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自诩有“五千年的文明”，这里面除了自豪，也说出了事实，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五千年文明”并不能“如数家珍”。随便上大街抓几个人，问他几个中国历史的问题，定是一脸茫然。但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可能是个例外，大凡中国人，说到这个时代，大都能记住一些人物，甚至熟悉这些人物的个性、业绩、出身及下场，而且这些人物还能牵动他们的爱憎，激发他们强烈的道德情感。事实上，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英雄辈出的时代、风云变幻的时代、惊采绝艳的时代，并非只有三国，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包括所有朝代的兴与亡时期，都有其精彩的人与事。但人们就是最熟悉三国。为什么呢？无他，有《三国演义》耳。
是的，《三国演义》叙述的，首先是三国时期的历史。人们说它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可那“三分虚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大都是现代读者一读便知其虚假的神仙巫术之类。所以，这“三分”价值不大，而价值大的，恰是史实，是来自于陈寿的《三国志》及其比原文还要丰富的裴松之的注。可能是最早版本的明嘉靖本《三国演义》，题着“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罗贯中只是对陈寿的“史传”做点“编次”的工作，正可见《三国演义》与“史”的关系。但这个题词有着罗贯中很大的自谦，他的“编次”之功实在不能小视。简言之，人们熟悉三国的历史，大多数不是由于他们读了陈寿的《三国志》，而倒是读了或者是听了据此“编次”的《三国演义》。
三国故事不仅是学者们研究历史的资料，而且是世俗大众的谈资。演义者，推演事实而显出意义也，演的是事，却事中有义。那么，《三国演义》给予大众的，就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历史的意义，是历史的道德意义、政治意义、军事意义。这就涉及到小说《三国演义》与史著《三国志》的区别。既然前者的事实绝大多数来源于后者，虚构的部分又不大精彩，何以前者有大影响于世俗大众，而后者则只能局限在学术圈子里呢？把这个问题讲清了，《三国演义》的价值也就凸现了。
我们知道，《三国志》的体例是沿袭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也就是说，把历史故事分解到每个历史人物身上。这种做法，就人物言，当然其一生的历程很清楚，但就事件言，则不免让读者有盲人摸象之感，也就是说，在人物传记中所记之事，必是与此人有关的部分，与之无关的部分只能忽略或简略。而此前的“编年体”在这一点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事件被时间分割了，被同时发生的诸多事件搅乱了，前因后果的脉络就模糊了。可见，“纪传体”与“编年体”，前者照顾到了人物，后者照顾到了历史（时间），损害的却都是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的起承转合。于是又有一种“纪事本末体”，试图从事件的角度来展开叙述，但史学毕竟是史学，学术的文体风格与细节的缺失，使得这种叙述往往是松散的、拖沓的、缺少生气的，像司马迁那样的文章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三国演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自己的创造。首先，它以事件的发生、发展为线索，并辅之以细节的刻画和悬念的设置，总是既能保持文章的节奏，又时时设置阅读的悬念与高潮。一部《三国志》，再加上裴松之的注中保存的大量的已失传的古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要全部推倒，重新组合，使每个事件都完整生动，多个事件又能有机组合、整体推进，这种剪裁取舍的功夫实在了不得。当然，这样大的工作，也实在不是一人能完成的，实际上在罗贯中之前，已有大量的民间三国故事流传，也出现了《三国志平话》这样一部结构宏伟、初具《三国演义》骨架的作品。正如胡适所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作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但也正如刘大杰所说，“主要的创作劳动不得不归于罗贯中”。
