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4年写过一篇《鲁迅当年怎样做父亲》。其时正逢《爸爸去哪儿》播完第一季，全社会无数人（据调查以女性观众为多）都在盯着那几对明星父子（女），看小孩卖萌爸爸出糗。这个从韩国红到中国的真人综艺节目，映射着东亚家庭文化中“父亲”角色的缺席。前一段上映的日本热片《垫底辣妹》，也涉及这个问题：父亲要么是一个压迫性的暴君形象（对儿子），要么是一个给点家用万事不管的甩手掌柜（对女儿）。再看今年香港金像奖最大赢家《踏血寻梅》，同样是父亲角色缺席的人间惨剧：被害者王佳梅的生父远在湖南，而身边的继父整天躺着像个死人，倒是知道在继女去世后爆料卖钱；杀人者丁子聪幼年目睹母亲离世，与父亲关系冷淡到几近于无。
如此种种，让“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大哉问，从“五四”时代一直追问到现在，也不见得有个好的答案。
鲁迅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实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母”，重点在于为子一代争取他们的权利，并未详细探讨在他理想的家庭教育中，父亲母亲要分饰怎样的角色。然而社会有它明确的分工，丰子恺有一幅极出名的漫画《爸爸还不来》，画的是太太（？）牵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在弄堂口等待父亲的情形。爸爸去哪儿？自然是上班去了。
▲ 丰子恺《爸爸还不来》
直至今日，数十年间部分女性走出家门，又有部分走了回来，但父亲的角色恒定不移，他是妻儿等待盼望的对象，他是家庭的外当家，他是户口簿上理所当然的户主，他也当然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陈村《鲜花和》里写过女性出门上班，男性在家写作的格局，街坊邻里各种议论，“这个男人真没用”是舆论的主流。
然而“去中心化”渐成这个世界的主流，家庭亦不例外。媒体与大众开始追问：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去哪儿”了？在外奔波的父亲，有很大一部分正在经历这种责任上的拷问。像杨樾《不必被感谢的爸爸》这样的文章，更是从能力角度质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合法性何在。
我认同家庭分工并无一定。孩子因人而异因阶段而异，说他们一定更粘母亲也是未必。虽然中国社会大部分家庭，带孩子主要靠妈妈，但爸爸决不可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爸爸去哪儿》的创制及热播，正是这种社会心态转移的表征。
我再次把目光投向鲁迅。鲁迅当父亲的日子不长。1929年四十八岁生子海婴，1936年五十五岁病逝，海婴才不过刚满七岁。此后漫长岁月他是管不到的。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及六岁，看鲁迅做这七年中的“人之父”，许多地方颇有会心。
1929年9月25日夜，鲁迅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他仍然如常工作至凌晨方眠。许广平此时出现有规律阵痛，但不敢惊醒鲁迅，到上午十点才告知。鲁迅冒着发热将许广平送入医院，并在家中预备好小床、浴盆，热水。26日整夜待产，鲁迅一直陪着妻子。
27日晨，许广平已经阵痛了二十七八个小时，属于难产。婴儿的胎音只有十六下，而且“濒死前的污便也早已下来”，必须使用产钳助产。医生征询鲁迅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鲁迅不待思索地说“留大人”。
婴儿生下来后，鲁迅不同意医生雇奶娘的建议，要自己来照料，他也不相信“别人的经验”，医嘱之外，他只相信“育儿法之类的书籍”。结果按照书上说，每三小时一次，每次五分钟等等，弄得婴儿十分瘦弱；洗浴呢，也是自己动手，结果一洗，婴儿便得了寒热感冒，只好由医院介绍看护来洗浴，而且再也不敢自己动手洗。鲁迅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
▲ “海婴六个月，1930年3月23日，上海”（扶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海婴幼年多病，经常弄得原本就提心吊胆的新晋父母坐立不安。许广平回忆道：“小孩有些咳嗽，不管在另一间房子或另一层楼，最先听到的是他。为了省得他操心，我每每忍耐着不理会，但是他更敏感，时常叫我留心听，督促我去看……如果不是咳得太厉害，他总是不叫醒我，自己去留心照料的。”
亲生父母是否一定要习得育儿技巧，这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假设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变成育儿达人，也就将生育先在地设定为“人生之必备技巧”。而跟所有的技能一样，育儿习得水平的高低，怕也是因人而异。因此而产生的攀比、沮丧乃至抑郁情绪，当也不在少数。从资源配置来说，让鲁迅不写文章而去带孩子，又带不好，实在也显得浪费。鲁迅努力过，终于放弃。自然，在这一方面，婴儿父亲的压力远小于母亲。
问题来了：鲁迅到底是不是一位好父亲？
