下过雨，草下面的泥土是湿润的，踩上去就陷个坑儿，发出咕唧咕唧的水声；果实累累的苹果树在草地的一片深绿中点缀着它们浅绿色的果子。
四只牛犊子，并排地拴着，在吃青草，不时朝着房子哞地叫几声；一群母鸡聚在牛圈前面的粪堆上，给粪堆添上了一堆活动的颜色，它们一会儿探爪子刨刨，一会儿抖动身子，一会儿咯咯地叫几声，两只公鸡不停地打鸣，替母鸡寻找虫子，然后发出格鲁格鲁的声音招呼它们过来。
木栅栏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男子，可能有四十岁，可是老得像有六十，满脸皱纹，弯着腰，弓着背，走起路来步子又大又慢，因为脚上又穿了一双塞满干草的笨重木鞋，所以步子更显得笨重。两条太长的胳膊垂落在身子的两边。他走到庄房跟前的时候，有一条黄狗拴在一棵大梨树脚下，在一只当窝用的木桶旁边，摇了摇尾巴，汪汪叫起来，表示高兴。这个人喊了一声：
戈代维尔周围的每一条大路上，都有农民带着妻子朝这个镇走来，因为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男人们迈着不慌不忙的步伐，长长的罗圈腿跨一步，整个上身就向前探一探。他们的腿所以会变成畸形是因为劳动很艰苦：压犁的时候，左肩耸起，同时身子要歪着；割麦的时候，为了要站稳，保持平衡，两膝要分开，总之是因为那些既慢而吃力的田间活儿。他们的蓝布罩衫，浆得又硬又亮，好像上了一层清漆，领口和袖口还用白线绣着花纹，罩在他们瘦骨嶙峋的上半身上鼓得圆圆的，活像一个要飞上天空的气球，只多了露在外面的一个脑袋，两条胳膊和两只脚。
有的人牵着一头母牛或者一头小牛。他们的妻子跟在牲口后面，用一根还带着叶子的树枝抽打牲口的腰部，催牲口快走。她们胳膊上挎着个大篮子，从篮子里这边钻出几个雏鸡的头，那边钻出几个鸭子的脑袋。她们走路，步子比男人们的步子小，但是急促，干瘪的身子挺得笔直，披着一块又窄又小的披肩，用别针别在扁平的胸脯上；头上贴发裹着块白布，上面再戴一顶软便帽。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求施舍。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舍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觉得有点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想起一段往事，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能忘怀。下面我就来讲给您听。
我的家庭原籍勒阿弗尔，并不是有钱人家，也就是勉强度日罢了。我的父亲做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瓦尔特·施那夫斯自从随着侵略军进入法国以来，认为自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他身体肥胖，走路费力，老是呼呼地喘气，一双非常肥厚的扁平脚痛得他难以忍受。况且他这个人喜爱和平，心地宽厚，一点也不好大喜功，一点也不凶残好杀。他有四个孩子，他非常钟爱他们；妻子是个金黄头发的少妇，他每天晚上都伤心地怀念她的温存、体贴和接吻。他喜欢早睡晚起，喜欢慢慢地享受好吃的东西和到小酒馆喝两杯啤酒。另外他还想到，人要是死了，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就看不见了。因此他心里对大炮、步枪、手枪和军刀怀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同时也是经过思考的莫大憎恨，他尤其恨刺刀，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法儿灵活地使用这种需要快速动作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大肚子。
每逢黑夜来临，当他裹着大衣在鼾声震耳的弟兄们旁边就地躺下睡觉的时候，他总要长久地想着留在那边的妻子儿女，想着前途布满着的种种危险。如果他送了命，孩子们怎么办？谁来养活他们？谁来培养他们？就拿目前来说，尽管临走的时候借了几笔债给他们留下一点钱，但他们还是不富裕的。瓦尔特·施那夫斯有时想着想着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