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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警官,说起来实在惭愧,我这已经是‘三改’了。”陈老大端端正正地蹲在我面前大约两步的距离,开始思想汇报。

“三改?什么意思?”刚进监狱工作,我没听明白他的这句行话。

“三改就是三次改造,一共坐过三次牢。”陈老大语气诚恳地向我解释。

“警官你放心,我也是老改造了,规矩我都懂,平时的表现你一定放心,他们下面有什么情况我也绝对第一时间向你反映。监狱嘛,不是逞威风提虚劲的地方。”

陈老大的直接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提了些改造要求后,我就让他回去了。

我当时刚考上监狱司法警察,分到监区里带组,陈老大是我所管的生产小组的质量检查员。作为狱警,首先要了解的就是生产小组里担任特殊岗位的罪犯。监狱里管这种向警官汇报情况的方式叫“汇报思想”。

这次对话后我知道,这个家伙很老练,不是我这种新来的毛头小子能对付的。

得知需要下到监区一线直接管理罪犯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带我的老干警,也就是我的师父告诉我,每个新进来的干警都会有这样的焦虑,习惯了就好。每天与服刑人员打交道,很快我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恐惧和不安减退,好奇心占了上风。

跟陈老大见面后没多久,我把监区每个服刑人员的资料翻看了一遍。我所在的监区关押的都是盗窃或者抢劫一类的轻刑犯,不过陈老大的罪名十分醒目,令人难忘。

罪名:聚众斗殴、开设赌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刑期:15年

主要犯罪事实:X年X月X日,在X地开设赌场获取赌资X元;X年X月X日,在X地与X聚众斗殴,双方持枪互射,造成1人死亡;X年X月X日,在X地殴打X,后X经抢救无效死亡。

陈老大四十六岁,身材高大,体格健硕,长着一张方正的国字脸,眼睛虽小但炯炯闪光。他的右臂上纹着一只下山猛虎,左臂上纹着一条盘柱青龙。

同事告诉我,他是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头目,在当地颇具影响力,陈老大的名号由此而来。他的团伙主要活动在省城郊区,随着城市不断扩大,陈老大从土地上获得了不少利益,团伙也不断壮大。

不过他一直不肯承认。有时候民警跟他开玩笑:“陈老大今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他总是先老老实实汇报情况,然后抱怨道:“警官你不要这么说,中国是没有黑社会的,我又怎么能算老大呢?我们只是乡里乡亲,大家合得来经常在一起玩而已。说起来,我只是个郊区农民,简称‘郊农’而已。”

每次说到这里,他都会把重音放在“郊农”上。在我们这边的方言里,“郊农”和“蛟龙”是一样的发音。犯人中间,也有不少人直接称他为“郊农”。

陈老大两年前本该刑满出狱。他原来的罪名只有“开设赌场罪”和“聚众斗殴罪”,判了8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坐了6年的牢,期间,他在监狱内表现良好,挣的分数刚好够减2年的刑。监区已经向法院提请了减刑,等法院的裁定下来,陈老大就能恢复自由身了。

就在法院核实减刑材料时,陈老大又出事了。

陈老大的主要犯罪事实中有一项是“双方持枪互射,造成1人死亡”。跟他爆发冲突的是当地另一伙势力,双方在划分地盘问题上谈崩火并,还上了新闻。陈老大这边开枪的不是他本人,而且死亡的也是他的人,所以刑期不是很长。

对方那位老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亲手开枪打死一人,判了死缓。得知陈老大快要刑满出狱,他安排人向公安机关告发了陈老大身上的一桩命案。

陈老大满怀希望等来的不是法院的减刑裁定,而是外提重审。最后审定,他是这起命案的从犯,减刑撤销,考核计分清零,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追加6年半刑期。

“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一次我问陈老大。

“其实根本就不关我的事啊。他们告诉我有个年轻小伙子在我老婆开的茶铺(赌场)闹事,我就叫了几个人过去看看。我们过去时那个小伙子情绪有点激动,我就让他坐下慢慢说,结果没说几句他又激动了,还把桌子掀了。我看他那么激动,就走了。”

