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谷二人都是给财主家放羊的牧童。因为家境贫寒，这两个孩子刚过记事的年龄就走上了与自己的父母一样为财主卖命的人生道路。开始放羊的时候，他们把羊看成和鸡、鸭、猪一样，都是可供驱赶的玩物，觉得和这些畜、禽相处挺有意思。山坡、路旁和荒野的青草绿茵；河渠、池塘的碧波涟漪；头顶上五彩缤纷的骄阳、蓝天和白云；以及充斥在大自然各个角落的清新空气，使这两个孩子与世上的万物和谐地融于一个时空。他们像那些家禽和家畜，五谷和百花；像山间的石头，河里的水珠，以及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存在一样，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

然而，他们毕竟是人。每当臧和谷看到富家子弟念书、玩乐，心里总是非常羡慕。经过一番琢磨，其中的一个孩子找人去借了一本书。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向别人学习认字，而在白天放羊的时候则拿出随身所带的书来练字、复习。另一个孩子用竹子削了一些色（shai）子，放羊的时候，他坐在草地上，拿5个在正方体的6个面上分别刻着1、2、3、4、5、6的不同点数的色子，抛起来又落下，落下后再抛起，聚精会神地玩着掷色子的游戏。5个色子在地面上显示着变幻莫测的点数。一个穷孩子独自一人掷色子，居然也享受到了和下棋对弈相同的趣味。

有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臧和谷想起了要赶羊回家。他们把羊唤拢一点数，发现各自都丢失了一些羊。这两人回去以后，财主问他们放羊的时候干什么去了。一个回答说当时在看书；另一个回答说当时在掷色子。两个孩子丢羊的时候做的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丢失了羊的结果却完全一样。

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必须忠于职守，全神贯注，否则就容易出差错。至于臧和谷是因为年纪幼小，渴望得到学习和娱乐的机会才引发了差错，则当另作别论。

有一户有钱的人家，生了个儿子，从小没读什么书，骨子里粗俗不堪，却偏偏爱装成个文人雅士。

一次，这人要到衙门去递状子，以便追回人家欠他的债务。他心想，如果县官看自己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肯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打赢官司就会容易多了。于是他对县官谎称自己是秀才。

县官见他跪在地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好久，心中疑云顿生。县官想：这个人獐头鼠目，形象猥琐，言语也粗俗得很，哪里像个秀才呢？接着又转念一想：人家都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也不能妄下判断。对了，我来考他一考吧，看他是否货真价实。

主意打定，县官便开口问他说：“既然你是秀才，那你且先说说‘桓公杀子纠’这一章应该怎么讲？”这个人哪里知道县官是在考他《论语》里的句子呢，一听这话，大惊失色，浑身吓得直抖，心想：完了，出了人命案子了，老爷怎么偏偏问我呢？难道是怀疑我跟这桩命案有什么牵连吗？于是他磕头如捣蒜，连声大叫道：“青天大老爷，我冤枉啊，小人确实不知道其中的实情啊，老爷明察！”县官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低声自语道：“果然是个冒牌货，竟敢骗到我的头上来了！”接着就命令手下的衙役把这人按倒在地，重打20大板，直打得他皮开肉绽，哭爹叫娘。

这人一瘸一拐地出了衙门，对他的仆人说：“这位县官太不讲理了，硬说我阿公打死了翁小九，把我打了20大板。”仆人问明是怎么回事后，就对他说：“这是书上的话呀，你姑且答应他，说你略知一二不就应付过去了吗？”这人一听，赶紧拼命摇头说：“哎呀呀，你可别再害我了，我连叫不知情都还被他打了20大板，如果说知道，那岂不是要抓我去偿命吗？”

所以说，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像这样假充内行，到处招摇撞骗的人，一遇到动真格的场合，没有不露馅出丑的。

