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一个春天，有朋友约我去一个名叫“毛坦厂”的地方，说是风景极佳。我们驱车前往。一路上，每当她对路途感到迟疑的时候，就会摇下车窗问路人，“毛坦厂怎么走”。我一次次听到这个奇怪的名字，暗暗疑惑，是一个曾经的工厂吗？生产毛毯的吗？为何在大山深处？在不断的嘀咕中，我们来到了那个名叫毛坦厂中学的地方，并立此存照。

朋友说，她少年时在这里读中学，这儿教学质量比城里好，将孩子送到此地上学，是她爸妈单位的福利。每到周末，一辆大巴车将他们接回城，周一再送回。她回忆那段读书生涯，眼神变得温柔，看着周围漫无边际的金灿灿的油菜花，和明艳照眼的杜鹃花，我脑补了他们在这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度过的美丽青春。

▲ 2016年06月05日，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一些考生家长在送考。

数年后，我对毛坦厂这个名字不再陌生，不只是因为那次的游览，更因为，每到高考，毛坦厂中学这个名字一定会频繁映入眼帘。甚至于，连《舌尖上的中国》里，都有关于毛坦厂的片段，这也许因为制片人的老家也正在毛坦厂所在的六安市，但更重要的是，在高考季，毛坦厂以它“炼狱式”的管理，万人送考的规模，以及真假莫辨的各种奇葩的祈福方式——比如跪拜神树，送考的第一辆车号为“6666”，司机必须属马等等——成为中国无数中学里当之无愧的网红。

▲ 毛坦厂中学送考车队驶出校园。

它不再是我的朋友记忆中那个承载青春记忆的地方，而变成最著名的高考工厂，四面八方的学生和家长怀揣梦想到此，一个原本偏僻的小镇，人满为患，热闹非凡。听说每个教室都塞满了人，以至于学生视穿越排排课桌椅为畏途，为惧怕上厕所而不敢喝太多水。有人耻笑，有人口诛笔伐，尽管，他们也提到，有些学生，其实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颇能接受。

我肯定不会让我的孩子上毛坦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很多略略有点经济能力的家长都会这么想，高考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假如挤不上去，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别的路？比如说，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几所高中，都设有国际班。

国际班从高中时学的就是美国教材，将来参加美国的高考。有的是在国内上两年，第三年去美国读高中，有的则是三年之后再出去，据说，若不考虑金钱的因素的话，仅就孩子的付出与收获而言，这种选择性价比极高，很多孩子都能考上在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学校。

当然，我们也得提一下钱的事，这种国际班一年九万元，加上出国留学，起码一百多万，对于一个即使收入还不错的工薪阶层，这数字也不菲。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安徽考生想考上个好大学太不容易，不是有个段子吗：“北京考生：‘爸，我考了530，超一本线能上北大。’‘儿子有出息，咱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考了530分，差三本线20分，上大专吧。’‘别上了，去上海打工吧。’”据说去年全国人大会上，有代表说河南考生要进北大，比北京考生难30倍。

河南不易，安徽也强不到哪里去，总有人觉得这些地方的考生学习起来穷凶极恶，我很尊重的一位老师说，北京考生成绩也许不如下面的城市，但是素质教育却是过硬的。他说话一般都很实在，我想这次应该也没错。但问题是，谁愿意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止境的高考准备中，谁不想在学习之外，发展自己的所长？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北京人，又拿不出给孩子留学的钱，你的孩子也非禀赋优越者，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高考之后，毛坦厂必然会进入考虑的范围内。

没错，在人们的印象里，他们浩荡如蚁，既麻木又疯狂，以最原始最迷信的方式，祈求在现代社会的成功，最让人感到惨伤的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过只能考上个三本。然而，这是他们的错吗？他们必须奋斗上十八年，才能和你们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而你，却好整以暇地，笑他们这一路奋斗的SB。

▲ 《青春派》电影剧照

再将思维延续一下，即使是毛坦厂的成功者，考上了好学校，和那些出身优越的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能那么气闲神定吗？未必，这个社会，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个词，叫做“凤凰男”。