陈老大一副特别委屈的表情,向我“鸣冤”。

“走了?然后呢?”我对他这段没头没尾的故事表示不解。

“然后,他就死了嘛……”陈老大露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腼腆笑容。

“他把桌子掀了,你走了,他死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

“哎呀,就是他很激动,我旁边的朋友就围上去把他打死了嘛。”陈老大笑得更腼腆了,像在说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

那个笑容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想起来,脊背还是发凉。

陈老大在监狱里的改造表现一直很好。生产上他是技术骨干,担任质检员的岗位,还主动报名成为技术培训教员,负责给新入监罪犯授课。

身为改造模范,陈老大的江湖气息还是会不时显露。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讲一讲当年在外面的“光辉事迹”,就能引来一群人膜拜。虽然严格的管理制度限制了“结党纳羽”的空间,但这样一个人在监区里总归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对陈老大的监控也一直处于最高级别。

有一次,监区一名服刑人员的父亲得了重病急需救治,这名服刑人员是个惯偷,在社会上没背景没能力,身处监狱之中,连尽孝的机会都没有。

监区了解情况之后做他的思想工作,稳定其情绪,但是毕竟治标不治本。第二天我再找他谈心的时候,他告诉我父亲已经在省城最好的医院住院治疗,病情已基本稳定。

我很惊讶,一个身处监狱而又无钱无势的人,是如何做到的?原来,他将父亲的情况告诉了陈老大,陈老大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因为监狱内服刑人员只能与直系亲属通话,他又将这个电话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妻子找到这个电话的主人后,父亲的治疗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监狱里不限制服刑人员与外界的书信往来,但是每封信件都必须经过干警的审查。一是检查信件里有没有夹带违禁物品,二是审查有没有不合适的或者涉及到犯罪的内容。

写给陈老大的信,大部分都是跟他一起坐过牢的人寄来的。信件的内容多半是向陈老大介绍自己的情况,怀念“共患难”的情谊,期待他早日重获自由。

陈老大每次抱着一堆“前狱友”的信,都会昂着头走回监舍。他什么话也不说,神情像是一位骄傲的将军。

也有极少部分写信者表示要等陈老大出狱跟他一起干,甚至有人直接说“我的命都是你的了”。这部分信件就被扣了下来。

我跟师父说,陈老大一向表现良好,犯群中服他的人也很多,完全可以让他担任更加重要的改造岗位,比如生产组长或者监督岗之类。

师父白了我一眼。

“你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条人命么?你知道他在社会上都有些什么手段?这种人你不严格监控他限制他,还要信任他提拔他?到时候真出点什么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陈老大有个小他8岁的老婆,是他的第四任。还有3个女儿,每个女儿的妈都不一样,最大的一个已经读高中了,最小的一个也快小学毕业了。他父母都在,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档案显示,这些亲属都是农民,没有什么明确的职业。

我曾经问他,在监狱里待了那么多年,外面家人的生活怎么解决。

“我老婆现在没什么事做,当地人都叫她‘收租婆’,每天去铺子上收收租就好了。”

“你们一大家子那么多人,收个租能养活吗?”

“铺子多了就能养了嘛。”

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大名下有四十多间商铺。

去年上半年,陈老大刑满出狱。15年的刑期他坐了12年,减过两次刑。出狱前我最后一次找他谈话,问他出狱以后的打算,他依旧是那副诚恳又恭敬的面容。

“报告警官,我这次出去了绝对不乱搞事了,自己年龄大了,娃娃也大了,父母也老了,就老老实实在家本本分分过日子,安度晚年。”

“那你以前那些小兄弟怎么办呢?”

“哎呀,警官你别这么说,我哪有什么小弟,都是关系好的朋友。他们自己有办法混口饭吃,不用我操心,我进来那么久了也没听说他们哪个饿死了啊。”

“还有那些在监狱里面喊着出去后跟你混的人呢?”