但罗贯中的功绩显然还不仅在此处，材料的整合是形而下的东西，而价值观、道德观的整合才是其形而上的东西。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道德水准与趣味都是民间的，这不仅可以解释《三国演义》为什么能够流行，而且还能看出罗贯中在面对一大堆民间三国的资料时，他也面对着浸透其中的民间的趣味与道德观，而他最终决定接纳这些观点，并把它们重新贯穿到他的叙述中去。与《三国志平话》相比，罗贯中删去了一些太过荒诞不经的东西，而增加了历史故事、诗词与表章书札，这显然是他文人的思想及趣味所致，但他仍然保留了一些荒诞的东西，比如把诸葛亮写得如妖、如道士，手段并不高明，却符合民间的趣味。而就道德观而言，讲义气，讲报应，尤其是讲正统观念，都带有明显的普通民众的朴素道德观色彩，“三绝”之诸葛亮的“智绝”、关云长的“义绝”、曹孟德的“奸绝”，更带有民间的判断力、鉴赏力的印记。
当然，罗贯中在三国故事中演绎出来的“义”还不仅如此。他的成功还在于他把民间的朴素道德观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整合了起来。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曹操的否定与对刘备的歌颂上。事实上，否定曹操并不是他的目的，他需要曹操衬托出刘备的明君形象。所以，把刘备的形象加以改造，借历史上的刘备的皮囊来寄托他的“明君”理想，才是他的真正目的。罗贯中把一切美德都往刘备的身上堆砌，几乎使他成为一个“假冒伪劣工程”。可以这样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继孔孟塑造的唐尧、虞舜、商汤、周武之后又一“圣君”形象。罗贯中确有继孔孟之后再树楷模的雄心，只不过由于历史上的刘备实在不敢让人恭维，而其现实的功业又实在不能让人佩服，所以才使得刘备的形象没有上升到与尧舜等人比肩的位置。这当然还因为历史记录的完备，《三国志》等严肃史学著作已经把刘备的行径记录在案，不像唐尧、虞舜的史实，渺茫得任由孔孟捏造。但是，罗贯中也有他的成功：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刘备的“明君”形象，成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道德幻象。
必须指出的是，对刘备这一“明君”幻象的塑造，不仅是中国民间的道德诉求，更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诉求。这是“内圣外王”之学在文学形象中的生动体现。有意味的是，让人觉得“伪”的刘备形象，其实正是这种道德幻象的必然形态：以道德人格自诩的刘备，其所作所为的“不道德”其实更甚于曹操：
在投奔刘表之前，他简直形同政治乞丐、军事乞丐，他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但他吃谁的饭就砸谁的碗，大讲忠义并以此获得关羽、张飞及后来诸葛亮无限忠诚的他，自己却对所投靠的主人毫无忠诚可言：无路可走时，勉从虎穴暂栖身；一有机会时，便立马走人，并且还带走对方的军马。而投奔刘表之后，他最终获得的两块根据地荆州和益州，恰恰都是抢自正宗的刘氏皇帝家族成员——也就是说，他只是擅长窝里斗。占荆州时，连蒙带骗加无赖，与孔明一起，把个忠厚的鲁肃玩得团团转——试问《三国演义》的读者：在对荆州的占有和讨还之际，在刘备、孔明和代表东吴的鲁肃之间，哪个才是真正的忠厚与诚实？而攻益州时，刘备碰到的是比鲁肃还要愚拙憨厚的刘璋，而他对刘璋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为人所不齿——试问《三国演义》的读者：在读到这二段时，又作何感想？罗贯中在这里显然也无法从道德角度给出客观的判断，但他毕竟是写小说，他可以运用文学的方法左右读者的感情：他先在前提上确定刘备是“明君”，“明君”的所作所为当然都是道德的，并且凡是支持他的都是正面人物，凡是反对他的哪怕不好遽下“反面人物”的结论，也淡化处理。《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明君”的形象，但也只能做到在抽象上肯定其明君现象，在具体的行迹上，却又不得不写出刘备手段之不光彩，道德之不完善。
