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烨也是郑州知青。
张烨的“烨”字,很少人认得,大多的人都念“华”。张烨的父母都是省歌舞团的演员,其母黄丽还是独唱演员,省电台时常播放她的《八月的石榴红似火》。她和中央广播事业文工团里的独唱陆青霜很熟,据说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友。陆青霜当年的那首《八月的石榴红似火》唱响了半个中国,黄丽步其后尘,唱遍了中原大地。张烨的父亲张来是省歌舞团的唢呐独奏演员,一曲《丰收乐》也时常在电台播放。张烨本是市一中的学生,一中的知青大多分到了豫北。张烨的父母为让儿子分到我们那个县,专托了知青办的熟人与一个铁五中的学生调换的。张来和黄丽费如此力气让儿子下放陈州,原因只有一个,是想让儿子拜师学艺。因为那时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五七干校”在陈州。
那时候,中央广播事业局文工团的一些演员也在此锻练,有的是“劳动改造”,如候宝林。但大多是锻练,什么二胡演奏家张绍,相声演员马季、李文华、郝爱民,山东快书演员赵连甲,独唱演员陆青霜,单弦演员马增慧,反正都是称“家”的人物。县城里有不少爱好文艺的青年常去干校偷偷拜师学习拉二胡、小提琴什么的。张烨当时也是学习小提琴,通过陆青霜的关系,投师一位姓于的提琴手名下,每周去一次,领回曲谱来练习,练好之后去交作业。由于是高手指点,进步飞快,一年后就可以独奏了。
一开始,张烨下放的村子叫王潭,在镇子西边。广播事业局的那个干校在县城西北方向的曹河公社,距我们那里七十多华里。张烨每周去干校时,都要早早地起床,搭黑回来。当时我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演样板戏,原来的提琴手小上海出事之后,经人推荐,便让张烨进了宣传队。第一次见张烨,穿戴很平常,一身旧军装,是当时知青们的时髦装束。脚上穿的是白色运动鞋,高腰的,两侧还带有“气眼儿”的那种。留学生头,白晳,消瘦,说话慢声细语,看人还有点腼腆似的,一看就显得比别的知青有教养。抓宣传的领导一看就相中了,连试用期也免了,一来就成了正式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张烨进团没几天,众人便发现他性格比较孤癖,平常很少与人套近乎。别人想与他套近乎,也有难度,给人的感觉是远不得近不得。周身像有一层护身膜,总给人一种“隔”的印象。他也和小上海一样,有洁癖,身上一尘不染。只是穿得比不上小上海,不富贵。不是一身黄军衣,就是一身蓝涤卡,而且是洗得露白筋的那种。但内里的衬衣很讲究,雪白。我们几个年轻人当时很羡慕他的白衬衣多,有一天还是毛儿发现了秘密:原来张烨的衬衣不是全衬,而只有领子和袖口。这种假领在当时的城市青年中很流行,乡人还不多见。于是我们就少见多怪,皆说张烨是穷烧包儿。目的很明确,很可能是为了吸引女孩子的眼珠儿。
大概是张烨进宣传队的一个月后,他的母亲去五七干校看陆青霜时顺便来了小镇一趟。那是一个很洋气的女人,烫发,稍胖,丰满,戴着手表,穿着半高跟皮鞋,满口普通话,把我们宣传队领导的眼睛都看直了。记得当时公社里正开大会,晚上有戏,开戏之前,宣传队的领导还特意安排黄丽唱了几首歌,由她的儿子张烨用小提琴伴奏。黄丽先唱了《老房东查铺》,又唱了《马儿也,你慢些走》,最后唱了《八月的石榴红似火》。共鸣很大,音域极宽。虽然乡间扩音设备不是太好,但还是让人有震耳欲聋之感。场内掌声如雷,沸腾了一般。
张烨进团时,虽然只带了一只破皮箱和一个行李卷,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却有一辆自行车,而且是女式二六型凤凰牌的,八层新。张烨每次去曹河的“五七”干校,全靠这辆车。他对车子很爱护,整天擦得锃亮。平常除去练琴,再就是擦车。那年月乡间自行车极少,团里有人串亲访友,就想借他的车。可张烨都是满口谢绝,一概不借。