“他们就是闹得凶,出去了以后谁还认识谁啊。反正我是下定决心,这回出去绝对‘退隐江湖’。我这辈子能活到这把年纪也算是幸运。生活嘛,我在牢里那么多年也看透了,平平淡淡其实也挺好的。”

陈老大出狱后没多久,一天上班,师父扔了份报纸给我。

“看右下角。”

X月X日,X地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当地居民陈某某与张某某、王某某等6人在X茶楼门口遭身份不明人员袭击,据现场目击者描述,场面十分血腥,陈某某当场身亡,其余5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目前警方正全力搜捕犯罪嫌疑人,案情也在进一步调查中。

陈老大死了,又上了新闻,监狱里原本追捧他的人都唏嘘不已。

犯人中间关于陈老大的死有很多种说法。稍微靠谱一点的说法是,他在里面这么多年,老婆孩子都被人欺负了,地盘也被瓜分了大半。出狱后,他组织了一群人想要“收复河山”。陈老大向来喜欢“先礼后兵”,去跟人谈判。谁知,刚出门就被暗算。

他最后还是没能离开江湖。

若不是看《舌尖上的中国》,我大概要忘记在广阔的三秦大地,有过“麦客”这种职业。他们像珍稀动物一样濒临灭绝,或者,已经灭绝了。

小时候,一望无垠的金黄麦田就是他们收割的。他们瞬间侵入别人家的麦田,把庞大的田地玩弄于股掌之间。老练的麦客下刀速度和准确性不亚于刀客,动作舒展性不亚于舞蹈家。

他们在麦田里起舞,几镰刀下去,一大片麦子倒在怀里,两手一拧便成了一捆。那些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子,就这样被一捆一捆地运往碾麦场。

那时候王虎娃就站在地头,看着别人割麦子,一看一下午。那年从甘肃回来后,他就变得很懒。自家的麦子熟透了,他才晃晃悠悠拿镰刀去割,一亩地能割好多天。由此得了个外号叫“王懒子”。

有时候我会和王虎娃坐在一起看上一会儿。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赶上父亲的割麦速度,不过在下了一次麦田后,我的梦想就破灭了,顶着烈日割麦太痛苦了。

麦收时太阳总是毒辣的。麦客们一般都带着白帽子或大草帽,他们大致分为两拨:戴草帽是陕西本地的,戴白帽是宁夏、甘肃那边过来的。这群人从家乡一路割过来,麦子也一路熟过来,到我们这里几乎是最后一站。割完我们的麦子他们就该回家了。

七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女麦客。她晒得跟男人一样黑,腰身不粗但结实有劲,头发打结,手握镰刀,架势丝毫不输男人。

她跟着一帮男人从甘肃、宁夏过来,一路上割平了浩浩荡荡的麦田。她干起活来异常狂野,似乎只有庄稼地才能显示她的自由与劲头。一旦停下来她又变得很沉默,眼神里带着生涩。

她的头发和眼睛很黑,有着农民特有的粗糙皮肤,一双粗大的手,跟我周围的村妇并无两样。唯一的区别是那个孩子——她背着一个不足两岁的女娃。村里的妇女和爷们儿都觉得她不容易,有空就帮忙。

干活时她将孩子放在一旁或者背在身上,孩子的脸也晒得黝黑。王虎娃看不下去,说将孩子放在他家里,他来照顾。

“你干脆替她干活得了呗!”麦客们起哄。

他果真帮她干起了活。

王虎娃人虽不错,但这两年变懒之后,自家的农事都不怎么上心,这次却一口气割完了一亩地,完成了女麦客的那份活。其他麦客调侃让他帮忙,他死活不肯,说给钱才干。

后来听村里人说,女麦客叫云秀,刚死了丈夫,家里没其他人,便跟着出来割麦。起初麦客们死活不答应,因为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苦累不说,她还带个孩子,万一有什么事,他们也担待不起。