事实上，《三国演义》以赤壁之战为界，此前写得最生动者为曹操，此后写得最传神者为孔明。而且，罗贯中对曹操是抽象的否定，具体的肯定。比如说，他写刘备爱民，总让人觉得做作，有做戏给人看的成分。如曹操大军南下时，为了突出刘备的深得民心与保民而王，他写百姓拖家带口跟随刘备，这实在是匪夷所思，除非这些百姓希望置身于最危险的战场，否则此时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远离刘备的地方，这种历史的虚夸实在不高明。可他写曹操时，除了写曹操讨徐州陶谦时的一段，写出了盛怒下的曹操残民以逞，其他时候，只要有所攻伐，都会写到曹操马上传令：毋害百姓。简言之，一部《三国演义》，何尝刻意描写曹操残害百姓？张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到《三国演义》写曹操，有这样一段话：
统观全书，倒是曹操写得最好。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之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
其中写曹操令人爱慕处、佩服处、机警处、豪迈处、风雅处且不论，即使是令人痛恨处之杀董妃、伏后，也不是一个道德鉴定就可以是非立判的。
《三国演义》不仅给了我们一个明君的幻象，满足了我们的圣君梦，《三国演义》还是我们的英雄梦、忠臣梦和智慧梦，是一个民族道德观、价值观的形象体现，是一个民族英雄观、智慧观的形象展现。不少学者谈到《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不是典型而是类型，不是个性而是共性，但这正是《三国演义》成功的秘诀所在，因为它不是要提供文学形象，它要提供的是大众偶像，是让所有人都能理解、体会和讨论的公共形象。它在这方面实在是太成功了，它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几乎承载了所有人的道德梦想与人生梦想，并且几乎所有人包括贩夫走卒都能理解与言说，从而使得它在大众中得到几乎无所不至的传播。
《三国演义》的语言也是半文半白的，所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西游记》的语言是下层的，趣味却是上层的；《三国演义》的语言是上层的，趣味却是下层的。对传统道德而言，《西游记》是批判的、破坏的、嘲弄的，是看穿的。而《三国演义》却是歌颂的、巩固的、鼓吹的，是幼稚的。但这都不妨碍它的成功，因为，它用生动鲜活的形象集中展示了一个民族的诸多梦想。
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学者们最为关心的话题，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水浒传》的“主题问题”已经成为一大批学者的“饭碗问题”。在学者们提出的种种主题里，“农民起义说”是最主流的观点。但我通读《水浒传》多遍，如果不是看学者们的论文，根本想不到什么“农民起义”问题。我相信，《水浒传》的创作者弄出这部精彩华章，不可能就是为了表现某一个主题，也绝不是为了让人们去做学问，一定是让人们觉得好玩，让人们觉得他有这一肚皮的牢骚与锦绣。金圣叹曾这样说：
施耐庵……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
这样说《水浒传》的创作好像太“为艺术而艺术”了。在我看来，《水浒传》虽然不一定像《史记》那样是司马迁“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其作者也定有一肚皮的仇，一肚皮的恨，一肚皮的无聊赖，一肚皮的没奈何。没有这些，《水浒传》的文字里为何总透出让人放声一哭的悲凉？那一帮生龙活虎、叱咤风云的人，偏播弄出这一片悲凉惨淡的世界。
你看他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林教头与差拨一同来大军草料场交割：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交割完草料，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
淡淡的温情里掩不住英雄的可怜。交割完毕，老军和差拨向营里来，撇下这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一人在这荒凉的大雪天里，而那草屋“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这里何等可怜？更可怜的，还是那大英雄的小心：