这些年，我多次听到对于凤凰男的攻击，春节前后尤甚，都说他们自私、腹黑、虚荣，重视父母亲戚多过伴侣，对城市带有天然的仇富情绪，假如找了个城里的女孩，一定会想从人家姑娘身上占点便宜，损有余补不足，贴补家乡那个填不满的穷坑。今年春节，那个著名的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的故事被编造出来并且引起极大争议，正是迎合了这种情绪。

且不说这种描述非常地不公正，城里女孩选择一个凤凰男，也不是做慈善，凤凰男能从那穷乡僻壤里厮杀出来，一定有其过人之处，他们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这些都统统被忽视了。退一步说，即使不提这些优秀品质，假如他们性格里确实有种种褊狭之处，也并非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格缺陷，而是被现实挤压的结果。

他们贴补家人，是因为没有家人含辛茹苦的付出，他们就无法展翅高飞。他们之间不但是亲人，还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必须拧成一股绳，去对抗这个社会里巨大的不公平，挑战被践踏被压榨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形成了更为深刻的关系，我要说，可能比突然出现的爱情都更深刻。

对于此，悲悯也许应该多过愤怒，他们也是受害者，而我们这些作壁上观横加指责的人，是既得利益者。这种态度，同样可以用于面对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他们所有的疯狂都并不可笑，如果你处于他们的位置，也同样如此。

谁不希望气闲神定地生活，不希望有闲暇去琴棋书画，去爱自己的所爱，倾心付出，就像，我和我的朋友，依然希望毛坦厂是当初那样一个油菜花与杜鹃花铺展其间的安闲所在。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太急促了，来势汹汹，没有余地。通过房价，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各种掠夺，让阶层固化，毛坦厂中学已经成为一种惨伤的存在，底层倾其所有全力以赴，借它为自己争取一点极其可怜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上，毛坦厂中学呈现出来的一切奇葩现象，都与它自身无关，它映照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它的内部与周边的所有人，都是被侮辱与损害者。不管它表现出怎样的荒唐，作为局外人，都该哀矜而勿喜。

【注】本文的原标题为《对于毛坦厂中学的奇葩现象，应哀矜而勿喜》

近日一条《语文版修订教材今秋正式使用》的新闻引起了很大争议。争议集中在教材课文的“大幅替换”上，而引发争议的焦点替换，又并非出版社强调的“大幅增加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文比重”，而是“延伸报道”中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说出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由于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被换为《智取生辰纲》；《南京大屠杀》被换成《死里逃生》”。

由于“《南京大屠杀》被换成《死里逃生》”的争议声浪太大，语文出版社不得不于5月23日发布严正声明，称“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将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的份额仍予保留，只是换了汤没换药。

就这事，我跟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朋友聊了聊，他觉得这事几乎不太值得多谈。一是语文出版社教材在全国教材市场占的份额并不算大，如王旭明所说，今秋全国各地有“四百多万中小学生使用语文版一年级和七年级新修订的语文教材”。二是教材篇目调整，在中小学教学实践中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 九十年代小学语文课本封面

那什么是大问题？他说“教材修订与评审的依据、教材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教材的性质地位与功能、教材设计的思路”，这些才是他认为的“真问题”。但他也承认，这些问题要不牵涉面太广，要不专业太强，不太可以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

所以公众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想象与情绪，就都集中在了某种教材一两篇课文的替换上。“《南京大屠杀》被换成《死里逃生》”被有些人解读成“做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绪之激烈，想象之丰富，各网站评论俱在，并未被404。

还有一种意见，是说“何必告诉小学生如此残酷的历史事实”“我是家长，我不希望孩子过早接触这些民族恩怨史”。我查了一下，被替换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在语文版教材初中语文八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南京大屠杀》是在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的第四单元。小学生的父母就不要再担心了。

再看看内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都是《水浒传》里传播最广的章节。说是“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那整部《水浒传》恐怕都有这个问题。公务员打死不法小老板，和组团抢劫贪官赃款运钞车，哪个更让人感到不和谐，还真不好说。

▲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课本插图

关键是：“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为什么需要初中语文课本来为之负责？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一贯主张“语文教育要回归‘语’和‘文’的本真”（王的多次发言，参见2014年11月亚洲教育论坛，2015年11月11日华中师范大学“妙笔名家论坛”），这“现代和谐社会导向”是跟“语”有关，还是跟“文”有关？