但她非要跟着割麦,一行人无奈带上她,一路割麦一路走,一路吆喝一路唱。其他麦客对这个小寡妇很照顾,也很担心,几次劝她回去,都被她倔强地拒绝。

王虎娃帮忙后,几个麦客对云秀说,你干脆跟着他得了,跟着我们走南闯北也不是事儿。

她不言语,脸上没有表情。王虎娃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更沉默了,总是不停地搓手。

王虎娃看着她喂孩子,给她打了两个鸡蛋,说孩子需要营养要多吃,然后蹲在一边不说话,使劲搓手。

她看看他,也不说话。两个人在不言不语间把所有该说的话都说了。

其他麦客走时,她说自己不走了,累了,想休息。

他们明白她的意思,一对母子总不能一直浪迹天涯。一个女人跟他们出来,还带着孩子,就预示着不想再回去了,那地方在她心里已经灰飞烟灭。母女俩守着一间破烂的土屋也没啥意义。最主要的是她临走前连粮食都卖了,就差一把火烧了那间屋子。

跟王虎娃办事儿的时候,她的孩子就充当花童。王虎娃在婚礼上哭得稀里哗啦,这个一直沉默的光棍,那天很动情,像是压抑了很久。

大家拉他坐下,说不要扫兴,这是喜事儿,哭哪门子?多不吉利。

村里人发现,王虎娃婚后勤快起来,像变了一个人。大家都说他白捡了一个媳妇,撞了大运。

“王虎娃都能娶上媳妇,你怎么这么窝囊?”后来很多领不回来女朋友的男娃就这样被父母数落。

“你倒是给我找个女麦客撒?”男娃被说急了便如此回应。

后来,麦客绝迹江湖,取而代之的是巨兽般的收割机。收割机轰轰隆隆扫过麦田,还将麦子弄干净装进袋子,连碾麦场都省了。

云秀出了名的能干,一个人独揽家政,为人也很热情。村里人都说幸亏有了她,村里才少了一个懒汉。

她经常让王虎娃帮邻里干活,有时候自己也去,大家都觉得她能当选女村长。但她不愿意,她只想守着自己的小院子。

她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水果树,秋季收获的时候总会给左邻右舍送一些。我一有空就去她家,一来跟她的女儿玩,二来蹭点水果吃。好几次我玩累了睡着了,她给我盖上被子。梦里闻见饭香味醒来,她已经做好饭了。母亲见我老是在她家吃饭,就送了一袋面过去,但她死活不收。

母亲叫我带她的女儿到我们家吃饭,但我觉得还是她做饭好吃。她会做很多不重样的饭菜,简单的土豆都能做出好多花样。

除了水果,她还在院子里种满了花,她很喜欢花。有一年夏天指甲花开了,她摘下红红的花朵,混着白矾揉碎,涂抹在我和她女儿的指甲上,再用核桃叶包裹,用线缠起来,睡一夜,拨开,我们就有了红红的指甲。

我们俩在路上大呼小叫,挥舞着双手,引来一群小伙伴的艳羡。云秀真是一个巧手的媳妇,我暗下决心长大也要娶这么一个巧媳妇。我看着她胖乎乎的女儿,捏着脸问道:“你长大会像你妈妈一样聪明么?”她点点头。

王虎娃在她的调教下也干得风生水起,不几年便盖了瓦房,喜气洋洋。

我十三岁那年,有次王虎娃喝醉了酒,说出了一件让我们唏嘘不已的事。他说,他其实很早就认识云秀。那年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甘肃定西打小工,给一个村子盖学校。一天,他口渴进厨房找水,遇到了负责给学校做饭的云秀。此后他就隔三差五去喝水,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