“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
真令人欲放声一哭！这间破草屋简直可以看成是这个残破世界的象征，这破世界让我们如何过得一生？又哪里容得我们修理？那背后的大阴谋正要修理我们呢！让林冲过不完一冬的，哪里是这摇振得动的草屋？一会儿，这草屋将和他一起化为灰烬，他兀自不知，还在想着委曲求全，还在想着将就着在这寒凉的世界寻些温暖。
他出去沽酒。酒是我们和这世界妥协的理由和条件。酒调动的是我们自身的体温，却让我们感谢世界的温暖。林冲冷了，“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这一连串动作表现出的是林冲对这个世界的小心。他几乎是赔着小心呵护着这个世界上的杂什，而这些杂什好像是他生命的依靠。然后他“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
那雪正下得紧。
虽然这世界如此寒凉，如此残破，如此寂寥，但林冲仍呵护它，愿意和它和平共处。“将火炭盖了”，他很担心这世界出什么意外，他希望它平安，希望这秩序延续，哪怕这秩序对他并不公正有利。“拿了钥匙”，“带了钥匙”，他深信这世界的大门随时会为他而开，让他栖身，哪怕那栖身之地并不如意。
他握住了钥匙，似乎就握住了他和这世界的契约，他可以随时打开它，而它也随时让他委身立命。但，“那雪正下得紧”。他脚踏积雪，背倚北风，几乎是在这风雪世界里挤出一条道。
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但这雪之冷，比人心之冷还差得远。因这场大雪，倒救了林冲的性命。陆虞候带着高太尉钧旨，与差拨、富安三人雪夜潜到草料场，要放一场大火烧死．林冲。刚才的大雪，我们已痛感水深，谁料接下来的一场大火，是这般的火热！这个世界于我们，岂不就是水深火热？不过，自然之母往往仁慈——大雪压倒了草厅，林冲不得已拽出一条絮被去那古庙里安身，躲过这场大劫。在洞悉了这场阴谋后，他手刃三人，然后——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褡膊，把毡笠子戴上，将葫芦里冷酒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
这是写林冲“出行”，他从万分依恋、半生痴梦中走出，彻底绝望，从而决绝远去。而以“冷酒”煞尾，既是印证那人间的寒凉，又让我们读着感同身受。“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心中了无牵挂，曾经的小心在意、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灰飞烟灭。“被与葫芦”是安寝与享受，这两样象征他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的东西被丢弃；“提了枪”，“枪”是冲突与决杀，这一样象征他与这个世界决绝与为仇的东西却被握在手中。从此，花枪上挑着的，就不再是酒葫芦，而是人头了。
被逼铤而走险的林冲，出了庙门投东去。投何处去？何处可以安身？在柴进那里，他请求柴进周济，“教小人安身立命”。在官差的严密搜捕之中，柴进那里也难以安身。他只能去梁山泊。
林冲的经历被当做“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实际上，《水浒传》一百零八人中，并非都是被官逼反，有些是天生要反；有些是人生波折，落草为寇；还有不少倒是被宋江、吴用逼反的。但林冲的例子仍有其典型意义。因为，林冲的经历告诉我们，天下最凶险之地，乃是官场，而生门所在，恰是江湖。
金圣叹盛赞《水浒传》作者“其才如海”：
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
其实，写出两篇的岂止是这样单纯的事件与场景？作者更出色的是写出两种以上类似的人生体验却又各有其滋味。他在刚刚写完林冲的可怜后，马上接着写杨志的故事，“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这第十一回的题目见出施耐庵的艺高胆大：这边刚落草，那边又卖刀，一波未歇，一波又起，且一样写英雄可怜，似乎他还嫌林冲的故事没赚够我们的眼泪，定要我们新泪痕压旧泪痕，为这偃蹇的人生，再温一壶酒，再拍一次案，再洒一把泪，再杀一回人！
在杨志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压迫我们的不仅有高俅这样的政治流氓及其所代表的体制，甚至市井流氓泼皮牛二也不给我们活路，这世界已无道到荒凉的地步。看杨志在东京闹市里被一个泼皮纠缠，最后不得不性起杀了他，感觉到的真是莫名的悲哀。施耐庵心中有多少人生况味？他要捏造多少人物，多少故事，才能一泄胸中积郁？