如果你住在21世纪的美国，恐怕会听到很多人跟你念叨他们有多忙。只要你问他人最近怎么样，几乎铁定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忙着呢！”“忙极了。”“忙疯了。”显而易见，这明面上是在诉苦，实际是隐性的炫耀。通常人们会对此致以祝贺：“忙有忙的好”或“总比闲着强”。

你能注意到，告诉你自己有多忙的人，并不是要在重症监护室连值两个班，也不是每天坐着公车去打三份最低薪水的工；他们不能说是忙碌，而是疲惫。精疲力竭。疲于奔命。所有抱怨自己有多忙的人，几乎都纯粹是自找的：他们在自愿承担工作和职责，他们在“鼓励”子女主动参加课外班和各种活动。他们忙碌，是因为个人的野心、动力或焦虑，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忙碌，并且为可能要面对的闲散而紧张不已。

我认识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忙忙叨叨。当他们没有在工作，或是没有在做有利于工作的事情时，就会着急，心生负罪感。他们精心安排时间跟朋友会面，就跟绩点分（G.P.A）4.0的学生见缝插针参加社会服务一样，因为这能让自己的大学申请信更好看。最近我写信给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愿意在这周碰碰面，他回信说没时间，但如果有什么安排的话，他倒是能从工作中挤出几个小时。我想说明一点，我邀他碰面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初步邀请，这就是邀请。但他的忙碌让人感觉，他是在搅拌机发出的巨大噪音中跟我喊了两嗓子，于是，我放弃了再跟他继续喊话。

如今就连孩子们都是大忙人，他们的课程与课外活动时间安排精确到了以半小时为单位。每天当他们回到家时，跟大人一样累。我是挂钥匙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每天下午，我有整整三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也几乎没有大人监督，我用这段时间做各种事情，从阅读《世界大百科全书》到自己做动画片，再到跟朋友们一起去树林里玩，朝对方眼睛扔泥巴块，所有这一切为我带来了各种重要的技能与洞察力，让我受用至今。自由自在的几个钟头成了一种模式，我希望终此一生，都能这样生活。

如今的这种集体歇斯底里，对生活并非必需，也并非不可避免，它是我们在默许之后选择的结果。不久前，我跟一个朋友在Skype上聊天，她因为房租太高离开了纽约，现在在法国南部一个小城里做访问艺术家。她说，多年来，自己头一次感到快乐而惬意。她还是把工作做完，但工作不会消耗掉全天的时间与心力。她说现在的感觉有点像在读大学——有了一大群朋友，每晚大家一起在咖啡馆里相聚。她还交了个男友。（她曾这样悲哀地总结纽约人的感情生活：“每个人都忙极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还能做得更成功。”）她曾经误以为自己的个性是冲劲十足、暴躁焦虑、郁郁寡欢，结果发现这纯粹是受环境挤压变形的结果。没人想过这样生活，就像整天在车流里龟速前进，在体育馆拥挤的人群中动弹不行，或像在残酷的高中时代暗中较劲互相倾轧——但我们集体迫使彼此这样去做。

忙碌代表的是存在于世的安心，对抗空虚的保障；如果你这么忙碌，日程紧凑，每天的每一个小时都有人找你，那么你的生活显然就称不上懵懵懂懂、无关紧要或者毫无意义。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曾在一家杂志实习，午休时甚至不能离开办公室，因为杂志社觉得总会有什么紧要的事情需要她来做。而这是本娱乐杂志，并无多大价值，自恃甚高的姿态，看起来无非是自欺欺人的习惯罢了。在这个国家，有越来越多人不再从事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制作生产，如果你的工作连理查德·斯卡瑞(Richard Scarry)书里的猫或者蟒蛇（小说用拟人手法描述这些动物忙于一些重要的工作－编者注）都懒得做，说这份工作不可或缺，我还真是不信。我忍不住好奇，那些装腔作势的疲态是不是只是用来掩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做的大部分事，其实并不重要。