学校盖好的时候,他们私定终身,但那时云秀的二叔为了一点彩礼钱硬要让她嫁给几十里外的一个光棍。她说二叔将她养大,她必须报答。

后来云秀丈夫因病去世,她想投奔王虎娃,但又怕人说闲话,于是就以麦客的名义出门,一路寻来。

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给王虎娃介绍对象他一个也看不上,办事那天却哭得稀里哗啦。

云秀后来没再生孩子,两人又承包了一大片地,种了很多庄稼。正当一切都走向幸福美满的时候,她生了病,病了整整一年。王虎娃服侍一年,庄稼也荒芜一年。她最终没能挺过来,全村人都很悲伤,说这么好的女人,却没有好命。

王虎娃将妻子埋进了麦田,好几个星期都没出门。我想去看看他家姑娘,门也关得紧紧的。几天后他背着行囊,带着孩子走了,没留什么话,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反正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去了城里打工,也有人说他回了云秀老家。

多年以后,我从外地回乡。王虎娃家的田地早已荒芜,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得像森林一样。风吹叶动,我又听到了挥刀割麦的声音。

堂弟得尿毒症五年了。

疾病来时毫无征兆。那个夏夜,堂弟吃饭时忽然昏迷不醒,叔叔婶婶将他送往县医院。县医院不敢收,转到了市医院。做完各项检查后,堂弟被诊断为先天性肾炎,已经转化成了尿毒症。

“除非换肾,否则活不过一年。”诊断室外,医生的话让婶婶差点晕倒。

换肾的几十万元,对一个年收入不超过两万元的农村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家里直系亲戚都在务农或打工,没人可以援手。

一个晴天的上午,七十岁的奶奶一咬牙,将堂弟背到了市电视台。在大门口干坐了一整天,哀求电视台做个报道,呼吁好心人捐捐款,让宝贝孙子活下去。 

不少围观的人都看哭了,一位女主播抹着眼泪答应帮忙,让奶奶第二天下午两点到台里录节目。老人家不住地磕头道谢,回到家见人就笑,仿佛堂弟的病已经痊愈。 

我不敢想奶奶在电视上哭诉的画面,但又怀揣着一些期待。第二天,全家人都默不作声,大概和我是一样的心情。下午两点,奶奶背着堂弟出现在荧屏上,放声痛哭,孱弱的堂弟对着镜头颤抖地说:“我,我不想死……”

电视里哀求的声音将全家击溃,叔叔和婶婶泣不成声,姑姑眼含泪花,爷爷蹲在外面,一个人抽旱烟。我心里羞愧万分——奶奶几十年来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现在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抛头露面。 

奶奶哪里知道,市区居民都用上了闭路电视,没用的也装了卫星天线,平日都追各大卫视上的热播大剧。除了还在用普通天线的农民,谁还会看市电视台呢?就连我家都是转了一下午才找到一根普通天线。可我不忍心告诉奶奶这些。

果然,除了本村村民和亲戚,没有一个人知道奶奶上过电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给堂弟捐款。

叔叔和婶婶决定把自己的一只肾捐给堂弟,但医生说岁数大了不适合捐献,倒是我的肾年轻健康,可以考虑捐助。我妈当场牙咬得嘎嘣响,一把将我拽到身边,借口家里要喂鸡便带我走了,骂了一路,好长时间都不肯回老家。

接下来的一个消息给叔叔家雪上加霜。之前,镇里有户人家,男孩得了尿毒症,家里倾家荡产给换了只肾,仅仅过了一年,男孩死了。此后,叔叔家再也没有人敢提换肾。

不换肾,做透析就成了唯一选择。透析一周两次,每次三百元,合作医疗可以报销部分费用。医生说,透析后,堂弟起码能活五六年,甚至十年。

此后,堂弟开始了透析的岁月。同学们背着书包路过时,他只能坐在门口发一整天呆,度过清晨和微冷的黄昏。

我家离老家有几十公里路,平时很少见到堂弟,只听说他性格变得阴郁乖戾,经常歇斯底里,愤怒地咒骂家里所有人。村里的人也常常被他问候八辈祖宗,他们不好意思和这个绝症病人怄气,只能躲远点。