开初,众人对他议论纷纷,后来见他一视同仁都不借了,心中才得到某种平衡,舆论也少了一些。大概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有一天在乡下演出,一个女演员突然突然得了急病,可能是急性阑尾炎,痛得在地上打滚儿。那个村距离公社七八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自行车带她去公社医院动手术。剧团里的领导原有一辆,可演出前被一个演员借走,回家帮老婆生孩子去了。众人很快就想到了张烨的自行车。大伙心想你张烨平常不借,这非常时期总该大方一回了吧!可令人想不到的是,他还是满口拒绝。众人看他如此不近人情,皆说这城里的年轻人就是得改造,你看他还有没有人味儿!可是,任众人如何数落,张烨就是不说话,最后竟背起那个女演员朝镇里跑去。七八里路,他竟一气跑到了地方。不想到地方将那女演员一放下,那女演员“吞儿”地笑了,对张烨说可能是窝了气,你一跑一晃,气通了,没事了!
那女演员边说边看张烨,只见张烨面色苍白,满头汗水,脸越来越扭曲,最后一下瘫痪倒地,心脏停止了跳动……
事情过后,那个女演员哭得死去活来,而且非死不活,并说死后要与张烨葬在一起,以报救命之恩……众人也都很后悔,当时应该追上去几个人,替他一替。可众人也对张烨十分地不理解:他为何认掏力背人而不用自行车呢?
后来黄丽来参加张烨的葬礼时,才说出事的真相:原来这张烨并不是黄丽的亲儿子,张烨的原名叫黄军,父亲是个板车工人,母亲在社办厂里给人叠纸盒,家庭困难。但黄军很有艺术天赋,张来和黄丽夫妻为培养他成才,收他为干儿子。那辆自行车是他母亲用叠纸盒的钱一分一分攒下的,所以他才爱它如命!
众人恍然大悟,万没想到事情是这样的。广播事业文工团的那位于老师更是为张烨惋惜,说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将在中华大地诞生,万没想到竟这样夭折了!可惜呀,可惜!
令人奇怪的是,张烨的亲生父母一直未来,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惑着我。
关学亮在东街住,比我大几岁。他家成份高,出身恶霸地主。也就是说,他的上辈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所以才落下这个恶名。听我父亲说,关学亮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是被共产党镇压的,他的父亲也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仍为专政对象,土改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论说,一般人遇到这种境况总会灰心丧气的,而关学亮却不向命运低头。他属乡间那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遇到了困境不气馁,总想为自己拼出一条生存之路。据说在初中的时候他就爱上了文学创作,曾在县报上发过两首新民歌,后来又开始摸索着写小说。他说他很崇拜一个名叫浩然的作家,特给自己取笔名叫“浩荡”,并说浩然写出了《金光大道》,他正在创作一部《银色之路》,说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艺术界将三“浩”鼎立:浩然、浩亮、浩荡。
那时候,乡间早已没其他书可读,关学亮将一部《艳阳天》读了五遍,有些段落几乎会背。他的模仿力也极强,经常在颍河边学着曹灿的声调朗读《金光大道》。他长相不济,大嘴巴,金鱼眼,走路还有点儿八字脚,那部革命的小说从他那张大嘴巴里传出,总给人某种存心不良的感觉。