我一点也不忙。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要数本人最不上进。跟大部分作家一样，我也觉得只要哪天不动笔写作，就无异于一个一天也不应该活在这世上的无赖，但我同时又觉得，每天只要工作四五个小时，我就有资本在人世间多浪荡一天了。大多数时候，我会在早上写作，下午骑很长时间自行车，再处理些杂务，到了晚上，我可以见朋友、读书，或者看部电影。这在我看来是个理智而又愉快的节奏。如果你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能搁下工作，去大都会博物馆看看翻修一新的美国之翼展厅(American Wing)，或是去中央公园看漂亮姑娘，或者喝上一天的冰粉红薄荷鸡尾酒，我会回答：咱们什么时间见？

但在最近几个月，由于工作需要，我也不知不觉变得忙碌起来。生平以来第一次，我可以绷着一张脸告诉别人，自己“太忙”，没法做他们希望我去做的这事或者那事。我明白人们为什么享受这种抱怨：它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吃香、很有利用价值。只可惜我实在讨厌忙碌的感觉。每天大清早，我的邮箱里就堆满了邮件，要求我去做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立即着手解决什么问题。这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终于有一天，我逃离纽约，潜伏在某个秘而不宣的地方，在这里写下了这段文字。

在这儿，我几乎不受俗务所累。这里没有电视。要查邮件得开车去图书馆。有段时间，我整整一星期看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我慢慢忆起了毛茛、椿象与繁星。我读书。几个月来第一次，我终于能真正写点什么了。如果你不能全身心沉浸在这个世界里，就很难对生活有所感悟，但如果你不能逃离出去，同样也很难认识这个世界，领悟这个世界。

无所事事远非一段假期，一种放纵或一种缺点那么简单，它对于大脑之不可或缺，正如维生素D对身体的作用。剥夺了无所事事的权利，我们的心智将遭受折磨，就像患上佝偻病的躯体将随之变形那样。无所事事赋予了我们空间与宁静，这对于我们是必要的，我们因此能从生活中退后一步，更全面地观望它，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关联，等待电光火石般的灵感。就像一个悖论，想要把任何工作完成，你必须先让自己空下来。“做白日梦，往往是我们行事之精髓，”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在论懒惰的随笔中这样写道。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大呼“尤里卡”(Eureka，意为找到了)，牛顿在苹果树下顿悟，《化身博士》(Jekyll & Hyde)的创意和苯环结构的发现——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大量关于灵感的故事，它都出现在人们无所事事、做着梦的时候。这让你不禁会去想，二流子、懒鬼以及没出息的人，为这个世界贡献的伟大理念、发明与杰作，也许跟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一样多。

“未来的目标是充分失业，这样我们才可享乐。因此我们需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听起来像是吸大麻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宣言，实际上语出亚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在玩水肺潜水、打弹珠的间隙，写出了《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并提出了通信卫星的构思。我的老同事泰德·拉尔(TedRall)最近写了篇专栏，提出将收入与工作脱钩，为每份公民发放一份有保障的薪水，这想法听来简直疯狂，但一个世纪之后，它将跟废奴、普选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成为基本人权。清教徒将工作变成美德，他们显然忘了上帝发明工作的初衷是为了惩戒。

如果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这个世界也许很快就会完蛋。但我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介乎于我本人目空一切的懒散与世人无止境的疯狂之间。我的角色只是提供坏影响，我就像那个站在课室窗外，对端坐在书桌前的你做鬼脸的小孩，催促你找个什么借口溜出课堂，去外面玩耍，一次就好，下不为例。我本人决绝的懒惰与其说是优点，倒不如说是一种奢侈，但我是在很久以前就有意识地做出了决定，在时间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我一直相信，这一生时光短暂，最好是将时间花在我喜欢的人身上。我想，临终之际，我或许会后悔当年没能工作更努力些，没有说出那些该说的话，但我又觉得，在最后一刻我真正的愿望，可能是能再跟克里斯喝杯啤酒，能再跟梅根散长长的步，能再跟博伊痛痛快快地笑一场。人生苦短，请勿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