堂弟还在住院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他,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他情绪很不稳定,医生护士在他病房进进出出,直到我离开,他还在癫狂之中。

在亲朋好友的努力下,堂弟得以享受低保、残疾人补贴等,各种报销补贴下来,相当于透析没花多少钱,叔叔和婶婶终于松了口气,叔叔出门打工,婶婶和爷爷奶奶在家照顾堂弟。

尿毒症患者皮肤瘙痒难忍,我亲眼看到堂弟痒得把皮肉抓掉了一片,露出鲜红的肉,可还是忍不住地抓。尿毒症患者不能大量饮水,最多从三餐里摄取水分,堂弟总是偷偷喝水,身体受不了才告诉婶婶,最后被送到医院抢救。

到后来,堂弟被查出患有五六种并发症:心脏衰竭、肝脏衰竭、呼吸道疾病、胃溃疡等。 

为了治疗他,家里还找来一些土方法。有一次,爷爷奶奶不知从哪儿听说毒蛇熬汤可以治肾病,于是,我陪爸爸在田野里抓了几天蛇,然后配上中药熬汤,谁料堂弟喝完当天就被送去医院急救,一路上都在咳血。

这之后,全家人终于绝望。

过了半年,婶婶又生了个男孩,不再担心香火断了。那天,新生命的到来让家里充满久违的喜气,只有堂弟在角落里焦躁地抓着痒,显得不合时宜。

在那些充满欢声笑语的夜晚,我想他一定也感受到了,无望的病痛正让家人们渐渐失去耐心。疲惫的希望马上要被转移到新生命那里了。

小弟弟成了家里的小皇帝,全家忙着泡奶粉、换尿布、做稀粥,生怕错过孩子每一个细微表情。堂弟像是被迫退位的前朝君主,越来越受到冷落——后背瘙痒时,没有人再会匆忙跑去帮他抓痒,而是怒骂:“你不会小声吗?知不知道弟弟在睡觉!”他说自己不想吃鸡蛋糕,要吃酸菜鱼,婶婶冷冷地回一句:“小家伙需要营养,我忙的要死,哪有空给你做鱼,不吃糕就啃馒头去。”

婶婶对堂弟的态度变了。我不安地发现,在希望耗尽后,大家像在等待着什么发生。

有天晚上,堂弟正在骂几个嫌弃他的亲戚,原因是他们把堂弟送还的扫把丢进了垃圾堆。叫骂中,堂弟突然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很快脸就发紫了,婶婶当时就站在堂屋里擦桌子,她看着堂弟倒地挣扎,却若无其事转身去楼顶找扫把。

直到堂弟拼命爬过来拉着婶婶的裤腿,哀嚎着求他妈快点救他,“我是你养了十几年的儿子啊”。婶婶这才打了急救电话。

当妈的都这样,其他人更不用说,全村人和所有的亲戚,都担心叔叔家会来借钱,甚至还担心尿毒症会传染,连堂弟碰过的东西都要拿出去丢掉。为了这借钱的事,大姑小姑还和叔叔家断了亲,在我们那里的农村,断亲意味着再也不是亲戚,哪怕你死了也不会上你家吊孝。

前两天,我在路上碰见姑奶了,她跟我聊了很久。

她问我你那个堂弟还在吗?

我说,当然在。

姑奶就长叹一声:

“真是个讨债鬼!非要把这家人全耗得一辈子翻不过身才罢休啊!”

有时候我想,如果是个老人,这种情况怕早就自杀了,可堂弟今年才十七岁,小时候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还说要给爷爷奶奶买世界上最长的火车,还没能看看这个世界,谁愿意就这样坐等命运的宰割?

傍晚时,天空中的火烧云层层叠叠,红光染透整个世界。屋内传来小弟弟的嬉笑声,堂弟照旧坐在家门口。

像是等待那一刻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