除去熟读《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外,关学亮还很注意国内国际形势,只是家穷订不起报刊,为能看到报纸借到杂志,他就讨好邮政人员,每天帮投递员上袋下袋接邮车。
一开始,他常常帮邵投递接车卸车。邵投递死后,接替他工作的投递员姓吴,叫吴建国。也热爱文学。他的任务是接邮车、分报纸,兼投镇上各机关的报纸。当时订报多是公款,订数最多的是公社大院和西街初中学校。公社报纸虽多,但都是这书记那社长的,分得很散,唯有初中学校的最集中。因为学校的“文人”多,订报纸的档次也高。什么《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全有。关学亮为能及时看到这些不掏钱的报纸,每天都帮吴建国装车卸袋。到了所里,又帮他分报纸,“拉”报纸。所谓“拉”报纸,是因为出厂的报纸多是两份或四份一叠,一份一份拉开,便于分给订户。等一切弄好,关学亮就将应属学校的报纸拿回家,在煤油灯下翻阅,碰上有用的,就抄下来。第二天一早再给吴建国送去,决不能耽误他中午投递。
由于经常朝邮所跑,关学亮对邮路也了解了不少,他对我们说,我们的镇邮所归开封局。也就是说,每天邮袋下了火车,由开封局发车朝所包各县局和沿途的小邮所分送。终点站是沈丘,沿途要经过杞县、太康、淮阳、项城等县。县局为大站,邮所为小站,由于每站都要停,装装卸卸的,一般到我们镇上都已是下午5点多。若碰上邮车路上撞了人或出了毛病,可能要等大半夜,甚至一整夜。像这种情况,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就显得格外难熬。镇邮所在街东头,通往汴凉的官道在镇子的北面。原来的时候,邮车都要朝镇子里拐一拐,拐到邮所门前一按喇叭,吴建国就知邮车来了,忙拉出要上的袋,卸下来报纸和下袋,签下字,了事。那一年镇里修建道路,大街上坑坑凹凹的,邮车不便再朝街里拐,每到下午四点钟,吴建国和关学亮只得用架子车拉着邮袋去公路上等候。如此麻烦,吴建国和关学亮就盼着街道快修好。不想,等到街道修好后,邮车司机却嫌麻烦,再不愿朝里拐了。为此,镇邮所还特向开封局打了报告,怎奈司机强词夺理,硬说是镇里人多路窄不好走,影响下站项城、沈丘局接车。开封局自然信司机的,一直不批。这下不但苦了吴建国,也苦了关学亮,每天都要跟着到公路上等待,有时要等几个小时。那时候关学亮已养成了读报瘾,再加上关学亮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发表民歌什么的,投出去的稿子命运如何一直牵着他的心,所以盼信的心情也就十分强烈,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左右就坐卧不安,像丢了魂似的,非接车不可。
临近春节的一天下午,关学亮和吴建国拉着一大架子车邮袋去公路边等车,天阴霾着,像是要积蓄一场大雪。他们躲在一个残墙的背风处。天上飘下雪花时,两个人像是钻进了冰窟窿,浑身上下没一丝热气,手也不听了使唤,想让它伸直,费了很大的劲儿,直到心里发痒,它仍像鸡爪似的。脚麻痛麻痛的,为了取暖,吴建国从兜里掏出一瓶红芋干酒,递给关学亮。他们频频呷着酒,一小瓶酒顶不住喝,不一会儿,便瓶顶朝天了。这时,雪又下了一层,还刮起了大风,风搅着雪甩进两个人赤裸的脖胫里,像刀子割。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钟邮车才到。那一天下的袋也多,满满一架子车,吴建国在前边拉,关学亮在一旁推,不料回到所里一查路单,竟少了一只挂号袋。这一下,关学亮和吴建国都很紧张,急忙朝项城邮局询问邮车到了没有,请开封邮局的押车员接电话。不想那押车员态度很不友好,说是袋已下完,错在你们。后经吴建国苦苦哀求,那人才答应到沈丘卸完车之后再查一查。卸车丢失挂号邮袋,这事可非同小可。在吴建国等电话的当儿,关学亮又冒着大雪去路上寻找,整整跑了几个来回,也未见到那个邮袋。
大概是夜间1点左右,沈丘来电话:车上没有那个编号的邮袋!
