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古拉铁路①的一个火车站上，两位朋友，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相遇了。胖子刚刚在火车站餐厅里用过午餐，他的嘴唇油亮亮的，像熟透了的樱桃。他身上有一股核烈斯酒②和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车厢里下来，吃力地提着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有一股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在他背后，有个下巴很长的瘦女人不时探头张望——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着一只眼的中学生，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到瘦子大声喊道，“是你吗？我亲爱的！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啦！”
“我的老天爷！”瘦子惊呼道，“这是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打从哪儿来？”
一
莫斯科一家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名跑堂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得病了。他的下肢麻木，行走困难，结果有一天，他在过道里绊了一下，连同托盘上的火腿烧豌豆一起摔倒了。他只得辞去职务。他去求医，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已经难以维持生计，再说没有事做实在无聊，于是他拿定主意不如回到乡下老家去。在家里不只养病方便些，生活费用也会省得多。难怪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呢。
他们是在傍晚时分回到故乡茹科沃村的。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自己的家总是那么明亮、舒适、方便，可是现在，当他跨进家门，他简直吓了一跳：木屋里又暗又挤又脏。跟他一道回来的妻子奥莉加和女儿萨莎望着炉子惊呆了：炉子大得几乎占去半间屋，让煤烟和苍蝇弄得黑糊糊的。有多少苍蝇啊！炉子歪了，四壁的原木倾斜了，看上去小木屋随时都会塌下来。在前面墙角放圣像的地方，旁边贴满了瓶子上的商标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权当画片。穷啊，穷啊！大人都不在家，都去收割庄稼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六八岁的小姑娘，淡黄头发，没有梳洗，表情冷淡。她甚至没有瞧一眼进来的人。炉台下一只白猫在炉叉上蹭背。
我不必费力追忆，就能记起一件往事的全部细节。那是阴雨绵绵的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父亲站在莫斯科的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感到一种奇怪的病渐渐控制了我。没有一点疼痛，但两条腿不由得弯下去，要说的话嘎在喉咙口，头无力地歪到一边……显然，我很快会倒下去，失去知觉。
这时如果把我送进医院，医生们一定会在我的病历卡上写上“饥饿”①字样——这种病在任何医学教科书里是找不到记载的。
我的亲爹挨着我站在人行道上。他穿着很旧的夏季大衣，一顶花条呢帽里露出一团棉花。他的脚上穿一双又大又重的胶皮雨鞋。这个世俗的人生怕别人看出他光脚穿着雨鞋，便在小腿上再套一副旧皮靴筒。
杜博夫，一个老兵出身、年纪不轻的中尉和志愿入伍的克纳普斯正坐在一起喝酒。
“好一条公狗！”杜博夫指着他的狗米尔卡对克纳普斯说，“名－贵－的狗哪！您注意它的嘴脸！光凭这嘴脸就值大钱了！遇上喜欢狗的人，冲这张脸就肯甩出二百卢布！您不信？这么说您是外行……”
“我懂，不过……”
列车长斯特奇金有一天不当班，在他家里坐着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一个四十岁上下、相貌端庄、身体壮实的女人。她专事说媒，另外还干许多通常只能背地里悄悄说的事情。斯特奇金不免有点尴尬，不过像平时一样严肃，认真，稳重。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着雪茄，说：
“认识您非常愉快。谢苗·伊凡诺维奇向我推荐您，他认为，在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上您将对我有所帮助。这件事至关重要，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我吧，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已经五十二岁了，也就是说，在我这样的年龄，本该子女成群了。我的职业是稳定的。财产虽说不多，但要养活心爱的女人和孩子们完全不成问题。我私下里告诉您，除了薪水，我在银行里还有存款，这些钱是按我的生活方式节省下来的。我为人正派，滴酒不沾，过着严谨而合理的生活，可以这么说，在这方面我能做许多人的表率。可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有所欠缺——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生活的伴侣，我像个到处漂泊的匈牙利人，居无定所，没有任何娱乐，没有人可以商量，一旦生病，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等等，等等。除此之外，柳博芙·格里戈里耶夫娜，在社会上成家的人往往比单身汉更有威信……我这人受过教育，又有钱，可是如果从某种观点来看我，我又算个什么人？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跟某个出家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我十分希望徐门①能来牵线——也就是说，跟一位般配的女士缔结合法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