如果要照顾“现代和谐社会导向”，可以用清代的做法，不选《水浒传》而选《荡寇志》，或是金圣叹窜入的“卢俊义梁山惊恶梦”那一段，充分反映犯罪分子对人民民主专政力量的畏惧之心。反正“少不读水浒”，古有明训，直接换成《弟子规》或《增广贤文》也是不错的法子。

只是这样一来，“语”和“文”更无从谈起。其实，领导或专家们要替换课文，总有他们的考虑，只是向公众说明这种考虑，用语需要紧贴“语文教材”的本质，不能用这么可笑的词语。

我这有一个例子：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共同编辑的《开明国文讲义》，乃公认民国中学程度语文教材里的佼佼者，第三册也选了《智取生辰纲》，课后只附有作品说明与词汇解释，在该单元后附的“文学史话”中，隐隐透露出了编者的用意：

小说是把全社会反映于其中的文学的表现样式……例如《水浒传》“吴用智取生辰纲”的一回中，便写着一首歌词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歌词所含的意义何等深刻！明清以来的作者，更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在小说中提示出来，给我们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我们读了《红楼梦》，便会想到大家庭制度的缺陷；读了《儒林外史》，便会感到科举制度的毒害，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等等。总之，我们如果承认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则明清小说所给予我们的时代上的认识，比任何历史书还要深刻。

所以明清小说在近代文学上的地位，比什么诗词古文更重要得多。

这套教材出版于1934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俱烈的时代，加之编者共同的“为人生而艺术”立场，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看重文学中反映的社会问题，再正常不过。即便如此，这些说明尚不算脱离文学的立场，需要教师补充说明的，是“何以这些小说最给人深刻的印象”，白胜唱的歌谣妙在什么地方，“智取”的描写又厉害在哪里。同样，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重点根本不在公务员私自打死坏人，而在于作者描写打人过程的三翻四抖，一唱三叹。总之，经典成为经典，有它的理由，编者尽可有自己的偏好，但拿“现代和谐社会导向”当理由，实在让人发噱。

而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选自1987年第7期《解放军文艺》。看以前的教案，重点是让学生由这篇文章，体会报告文学的写法。且不说1987年的作品，体现不出史学界近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以教学论，“南京大屠杀”这么重的一个题目，教师少不得要把许多气力用来解释复杂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一来语文课又替代了历史课的功能。

至于用节选自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死里逃生》来替换《南京大屠杀》，也看不出编者动机何在。难道是因为《南京大屠杀》里不曾提到中国军民的反抗，容易让学生感到沮丧或“历史虚无”，才换上一个“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故事？

其实，看看原文就知道，李秀英勇则勇矣，“智”一点没看出来，一个怀孕六七个月的妇女，面对三名日本士兵，反抗不反抗，下场都是注定的悲惨，她的死里逃生，被捅了37刀还能活下来，就是运气使然。《南京大屠杀》开头写那位“静缘”，当年是13岁的小尼姑，惨遭四名日本兵蹂躏，毕竟也活了下来。她算不算“死里逃生”？至于《死里逃生》中总结的李秀英“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不得不在一个只有男人的军人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兄弟和叔伯不是军人就是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李秀英变得很男性化”，这种经历给了她“反击的意志”，更是显得指向可疑。政府放弃了首都，军队放弃了城防，却想让“男性化的女性”承担起反击敌军现代化部队的重责？如果说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这只是诸多故事中的一个。语文版教材单单把这个故事挑出来，又想说明什么呢？

以我的浅见，初中语文教材（！）中不出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题材，完全没有问题。既然说要让语文教材回归“语”和“文”，就不要心心念念政治与历史。现在出现了，而且不是这篇是那篇，又怎么样呢？教材多元化是趋势，中学生的阅读多元化更是值得提倡，一两篇课文的意义，实在不用放到那么大的地步。

过分在意这样一些“小问题”，仍然是信息垄断时代的思维，总觉得微言中必有大义，受众舍此又无他途。编者和一些观者，恐怕都把这事看得太重了。玻璃心对撞玻璃心，彼此都会碎成渣渣。倒是有一种评论比较到位：语文出版社你那么大的机构，又是严正说明，能不能不要使用“日本鬼子”那么不严肃的称呼？侵略者，占领军，都比“鬼子”准确——这才是回到了“语”和“文”的正途。