鲁迅1934年《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说起海婴，说他“不会说（话）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因为“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许广平也记录了类似的对话：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实际也未必真做得到罢。（《鲁迅先生与海婴》）
鲁迅也说“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又说：
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鲁迅为父之道的独特，不在于他肯为海婴请看护多写两篇文章，不在于他每月支出20元大洋给海婴看病，也不在于他肯通宵地照料孩子，愿意拿出时间来陪孩子玩儿，孩子怎样捣乱他都不恼怒，而在于鲁迅对于自家孩子，能持同理心与宽容的态度，像对朋友一样对待儿童。
早在1925年前后，鲁迅便反复回忆自己童年时“精神的虐杀”，有长辈施于自己的（《五猖会》《父亲的病》），有自己施于同辈的（《风筝》），对于能带给他新的世界的人与事，总是感念不已（《故乡》《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而今自家有了孩子，自然是断不肯重复地地戕贼儿童的天真。
据许广平与周海婴回忆，鲁迅基本上是采取“顺其自然”的教育方针。海婴喜欢拆玩具，便随他去，海婴要看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文库》，许广平以为太深，要大些再看，鲁迅站在海婴一边，“任凭选阅”。关系到鲁迅自己的工作，如正在写稿，海婴这熊孩子在笔头一拍，顿时纸上便是一大团墨迹，鲁迅倒没有像丰子恺那样“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但也只是停下笔道“唔，你真可恶”。海婴还喜欢帮父亲选写信的信笺，“以童子的爱好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子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拉锯战，各有妥协的时候——这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干扰，他们没办法判断哪些是鲁迅的选择，哪些是鲁家少爷的指令。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专门记一桩事：家里请客，从福建菜馆叫菜。海婴抱怨说鱼丸不新鲜，别的人吃了都是好的，没人相信海婴的话，甚至也没有人注意孩子的话。许广平也只是又给海婴挟了一个。他依然嚷嚷说是坏的。鲁迅于是把这个吃剩的拿来尝尝，发现果然不新鲜。于是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对此，许广平对萧红的评价是“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其实这就是任何时候，都能与小孩平等的对话。这种能力，并不是每个父亲都拥有的。
鲁迅的态度，十分符合“五四”所谓“儿童的发现”。父子两代相处之道，应当是平等的亲爱与宽容，而非上施于下，高识拔低，老指点少。我们怎样待我们的好友，就该怎样待我们的儿女。子曰“不友不如己者”，不是教人攀龙附凤，而是提醒朋友间若不能互相补益，且友情难久。父母给予儿女的固然如山如海，如果不懂得从儿女身上习得己之所无，施之久必生怨，持之恒必无乐，养儿女可不是一件纯粹的苦事！
鲁迅在1934年海婴四岁八个月时破例写了一篇童书评论《〈看图识字〉》，正对应他三年前感慨的“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值得多抄一点：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不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天不假年，鲁迅未能好好地施行他心目中的儿童教育，便撒手人寰。按照世俗的标准，周海婴后来算不得怎样的成材，远不能跟大家景仰的梁任公之家教相比。不过，若说鲁迅内心是怎样的望子成龙，我是不大相信的。盖因儿童的长大，或许是一道向下的曲线，是被世俗渐次污染的过程。“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丰子恺《给我的儿女们》）鲁迅敢于说出“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般利害如何不晓？他在遗嘱里加了一句：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揣摩起来，王小波所反对的“虚伪、矫情、无趣”尽在其中。多年老友兼老乡、老领导蔡元培是懂的，他的挽联，极简洁，鲁迅平生无数风雨，只拈出了两桩：
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你说，鲁迅是不是一位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