当然，《水浒传》不光写出人世的寒凉，他还写出这寒凉中的一丝暖意。
一百单八人，其社会身份，不过是强盗，其可贵者，其为人所首肯心仪者，正是他们洒向人间的那一丝温暖。鲁达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他救金翠莲父女，拳打镇关西，被李贽一迭声赞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看过那一段文字，觉得这样的赞语一点也不过分。
这个粗鲁人，救金翠莲时，何等精细？放走金老儿父女，送他们上路回老家，尚怕店小二追赶，便搬条凳子在那里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这是何等慈悲温情？然后，“径到状元桥来”，六个字何等可怕可惊？我们知道，杀伐开始了。鲁达寻到那恶霸“镇关西”，却又不立即开打，而是消遣他一早晨，直到饭罢时候。如此消遣，除了是为了激怒郑屠，也是为了消磨时光，让金家父女远走高飞。最后，一顿痛快淋漓的骂，三记勾魂夺魄的拳，送那恶人也上了路。这就是爱恨情仇，且无一丝私心杂念，以鲁达为代表的除暴安良的行为，是这个冷酷世界的一点余温。
后来救林冲，鲁达一样极精细。听说林冲被冤，他放心不下，打听、寻觅、担忧、尾随，暗中保护。当薛霸的水火棍往林冲脑袋劈下来，林冲泪如雨下之时，“那条铁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面对受尽折磨的林冲，鲁达开口两字，便是“兄弟……”这时，谁的眼泪在飞？除了林冲，还有鲁达，除了鲁达，还有500年来的读者！
是的，“兄弟”是《水浒传》中最动情的两个字。无论是武大、武松之间的亲兄热弟之情，还是武松与张青那样的结拜兄弟之情，都感人至深。最让人热血与热泪一起飞进的是顾大嫂的一声“兄弟”。父母双亡的解珍、解宝兄弟为恶绅毛太公、节级包吉等陷害，押在死牢。在绝望之际，却绝地逢生般地牵扯出一个顾大嫂来。作为二解的表姐，这顾大嫂得乐和的报信，“一片声叫起苦来”，可怜兄弟二人，可曾得到过什么人的怜惜与牵挂？顾大嫂的一片叫苦声，是这死亡世界的一线生机！为了诈来大伯子孙立一同劫狱救人，顾大嫂假说病重，骗得孙立探视，孙立问顾大嫂得的什么病，顾大嫂道：“害些救兄弟的病。”试问天下有几人还能生这样高尚的病？感人的病？见孙立糊涂，顾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聋装哑。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是我兄弟，偏不是你兄弟！”大家商议已定，顾大嫂假作送饭的，走到狱中，包吉呵斥，顾大嫂一踅踅向他靠近，待到近前，大叫一声：“我的兄弟在哪里？”猛然掣出两把明晃晃的尖刀来……“兄弟”一词，在汉语的密林里深藏，却在《水浒传》里熠熠生辉！这个词的分量，从没有像在《水浒传》中那么重，那么引人欷歔。一部《水浒传》写的是义气，那感人处，就是这兄弟情。
和《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语言更胜一筹，不独为其更传神，更生动，更富暗示性和指示性，且更能体现人物心理与内在分寸。鲁迅曾说，《水浒传》乃为“市井细民写心”，即此谓也。而我以为，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和一部作品的艺术水准的最核心指标。从这一点说，我以为《水浒传》的价值在《三国演义》之上，也在《西游记》之上。
说《水浒传》之文学价值在《三国演义》之上，还有一个更能为一般人感受得到的区别，那就是《三国演义》的人物大都是类型化的，而《水浒传》则做到了个性化，金圣叹于此慨叹再三：“《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又云：“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他还举例：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鞠，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水浒传》是一流作品，金圣叹是一流读者，一流作品而逢一流读者，是大幸。我建议读《水浒传》者，一定要读金圣叹的评注本，《水浒传》的妙处，金圣叹固然没有说完，但金圣叹已基本说到。顺便说一句，金圣叹作《水浒传》评注时，年方12岁，无任何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