我在2014年写过一篇《鲁迅当年怎样做父亲》。其时正逢《爸爸去哪儿》播完第一季，全社会无数人（据调查以女性观众为多）都在盯着那几对明星父子（女），看小孩卖萌爸爸出糗。这个从韩国红到中国的真人综艺节目，映射着东亚家庭文化中“父亲”角色的缺席。前一段上映的日本热片《垫底辣妹》，也涉及这个问题：父亲要么是一个压迫性的暴君形象（对儿子），要么是一个给点家用万事不管的甩手掌柜（对女儿）。再看今年香港金像奖最大赢家《踏血寻梅》，同样是父亲角色缺席的人间惨剧：被害者王佳梅的生父远在湖南，而身边的继父整天躺着像个死人，倒是知道在继女去世后爆料卖钱；杀人者丁子聪幼年目睹母亲离世，与父亲关系冷淡到几近于无。

如此种种，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大哉问，从“五四”时代一直追问到现在，也不见得有个好的答案。

鲁迅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实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重点在于为子一代争取他们的权利，并未详细探讨在他理想的家庭教育中，父亲母亲要分饰怎样的角色。然而社会有它明确的分工，丰子恺有一幅极出名的漫画《爸爸还不来》，画的是太太（？）牵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在弄堂口等待父亲的情形。爸爸去哪儿？自然是上班去了。

▲ 丰子恺《爸爸还不来》

直至今日，数十年间部分女性走出家门，又有部分走了回来，但父亲的角色恒定不移，他是妻儿等待盼望的对象，他是家庭的外当家，他是户口簿上理所当然的户主，他也当然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陈村《鲜花和》里写过女性出门上班，男性在家写作的格局，街坊邻里各种议论，“这个男人真没用”是舆论的主流。

然而“去中心化”渐成这个世界的主流，家庭亦不例外。媒体与大众开始追问：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去哪儿”了？在外奔波的父亲，有很大一部分正在经历这种责任上的拷问。像杨樾《不必被感谢的爸爸》这样的文章，更是从能力角度质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合法性何在。

我认同家庭分工并无一定。孩子因人而异因阶段而异，说他们一定更粘母亲也是未必。虽然中国社会大部分家庭，带孩子主要靠妈妈，但爸爸决不可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爸爸去哪儿》的创制及热播，正是这种社会心态转移的表征。

我再次把目光投向鲁迅。鲁迅当父亲的日子不长。1929年四十八岁生子海婴，1936年五十五岁病逝，海婴才不过刚满七岁。此后漫长岁月他是管不到的。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及六岁，看鲁迅做这七年中的“人之父”，许多地方颇有会心。

1929年9月25日夜，鲁迅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他仍然如常工作至凌晨方眠。许广平此时出现有规律阵痛，但不敢惊醒鲁迅，到上午十点才告知。鲁迅冒着发热将许广平送入医院，并在家中预备好小床、浴盆，热水。26日整夜待产，鲁迅一直陪着妻子。

27日晨，许广平已经阵痛了二十七八个小时，属于难产。婴儿的胎音只有十六下，而且“濒死前的污便也早已下来”，必须使用产钳助产。医生征询鲁迅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鲁迅不待思索地说“留大人”。

婴儿生下来后，鲁迅不同意医生雇奶娘的建议，要自己来照料，他也不相信“别人的经验”，医嘱之外，他只相信“育儿法之类的书籍”。结果按照书上说，每三小时一次，每次五分钟等等，弄得婴儿十分瘦弱；洗浴呢，也是自己动手，结果一洗，婴儿便得了寒热感冒，只好由医院介绍看护来洗浴，而且再也不敢自己动手洗。鲁迅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 “海婴六个月，1930年3月23日，上海”（扶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海婴幼年多病，经常弄得原本就提心吊胆的新晋父母坐立不安。许广平回忆道：“小孩有些咳嗽，不管在另一间房子或另一层楼，最先听到的是他。为了省得他操心，我每每忍耐着不理会，但是他更敏感，时常叫我留心听，督促我去看……如果不是咳得太厉害，他总是不叫醒我，自己去留心照料的。”