丢一只邮袋,在邮局为大事故,事情很快惊动了县局,第二天一大早,县局就派人来到所里调查事故原因。事情虽以吴建国为主,怎奈他出身工人家庭,根红苗正,很快就被排除嫌疑,矛头一下全转移向地主出身,又长相就像个坏人的关学亮身上。当然,县邮局的来人无权调查关学亮,他们就以组织的名义与镇大队联系,要求他们配合侦破。那时候大队里成立的有个群专指挥部,抽出的多是出身清白的年轻人,配合运动抄家抓人、“修理”人。一听说丢了邮袋很吃惊,又一听地主子弟关学亮也去接了车,顿然就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问县局来人,邮袋里都是有什么东西。县邮局的人说这个邮袋虽然不是太大,但内里挂号信和汇票很多,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小包裹。包裹虽小,但懂行的人都知道邮袋里的包裹往往越小越值钱,因为内里不是手表,便是贵重首饰。再者,汇票可以补救,而挂号信就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了。因为眼下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挂号信里有不少外地来的外调函。很可能就因为一封外调函出问题漏掉一个阶级敌人,这就是政治问题了。所以,这个邮袋的丢失很值得上纲上线,肯定是阶级敌人有预谋的破坏。大队群专指挥部的人说这好办,先去关家搜一搜再说!
因为关家是专政对象,大队里的人随时可以夺门而入进行搜查。这一查不要紧,虽没搜出丢失的邮袋,却搜出了关学亮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银色之路》,又看上面写“浩荡”二字,都不解其意,忙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利品送到了公社群专指挥部。公社群专指挥部是全公社抓阶级斗争的总部,不但有打手,还有几个笔杆子。这些笔杆子自然要比大队的群专队员水平高,他们用毛主席的话开导大队的人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信你们看他起的这个小说名《银色之路》,为什么叫《银色之路》?人家称社会主义是《金光大道》,这关什么亮为什么偏偏改为《银色之路》?金光为阳光,银色为月色。阳光代表白天,月色象征黑夜。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阳光大道,而是在黑暗中乱撞。再看他的笔名,浩荡,荡,古有《荡寇志》,日本鬼子有“大扫荡”,他为什么要“荡”?荡谁?荡共产党吗?想想他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他还能荡谁?这真是反动透顶,嚣张之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这是欺我们抓阶级斗争不立呀,同志们,那就立一个给他看看!
抓!
关学亮很快就被抓进了公社群专指挥部。
镇上人背后说:群众专政指挥部,光吃肉来不吃素!意思就是进到里边的人甭想囫囵出来。关学亮被抓进去之后,指挥部的人先审问他邮袋的下落,关学亮非常详细地讲解着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努力。指挥部的人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很快就由邮袋转移到他的小说,帮他分析他的《银色之路》和笔名“浩荡”二字的反动实质,直分析得关学亮目瞪口呆,有嘴说不清,说不清的后果自然就是“触击灵魂”,几个人一声吼,一下就将其吊上房梁,先是拳打脚踢,然后就用橡皮皮鞭抽,关学亮虽然能经得住皮肉之苦,但理想的破灭却使他产生了绝望。当天夜里,他就用烂玻璃割断了动脉,死在了群专指挥部里。第二天民兵发现他时,血凝了一地,两个金鱼眼暴出眼睑,直怒苍天。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关学亮死后的第三天,那只邮袋竟奇迹般地找到了。
原来那一天由于下的袋太多,押车员从车上往下撂袋时,有一只滚进了路旁的沟里。关学亮和吴建国也没留意,就把那包挂号袋丢在了路沟里。不想刚好赶上路边一户人家母猪要生猪仔儿,到处拉窝,因为漫地大雪,没什么可拉,见到掉在那里的挂号袋,便喜滋滋地当柴禾拉进了窝内。几天后,当它带着八九个猪崽儿走出猪窝时,主人才发现那只邮袋。因为没动铅封,内里的东西一点也没少。
只是,小镇上少了一个叫关学亮的人。