亲生父母是否一定要习得育儿技巧，这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假设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变成育儿达人，也就将生育先在地设定为“人生之必备技巧”。而跟所有的技能一样，育儿习得水平的高低，怕也是因人而异。因此而产生的攀比、沮丧乃至抑郁情绪，当也不在少数。从资源配置来说，让鲁迅不写文章而去带孩子，又带不好，实在也显得浪费。鲁迅努力过，终于放弃。自然，在这一方面，婴儿父亲的压力远小于母亲。

问题来了：鲁迅到底是不是一位好父亲？

鲁迅1934年《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说起海婴，说他“不会说（话）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因为“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许广平也记录了类似的对话：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实际也未必真做得到罢。（《鲁迅先生与海婴》）

鲁迅也说“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又说：

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鲁迅为父之道的独特，不在于他肯为海婴请看护多写两篇文章，不在于他每月支出20元大洋给海婴看病，也不在于他肯通宵地照料孩子，愿意拿出时间来陪孩子玩儿，孩子怎样捣乱他都不恼怒，而在于鲁迅对于自家孩子，能持同理心与宽容的态度，像对朋友一样对待儿童。

早在1925年前后，鲁迅便反复回忆自己童年时“精神的虐杀”，有长辈施于自己的（《五猖会》《父亲的病》），有自己施于同辈的（《风筝》），对于能带给他新的世界的人与事，总是感念不已（《故乡》《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而今自家有了孩子，自然是断不肯重复地地戕贼儿童的天真。

据许广平与周海婴回忆，鲁迅基本上是采取“顺其自然”的教育方针。海婴喜欢拆玩具，便随他去，海婴要看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文库》，许广平以为太深，要大些再看，鲁迅站在海婴一边，“任凭选阅”。关系到鲁迅自己的工作，如正在写稿，海婴这熊孩子在笔头一拍，顿时纸上便是一大团墨迹，鲁迅倒没有像丰子恺那样“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但也只是停下笔道“唔，你真可恶”。海婴还喜欢帮父亲选写信的信笺，“以童子的爱好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子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拉锯战，各有妥协的时候——这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干扰，他们没办法判断哪些是鲁迅的选择，哪些是鲁家少爷的指令。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专门记一桩事：家里请客，从福建菜馆叫菜。海婴抱怨说鱼丸不新鲜，别的人吃了都是好的，没人相信海婴的话，甚至也没有人注意孩子的话。许广平也只是又给海婴挟了一个。他依然嚷嚷说是坏的。鲁迅于是把这个吃剩的拿来尝尝，发现果然不新鲜。于是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对此，许广平对萧红的评价是“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其实这就是任何时候，都能与小孩平等的对话。这种能力，并不是每个父亲都拥有的。

鲁迅的态度，十分符合“五四”所谓“儿童的发现”。父子两代相处之道，应当是平等的亲爱与宽容，而非上施于下，高识拔低，老指点少。我们怎样待我们的好友，就该怎样待我们的儿女。子曰“不友不如己者”，不是教人攀龙附凤，而是提醒朋友间若不能互相补益，且友情难久。父母给予儿女的固然如山如海，如果不懂得从儿女身上习得己之所无，施之久必生怨，持之恒必无乐，养儿女可不是一件纯粹的苦事！

鲁迅在1934年海婴四岁八个月时破例写了一篇童书评论《〈看图识字〉》，正对应他三年前感慨的“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值得多抄一点：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不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天不假年，鲁迅未能好好地施行他心目中的儿童教育，便撒手人寰。按照世俗的标准，周海婴后来算不得怎样的成材，远不能跟大家景仰的梁任公之家教相比。不过，若说鲁迅内心是怎样的望子成龙，我是不大相信的。盖因儿童的长大，或许是一道向下的曲线，是被世俗渐次污染的过程。“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丰子恺《给我的儿女们》）鲁迅敢于说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般利害如何不晓？他在遗嘱里加了一句：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揣摩起来，王小波所反对的“虚伪、矫情、无趣”尽在其中。多年老友兼老乡、老领导蔡元培是懂的，他的挽联，极简洁，鲁迅平生无数风雨，只拈出了两桩：

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你说，鲁迅是不是一位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